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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就被当作继子女对待的儿童与那些宠命优渥的儿童相比，对待生活和同伴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一条基本的定律：残障儿童自出生起就需要不断为生存而抗争，这会扼杀他们社会情感的发展。他们不愿意融入同龄人，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和对他人的刻板印象中。身体的缺陷会带来社会或经济负担，儿童也会将自己视为家人的负担，进而表现出对周遭的敌意。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大多数残障儿童在两岁时就有了悲观情绪，他们不具备健康的同龄人在对抗游戏时所需要的身体条件，不相信自己能胜任同龄人的游戏。由于身体的缺陷，他们感觉被忽视，有明显的焦虑。我们必须铭记，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处于劣势，他是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独存于世的。当看到儿童表现出孱弱和无助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一个生命出生时都有着或多或少隐藏的自卑。或早或迟，每个儿童都会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应对生活的挑战。自卑感是一种动力，是儿童追求超越的起点。它决定个体如何获得自身安全和平静，明确生活的特定目标，为个体实现理想奠定基础。
儿童教育之基在于挖掘儿童的潜力。然而，过度的自卑感，或过强的进取心和控制欲都会影响儿童的可教育性。拥有这些特质的儿童并不鲜见，常被称为“问题儿童”。他们常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都视为挫败，坚信自己受到环境和他人的忽视。我们需要找出阻碍儿童健康发展的各种不良因素，帮助他们，避免他们误入歧途。
每个儿童都在成年人的呵护下长大，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弱小的、不能独立生活。即使是一些他能够胜任的简单任务，他也不相信自己能在不犯错的情况下完成。我们大部分的教育误区就由此产生。当成人的要求超出了儿童的能力范围，儿童就会表现出无望感，有些儿童甚至能意识到自己的弱小和无助。有些儿童被家人视为玩具，还有一些儿童即使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也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小心呵护。父母和成年人的这些态度让儿童相信，只有在取悦或惹怒长辈时才能体现他们的力量。儿童因父母抚养过程中产生的自卑感会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加强。这时，儿童会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他必须安静乖巧懂礼貌，人们只见其人未闻其声。
很多儿童是在担心自己受到成年人嘲笑的恐惧中逐渐长大的。嘲笑一个儿童与犯罪无异，会对儿童的心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表现在他成年后的行为习惯中。我们很容易识别出一个童年期备受嘲讽的成年人，因为他仍无法克制自己对遭受嘲笑的恐惧。此外，成年人的信口开河也会对儿童造成不利影响，会使儿童不仅怀疑自己所接触的环境，还会质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有案例记载，有些儿童总是在学校毫无缘由地大笑，当问其原因时，他们说：“爸爸妈妈总拿学校来开玩笑，我们也不用那么认真。”
自卑感决定着个人生存的目标。我们自降生后就渴望受到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关注。个体在自卑感中不断追求认同，实现超越。
社会情感发展的深度和质量有助于个体确立优势目标。如果没有对个体的社会情感和优势目标进行比较，就不能对儿童或成人的心理发展妄加论断。如果个体的目标十分系统明确，达成目标就是他的社会情感如优越感、价值感等发展的重要前提。个体的目标为主观感受赋予价值，将个体的社会情感联结、整合，塑造、引导创造力，并决定记忆内容的取舍。个体的感觉、情绪、情感和想象相互关联，受到个体既定目标的影响，引导这些心理现象的变化和选择，尽管这个影响程度很难量化。这些心理现象实际上是以隐秘的方式表现个体的终极生活目标。
与其他科学中使用的虚拟假设类似，个体设定的目标也是人为创造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是一个设想。但是，目标设定十分必要，它可以引导个体的心智逐渐发展成熟，正如地球的本初子午线，实际并不存在，人为设定后却有着重要的价值。在面对个体心理上虚构的目标时，即使它并不存在，我们也要坚持最初的假设，通过它来引导我们的行为，以实现个体的相对价值。根据这一预先设定的目标，在朝向目标过程中个体产生的不同感觉和情绪就可以进行划分。
基于此，个体心理学创造了启发式的系统：该系统关注个体行为的产生和理解，认为个体的行为以遗传为基础，是努力实现生活终极目标的过程，个体行为最终影响群体关系的确立。经验表明，个体所设定的理想目标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大量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来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活。心理活动的目标不只是哲学假设，更是基本事实。
个体不择手段渴望获得权力是社会文明的最大公敌，如何有效避免这种现象是个难题：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儿童是很难接触的，只能在他长大后在生活中尝试给予一些引导和改善。但是，与这个阶段的儿童共同生活的成年人常更为注重儿童社会情感的培养，而忽视儿童所进行的权力游戏。
