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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德国人的战略欺骗是否取得了成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也包括苏联的战略判断，都不会建立在某一项情报的基础上，而是从众多虚虚实实、自相矛盾的材料中分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报分析解读，其实要比情报搜集来得更为重要。
苏联人在1942年春季的情报搜集和判断倒还算比较准确。1942年3月18日，苏联军事侦察机关向总参谋部汇报了下列情报和分析意见
：
在1942年1月1日—3月10日期间，德国军队调动了35个师和大量物资（德军实际调动了近20个师）。这证明德国人正在准备春季攻势。这一攻势很可能得到日本人和土耳其人的配合。
德军新攻势的重点，将先是占领高加索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线，然后再向北夺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德军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切断苏联与盟国的联系，还要夺取苏联的石油资源。做到这两点的话，就算不能完全击溃苏联，也能使苏联失去战略作用。
德军的具体战术安排将是：“在北方实施辅助突击，同时在战场中部对莫斯科实行佯攻，而把春季进攻的重心摆在战场的南段……”
报告的最后结论是：“德国准备在东线发动坚决进攻。这个进攻将首先在南段展开，下一步则向北方扩展。德国及其盟友一道为春季进攻提供了65个新师，春季进攻最为可能的日期是1942年的4月中旬或者是5月初。”
5天以后的3月23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又接到了下列情报分析：“敌人将在南段实施主要突击，其目的是越过罗斯托夫冲向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再从那里突向里海。德国期望以此来获取高加索的石油产地。如果向斯大林格勒附近伏尔加河进军的这一战役得手，德国人打算沿伏尔加河向北推进。德国人不仅竭力要在这年夏天前出到伏尔加河和里海，而且将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动主要战役。因为占领这两个地方事关德军指挥部的威望。”
综合上述两份材料看，苏联人在1942年初对德军动向的基本判断是：德国人将在春天发动进攻，首先攻占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掠夺苏联的石油资源，然后再进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在装甲车上观察战场情况的德国陆军和空军军官们
在这些情报分析的基础上，苏联最高统帅部开始就1942年的红军新战略展开讨论。这一时期，苏联的军事战略问题，一般先经过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库兹涅佐夫讨论，形成原则性决心后，再交付苏共中央或国防委员会审查，然后由总参谋部在参考各方面军、总后勤部、炮兵、空军、装甲兵司令的意见后，制订出详细计划。
当然，作为苏联领导人的斯大林，对最终战略无疑具有最后的仲裁权。而在他的心目中，尽管德国人可能在南方首先采取行动，莫斯科却依然是敌人最主要的目标。他相信，德军很有可能会依托维亚兹马-勒热夫突出部，再度进攻苏联首都。因此，苏军大部分预备队被集中在莫斯科方向。斯大林的看法显然与苏联情报部门有很大分歧。但苏联体制下，没有人敢否定斯大林。军队和情报部门反而尽量让自己的结论符合领袖的胃口，哪怕是“拐着弯”去迎合。于是在1942年初出现了这样的倾向：无论各单位自己怎么想，结论都要强调莫斯科的重要性。
苏联人在竭力猜测德国人进攻方向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新的一年，红军到底是应该进攻还是防御？鉴于苏军实力还不够，在3月中旬，苏联总参谋部制定的1942年战略构想是：积极防御、积蓄预备队，然后转入坚决进攻。为此，苏军将在1942年5—6月前建立强大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军。
不过对苏联人所谓“积极防御”，似乎不能够按照常理来理解。因为无论是斯大林个人，还是苏联人全体，从骨子里都对防御深恶痛绝，而对进攻心驰神往。如果说当时苏联的战略真的是所谓“积极防御”，那么这种防御其实就是一系列从北到南的大规模进攻。在1941年已经筋疲力尽的红军，将把那些仓促拼凑起来、缺乏训练的部队集中起来，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利戈夫—库尔斯克、斯摩棱斯克，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等地区，不顾一切地发动进攻。
这种进攻思想在1942年1月10日斯大林本人的指示中得到充分体现
：他过分乐观地认为，德国人由于损失惨重，在春季到来前将不会有预备队，而苏军则将拥有大量新的预备队。所以，苏军必须不断进攻，在春季前把德国人的最后部队消灭掉，然后在1942年“彻底粉碎”德军。
