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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日益受到全世界的推崇，并成为塑造人们心态和认知的主流模式。在乐观主义理论看来，“正面”永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反面”则“一无是处”，特别是在人们追逐自己的愿望时，只关注“正面”将会提升人们的内在能量，激发更强的行动力。然而，厄廷根教授发现，忽视“反面”，有时不仅无益于人们实现愿望，反而还会强化人们的惰性。人们的愿望有的诞生于自己的过往经历，有实际经验作支撑，还有一些则纯属于期许和渴望。对于前一种愿望而言，对于结果的乐观幻想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对于后一种愿望而言，乐观幻想会扭曲人们的认知，从而把人们裹在只能看到一面的“球”里。
我有一个朋友，姑且称他“本”吧。今年40 来岁的他回忆说，在20 世纪80 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他曾暗恋过一位女同学。他跟朋友在学校餐厅里吃饭时，曾经好几次见到过这位女生。不论是早晨起床后，还是上课听讲时，他总是忍不住浮想联翩，想象自己与那位女生谈恋爱的情景。在他的想象中，那位女生是学艺术的，因此两人结伴到罗马旅游，游览那里的古建筑遗迹，一起瞻仰西斯廷大教堂……在一座四方形的院子里，本躺在阳光中看书，那位女生则在一旁给他画素描；或者本在用钢琴弹奏爵士乐，就像他经常在周末出去演出挣外快一样……要是能与一位异性知己共度温馨时刻，那该多好！对于本来说，倘若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女友，两个人一起看电影、看日落，一起搭乘公交车去附近城市游玩，那岂不是人生一件乐事？
本将这些绮丽幻想当作了自己的秘密，并没有跟朋友们谈过。尽管这些绮丽幻想令他称心如意，但可悲的是，它们只能是幻想，仅此而已。显然，本没有勇气向那位女生表白。他对自己说，那个女生根本不认识他，要是去跟她搭讪，只会自取其辱。除此之外，他学业太忙，也没有时间约会。他想拿到好一点的学习成绩，而且，他并不缺乏周末一起出去玩的朋友。本为什么没能鼓起勇气去行动呢？保持乐观，幻想愿望达成的情形，大家一般都将这种心态当作成功的法门。本当时所处的状态显然与此十分相符，那么，是什么让他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极强的惰性呢？
现在，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心想，就能事成”的论调。像《窍门》《心灵鸡汤》这样的畅销书，讲述的就是只要保持乐观心态，好事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乐观的人“更健康、更有活力、更有成效，在周围人眼里的形象也更高大”。因此，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比如美国著名选秀节目《美国偶像》里的选手们，他们个个面带微笑，自信满满地谈论着自己的才华和对未来的憧憬。再比如著名相亲节目《单身贵族》，很多选手上场前都胸有成竹地表示，自己一定会盖过其他女孩，并最终获胜。显然，这些选手对愿望达成的幻想，以及其乐观心态，也赢得了观众们的好评。
当然，乐观主义的文化潮流不止于此。在广告领域，幸福、乐观的人都被当作成功的楷模；在职场中，大大小小的成功学导师不断向人们抛洒着希望；在经济领域，经济学家们不断记录着“消费者信心指数”，并调查商业领袖们对未来的乐观程度，而这些数据往往左右着金融市场的动荡起伏；在流行音乐领域里，许多歌曲都与梦想和“梦想家拯救世界”有关……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并且在此后的每个人生转折点，我们听到的总是“摒弃那些消极的自我暗示”“不要陷入消极思维的泥潭里”……曼哈顿一所中学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向着月亮去吧，即使不能抵达，也会落在星辰之间。”
即使是在穷途末路之时，乐观主义也是大行其道。2008 年，正当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时候，百事公司开展了一项调查，该调查也是“百事乐观项目”的组成部分。2010 年，94% 的被调查者表示“乐观的心态有助于激发创意，从而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75%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在前途渺茫的时候，总是抱着最好的期望”。超过90% 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相信“乐观心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会推动社会向积极的方向前进”。2013 年时，有些观察家批评说，美国人的乐观心态已经变成了一团死灰，但当年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份调查显示，仍有73%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庆幸“还有半杯子水”
；79% 的人表示，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同样是在2013 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9% 的人对个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对乐观心态的崇拜其实由来已久，并非美国人的“专利”。在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乐观都是主旋律，正如马可·奥勒留