有效避免儿童陷入权力游戏陷阱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儿童的争权夺利并不是公开进行的，而是更温和、更隐蔽。他们不希望被成年人发现。如果不能有效限制儿童对权力争夺的渴望和行为，儿童的心理发展会出现退化。寻求安全和权力的驱力过强，以征服世界为目标可能会使儿童从勇敢变为冒失，从顺从变为懦弱，从善变变为叛逆。征服环境的最终目标还会给儿童所有自然的感受和情感表达都蒙上虚伪的面纱。
教育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补偿儿童的不安全感，包括传授他一些技能使其安身立命，赋予其独特的视角理解世界，以及为他提供同伴团体促进社会情感。所有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成长中的儿童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教育过程中，儿童灵魂的变化可以通过性格特征的发展表现出来。个体现实中的劣势尽管对于个体的心理能量而言十分重要，但并不是衡量个体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标准。因为个体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自卑的理解。
儿童或成年人很难做到在各种特定情境下都能对自己进行正确评估。有些儿童在复杂的环境中长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自卑感的解释偏差。有些儿童则能更好地评估和解释自己的现状。总体而言，儿童对自卑感的解释从变化不定到稳定，最终形成明确的自我评价。这种稳定的自我评价会在儿童的行为模式中保留下来，儿童对自卑感的补偿行为会朝向当前或将来的某个生活目标。
自卑感的心理补偿机制是为个体消除自卑感带来的痛苦，这一点与生理机能的补偿类似。例如，当循环系统功能不良时，心脏为了达到相同的射血量，会不断扩大使得单位时间内的心输出量不变。同样，个体在自卑感的压力下，或者因无望和渺小感到痛苦时，灵魂会调动一切资源来处理“自卑情结”。当儿童的自卑感过强，感觉无力弥补自己的弱点时，他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损害。因为这时他会对自卑进行过度补偿，不再仅仅满足于恢复心理平衡，而是希望自己站在权力的巅峰！
过分地追求权力和优越感是病态的。当个体出现这种心理病态时，他不再满足于生活中普通的人际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采取更为夸张的行动，包括为确保自己的地位不择手段，行为上也更急躁、冲动和富于暴力，不顾及他人。拥有这种病理性驱力的儿童很容易辨别，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表现为过度活动，习惯通过进攻来防御，对环境表现出更多的敌意。
更糟糕的情况是，有些儿童追求权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与他人发生冲突，这使得他们的野心貌似正常。然而，当仔细审视这些儿童的行为和成就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野心是带有反社会性质的，他们将别人视为自己的障碍，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并无益处。逐渐地，他们其他的性格特征也会表现出反社会的色彩，这些特征包括骄傲、虚荣，通过抬高自己来贬低他人，或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征服他人的愿望，与他人保持距离，等等。这些个体不仅会对环境感到不适，也对环境中的他人感到不满。所有这些性格特征会使他们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体验不到生活中的任何快乐。
有些儿童希望确保自己在环境中的主宰地位，会抵触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和责任。个体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与同伴的疏离程度，能反映权力欲很强的个体和理想型的个体的差异。如果想成为一个能够敏锐洞察人性的人，我们应该关注身体缺陷和自卑感在个体性格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困境是导致人格缺陷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获得人性的真理，认识到人在正常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价值，我们就能很好地发展社会情感，从容应对困难。我们会帮助他人，理解有生理或性格缺陷的个体所表现出的愤怒，因为他们无从选择。我们可以为他们分担，因为我们在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困境中也充当了一部分角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改善他们的敌对情绪。
我们不应该认为有性格或身体缺陷的人是退化的、无用的，应该被遗弃的，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朋友，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感受到平等的环境。可以想象，一个人外表丑陋，身体残缺会让你不适，你对他的反应是衡量你受教育程度的优良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是否形成完全公正的社会价值观，是否有着和谐的社会情感，是判断他对社会文明发展贡献的重要标准。