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1942年的东线中段和北段，与其说是苏联人以“积极防御”消耗了德军兵力，倒不如说是德国人以“积极防御”对抗苏联的“积极进攻”，并且消耗了大量的苏军兵员。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如此，苏联人还是能够奇迹般地再度集中起强大的预备队。考虑到苏联在1941年已经遭受的巨大损失，我们不得不叹服这个民族的超强动员能力。
在上述基本战略指导下，苏联最高统帅部开始制订具体战争计划。在计划的制订过程中，一些苏联前线将领体现出来的“进攻精神”，并不比斯大林逊色。
指挥苏德战场南翼的西南战略方向总指挥铁木辛哥元帅就是这样一位前线将领。在1942年3月22日，他和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向大本营汇报了他们极端乐观的春夏作战展望。
铁木辛哥他们首先回顾了此前的战局：通过冬季反攻，红军已经在战线南翼成功地打乱了敌军正常的战役布势，消耗了德军所有的战役预备队，迫使敌人分散配置各师，乃至一些独立营——在没有预备队，没有人员和兵器补充的情况下。德军无法在南线采取大行动。
接着他们判断，在春季，德国人有可能对莫斯科发动新攻势。为此希特勒将在西方方面军的左翼（戈梅利以东和布良斯克地域）集结起突击集团，从南面和东南面迂回莫斯科，向高尔基地域的伏尔加河推进，把莫斯科与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的重要工业和经济中心隔离开来。而在南方，德军力图攻占顿河下游，夺取高加索的石油产地。为此，他们将从库尔斯克地域向沃罗涅日发动辅助突击。德国人的进攻将在5月中旬开始。届时，德军在南线将有庞大军团。
分析了德国人的动态后，铁木辛哥表示，西南方向的红军不应该顾及德军的进攻可能，而应该通过积极进攻，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在春夏之际击溃当面的敌人，进军第聂伯河中游（戈梅利、基辅、切尔卡瑟），并推进到切尔卡瑟、尼古拉耶夫一线。
从德国人实际形成的计划看，铁木辛哥他们对德军进攻方向完全判断失误：德军并没有如预测那样在西方方面军左翼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恰恰是把主攻方向放在被认为只会遭到“辅助突击”的沃罗涅日。但从另一方面说，铁木辛哥毕竟看到了沃罗涅日和高加索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实际上，铁木辛哥他们把话说得拐弯抹角，甚至自相矛盾，结论倒是很明确，就是暗示南线其实比中部更重要。而这可能会冒犯斯大林。这或许就是铁木辛哥他们含糊其辞的理由。
为了上述计划得到批准，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巴格拉米扬三人还在3月27日、28日跑到斯大林那里
。按照什捷缅科的说法，这三人在领袖面前“用脑袋担保”计划能够获得成功
。
铁木辛哥等人的“高昂斗志”和“充分信心”，最终换来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并将该计划交付1942年3月底（有些资料称是在3月30日）召开的春夏战局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由斯大林本人主持。与会的有“老同志”伏罗希洛夫，受到他支持的雄心勃勃的铁木辛哥和他的助手巴格拉米扬（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巴格拉米扬是计划的实际制定者）；头脑清醒但重病缠身、不断咳嗽，由于心绞痛而总是不自然耸肩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以及即将取代他的华西列夫斯基；铁木辛哥的主要竞争对手朱可夫。这两个人在冬季反攻中的功劳旗鼓相当，发言权也不相上下。铁木辛哥资格更老，但朱可夫上升势头更快。而且总参谋部总是比较偏向朱可夫。
在会议上，铁木辛哥的攻势计划遭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质疑。波什尼科夫就是如此。他以手头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提供给西南方向为理由，主张目前最好还是积极防御。而朱可夫则主张仅仅在他负责的中央（苏联所谓“西方战略方向”）战区发动进攻，至于包括铁木辛哥负责的西南战区在内的其他战略方向，最好还是先防御为妙。
斯大林对沙波什尼科夫和朱可夫等人的“消极”意见很不以为然。朱可夫回忆称，斯大林还打断了沙波什尼科夫的话，颇为激动地表示
：“我们岂能坐等德寇首先突击！必须在宽大的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的突击，这样才能摸清敌人的准备情况。朱可夫提出的在西方方向上展开进攻，而在其他方向上实施防御，我认为这是个不彻底的治标办法。”
其他一些与会者的说法与朱可夫有所不同。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都强调斯大林忽视了铁木辛哥呈送的情报。这一情报强调德军在东线南部战场将使用规模可怕的力量，包括102个师（9个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3100辆坦克、1000架作战飞机。斯大林完全没有被这些可怕的数字所触动，反而给中部战区（主要由朱可夫负责）的军队要远远多于给铁木辛哥。
