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时代，需要大著作，也能产生大著作。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极为特殊、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秦亡汉兴的重大政治社会变迁中，大一统政治格局得以在初期的挫折与反复之后，稳定构建起来，并随着西汉前期七十余年黄老政治的勃兴发展而渐趋成熟。在此前所未有的政治新时代，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的现实需求，汉代思想家，尤其是西汉前期的陆贾、贾谊、贾山、晁错、刘安、司马谈、司马迁等人，分别从儒、法、道、史的不同立场与视阈出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时代精神，对西汉王朝的理想发展秩序及模式展开深刻辩证的理论思考，试图为其探索和提供一种能够“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的政治方略，使之不仅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而且开创全面超越周、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新局面。这种来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理想促动，始终成为深刻影响与主导汉代思想家的重大“问题轴心”，也成为有汉一代能够涌现出一批大思想家、大著作的根本原由。淮南王刘安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政治、人文条件，并依靠汉代“淮南学派”的群体化的学术基础，应时而起，以《淮南子》一书为代表性著述，跻身于汉代大思想家行列之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代名王，“天下奇才” 。

《淮南子》的历史产生，不仅让刘安及“淮南学派”拥有为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谋策立言的理论话语权，而且让后者成为汉代道家论政的不二代表，充分显示出汉代黄老政治的时代特质及精神。究其根由，就在于这部汉代道家经典可称得上是有汉一代最具包容性、综合性的“大著作”，不论其思想的广度，抑或是深度，都堪称是同时代思想论著中的翘楚。更由于《淮南子》从酝酿、著述、成书与问世，始终具有鲜明的“王者之书”的政治特点，根本上是汉代诸侯王为“刘氏”的家国天下而作，因此《淮南子》与其他汉代思想家相比，更能表现出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之“道”的深切关注与思考，也更能展示出积极适应秦汉大时代发展现实的内在的理论品质。这种由内而外的“大著作”特点，如若具体而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获得深入了解和把握：

第一，淮南王刘安著述《淮南子》具有通观古今的“大视野”。在西汉前期诸侯王中，刘安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流誉天下”，“天下莫不闻”，这一方面是因为其能在王国政治发展中“行仁义”，“行阴德拊循百姓” ，坚持推行汉初以来有利于社会民生的黄老治国理念，取得良好的地方治理成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在学术文化上能“好术学” ，“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 。政治见识与学术素养的双重兼具，让刘安作为西汉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之一，截然不同于一般只好物质享受、骄奢淫逸的诸侯王，而是在思想上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有为意识，意图为“刘氏”天下谋策立言，为其探寻出一条务实而理想的长治久安之路，促其走向超迈前代的兴盛发展和历史高峰。正因如此，刘安在其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中，始终没有局限于淮南国的地方视野的局限，也没有仅仅着眼于西汉王朝的自身的历史发展与政治经验，而是“通古今之事”，“通古今之论” 的开放性思维，力图全面总结先秦以来的国家治理经验，“弃其畛挈，斟其淑静” 中，“窥道开塞”，“穷道通意” ，构建出一种充分适应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所需的能够“雄视天下，包容万物”的“新的治国理论体系” 。

也可以说，秦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的空前的大时代，内在激发了刘安著书立论，欲有作为的王者雄心，推动其以新的“天下观”来审视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及历史前景，并以强烈的家国政治意识与使命感，寻求后者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定位。而在此过程中，刘安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自身诸侯王的客观局限，成为一位能够纵观天人古今，阐论存亡治乱的思想家和“论道者”，实现和赋予其政治生命以新的历史价值及意义。在有汉一代的诸侯王中，淮南王刘安所具有的时代“大视野”，虽非是绝无仅有者，但也却是凤毛麟角，就此而言，其被后世学者视为王者中的“天下奇才”，毫不为过。