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人自出生起就感到生存艰难，对世界悲观。还有一些生理缺陷并不明显的儿童也会由于一些事件体验到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的人为加强使他们的消极态度与那些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儿童无异。例如，当这些儿童面临困境时，人们没有及时给予关怀，反而十分严厉地教育他们，就会导致不幸。早期扎入他们心里的刺永远无法拔除，所经历的冷酷无情也会使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坚信自己生活在无爱的世界，也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患者总是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言一行都至关重要。他与妻子的关系十分糟糕，双方都以压制对方为乐，常因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摩擦。在他们不断争吵、互相责备的过程中，关系日渐疏远。他与朋友的关系也不融洽。妻子和朋友都觉得被他的控制欲压迫得无法喘息。
通过了解他的个人生长发育史，发现他17岁之后就停止发育了，仍保留着小男孩的声音，没有胡子和体毛，在同龄人中身材矮小。现在他36岁了，外貌上有着男性特征，岁月似乎已经弥补了他17岁时未完成的发育。但经历了近8年的发育受挫，他已经不相信自己能恢复正常。成年期他也备受煎熬，认为自己只能停留在孩提阶段。
患者当前的性格始于幼年时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他现在想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希望引人注目。婚后，他不断想让妻子相信自己比她想象的更为强大和重要，而妻子却不断地证明这一点是错的。这种矛盾在他们约会时早有端倪，现在并无好转，并且冲突更明显。离婚后，患者来看医生，因为他的自尊备受打击。为了让自己痊愈，他向医生学习去了解人性，学习去感谢自己之前犯过的错误。他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生活完全是由于对自卑感的错误评价所致。
通过临床案例可以发现，个体的童年期印象与当前的主诉密切相关，两者的关系有点类似数学公式。个体生命的图式实际上是描述心理活动的发展曲线，曲线中包含个体从小到大所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有读者会认为，我们过度简化和轻视人类的命运，我们倾向于否认每个人是命运的主宰，否认自由意志和公正。迄今为止，我们确实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此外，我们发现始于童年期的行为模式在成长过程中只会出现微调，它的本质内容、驱力和内在含义是稳定不变的。在临床案例中，我们必须了解个体童年早期的经历，由此推测个体的心理发展方向，以及为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个体在童年早期所感受到的压力会影响他的生活态度，并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人们对生活的态度通常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很少发生改变，对这种态度的稳定性我们没必要惊讶，虽然人们长大以后的生活方式和婴幼儿时期有很大差别，但是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将婴幼儿置于一个难以形成错误生活观念的关系之中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身体的力量和韧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教育者的人格特征也同等重要。婴幼儿的早期阶段，儿童对生活的反应是无意识的、反射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随后的生活中，他们的反应变得越来越趋近于目的性。在生命之初，个体的需要因素会决定他的痛苦与快乐，但是随着能力的获得，个体慢慢学会了规避和逃脱这些原始需要带来的压力。这种现象多出现在自我发现的时候，也就是儿童开始用“我”来指代自己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儿童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和环境之间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关系。这个关系绝不是中立的，它强迫儿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幸福感和完美感的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其实，个体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统一体。在治疗个案时，必须从人格的整体性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个体的一些矛盾行为。例如，一些儿童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大相径庭，或是一些成年人有着矛盾的性格特征，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真正的特质。同样，表面上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如出一辙，当研究他们潜在的行为模式时，会发现他们大相径庭。有时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同样一件事，其实可能做着完全不同的事，而有时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在做不同的事，他们可能实际在做同一件事！
个体心理活动的表达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指向的整体目标来对个体的心理活动进行评估。将一个心理现象置于个体整个生活背景中考虑，才能理解它的基本含义。只有明确了个体的每一个心理表现均是他整体行为模式的单一反映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心理活动。