斯大林也不能对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的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会议最终以各方的妥协结束。斯大林亲自否定了铁木辛哥大规模进攻的“宏伟计划”，取代以一个局部的、较小范围的战役计划。其目的在于击溃德军哈尔科夫集团，夺回哈尔科夫。
按什捷缅科的理解，斯大林对春夏战役的构想是：就算德军把重兵集中在南方，目的也是为了迂回莫斯科。为了缓解莫斯科的压力，就需要铁木幸哥发动一场牵制性战役来削弱德军。用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要铁木幸哥既搞防御也搞进攻
。而既然是牵制性战役，斯大林自然认为没必要给铁木幸哥太多的军队和武器。而应该把更多力量放在莫斯科正面。据说斯大林还特别向铁木辛哥强调：别指望动用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
基于斯大林这套很奇特的战略构想，苏军自己的1942年春夏战局计划也出台了：
计划首先规定了红军的春季任务。原则上，苏联在1942年春末夏初（4—6月），必须暂时实施战略防御，积蓄预备队，以便从夏季开始展开新的进攻。但这种所谓“防御”，实际上是由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阔战线的一系列“局部”进攻战役组成。虽然名义上这些进攻仅仅只是为了巩固冬季战局的战果，破坏德军的夏季进攻准备，但其规模之大，攻击目标之深远，实际上早就超过了“局部”进攻的范畴。
这些“局部”进攻具体包括：在4月20日命令布良斯克方面军，在5月初于库尔斯克—利哥夫方向，以两个集团军和一个坦克军的兵力展开行动。目的是夺取库尔斯克，切断库尔斯克—利哥夫铁路线（这次进攻后来被取消）。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部分兵力将实施上面提到过的哈尔科夫战役。与此同时，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还要为夏季开始的大规模联合进攻战役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要夺回顿巴斯，并推进到第聂伯河一线。
在克里木，红军必须把德国人完全肃清（克里木半岛的具体战况参见“东线”系列第4卷）。
在苏德战场中部地区，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奉命拔除德军盘踞的勒热夫—维亚兹马突出部，然后进攻斯摩棱斯克。在上一个冬季，苏联人为了消灭这个突出部曾经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使大量部队陷在敌后。而在春季，苏联人其实也同样无法达成目的。
在北方，西北方面军部队必须消除深入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接合部的杰米扬斯克突出部。这个任务同样是冬季战局留下来的棘手麻烦。
在北极方向，卡累利阿方面军的部队将发动一系列“局部”战役，推进到国境线。独立第7集团军要全部肃清斯维尔河左岸的芬兰军队，并占领右岸登陆场。
在实现上述春季任务后，到夏天，苏军则将发动一系列更大规模的进攻，主攻方向将放在南翼。不过在当时，苏联人并未提出具体的夏季进攻计划。因为这个任务只能根据春季进攻的结果才能制定。
综上所述，苏联所谓“春季积极防御”，其实在计划中只能看到“积极进攻”，而对于“防御”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仅仅提出把主要防御地带的纵深增加到十至十二公里，并构筑了一系列防御地带。
其中包括：西南方向的沃罗涅日、斯塔罗别尔斯克、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一线的工事；在沃罗涅日、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和斯大林格勒等大城市的周围，也在构筑防御廓。
在西方建筑了莫扎伊斯克防线。莫斯科周围、奥卡河和伏尔加河沿岸原有的防御地区也得到了加强。
在高加索方向，早在1941年底就在顿河下游开始构筑一条从下奇尔斯卡亚镇到亚速，总长为七百公里的野战筑垒地区。沿库马河和马内奇河也构筑了野战筑垒地区。
但在1942年春季，苏联人的上述工事构筑的纵深还不大。而且由于地点选择不当，很多工事还被春天的洪水给淹没了。
在构筑工事的同时，苏联人还按照惯例部署了战略预备队。他们的任务首先是确保莫斯科的安全，其次，是击退德军在西南方向的进攻，然后转入反攻。这些预备队主要集中在图拉、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和萨拉托夫地域，也就是靠近中央方面的南部地区。
于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到1942年4月，苏德双方都已经形成了各自在下一轮战局中的计划。而能够实现这些计划的关键，还是在于彼此在战线上配置的庞大重兵集团。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1942年春夏之际的苏德两军实力进行一番详细的分析。
1942年的苏德统帅部战略决策中，间谍提供的情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前1941年的战争中，德国人依靠众多的缴获文件和俘虏口供，对苏联前线的军事态势基本上可以拼凑出一个大概面貌。但到了1942年，由于深感对苏联后方潜力实力估计的不足，以及对苏颠覆渗透（包括在高加索方向）的需要，德国加强了对苏情报工作，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前线地区。