第二，淮南王刘安著述《淮南子》具有道治天下的“大格局”。刘安作为西汉前期少有的卓富才识之王，其组织门下众多宾客集体著述《淮南子》，根本的用意就在于为“刘氏”天下如何“务于治” 提供一套汉代黄老化的内圣外王新道学思想体系，有效解决好西汉统治阶层“治心”“治身”与“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实践问题，最终促使后者能够在“心身国同治”的过程中，构建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的现实的“道治良序”，进而实现“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 的理想的治世状态和境界。出于此种内在意图，刘安在《淮南子》中始终坚持“道治”的核心理念与根本视阈，以“大道哲学”为思想枢轴，贯通天人古今之学，试图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所面对的“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 ，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刻解答和阐释，促使王朝统治者能够“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 ，成为“取下有节，自养有度”的“仁君明王”，推动王朝政治“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走向“至治”“通治”的良好发展。

刘安在《淮南子》中所具有的这种“道治天下”的理论格局与气度，与西汉前期统治阶层极力寻求大一统王朝发展之“道”的迫切需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对后者实践问题的十分及时的历史反思和回应。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长安献书给年轻的汉武帝后，引起后者的极大兴趣，并对其所献《淮南子》“爱秘之” 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刘安在景、武之际著述《淮南子》一书，其真实作用确如其所言是服务于“刘氏”天下的长远发展目标的，具有西汉统治阶层自我“谋策”与谏言的建设性意义，而并非是具“有造反之企图”，有意将《淮南子》打造成自己“日后施政的蓝图” 。身为汉高祖刘邦的嫡亲后裔，刘安对西汉王朝发展具有极为强烈的“刘氏本位”意识和观念，认为“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 ，内在期待王朝在“暴乱已胜，海内大定”之后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期，能够“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 ，承继“周政”辉煌，超越“秦政”痼弊，实现和迎来“汉政”的历史新发展与高峰。因此，刘安在《淮南子》中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总体设计和构想，就其而言，只有秉持“道治天下”的汉代黄老理念，才能在“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中更好地“经纬治道，纪纲王事”，构建出与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相适应、相契合的指导思想体系，使后者历史性的探索发展具有恢弘广阔的理论格局和前景。

第三，淮南王刘安著述《淮南子》具有海纳百家的“大胸怀”。理论视野与格局的宏阔宽广，让刘安及“淮南学派”在著述《淮南子》的过程中，能够“以道为主，融采闳富” ，并非是“独守一派之言而是要融贯诸子百家而冶为一炉，归为一统” ，以此成为一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少见的“集先秦、秦汉之际思想大成的巨著” 。对刘安及“淮南学派”而言，一方面“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 ，尊崇道家的理论本位与主导意识贯穿在其著述《淮南子》的首尾始终，成为其根本的思想阐释原则；但另一方面，“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 ，他们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又能表现出“尊道”条件下极大的包容性，能够采取“不囿于一家而各家平等” 的开放态度，以“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的理论胸怀接纳、会通、整合和融铸不止于儒家的更为多元的思想学派和学说，并在秦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的历史前提下，重新赋予其新的汉代黄老化的整体性的理论形态及特点，从而使先秦以来的中国古典人文思想与政治学说在最大程度上走向“道术合一”的历史性汇流，尤其是为秦汉新“王道”的历史构建探索和再造出一种“新的内容和含义”，由此兼顾实现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对核心价值理念与治国施政方式的双重需求。也因此，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一书中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地暗用、化用先秦文献达四十余种，对“前代思想遗产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融合” ，成为有汉一代文献内涵最为多元丰富的思想论著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淮南子》一书实际上可被视为先秦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缩影”，而不仅仅是“汉代初年” 的，或者更可以说是一面“思想之镜”，从中既能映射出汉人群体视阈中的先秦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精神世界，也能透显出其在前代基础上，对汉代精神世界的新的开拓发展。正是这种极为广博深厚的思想文献基础，不仅让《淮南子》展现出刘安及“淮南学派”海纳百川的理论胸怀，而且促使其能在思想上达到“一体多元，别阐新论”的理论目的和境界，成为秦汉时代不可多得的历史性的大著作。

