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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一书在秦汉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影响，其内容“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是为统治天下的‘刘氏’而作”，“希望皇帝能采用施行的”
，因此对所谓的“帝王之道”进行了极为周详深入的探讨，力图对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提供较为理想的政治方案。从学术史的发展看，虽然《淮南子》自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来便被不少学者看作是“杂家”，认为“以‘杂家’名之最为合适”
，但若从其思想内容的实质及整体着眼，确如有学者所言“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
，“恰能代表汉人心目之道家”
，所以还是应当界定其为“道家”，只不过这个“道家”本身存在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淮南子》中，除道家思想始终作为理论核心来强调和阐发外，其他学派的思想也有着显明而重要的理论体现，这尤以儒、法两家为代表。法家思想是《淮南子》政治思想体系得以构建的重要资源与基础，同道、儒思想一起构成《淮南子》“以道为体，儒、法为翼”的理论主体结构，因此法家思想在《淮南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现有的学术研究对法家思想在《淮南子》中重要性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忽视和局限，较为缺少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故而本文试图以《原道》为中心，初步剖析《淮南子》中道、法思想的内在关系，探讨《淮南子》对法家思想的历史性的批判与吸纳，进而揭示出道、法思想在《淮南子》政治思想体系中实际的作用、影响及地位。
《原道》是《淮南子》一书的哲学纲要，在《淮南子》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地位，而在《原道》中，道、法思想又是核心的理论内涵，成为其阐发自身政治思想的主要理论资源。道、法思想在《原道》中既并存、又共生，但却并非是简单的拼凑式的结合，而是有着特定的内在的理论结构，即：以道为主，兼融法家。
道、法思想在《原道》中是并存的，这直接决定了《原道》思想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从构成《原道》的理论资源看，主要包括道、法、阴阳等家思想。《原道》作为《淮南子》的理论纲要，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政治哲学上阐发和构建自己的新“道论”，因此虽“全书捃摭广博，然道家思想，究居于优势”
，成为其中的理论核心。处于秦汉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原道》所阐发的新“道论”仍始终以先秦道家的“道论”作为根本的理论基础，由此延伸与阐明其他的思想观点。先秦道家思想对《原道》的这种深刻影响，不论是从核心观点与基本概念上，还是从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上，都得到了充分的理论体现。毋庸置疑，道家思想在《原道》中的存在具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和优越性。与此不同，法家思想虽然在《原道》中也有着突出的理论表现，是构成《原道》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总体上看，法家思想在《原道》中的理论作用和地位却无法与前者相比，而只是次要的、辅助的。不过在《原道》中，法家思想的存在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充分反映《淮南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先秦法家思想所进行的历史性的继承与扬弃。此外，尽管阴阳家的思想在《原道》中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体现，如“横四维而含阴阳”
“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
“与阴阳俯仰兮”
等，但是其对《原道》的理论影响相对较小，无法和道、法思想等同。
道、法思想在《原道》中也是共生的，但这种共生关系又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如果说“并存”是道、法思想在《原道》中客观存在的理论状态，那么“共生”则反映为道、法思想是以一种特定的理论结构存在于其中。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以道为主，兼融法家”是《原道》的基本理论结构，具体反映出道、法思想在《原道》中的实际关系。《原道》以阐发《淮南子》的新“道论”为根本目的，试图从哲学上重新诠释“道”的理论内涵，进而将其作为《淮南子》一书的理论纲要，因此先秦道家思想关于“道”的理论思考便成为《原道》着力汲取的思想资源，体现出强烈的理论主导性。《原道》的“道论”将宇宙论、治国论与生命论等三个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这种理论实践在秦汉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新意，是对先秦道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在“以道为主”前提下，先秦法家思想在《原道》中也得到了批判性的汲取和融合，成为形成《原道》思想体系的重要资源，但因其缺少思想上的独立性，所以只能在《原道》中居于次要地位，被道家思想所主导和兼融。
其二，《原道》中的道、法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相通、相融，在政治实践上相反、相成。这种思想特点在《淮南子》中具有代表性，深刻反映出道、法两种思想因素在《原道》中所存在的特殊的理论关系。道、法思想在《原道》中实现融合，这对《淮南子》而言并非偶然，具有秦汉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先秦儒、墨、道、法、阴阳等各家的政治思想中，道、法两家从战国中期以来的发展中逐渐相通融合，走向黄老思想的历史发展，这突出体现在政治哲学上。不论是慎到，还是韩非，其政治思想体系所赖以构建的哲学基础都毫无例外地汲引道家思想，着力融会后者关于“道”和“无为”的思想资源，以此来完善法家政治思想往昔所缺少的哲学内涵，弥补其宇宙论、君主论和治国论等方面的不足。正因如此，在《原道》中，是法家，而不是别的思想，最终和道家思想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成为《淮南子》构建新“道论”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由此而言，政治哲学上的“相通”，这成为道、法思想能够在《原道》中相互渗透、融合的关键所在。