所说：“关注生活的美好。”塞缪尔·约翰逊
曾说：“养成凡事往好处看的习惯，比一年赚1000 英镑还有价值。”苏斯博士
则说：“当大任降临, 别担心, 别焦躁。顺着走下去, 你将开始踏上光明大道。”
然而，古往今来，似乎美国人更喜欢用乐观的心态看待前景。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说过：“悲观是打不赢仗的。”卓别林同样倾向于保持乐观心态，他说：“低着头永远看不到彩虹。”乐观的信念源自一个简单的共识：着眼于美好的未来，我们就能全力以赴、坚持到底。要着眼于未来，积极的心态就是必需的。显然，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难不成只想着自己多么悲惨、多么不幸？这种想法有什么用？因此，我们就在网络上、T 恤衫上随处可见“心想事成”的箴言。正因为乐观主义如此强势，所以，有时候在组织、单位里哪怕发表一点点消极的观点都是很有风险的。如果你在工作场合充当了“现实主义者”的角色，那么别人就会视你为“衰神”或“扫把星”。
影视制片人往往不敢用悲剧作为主题，不敢给作品加上很消极的结尾，因为“阴暗”的作品很难吸引观众。连娱乐界都如此了，试想一下，哪位政治家还有胆子质疑美国的美好前景，或胆敢与久已流传的乐观态度决裂呢？我出生于德国，在一把年纪时来到了美国，当时我立刻被一种情况震惊了：美国人对积极心态的推崇程度远高于欧洲人。在德国，要是你问某个人最近过得怎么样，对方往往会实话实说，如“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我家的小狗生病了，我心里很烦”。然而，在美国，我发现大家常常都会回答“挺好的”，即便他们真有烦心事也会如此回答。我还发现，若是有人违反了乐观主义的潜规则，周围的人就会很反感。1986 年，当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后时，一位教授就跟我说，她曾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提到了自己生活的艰辛，而她的同事们立刻就表达了不满，责怪她在工作场合表现得太“消极”。他们的意思是，她不应该把自己的烦心事表露出来，这样会影响到别人。
虽然这种广泛传播的乐观主义对我而言有些陌生，但我还是对其心存感激，且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弊端。我觉得，人们把烦恼留给自己，而不是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感染别人，这种做法是很体贴的：人们珍视自己的好心情，也愿意尊重别人的好心情。可是，20世纪80 年代中期，在细致研究乐观主义时，我发现了一些更微妙的东西。研究开始之初，在民主德国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很多启迪。我观察了不同文化里的抑郁者，并比较了他们对前景的悲观心态。在那次研究调查中，我深入东柏林和西柏林的酒吧，观察、探索男性泡吧者的抑郁行为。
那时，联邦德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很想知道，民主德国是否在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感方面占有更大优势。可是，我在民主德国的酒吧里所看到的消沉迹象——比如垂头丧气、面带忧愁等，要比在联邦德国的酒吧里看到的多。有趣的是，在跟人们交流时，我发现，民主德国的人民在即将开始新一天的生活时，往往依赖盲目的乐观幻想来憧憬未来。
有一次，一位画家向我表达了自己被“困”在东柏林的苦恼。他没有画布、颜料及其他追逐艺术梦想所需的基本材料，并且在思想层面，当局明显不认同他对艺术的追求。尽管如此，这位继承了胡安·米罗（Joan Miro）和保罗·克利（Paul Klee）绘画风格、作品精致细腻的画家，却告诉我他要到其他国家继续自己的艺术事业。“总有一天，我要去巴黎。”他面带微笑，轻声说道。说完就转头看着窗外，叹了口气。就是这个令人心酸的时刻，清楚地说明了乐观幻想在人身上的不死不灭。
这样的谈话加深了我对乐观主义的了解。“积极心理学运动”
的发起人亦是我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指导老师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认为，乐观主义是人基于以往的成功经历，而表现出的对未来的信念和期待。塞利格曼研究发现，如果我们对过往的情况很了解，并推断未来将会继续沿袭这种状况，那么这时，我们就会变得非常乐观。比如说，在某赛季前3个月的比赛中，一名棒球手的击球率是30%，并且有过20 次全垒打，那么，任何一位想赢球的球队经理，都会在那个赛季剩下的比赛中选他当第四位击球手，而不是选另一位击球率20%，只有3 次全垒打的球员。显然，基于以往经历，球队经理认为前一位球员能带来更多的得分，换句话说，这位球员有着“积极的胜利预期”。
我在东柏林所遇到的人中，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很可能不会实现，但他们仍然满怀希望。我的那位画家朋友从未去过巴黎，而且过往经历中也没有任何特殊原因促使他产生这种想法。事实上，如果从过往经历来判断的话，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民主德国。然而，他仍然不断幻想着自己追逐艺术梦想的场景：每时每刻都能画画，灵感如泉水涌现，随时可以去瞻仰卢浮宫……他的这些想法完全是建立在乐观幻想基础之上。在理智上，他其实很清楚自己过去的经历，也明白自己面对的残酷现实，因此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白日梦而已。
