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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现实影响，往往关系到王朝政治能否实现稳定发展。因此，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谏议”也成为思想家们所积极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经久积累，逐渐形成丰富的历史内涵。作为秦汉时期“集道家黄老学之大成的理论著作”
，《淮南子》对“谏议”之于专制君主政治的特殊性、重要性，认识深刻，并有所独到论述。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只有善于“听治”，才能“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
，成为贤明之君，长保其位。由此，《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应避免拒谏之失，力求在理性求谏、虚心听谏和积极纳谏中，构建出较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上下同心，君臣辑睦”的政治之“和”，稳定王朝秩序，推动其走向长治久安。学界现有研究在论及《淮南子》政治思想时，或是措意于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如黄钊、许杭生等
，或是着力于具体的治国主张，如刘康德、李秀华等
，而对《淮南子》的谏议思想则少有关注和探讨，迄今为止，尚无专题论文。虽然《淮南子》关于“谏议”的论述并不集中，只是散见于全书，但作为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淮南子》论“谏”以黄老为本、兼融法、儒，凸显出多元化的理论内涵，在西汉前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试图着眼于王朝政治的现实发展，对《淮南子》谏议思想的实际内涵及特点进行深入探讨，以此略陈陋见，求教于大方之家。
在专制君主政治中，“谏议”始终是统治者必须认真面对与解决的重要问题，既关系到君、臣之间良性关系的构建，也深刻影响到王朝的现实发展。对待谏议的不同态度、方式，以及对待谏者的不同实践，都显示出统治者是否具有“政以重谏”的基本理念，是否能在现实中主动求谏、广纳忠言，以达到矫枉补阙、促政善治的根本目的。对此，《淮南子》在思想上认识深刻，将能否重谏、纳谏视为衡量统治者政治素养及王朝治乱的重要标志，试图从王朝兴亡的政治高度出发，总结与反思先秦时期的历史经验，促使西汉统治者理性重谏、听谏以明，形成较为和谐的君臣关系，实现西汉王朝的稳定发展。
虽然“听善言便计，虽愚者知说之”
，但现实中，因自身政治素养的差异，统治者对所谓“善言便计”的态度迥然不同。“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
，《淮南子》认为，当统治者贤明之时，能广开言路，容纳各种政治意见，甚至能不因“位”而废言，更不会因言责人。反之，“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
，当统治者昏庸之际，对臣下而言，非但所谏无用，而且易于因谏获罪。所以《淮南子》在政治上认为，能否理性重谏，积极纳言，就成为实际区别统治者贤明或昏暗的重要依据。
“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
，《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执“术”以驭臣，认为“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
。而对于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统治者采用何种方式来听谏、纳谏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听而精之，莫聪于耳”
，统治者在实践中不仅应“耳能听而执正进谏”，而且应善于“听治”。“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
。《淮南子》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善用君人之术，广纳谏言，那么即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
，最终达到“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
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淮南子》看来，聪明的统治者非但不会禁人以言，相反还会因言而治，“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
。如此一来，自然能有功则归于君，有罪则疚于臣，实现臣劳君逸、执要而治的理想效果。正是在“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中，“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
。基于这种认识，听“谏”之术，实际上被《淮南子》视为统治者极为重要的政治素养，而这并非现实中任何专制君主所能有效掌握，对于那些昏君庸主，由“听治”达“善治”，只能是痴人做梦。
“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
，“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旋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
，“（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
，《淮南子》认为，凡是如桀、纣一样的昏暴之君，在政治上都以忠谏为逆耳，视诤臣为草芥，只知刚愎自用、纵欲妄为，将王朝政治推向虐民之暴政。与此不同，“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
，对于那些在政治上颇有见识的贤明之君，不仅不会罪人以言，反而会主动求谏，试图让臣民对自身的政治举措有所批评和建议，达到“周观得失”、避过纠错的目的，而这正是“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
的重要原因。由此，《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者的不同政治方式，或听用，抑或迫害，在任何王朝而言，很大程度上能显示其善、暴之政治趋向。
简言之，《淮南子》主张，谏议之于专制君主政治，特殊而重要。因此，统治者只有重谏以治国，才能善用众智、规避己失，促使王朝政兴人和，而非相反。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
，在专制君主政治中，统治者作为“政治中心的风云人物”，始终是王朝得以稳定发展的“政治轴心”
，换言之，君贤则国治，君暗则国乱。《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贤明与否，这同其是否具有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的政治意识及实践密不可分。在《淮南子》看来，凡是“圣王”，都能从王朝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对待臣下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而非师心自用，刚愎拒谏。而且统治者也只有虚心听谏、善用臣谏，主动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才能构建出良性的君、臣关系，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护和支持，既夯实王朝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也促进王朝最终走向“通治之至”。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
，“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只有充分借助臣下的智慧和力量，能“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
，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实现自身对王朝的有效治理。基于此，《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谏议”在现实政治中的特殊影响，认识到“众智”“众势”的作用发挥都无法脱离“谏议”的政治过程，换言之，只有臣下能通过谏议的手段、方式对统治者有所建言，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使统治者规避己失，实现善政，“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
。
正因为深刻认识到臣下之谏议对专制君主的重要性，所以《淮南子》坚决主张“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认为统治者应践行“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
的政治哲学，在实践上不仅能做到“耳能听而执正进谏”，而且能理性求谏，不因人废言，“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
。与此不同，如若统治者在政治上非但不重谏、求谏，反而“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甚至于“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那结果必然是“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既无益于自身的君位保有，也有害于王朝的现实发展。由此，《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应效法古时圣王明君，具备理性求谏的政治品格，“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从而实现“圣主之治”。