但是政治哲学上的相通性并不能简单实现道、法思想的融合，它只是为这种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实际上，我们还要认识到，《原道》中的道、法思想在政治实践上是既相反又相成的。法家思想的政治实践在战国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充分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进入西汉以后，在政治思想领域成为被深刻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因而《淮南子》作为西汉前期的政治思想著作，也体现出这一时代的理论趋向。对法家思想持有批判性的态度和观点，反映在《原道》中就是道、法思想的“相反”。“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
，“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
，“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便可得到清楚认识。但政治实践上的“相反”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道、法之间还存在着“相成”的另一个方面。《原道》认为：“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
，“应化揆时，莫能害之”
，“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
，“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
，从中又可看出，《原道》中道、法思想在强调政治发展中时机、变革与制度的重要性，“贵因循，尚权变”
，反对儒家式的“圣人”上，明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通性，因此《原道》基于道家的根本立场，对法家思想采取既深刻批判的，又有所认同汲取的理论态度。
总之，道、法思想是《原道》的核心的理论内涵，它们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理论关系。虽然法家思想的作用与地位是次要的、辅助的，但它从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成为《淮南子》政治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条件。在“以道为主”的根本前提下，法家思想最终在《原道》中较为充分地“被兼融”，同时也形成和发挥其独特的理论作用。
《原道》从道家思想的根本立场出发，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汲取，“更采用了法家之长”，使其“在书中也占相当重要地位”
，实现了道、法两种思想的并存与兼融。《原道》对法家思想的“道家化”批判主要体现在对“无为—有为”政治命题的辩证思考中，“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核心政治理念由此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发，而这在《淮南子》全书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到《淮南子》作为汉代新“道家”的精神实质。
《原道》对法家思想进行“道家化”的批判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其中折射出秦汉时期政治转型的历史性过程。秦灭六国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新王朝，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但是秦王朝的君主专制政治最终迅速地走向衰亡。究其根源，体现在政治理念上，就是法家思想的极端功利化，这致使秦王朝的政治统治缺少内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无法有效地解决统一后的政治融合问题。
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洗礼的西汉王朝，对秦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对曾经作为秦王朝统治理念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试图从中探索出适合自身政治良性发展的新理念。因此，从西汉初期以来，陆贾、贾谊等人就对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反思“亡秦”之弊。发展到中期，西汉王朝在政治上已经巩固，继黄老思想之后，在政治理念上开始酝酿新的变化，走向更具深度的多元融汇之路，而《淮南子》恰好就出现在这历史性转变的时期，是以《淮南子》很显明地反映出西汉前中期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对法家思想进行“道家化”批判，这自然地成为《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在全书的各个部分都有所体现，《原道训》即是其中代表之一。但“批判法家思想”，并非如有学者所言削弱了“黄老思想内在的法家倾向，扭转了黄老作为治国思想的积极进取、刑德并用的本质”
，实际地看，法家思想的理论作用和地位仍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与道家思想的相融更为复杂深入而已。
《原道》对法家思想的“道家化”批判以“无为—有为”的政治命题为核心。“无为”是道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而且“无为乃治术之大纲”
，因此从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的观点以来，道家就认为理想的政治发展应该是“无为而治”的。《原道》所说：“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
，乃至直接引用《老子》之言：“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这都反映出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深刻的历史继承。虽然《原道》所讲的“无为”从根本上没有脱离出先秦道家的藩篱，但却对“无为”所内涵的“有为”进行了独到的哲学诠释。《原道》从“道法自然”的观点出发，强调“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认为任何政治实践都必须“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