乍看之下，塞利格曼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却并未抓住乐观主义现象的实质。因为他的理论占据了主流，所以此领域的很多学者都明显出现了一个“盲点”。经验主义或量化导向使得心理学家极少去研究乐观幻想。受人类行为学研究的影响，他们的研究重心往往是，人基于理智和经验所做出的对未来的判断。预期或期望值是很容易测量和研究的，但“梦想”是模糊、无形的，很难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弗洛伊德曾提供过很多关于梦想的论述，而他也因这些未经经验证实的观点而闻名。
我认为积极的幻想是人的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很想探索它们在更深层次中的运作方式及对人的影响。为了寻找启迪，我追溯到了现代心理学的源头，尤其是对19世纪末的思想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进行了研究。在其《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二卷的一章中，詹姆斯如此说道：“每个人都知道，想象某个事物，与相信其存在，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假设某个命题，与承认其正确性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这里，詹姆斯所说的是人们对“过去”与“现在”的看法，但其观点似乎对“将来”也是通用的。由此我认为，关于乐观主义，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以过去经历为基础的乐观期望，二是以愿望和欲望为基础的、无拘无束的幻想。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第二种与过去经历相脱节的积极心态，是否会在生活中影响人的意愿和行动能力。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
、马丁·塞利格曼等学者曾研究过乐观期望与人的行为表现之间的联系，并证实“期望会强化人的努力程度，并取得实际成效”。他们发现，根据以往经历，如果人对自己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做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那么他们就将更加努力地去实现这一愿望。那么，与过去经历相脱离的梦想，是否也能够激发人的行动热情呢？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刻意区分“梦想”与“期望”对人的实际影响，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任何形式的积极心态似乎都必定对人是有帮助的。为深入探究这一论点，我进行了一项减肥实验。首先，我召集了25名有肥胖烦恼的女性志愿者，并在实验开始前，询问了她们的减肥目标，她们认为减肥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接着，我让每位志愿者完成了几道情景描述题：有些是让她们想象自己成功完成了减肥实验的情景；有些是想象自己受到外界诱惑、进而影响到减肥效果的情景。
“在刚刚完成减肥实验后，你恰巧要跟一位一年未见的老朋友见面。你正等着朋友到来，这时你想的是……”在另一个实验情景里，志愿者需要想象自己面前有一盘甜甜圈，并描述她们当时有什么想法和感觉，以及接下来会怎么做。我让志愿者评估了一下，在这些场景中，她们的表现是非常卓越，还是一塌糊涂。我只是以此来衡量她们是否想要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是否认为减肥过程是轻而易举的。无论其认为自己在上述场景中的表现是消极还是积极的，这都是志愿者自己的主观评估，我所关注的也只是评估本身，而非据此得出我的研究结论。
此次实验的结果引起了我的关注。一年过后，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减肥成功的女士，比那些不太相信自己能成功减肥的女士平均多减掉了13千克的体重。不过，真正出人意料的地方是：如果不考虑是否是基于以往经历才做出判断的，那么那些幻想自己与老朋友会面时将变得苗条迷人，在甜甜圈面前毫不动心的志愿者，与幻想自己的表现将很不乐观的志愿者相比，平均少减了12千克的体重。很明显，在这里，“心想”并不能促成“事成”，反而阻碍了“梦想”的实现。此次实验中，那些美滋滋地做着白日梦的人并未产生足够的行动力，进而做出有助于减肥的行为。
1991 年，我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然而并未引起心理学界或其他人对乐观主义的细致审视。显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对积极心态的推崇风头正盛。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以积极心态看待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出于这个原因，有些同事就劝我换个研究项目。他们说：“你还是多研究一些成形的观点吧，研究‘梦想’风险太大了，它会把你引到‘伪科学’的圈子里，还会背上‘炒作’的骂名。要想让大家严肃看待你的研究，还是研究一下乐观的期望值吧。”不过，我觉得，研究“梦想”是很有意义的，我的研究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有所帮助。