第四，淮南王刘安著述《淮南子》具有义政利民的“大追求”。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大时代，从秦王朝的兴起、速亡，再至西汉王朝的建立和繁荣发展，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治在初期的曲折探索中获得日益稳步的推进发展。在此王朝兴替的剧变过程中，与大一统政治发展相适宜的新的政治思想构建任务得到重要突显，不论是王朝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基础，抑或是王朝现实发展所需的原则性理念及实践性理论，都成为西汉前期近百年的思想界迫切需要及时解答与回应的重大课题。对此，生平经历西汉前期文、景、武三帝统治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与汉初的陆贾、贾谊、贾山、晁错、司马谈等人一样，也表现出极为敏感而强烈的“求治”意识，甚而显示出其独有的汉代王者的政治主体精神，试图从整体性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规划设计出一种带有鲜明的汉初黄老精神印记的治国方略，推动后者沿着“义政利民”的总方向实现良性发展，创造出周、秦王朝之后治政治世的发展新高峰。

由于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治国思想上始终坚持黄老化的道家本位立场，因此《淮南子》一书十分注重反思和总结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发展的经验教训，尤为突出“君本”与“民本”之间的理论协调和平衡，强调民本主义政治理念及精神对西汉王朝现实发展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性，主张以积极的“无为而治”思想对王朝政治进行总体指导。由此，一方面促使西汉统治阶层理性克服“亡秦之失”所暴露出的极端化君权主义的政治积弊；另一方面则推动其在治国实践中构建出君、臣、民之间良性稳定的利益结构关系，使“君本”与“民本”形成“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政治平衡，实现“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的现实发展。还需特别指出，刘安及“淮南学派”在秦汉历史条件下，对民本主义政治理念的理论阐扬，不但全面继承了先秦以来“民为邦本”的古典民本思想资源，而且在充分汲取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儒、墨、阴阳诸家）的基础上，又一次深刻表达出对“公天下”的帝王观念与政治权力观念的历史重视和肯定。他们既明确提出通过“法籍礼仪”的制度主义方式以“禁君，使无擅断也” 的进步主张，显示出对专制君权的制度制约和规范意识，也显著表现出反“暴政”主义的政治批判理念及精神，继先秦孟子之后，再次充分肯定社会民众对“暴君暴政”的现实反抗权利，极其鲜明地主张：“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淮南子》中所反映出的这种反“暴政”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同时期的汉代思想家中最为直接而激烈，在某种程度上，已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批判范畴，而是在秦亡汉兴的历史大背景下，深刻触及中国古代专制君主政治的历史要害与肯綮所在。尤其引人深思的是，这种秦汉以来少见的严厉批判专制君权私有化滥用的思想言论，事实上得到了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代表的西汉统治阶层的接受和默认，成为汉代思想史上极为难得，但又侥幸得以留存的政治思想菁华。而这也正是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能够始终坚持民本为先，要求统治者“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 的内在因由。就此而论，《淮南子》一书由于著述者中存在较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士人，所以实际上具有浓厚的民间性的特征，其审视和反思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发展问题，不仅能“从上向下”看，而且更能“从下向上”看，兼具为“王者”立言和为“民”代言的双重性质，甚至突出反映出汉代士人群体在秦汉历史条件下重新高涨地对先秦古典“公天下”政治的理想期待和追求。从中可知，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所阐发的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比一般的汉代思想家要走得更远，而其所具有的政治思想史意义也不容忽视，很值得现今学者重新反思、发掘和评价。