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以追求一个生活目标为基础，并一直受到目标的制约。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判断个体可能出现重大偏差或错误的方面。人类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特定的模式，利用自己的外显成就和心理能量，来加强自己生活模式的意义。这时，我们不再去客观验证事情的真伪，而是无条件地接收、转换和吸收所有来自自身意识的阴暗层面和无意识感知的想法。当然，只有科学能够最终阐释这个过程，或许也只有科学能够改变这一过程。以下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分析来进行总结、归纳之前提到的多个个体心理学的概念。
一名年轻妇女前来就诊，她牢骚满腹，抱怨自己每天琐事缠身。她是一个急性子，进诊室后不停张望，向医生倾诉自己现在即使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也会烦躁不安。她的家人和朋友提供的信息是：“她对任何事情都过于上心”，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不堪重负。这个患者给医生的整体印象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是很多人共有的特质）。
现在我们来对这个案例进行分析：患者倾向于将每个简单的任务考虑得相当复杂和重要，这种行为会给周围人或她的婚姻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实际上，这种倾向给他人传递了一种暗示——不要给她强加任何工作，她连最基本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由于我们对这位患者的人格了解并不很充分，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暗示和其他合适的方法来旁敲侧击，鼓励她进一步表达自己，而不要让她感到受人支配，从而表现出敌意。一旦帮助她建立了信心，从她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逐步得出结论：患者的整个人生似乎都只关注于一个单一目标，就是她丈夫，她需要被丈夫捧在手心呵护，她希望不用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我们推测，患者当前所有的一切必定事出有因，可能源于过去的某个时候，她有过类似的要求。她之后进一步的叙述证实了这一推测：多年前的某段时期，她特别需要家人的温情，却没能如愿。所以，在目前的婚姻关系中，她想要被关心和照顾的愿望被加强，并试图通过一些症状表现获得关心，防止以往自己渴望温暖和情感不能得到满足的情景再现。
我们对患者这种行为模式的评估在她对以往经历的描述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她曾有一个与她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的朋友，这个朋友想离婚。有一次，她去朋友家中，看见朋友用厌烦的语气对丈夫说，她做不了晚餐。朋友的丈夫非常生气，用尖酸刻薄的话来指责朋友。患者提到这件事情时说：“当我不愿意做晚餐时，没有人会指责我，我从早到晚都在奔忙于工作。即使我没能及时准备好午餐，大家也不敢对我抱怨，因为我表现得非常积极，手忙脚乱，还经常发脾气。难道我的这种方式不对吗？”
现在患者的心理活动模式已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她试图用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来展现她的优越感，同时又以恳求的姿态要求家人对她宽容，避免指责。当这种模式让她成功免于指责时，这种行为模式就固定下来。然而，她恳求别人宽容的同时又试图控制他人的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婚姻关系中的矛盾就会应运而生。在家里很多事情她都会“小题大做”，让家人觉得她需要处理很多事情。在她需要把所有的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压力下，她会头痛，睡眠质量不好。即使是接到一封邀请函、一个电话邀约，对她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她都需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来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准确预测在应对这些事情时她的行为模式：要么因无法出席而致歉，要么就是赴约时迟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她社会情感的发展也因此受限。
在婚后，夫妻互动中所采用的恳求模式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丈夫由于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必须出差或者出席一些社交场合，在丈夫离开的这段时间，妻子就得不到丈夫的温柔和体贴。这些情况在婚姻中经常出现，婚姻法中照顾家庭是丈夫应尽的义务，丈夫应该多待在家。尽管履行这种义务有时是愉悦的，但对于每一位职业男性而言也是难以忍受的。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使得夫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以这位患者为例，当晚上她丈夫晚归时，他试图小心翼翼地上床睡觉以免吵醒妻子，可是却发现妻子仍然醒着，眼神中满是责备。