按照苏联方面的材料，德国人为此成立了“苏联特种司令部”，设在华沙。对外的伪装名称是“希尔根东方建筑商行”。特种司令部将被占领的苏联领土划分为5个区域，成立了130多个间谍机关和60所间谍学校，这些间谍学校每年培训约10000多名间谍。这些间谍分子主要是苏军战俘和叛徒。
而根据西方史料，从1942年4月开始，2人一组的破坏分子被大量空投到斯大林格勒、沃罗涅什，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地区，其任务是切断红军的铁路线，并在德军逼近时阻止苏联炸毁油田，以及在高加索制造叛乱。破坏分子中，三分之一是德国人，其余为苏联的变节者。
在这些活动中，以1942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中部的一次规模最大。按照德国方面的资料，在5月22日，从中央集团军群阵地向苏军后方派遣了350人。这次行动在苏联史料中也有记载。他们估计德方的派遣特务约有300人（估计得很准），并查明这些特务主要来自设在奥廖尔的特务学校。他们在苏军第48集团军阵地附近活动。
被德军抓获的苏联俘虏
不过这类活动成效并不明显。德方承认，从中央集团军群阵地派出的350名特务中，只有100人得以生还，其余的不是被打死或被捕，就是自首。而且一些破坏分子在乘坐修复的苏联飞机飞越战线时，还被德国人自己的高射炮给击落了。
苏军的机枪阵地
苏联类似的行动要成功得多，规模也更大。这主要在于其在德军后方拥有庞大的游击队。这些部队除了破坏外，还担负了查明德军部署和行动的任务。由于苏联空中侦察能力薄弱，无线电侦听能力在1943年前也不强，游击队提供的德国军事态势也就变得尤为重要，而且他们在德军驻地、机场、行军道路两侧亲手数过来的坦克、飞机、汽车数量，以及从德国战俘口中获知的部队番号和实力，往往最为准确。
除在前线的破坏和侦察外，苏联还在德国国内及欧洲占领区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网。由于“红色三十年代”的影响，苏联在这方面得天独厚。1942年被破获的“红色乐队”一度成为苏联潜伏特务的代名词。他们通过设在德国和西欧的100多座电台给苏联发报，发报员被称为“音乐家”，其成员相当一部分为身居要职、出身名门的德国人，包括伯爵夫人和出身名门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哈罗德·舒尔兹—波森中尉（他曾经在德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务，不仅向苏联提供情报，而且还经常穿着德军制服，提着手枪去参加反纳粹宣传鼓动工作）。
全部被捕的117人的构成情况如下：
29%：学者、大学生
21%：作家、记者、艺术家
20%：职业军人、国家公务员、平民
17%：战时入伍的军人
13%：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
“红色乐队”和在日本被破获的佐尔格案件证明，苏联人能够以意识形态和金钱将来自广泛社会阶层（包括所谓“精英”阶层）的优秀人员拉进自己的谍报网。这一点给德国甚至战后的西方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不过“红色乐队”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并不大（至少不比没有被发现的其他几个苏联特务组织大）。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卡纳里斯认为，由于“红色乐队”的活动，导致100多名德国间谍在苏联被捕。但据一些知情人的说法，实际只有36人，10个小组。
“红色乐队”提供的军事情报价值也不大，如其在1941年12月10日向莫斯科报告，称德空军第一、第二线共有飞机21500架，其中运输机6258架，东线飞机9000架。而实际上，德国只有10000架军用飞机，其中第一线作战飞机不过四五千架，在东线部署了二三千架。“红色乐队”的情报真的不如游击队的报告可靠。
“红色乐队”的战略情报同样没有什么决定意义。其在1941年11月12日曾经向苏联报告，德军将在1942年5月1日前完成进攻高加索的准备，5月12日又报告，德军将以斯大林格勒为主要目标。这些材料虽然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德军战略方向，但在细节方面却根本不准确。看来，“红色乐队”确实有很值得注意的情报来源，但其情报判断和甄别能力很差。其成员50人被处绞刑。
通常认为，除了前线渗透外，德国没有能够在苏联建立类似“红色乐队”和“鲁西”小组那样的大型情报网，正如蒋中正的高级幕僚唐纵所评价的那样：苏联是个冷酷的民族，难以获得准确情报。但有些西方学者相信德国人在苏联内部还是有几条信息来源的。不过苏联和俄国方面的史料则认为，那只不过是斯大林用来向德国散布虚假材料的渠道而已。实际上，通过这些渠道来的材料，大都是似是而非、真假参半的东西，有时近乎儿戏（比如苏联将在1942年五一劳动节发动“总攻”云云），所以无论其是否是斯大林故布疑阵的圈套，战略价值都不高。
资料来源：《希特勒的间谍》、《间谍帝国与间谍战争》、《我的父亲贝利亚》、《希特勒与战争》、《舒伦堡回忆录》、《克格勃全史》、《苏军反间谍史》、《唐纵日记》、《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佐尔格案件》、部分俄国网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