，只有如此，才能“体道”，才能“逸而不穷”。因此，《原道》对“有为”如何实现的认识，根本建立在对“无为”的哲学思辨的基础上，特别突出了“顺应自然”、“因”万物而为的观点。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原道》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了法家思想的政治效用，明确了“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政治理念。具体而言，围绕“无为—有为”的政治命题，《原道》对法家思想的“道家化”批判主要体现为：
首先，《原道》对法家思想所主张的“有为”政治进行了批判。它认为法家的政治实践虽竭力要实现“有为”，但其“任数”而治，“所持之小也”，不明“大道”，终归导致“劳而无功”的结局。法家强调实力政治，重视农、战，而《原道》认为：“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
，因此法家在政治上所依恃的政治条件，在《原道》看来，难以根本解决现实的政治难题，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
其次，《原道》对法家思想崇尚“权势”，主张“刚强”的霸道政治进行了批判。它认为法家的政治实践虽然以“争”为根本目的，实践霸道政治，但最终只会走向失败，“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原道》主张“万物固以自然”，认为如要实现真正的“争”，长久的实际拥有，就必须善于“因之”，因为只有“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
，才能达到“莫能与之争”的根本目的，“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
。从中可见，《原道》对法家思想的实力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所以在思想上主张“转化推移，得一之道”
，在“不争”中实现“争”的目的。
最后，《原道》在批判法家思想的过程中，采取了积极借鉴的政治态度，而非简单化的否定，并且这种借鉴始终都体现出强烈的“道家化”意识。《原道》对法家思想所涉及的“法度”“数”“势”“争”和“时”等都有深刻的思考，坚持用“大道”和“因其自然”的观点来诠释，认为只有“执道要之柄”，“秉其要归之趣”，才能在政治实践中获得良好发展。由此，《原道》对法家任用“法度刑罚”的主张有所批评，认为这是统治者在政治上“外饰其末”的行为，难以达到“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的理想状态。反之，《原道》强调统治者唯有“内修其本”，“保其精神”，方可“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否则只会产生“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的政治恶果。
《原道》在反思和批判法家思想的利弊中，明确了对“无为—有为”政治命题的理论认识，进而阐发了“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核心观点，将其作为现实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因此，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原道》阐发道家政治思想时最重要的参照物，而这在《原道》整篇中或显或隐地始终得到体现。在此种意义上，《原道》可被看作是道、法思想相互渗透、融合的理论产物。在《原道》中，法家思想所主张的“法”“数”“势”都经过了“道家化”意识的重新审视，都被用“大道”“自然”和“无为”的政治理念进行衡量，既使其中存在的局限性由此得到显露，同时又彰显出“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政治理念所具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由此可见，《原道》在“以道为主，兼融法家”的思想构建中，实际上也凸显出“尊道抑法”的政治态度与取向，这清楚反映出《原道》中道、法思想之间存在着吸收与被吸收、兼融与被兼融的理论关系。
《原道》作为《淮南子》一书的哲学纲要，对道、法思想进行了深度融会，而这种融会既是对先秦道、法思想的历史继承，也是对先秦道、法思想进行历史扬弃的结果。虽然《原道》的理论立场始终都定位在道家，但对法家思想在理论上十分重视，始终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来借鉴，因此道、法思想在《原道》中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成为阐发“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政治理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在《原道》中如若缺少了对法家思想的理论融会，其内在的思想体系就不再完善，所具有的理论力量也会大为减弱。由此可知，《原道》的理论特点就在于将不同的政治思想进行有效的、深度的融合，进而阐发自己独到的政治理念。这在《淮南子》中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全书具有“以道为主，多元融会”的理论特色，这既符合“国家走上统一，思想界亦要求调和融通，汇归一致”
的时代趋势，也反映出《淮南子》在秦汉政治思想史上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和历史贡献。
就《原道》而言，道、法思想存在着“以道为主、兼融法家”的理论关系，这对其阐发“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政治理念有着深刻影响。因为《原道》基于道家立场的思想主张，故在阐发中始终将法家思想作为理论的参照物，试图在反思和批判后者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由此决定了道、法思想的内在关系必然会导致某种理论上的特定取向，从中能够折射出《原道》的精神实质。具体地看，这种理论取向即以道融法、尊道抑法。
首先，“以道融法”既反映出《原道》中道、法思想之间的特定关系，也体现出二者在《原道》思想中不同的理论作用与地位，这贯穿在《原道》的始终，成为其思想上的重要特点。《原道》坚持道家的基本立场，从对“道”的哲学思考着手，进而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与发展之中，认为良好的社会状态应该是统治者“得道之柄，立于中央”后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而调五行”
的理想发展，因此《原道》对“太上之道”充满理论上的赞美之情，认为其“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
。可见，“道”的存在对《原道》而言，具有核心的、主导的理论地位及作用，是其一切政治认识所凭恃的根本依据。在此基础上，法家思想在《原道》中被吸纳和融会于道家思想中，成为后者的重要的理论补充。《原道》反对法家思想的“有为”，从本质上说，是出于“道”的体悟，认为后者无法将自身的“有为”真正和天地自然之“道”相融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强凭人力而任意妄为的严重弊端，故此必须在政治发展中予以批判和反对。但《原道》对法家所追求“有为”的政治目的，却并没有根本的敌视和否定的意图，相反，它也试图从适应与合乎“道”的立场出发，开拓出一条理想的“有为”之路。因而在《原道》中，道、法思想的理论关系深刻体现出内在渗透和交融的实质，即一方面是突出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又重在借鉴性的吸纳。