至此，患者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但是，这种行为习惯并不限于女性，很多男性也存在类似的模式，个体对他人关心和照顾的特殊要求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上个案例中也出现这种情况，丈夫因为应酬需要夜不归宿，妻子对他说：“你很少出去玩，那就尽情玩不用太早回家。”虽然妻子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其含义却非常值得琢磨。这些话貌似推翻了我们之前对她的整体印象，但是，经过仔细推敲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关联。这位妻子非常聪明，没有对丈夫提过分的要求，表面上看起来她很迷人，性格完美，实际上她的话颇具深意。这是妻子对丈夫下的最后通牒。虽然现在她“允许”丈夫晚归，但言下之意是如果丈夫自己不愿意回家，她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她的话以退为进。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她成了婚姻关系中主导的一方。她的丈夫尽管去出席社交场合，但还是服从于妻子的愿望和意志，尽早回家。
因此，患者对关心和照顾的渴望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只有当其具有主导地位时，她才能处理当下发生的事情。在她的一生中，她想掌握主导权，不甘屈于人后，也绝对不允许任何指责来撼动她的地位，她是自己小世界的中心。我们还发现她在多种情境下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例如，当她要找新佣人时，她会非常焦虑，因为她急于知道自己能否支配新佣人。当出去散步时，她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安全环境，到了一个新地方，感觉到大街上突然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控制之下，包括她不得不躲避每一辆汽车，这时她会表现得非常顺从。结合她在家中的“专横跋扈”，我们不难理解她在陌生情境下表现出紧张的原因和意义。
这些性格特征有时会让患者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愉快，很难想到她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正如有些人害怕坐有轨电车，因为有轨电车不受他们意志的控制，这种影响会非常大，最终导致他们不愿出门。
这个案例中我们还能看到童年期印象对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印记。事实上，从这位女患者本人的立场出发，用她的这些方式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并无不妥。如果个体始终在高强度的压力下生活，她的生活目标却是追求温暖、尊重、荣誉，经常表现出自己负担很重，那么感到精疲力竭确实是达到目标的好方法：既可以避开批评指责，又可以迫使家人对她态度温柔。
追溯患者的童年早期经历，在学校时她就出现了类似的行为表现。每当她不能完成家庭作业时，她就表现得焦躁不安，使她的老师不忍心对她苛责。她是家中长女，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人偏爱弟弟，她与弟弟经常产生冲突。令她更气愤的是，尽管刚入学时她的成绩优异，但家人更关心弟弟的学业成绩，对她的成绩却漠不关心。最后，她忍无可忍，不停地抱怨家人对她的不公。
因此，患者一直在追求平等是源于她的童年早期经历。她很早就感到自卑，并一直在努力尝试克服。在学校，她的自卑感没有获得合适的补偿，她就变成了一个坏学生，试图通过和弟弟比谁在学校表现得更糟糕来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这些都是有意识的行为表现，因为她曾公开对父母宣称她想做一名坏学生！
有意思的是，她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她在学校的糟糕表现而烦恼。因为小妹妹的问题，她突然在学习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的原因是，小妹妹在学校的表现也很糟糕，但是妈妈对妹妹和弟弟一样关注。原因在于患者仅仅只是学习成绩差，而她的妹妹不仅成绩不好，还有品行问题，所以妈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妹妹身上。相比学习成绩差，父母更关注儿童的品行问题。
患者争取平等地位的战斗暂时失败，生活貌似恢复平静，但她不能忍受这种平静如水的生活。这时，促使她性格特征形成的新的驱力和行为模式不断出现。她会小题大做，她常常表现急躁，以及渴望表现出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她想通过这些行为模式获得父母的关注，同时表现出对父母不能一视同仁的责备。患者童年期形成的这种基本态度影响持续至今。
追溯患者童年更早期的经历，她提到一件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在3岁时，她用木头佯装打刚出生的弟弟，希望母亲关注她，阻止她对弟弟做出更大的伤害。在那时患者已经发现她被忽略，仅仅因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她清楚地记得，她曾无数次期盼自己是一个男孩。弟弟的到来不仅迫使她离开温暖的家庭小窝，还让她感觉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作为一个男孩，弟弟得到的照料远远超过她。在她努力对自卑感进行补偿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就是表现出自己工作繁忙。
我们还可以通过释梦来发现患者的这种行为模式在灵魂中留下的印记。患者曾梦见在家中和丈夫聊天，但是丈夫看起来像一个女人。这个细节象征了她惯用的行为模式，意味着她和丈夫地位平等。丈夫不再像弟弟那样是一个拥有主导权的男性，却像女性一样。她和丈夫之间没有身份、身高的差异。通过这个梦，她实现了自己曾经在童年时所期盼的愿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勾画出患者心理活动发展的轨迹，发现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形成关于她的整体印象。患者的性格特征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试图以温柔的方式来获得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