我的首篇关于乐观主义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一家同行评审的刊物上，但第二篇论文却数次被拒。有些同行对我说，我的那篇论文的观点很是荒谬甚至可怕。我很伤心，也有些失望，不过，我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在科研领域，想让科学界接受一个理念，你就必须对其进行多次重复研究，寥寥数次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不足信的，因为其数据和分析结果会受到特殊情况的影响。因此，我想进行一些严密的、大型的研究，从而说服我的同行及外界人士。我知道，自己不能依仗前人的研究结果，只能勇挑重担，像垒砖一样一个研究接着一个研究地做下去，直到使得整个研究发现能站稳脚跟。
于是我就开始干了。我用了20 年时间，对德国和美国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观察。同时，为了应对学者们可能出现的异议，我多次调整了研究方法。显然，如果我将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而且得出的结果依然如故，那么我就能够肯定，我提出的是一个有理有据的心理学现象。事实也的确如此。
看到研究结果一个个出来时，我很是惊讶，因为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在不考虑既有经验的情况下，乐观的幻想、梦想、希望，并未转化为动力，进而促使人行动起来，反而造成了人们的惰性。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本”吗？他暗恋一位女生，却一直没有从学习中抽出时间向她表白。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想看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他们的乐观幻想是否真的妨碍了他们的实际行动。我召集了103 位大学生，他们都说自己对某位异性心存好感，却从未与之有过约会。首先，我让他们评估一下与对方建立恋情的概率有多大（即他们基于过去的经历所做出的预期）。然后我让他们完成一系列与约会相关的假设情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你正在一个聚会上，跟心仪的那个他/ 她聊着天。这时，你看见一个女生/ 男生走了进来，而你知道，你心仪的他/ 她是喜欢这个女生/ 男生的。接着，这个女生/ 男生朝你们俩走了过来，这时你心里想的是……”并且，在每一个情景测试题中，我都让被测试者按照从1（非常消极）到7（非常积极）来评估一下其幻想的积极或消极程度。
测试中，有些学生对上述情景提示产生了乐观的幻想，如：“我跟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尤其是在刚进来的那个女孩的注视下，离开了聚会。我们俩走到外面，并肩坐在长椅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伸出胳膊把我揽在怀里……”其他学生的幻想则较为消极，比如：“他和那个女生聊起了天，说的全是我不知道的事。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比跟我在一起时更自在，而他们也毫不在意把我晾在一边……”
5个月之后，我对被测试的学生进行了回访，调查他们是否与心仪的人在一起了。其结果与参与减肥实验的那些女士是一样的：在对以往经历进行了理性评估之后，他们对恋情的期望值越高，采取行动的动力就越大；而像前文中的“本”一样，他们越是沉湎于对恋情的乐观幻想，其真正开始这段恋情的可能性就越小。建立恋情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动力和大胆行动的任务，找工作也是如此。乐观地幻想自己在面试中的表现, 或是坐在一间绝妙的新办公室里，或是潇洒地向人发放名片等情景，是否有助于求职者找到工作呢？1998年，我在德国某所大学里召集了83 名男性毕业生进行了测试调查。他们大多数都在25岁左右。我问了他们两个问题：1.他们觉得自己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2.找到工作对他们而言有多么重要。此外，我还让他们设想并写下自己对找到工作这件事的美好幻想，并用从1（极少）到10（极频繁）的数字来表示这些美好幻想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频率。两年之后，我对他们进行了回访。回访的结论是，乐观幻想的频率越高，他们获得的成就就越少；被回访者表示，由于对找到工作的憧憬，他们投出的工作申请比预想中的少了很多，从而导致他们收到的录用通知也少了很多。对他们而言，憧憬成功，反受其害。到此为止，前文中提到的调查——求职者、身在暗恋中的大学生，用的都是被调查者自己反馈的数据。要是他们弄错了怎么办？要是与乐观幻想有关的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高估或低估了自己的成就，怎么办？那就会降低可信度，影响研究结果，导致整个大型调查站不住脚。
于是，我决定用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研究一下“乐观幻想”这一现象：我想研究一下乐观主义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我联系了117名修了“心理学导论”这门课的大学生，询问他们希望在两天后的期中考试中得到什么样的分数，以及得到这个分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次调查，我用的还是老办法，即让他们完成一个假设情景：“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你走向成绩公告栏，这时你心里想的是……”有位学生续写的情景是很消极的：“我要是考砸了怎么办？也许我真该在学习上多下点功夫。我的名字在哪儿呢？该死，我考了一个C……怎么弥补才好呢？”其他学生的反馈则较为积极。此外，我还让学生们评估了其幻想的消极和积极程度。