其次，“尊道抑法”是《原道》中道、法思想关系所内含的理论精神，充分体现出《原道》在主导思想上“崇道”的政治意识，也反映出《原道》对法家思想所持有的虽深刻批判，但“贬而不轻”的复杂的理论态度。《原道》显明地表现出《淮南子》内在的道家气息，作为后者的哲学纲要，在理论上充分展示出“重道、崇道”的理论取向，毫不掩饰其对道家思想的极度肯定与认同，由此在自身政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坚持根本的“尊道”原则。在《原道》而言，为政者只有顺应“道”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使国家实现良好的发展状态，即“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的各种政治难题。因此，“尊道”对于统治者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唯有“达于道”时，政治发展方能“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
，顺应天道自然的内在规律，得到万物“莫敢与之争也”的根本保证。
出于这种认识，《原道》在理论上将“道”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得其他任何思想都无法超越，这成为《原道》在政治思想上的理论支点。也就是说，凡任何动摇这一理论支点的行为，最终都必然使《原道》，甚至《淮南子》的理论体系受到致命的破坏。与《原道》的“尊道”态度有所不同的是，法家思想在《原道》中实际上处于被“贬”斥的状态。在《原道》看来，法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上易于导致“腾踊肴乱”，追其根由，是因法家思想“以所持之小也”，是“释大道而任小数”的结果，故此统治者越是单纯地依恃暴力，越是难以稳定人心和巩固秩序，“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如要力求避免“以汤沃沸，乱乃逾甚”的治国歧途，就必须“体道”而为，因为只有去“机械之心”，保全“神德”，统治者才能“逸而不穷”。
《原道》对法家思想的“贬”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否定，相反还有着内在重视的积极一面，即在治国上“不轻视”法家思想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很明显，《原道》对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有着深刻认识，所以它的批判具有较深的理论力度，突出表现出力求避免法家之覆辙的政治意图。通过充分借鉴法家思想的历史教训，《原道》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构建，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提供了极具指导意义的政治理念。因而《原道》对法家思想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并不轻视后者曾产生过的历史影响，也不抹杀后者对自身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实际作用。从中可见，《原道》对法家思想的认识富含历史理性，这不同于其阐述道家思想时所显露出的神秘化倾向。要之，“尊道抑法”是《原道》的实质性的理论倾向，但也须看到，“尊道”与“抑法”存在既相关、又区别的理论关联，而这在认识中需要具体分析和对待。
最后，“以道融法、尊道抑法”作为《原道》精神实质，反映出《淮南子》对不同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度融合的理论实践，这种实践在西汉中期的政治发展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当时政治思想发展所具有的综合性、过渡性的时代特点。《原道》试图通过坚持道家的理论立场来设计国家发展的现实路径，也试图通过融汇诸家思想于“道家”来实现政治思想上的更新，以此适应和满足西汉王朝的发展需求。这种理论实践继承了西汉初期以来“黄老”思想的基本思路，但力求在“多元会通”中实现进一步的创造发展，因此《原道》在思想上能体现出“以道融法”的理论内涵，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折射出西汉前中期的政治现实，试图随着现实的政治发展，探求道家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化和完善，而非将其否定和抛弃。
通过《原道》的理论表达，道家政治思想得到比较充分的阐发，但法家思想也没有被轻视和忽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道家化”了。在此过程中，《原道》自然地体现出“尊道”与“抑法”的两面，实质上这也是二者之间“兼融与被兼融”的理论关系的深刻反映。《原道》对道、法思想关系的认识，是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政治发展的理论反映，而《原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过渡性”的特点，则决定于西汉中期前后统治阶层的政治理念的转变趋势。从西汉初期的崇尚“黄老”到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王朝赖以存在的治国思想逐渐产生根本性的历史转向，向着由“道”入“儒”的趋向演进，而《淮南子》正处在这一历史过程之中。《淮南子》对多元思想融会而成的政治理念的深入阐发，在展现出道家思想的主导作用及影响的同时，也显示出其他思想对前者深刻的理论渗透和影响。多元化的思想在现实政治的需要中逐渐走向新的融合，这使《淮南子》能够比较顺应西汉政治思想演变的新趋势，在理论上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性和过渡性。当政治思想的发展在多元融会中日益得到深化时，来自统治者的治国路径选择的现实促动，“崇道”最终被转变为“尊儒”，由此深刻影响王朝以后的历史发展。
由上所述，“以道为主，兼融法家”，《原道》这种道、法思想的理论结构既决定了道家思想所具有的主导优势，也决定了法家思想只能居于从属地位。通过对法家思想不断进行“道家化”的批判与反思，《原道》最终实现“以道融法”的根本目的，内在体现出深厚的汉代“黄老”的治国精神。《原道》在辩证思考中对道、法两家代表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度融会，这种既批判、又融合的思想实践，充分表现出《淮南子》在秦汉时代条件下具有的广阔的包容性，如同“一个蓄水池，它接纳先秦的种种思想资源，并赋予它们一定的形式”
，这也使《淮南子》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对先秦文化的总结”的“综合家著作”
，为西汉中期以后治国理念走向更为深入的历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