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他的使命

马克思和列宁都坚决主张依靠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革命，而后者却认为既然新的帝国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资本主义的互相厮杀，将为苏维埃国家提供消灭它的最好时机。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上述学说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它对“务实”的，而且据说已经变成“红色沙皇”的苏联领导人完全不适用。这种观点或许符合斯大林死后的情况，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却并非如此。

在20世纪70—80年代，苏联诗人丘耶夫与已经被赶下台的前第二号人物、公认的斯大林最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建立了私人友谊，进行了139次交谈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成为我们通向斯大林时代领导人内心世界的窗口。虽然对于一些敏感的机密，莫洛托夫依然守口如瓶，但却并不掩饰对于国家政策的态度和观点。

这个和斯大林共事41年的人对于斯大林并非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嗤之以鼻，他告诉丘耶夫一句斯大林在小范围内说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消灭帝国主义 。”在另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则引用《共产党宣言》阐述他们的观点：“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这正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

继承列宁遗志、用具体措施实现伟大梦想的高加索小城贫贱鞋匠之子斯大林，和出身小康人家、充满了民族“浪漫主义”的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当少年希特勒还沉浸在日耳曼神话幻想中时，已经是职业革命者的斯大林正在冰天雪地、环境险恶的西伯利亚流放地与大自然作着斗争；当希特勒在西线的战壕里充当炮灰时，斯大林已经在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被称为“最伟大的平庸者”的斯大林，没有希特勒那样的天赋和敏锐的直觉，也不会凭借狂热的情绪去歇斯底里地蛊惑人心。但他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来实现目标而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也有着足够灵活的手段来利用各种因素。他不惜与包括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在内的敌人结成暂时的同盟并充分利用他们，也很乐意于把自己打扮成沙皇来鼓起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为其所用。甚至他的敌人丘吉尔和希特勒都将他当成最伟大的领袖来崇拜。

对约瑟夫·维萨里扬诺维齐·斯大林来说，继承故去的列宁成为苏联新的领导人并实现伟大梦想并不轻松。苏联不像战败国德国那样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但这个新生政权被整个西方世界仇视的程度却远远超过了德国。俄国在战前就远远落后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大规模残酷内战又带给它空前的毁灭。

固然，输掉战争的德国付出了630多万人的生命，工业产值下降了43%，还遭到战胜国的勒索。但战火毕竟没有蔓延到其本土，国家元气并未受到大的伤害，因此德国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损害最小的欧洲大陆国家。按西德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战争损失轻微的德国经济在10年内就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旧帝国政府机构没有被革命推翻，军队虽然被迫进行压缩，所花的军费却比维持1914年的德皇军队还要多得多。

而在俄国，战火燃遍了全国，吞噬了1400万条生命，城市和乡村被化为废墟，国家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当硝烟散尽，巨大国家广袤的大地上遍布着断壁残垣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经济基础遭到无情的摧残，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活下来的人生活在物资和食品的极度匮乏中，即便得到特别供给的红军，每人每星期也只能得到一公斤长了绿霉，而且还掺着碎布片、绳头的黑面包。在东方学校，吃着同样伙食的中国学生甚至上四层楼都感精疲力尽。而无数被战争剥夺了一切并变得来历不明的人——刑事犯、旧军官和贵族、孤儿——则在四处游荡。暴动、叛乱此起彼伏。西方世界之所以放松了对红色俄国的进攻，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们认为遭到重创的俄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超级兵营：苏联的重建与战略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苏维埃政权首先要做的是重建国家。为此他们暂时和西方达成妥协，建立起国家关系，恢复经贸往来。在国内，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被老布尔什维克称为“杀不绝”的资产阶级和灯红酒绿的生活重新出现在革命了的莫斯科街头。但过渡是暂时的，在列宁死后，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巩固，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来了。

斯大林在1927年的讲话成为新时代的宣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

那么战争该如何进行呢？按照20世纪2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由于“存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要在这一场竞赛中受到考验”。苏联与强大的资本主义敌人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的将是一场长期全面的战争。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在政治、经济整体实力上的较量。为此，苏联必须真正将国家的全部力量用于战争的准备。按斯大林在1933年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说法：敌人“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因此“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高速度”。

要实现高速的工业化，首先需要大量的钱。对几乎一无所有的俄国来说，只有地里打出的粮食和原材料能够换钱。但小生产者的农民不会轻易交出粮食，他们曾嘲笑亲自下乡收粮的斯大林：“你要给俺跳个舞，俺兴许给你点粮食。”