6个星期过后，我记录下了学生们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而不是让他们亲自向我汇报。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考前他们对成绩的幻想越是乐观，其分数反而越低，而且据他们所说，他们在学习上所下的功夫也会越少。
到现在为止，书中所提到的研究，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知道，乐观幻想是否也会妨碍年长的人达成目标。这次我又回到了健康领域。髋关节炎是老年人的多发疾病，患者往往疼痛难忍，需要通过置换手术进行治疗。即使平时四肢灵便的老年人也可能患上这种疾病，随后他们的生活将大受影响，由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而其术后的康复情况也因人而异，其影响因素有：年龄、体重、术前关节状况、术前髋关节灵活程度等。在术后的几周内，患者还得接受理疗
，并且在家中锻炼。一点一点地，他们必须重新学会各种日常动作：站立、行走、下楼梯、坐在椅子上、骑健身车、从事日常杂务等。要想尽快康复，关键是在术后尽可能地保持身体活动，通过活动来减缓髋关节的张力，同时要避免运动过度。
我很好奇，乐观幻想是否会影响患者在置换手术之后的康复情况，于是就在德国一家医院找到58位患者，他们都即将接受首次手术。我针对他们对康复的期望，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如他们觉得术后两周就能爬楼梯，拄着手杖走路的可能性有多大，3个月过后他们的髋部不再疼痛的可能性有多大。患者所给出的回答有两个根据：一是他们基于以往疼痛和行动不便的程度所做出的估计，二是医生基于以往观察的结果对他们的期望。我还要求他们想象一下自己手术后的情景：从病房里醒来，去买报纸，跟朋友散步，在家里做家务……
跟上一次研究一样，被测试者需要用数字来表示其想象的积极和消极程度。手术后两周，被测试者都还没有出院，我对他们的康复情况进行了回访。在经过患者的允许之后，我联系了他们的理疗师，并请他们用从1到5的数值范围来评价一下患者髋关节的活动程度（关节活动度向来被认为是衡量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后患者康复情况的一个经典指标）。我还询问了理疗师，患者能够走上走下的楼梯台阶数，以及与其他患者相比，某位患者的康复情况如何。他们的疼痛程度如何？他们的肌肉力量是怎样的？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之所以向理疗师询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会就患者的康复情况给我一个客观而公正的反馈。这些医疗人士对我的研究及假设毫不知情，他们所测的患者的关节活动度、上下楼梯的能力等，也只是其例行工作内容。
得到理疗师的反馈之后，我就对患者的幻想与其实际康复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根据患者的体重、性别、术前关节状况的不同进行了调整。显然，我再次得到相同的结论：乐观幻想似乎拖了他们的后腿，妨碍了其目标的达成。在了解了康复所需步骤的前提下，患者对自己康复所抱的期望值越大，心思越重（根据其理疗师的反馈），他们髋关节的活动程度就越好，能上下的楼梯台阶数就越多，其总体康复情况也越好。与此同时，越是乐观地认为康复是很快、很简单的一件事，其情况就越差。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结果已经逐渐累积起来了。我研究了患有慢性肠胃疾病、哮喘、癌症的孩子；我研究了德国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在高中辍学，转而去了职业学校；我研究了美国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她们正参加一项商业技术培训，并期望取得好成绩。在这些研究中，乐观幻想要么是对他们毫无用处，要么就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惰性，拖累了他们的行动力。无论从哪方面考虑，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自助类文学作品中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积极思维（乐观心态）并非总有裨益。是的，有时候它是有用的，但一旦这种思维变得信马由缰、失去了控制（大多数积极思维都会有这种倾向），那么，从长远来看，它就会妨碍人的进步。这么说的话，人其实是在乐观幻想的同时原地踏步。
20 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每次在听我的讲座时，人们都会对我的研究结论大感惊讶，纷纷竖起耳朵，极其怀疑地问道：“什么？我一直以为积极思维是有好处的呢。”然而，这些听众并未能充分领悟到这项研究结果的全部价值。保持活力和干劲的能力绝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取决于他在世界上的实际行为。一旦沉湎于乐观的幻想，这个人的行动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么做的代价是惨痛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想象一下，如果那些超重的女士在幻想时能够稍微消极一点，从而多减一点体重，那么她们该多么舒心。