第五，淮南王刘安著述《淮南子》具有承转启下的“大价值”。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淮南子》一书极为特殊，因为其不但是继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之后，“把汉初思想，作另一次大结集”，成为秦汉时期“思想史上的伟迹” ，而且“是汉代学者对于汉以前的古代文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成为后世中国思想文化赖以发展的“巨富的精神遗产” 。在以往的“淮南子学”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都能注意到《淮南子》此种对先秦、秦汉思想文化发展中起到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却又往往忽视了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承上”与“启下”之间还存在着关键性的“转化”之功。换言之，较为全面地来看，《淮南子》对先秦、秦汉思想文化发展，实际上发挥出的是“承”“转”“启”的三种历史作用。说其“承上”，是因为《淮南子》对先秦学术文献的承袭广度上，达到了汉代著作少有匹敌者的空前规模，其内容之宏富，“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为后世学者“研究西汉及以前的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说其“转化”，是因为《淮南子》对先秦诸子百家为代表的诸种思想学说，都有着极为深入的汲取、会通、融合与重阐的理论作用，“能够超越思想派别之纷争，融合各派思想之精义，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体系” ，绝非是对先秦文献资料的简单拼凑式的“拿来主义”使用。故此，《淮南子》思想虽融纳百家于一书，但却是有自身独特的“道体”和“术用”思维，事实上是取百家之长以成汉代黄老之“新长”，在思想理念及要素的历史转化中，对其实现新的创造性的阐释、扬弃、整合与利用，赋予其鲜明丰富的汉代精神气质；说其“启下”，则是因为《淮南子》的学术思想、治国学说与生命信仰，无一不深刻影响到两汉时期及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其书未能大行于世，但却化为潜流，早已在西汉中后期成为推动中国学术、政治与宗教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其道、儒、法三家综贯互补的结构性思维模式，更是汉武帝时期统治阶层构建新“治道”理念的历史前提和驱动，并且对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阐释，同样发挥出极为重要的启迪之功。

在汉代道家向道教的历史演生过程中，《淮南子》可谓是前道教时代的重要奠基之作。其书中已深刻显露出丰富深刻的“仙道”思想，以早期宗教神学的萌生形态成为“东汉道教义理产生的源泉和理论基础”，进而还从生命修炼和养生功法等“诸多方面为道教的形成做了预演” 。因此，《淮南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实在是具有“大价值”的一部道家巨著，就如同一座蕴藏无穷丰厚的学术富矿，亟待更多的学者去关注、重视、研讨与发掘。与未得到开发的内容相比，学界取得的成果虽已有所丰富积累，但总体上来看，仍然显得薄弱有限。

由上而论，可知《淮南子》一书不论是其时代视野、理论格局、思想胸怀，还是政治追求、学术价值，都无一不有力彰显出“尚用崇功”，“经世企图强烈，闳博而大气” 的秦汉历史风气，也无不突显其堪为“绝代奇书”的独有魅力。尽管由于特殊的政治、学术原因，《淮南子》在产生后的两千多年中，并未如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学派”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部始终能够广为人知，“流誉天下”的思想论著，而是长期陷于“黯而不明，幽而不著，隐而不显” 的冷落边缘境地。但大隐隐于“世”，亦显于“时”。作为中国道学集大成者的汉代奇绝之作，《淮南子》正在随着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现代性、世界性的发展，重新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研究，其思想文化的魅力及价值也越来越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和肯定。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发展的时代新契机中，《淮南子》这部伟大的故典陈籍终于无需再“隐”，而是能够面向世人论“道”鸿烈，尽情阐说自身“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淮南道学智慧，充分展现出“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 的中国“大道家”的思想风采与历史气魄。

本书中所收入的四十二篇学术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试图“为往圣继绝学”，为“奇书”迎新生，与千年之前曾在江淮大地上心怀天下、修道论政的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们结一份跨越时空的“道缘”。因为我相信一部“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 撰述而成的汉代道学“大著作”，不论处于何种的历史境遇，只要拥有敞开其道家心灵与精神世界的时代契机，就一定能像“百川异源” 而同归的浩瀚大海，吸引和折服一切走近它的世人，让后者深深感受到中国道家所独有的“道治天下”的思想智慧和磅礴气势。大道无疆，大治通世。或许《淮南子》所表现出的独特的东方古典道家的思想视阈、思维与胸怀，能够为当下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新发展，提供一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建设性的和谐共进之“道”，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审视自我、观照他人、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