斯大林当然不会去跳舞，而是用铁腕建立了集体农庄。在付出巨大的人道代价后，粮食终于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源源不断地出口来换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俄国的艺术品和沙皇的珍宝也被拿来从西方富豪手中换钱。到1936年，为了得到伦勃朗、鲁宾斯等艺术大师的杰作，包括著名美国百万富翁古尔本·凯恩和美国前财政部长梅农在内的阔佬们付给布尔什维克一亿多美元。

从各种渠道弄来的钱大都被用于大量进口机器和引进技术。在1932年，英美两国全部出口机器设备的一半都被苏联人买去。大量失业的国外技术人才被招募到苏联。到1932年已有外国专家1810人，技术人员10655人在那里工作。西方经济危机为苏联创造了不少机会。

为了尽快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备，工业建设重点被放在直接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上。在战前13年，苏联国防拨款达1701亿卢布，而同期工业总投资也不过1850亿卢布。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工业突飞猛进，烟囱越来越多的同时，日用品和食物却依然极度匮乏，“我们没有猪肉、没有牛奶、没有黄油、没有面包、没有菜汤，但我们有米高扬”的笑话到处流传（在俄语中，上述各词均以M开头，米高扬当时负责国内供应）。在合住的房子里，人们得排队上厕所。苏联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德国，甚至是战争中的德国。

但爱发牢骚的人民承受下了这一切。这决非单靠所谓“红色恐怖”就能做到的。因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懂得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虽然斯大林只是把这个民族当作“世界革命”的工具。而苏联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则保证了国防建设不受干扰地进行。对于靠妥协上台的德国纳粹党来说，这种干扰是无法避免的。

在亿万人民的努力下，斯大林所要求的高速度得到了实现。从1926年苏联“进入直接工业化时期”开始，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在一战前工业仅排名世界第五、产值仅相当于德国的17.2%、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旧俄基础上，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据称已奇迹般地跃居欧洲第一，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但这种在“高速”中建立起来的工业虽然总量庞大，却也极不完善。1940年法国驻苏联大使对此的评价虽然偏激却不无道理：“英国发达的工业是长期逐渐正常发展起来的，而这里（苏联）不是报道1个工人看管20台机床，就是报道1个工人超额完成任务300%，生产出来的全是废品。”考虑到工业质量的差距，西德经济研究所后来也认定战前苏联工业水平依然落后于德国。

工业如此，在军队的建设上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通过加强教育、全民性质的普及军训，为红军储备了数量众多的掌握武器操作的人员。群众性国防组织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拥有1300万会员。300多所航空、滑翔、汽车摩托化俱乐部则使几十万人（包括约10万初级飞行员）掌握驾驶坦克和飞机的基本技能。许多人在这些夜校和俱乐部经过一年理论学习后，便被获准开着轻型飞机翱翔于蓝天。

集体农庄的几十万拖拉机手为未来的红军机械化部队提供了庞大的后备力量。甚至在公园、儿童乐园都大量设置了射击俱乐部与跳伞塔。苏联还维持着一支数量庞大、并且不断扩充的军队，其人数从1933年的85.5万人增长到1939年1月的194.3万人。

但和德国相比，苏军中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却极为缺乏。即使在只有10万陆军的时代，德国仍然保持有一支高素质军官、士官的队伍。在1929年，每1000名德国军人中就有100名军官、30名中士和至少400名下士。在军队编制之外，还有大量退役的军官在拿着高额退休金，各种秘密军事组织在1935年以前就储备了700万后备人员。这些人为建立庞大而精良的军队提供了保证。

而在苏联，革命风暴早已消灭了俄国旧有的军官团，少量留存下来的军官也不受新政权的信任，而新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红色指挥员还缺乏素养和经验。财政上的限制以及劳动力的短缺使红军的地方部队有90%的人员不脱离生产，每年只是接受短期集训，仅有民兵的战斗力。

军队的扩充也受到了战前外交政策的影响。希特勒的重整军备可以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号下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执行大陆均衡政策的英国的默许和“谅解”。利用这种“谅解”，德国人甚至可以侵吞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并进行局部动员。而在遭到整个西方仇视的苏联，为了防止“十字军东征”和彻底被孤立，任何军事措施都来得格外小心翼翼并严加保密。作为这种韬光养晦的代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苏军总兵力虽然达到了200万人，却仅相当于德军人数的一半，而战斗力低下的地方师才刚刚废除。

1936年开始的大清洗对苏军战斗力的影响超出上述因素。四万多名作为军队骨干和精华的红军军官被迫害。斯大林或许认为通过肃反可以巩固他的政权和军队，使之更加坚强和稳固，但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却超出了他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