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过度乐观所要付出的代价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在，乐观心态的风险似乎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痛心的，至少在社会层面上如此。这时，我又对乐观幻想的集体效应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跟同事蒂姆尔·斯文瑟（A. Timur Sevincer）运用全新的方法进行了数次研究。我们使用一个计算机程序，对从2007 年次贷危机开始到2009 年为止的《今日美国》（USA Today）财经版上所有的文章进行了搜索，找到了其中带有某些特定意义的词。一类是表示未来、带有正效价
的词；一类是与过去有关、消极的词。由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乐观指数”。然后，我们用这个指数去进行统计分析，看看报纸财经版表现出的乐观心态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波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你猜怎么着？我们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在某一周里，报纸上的报道越是乐观，随后一周及一个月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会下跌得越厉害。我们想看看这个研究结果是否可以复制，于是就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1933—2009年这几年时间里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在研究中，我们尤其探究了就职演说中的乐观言论是否与“长期的经济实绩”有所关联。结果，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清晰联系：某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对未来越乐观，其任内的美国GDP就越低，失业率就越高。
要想彻底了解乐观幻想对企业绩效的妨碍程度是很难的，它所造成的经济价值流失有多少也难以测算，因为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断出：幻想会令人付出巨额代价。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有一句名言：“毋庸置疑，少数思虑深远又意志坚定的人就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尽管如此，随便问一问经理或管理人员，他们都会对此观点心存怀疑。虽然具体数字无法得知，但据估计，每年至少有一半的企业改革胎死腹中。这个论调得到了企业顾问及其他商业专家的广泛认同，而他们认为，造成企业改革失利的罪魁祸首五花八门。在最近一次对企业高管的调查中，他们列举了很多原因，如“缺乏清晰的时间安排和（或）可达成的目标，以此来衡量所取得的进展”“管理高层不愿承担责任”“缺乏沟通”“遭到员工抵制”“资金不足”等。创新计划似乎是尤其难以执行的，《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曾发表了一篇日志，列举了多达56条造成企业改革失利的原因。
图1：某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未来的期望越是乐观，其后的任期内国内经济实绩就越差。
再以创业为例。一般认为，有一半多的新生企业撑不过5年时间。那么，那些不计其数的、从未真正付诸实施的创意和想法都怎么了？一位资深企业顾问曾说：“在我见过的那些人里，有些人觉得改革本身是一件好事。不论是创新理念、新产品、新策略，都是很不错的东西。然而，这些想法有时候看上去太显而易见了，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成。好像一旦有想法，就成功了一样。”跟在个人生活里一样，在工作上，“幻想”同样抹杀了我们行动力。
我们对幻想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尚无清晰把握，但我们知道，如果身为一位政客，想要在经济上取得实绩，那么在你的就职演说中就不要发表太多有关经济态势的乐观言论。如果你是新闻工作者或分析人士，要想经济蓬勃发展，就不要公开表示对经济前景的心满意足。如果你想在自身层面有所进展，如减肥、康复、求职、求偶，在高枕无忧地做白日梦之前最好三思。若想克服惰性、达成目标，不论是个人、大型企业，还是整个社会，乐观幻想都不是明智之举。我并不是说憧憬未来就意味着“注定”失败。我的研究结果所展示的，只是统计学层面的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亦即取得进展和原地踏步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可小觑的。根据20年来我在不同背景下、使用不同研究方法所做的多项重复研究，如果大家沉湎于达成目标的美梦之中，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进成功的门槛，那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人生不是这样“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