“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
，“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
。在《淮南子》看来，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虽然统治者“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但其都无法在政治上独治天下，因此若想权位巩固，王朝发展，统治者只有“乘众人之智”，“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如此才能“以天下之耳听”，使“臣情得上闻”，达到“威立而不废，聪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
的现实目的。反之，则只能是“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赡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
。
由此，《淮南子》进而指出，“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若要在政治上熟知“臣情”，用臣之智，统治者就必须善于听谏有“术”，能充分发挥其资政益治之效用。而《淮南子》所言之“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统治者在谏议过程中应具有政治的主动权。“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
，虽然统治者内心对政治事务的处理已有认识和决断，但在表面上仍要装作少知其事，不解其因，促使群臣对此发表看法、提出建议和具体解决，做到“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
，“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淮南子》认为，这就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的“人主之术”，能让统治者始终在政治发展中处于主动地位，既不因显情露意而为臣下所制，也不因误言错行有损君主权威，体现出“事犹自然，莫出于己”
的政治谋略。
二是统治者在听谏中应清明虚心，避免妄听乱断。《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听谏并非容易之事，“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
，面对群臣的纷繁进言，统治者如若缺少必要的明辨善断能力，则易为其所误导，以佞言为忠言，在治国实践上走向偏差，甚至于丧身亡国。因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力主“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认为统治者应善于“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
，唯此方能“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
。
三是统治者对群臣的进谏应采取循名责实的政治原则，戒除浮辞妄言。“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淮南子》认为，统治者虽需积极求谏，但却不能“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而是必须“精明于上”，对群臣所说之言切实求效，追惩妄言之罪，“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在《淮南子》而言，“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统治者只有掌握和运用这些听谏之“术”，才能让政治谏议真正为己所用，充分发挥出巩固君主权位，促进王朝发展的现实效用，达到“圣主”之治。
“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能否正确对待臣下的各种谏议，能否明察善断，这直接关系到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以及王朝的稳定发展。“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
，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统治者往往不听忠言，昧于佞语，造成“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的政治恶果，以致忠者难言，奸人祸国。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积极纳谏，成为“并用周听”的“明主”，而非偏于一曲的“暗主”。在《淮南子》看来，正是对待谏议的这两种不同实践，内在决定着统治者及王朝的发展前途，而这也成为统治者是否堪为“圣王”的重要标志。对此，《淮南子》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和认识：
一方面，《淮南子》指出，历史上的昏暴之君，如商纣、秦皇之类，大都是“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不纳忠言，拒谏成性，成为“暗主乱于奸臣”的反面典型。“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
，而这“亡形”在政治谏议上便有着显著反映。“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
，正因为统治者在政治上“谏而不听，言而不用”，只知放纵私欲，残虐民众，所以最终才会造成“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
的悲惨结局。
另一方面，《淮南子》认为，和那些消极拒谏的暗主、暴君不同，大凡历史上的圣王明君，在实践上都突显出善听人言、积极纳谏的政治品格，能“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与前者截然相反。“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
，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对那些商王朝曾经的忠谏之臣，如商容、比干和箕子等，都公开进行政治褒奖，表明周王朝的统治者根本有别于拒谏饰非的殷纣王，不会重蹈“刳谏者”的历史覆辙。因此，在《淮南子》看来，“圣王”之所以为“圣”，就在于其深刻懂得“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
的道理，既能宽大胸怀，善听忠言，所用得人，也能明辨是非，拒斥佞言，不用乱臣。由此可见，能否善待谏臣，积极纳谏，实际上就成为《淮南子》衡量统治者是否为“圣王”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
总之，《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而言，关系“治道”，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
，正是通过理性求谏、虚心听谏和积极纳谏，统治者才能“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在政治发展中构建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根本目的，推动王朝走向善治昌明。
“骄溢之君无忠臣，口慧之人无必信”
，谏议之所以重要，《淮南子》认为就在于其深刻影响到王朝政治中君臣关系的现实构建。换言之，如何通过积极的谏议过程，促使君不“骄溢”而拒谏，臣不“口慧”而佞言，实现君贤臣忠、君臣和辑的理想状态，体现出统治者高明的“为君之道”，这便成为《淮南子》深入思考的政治课题。作为其书“当‘道家’之正统”，“其宗旨则治世之黄老”
的汉代论著，《淮南子》论“谏”，总体上反映出以黄老为本位，兼采儒、法的思想特点，其对谏议的理论反思既蕴含道家形而上的政治哲学，也体现出道家形而下的政治权术。而且，在前者中，黄老道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后者中，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历史地看，对先秦道家的谏议思想及秦汉谏议文化，《淮南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都体现出一定的丰富和发展。
其一，从政治哲学看，《淮南子》对谏议的理论反思，根源于黄老之“道”。一方面，《淮南子》主张“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将“道”视为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另一方面，《淮南子》又将“道”的存在和体现延伸至世俗政治中，主张“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
，认为“君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是统治者必须深明的政治哲学。“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
，“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只有在实践中遵循“君人之道”和“治国之道”，始终“执道要之柄”，才能巩固势位，治国兴邦。由此，《淮南子》不仅将谏议与“君人之道”密切结合，而且也将其看作是“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从“君人之道”出发，《淮南子》主张“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
，而统治者在政治上能否得人，这实际上往往与其能否善于求谏、纳谏密切相关。如果统治者虚心求谏，积极纳谏，则能“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实现“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的良好状态。反之，则只能有失于“君人之道”，造成“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
的消极结果。从“治国之道”出发，《淮南子》则认为“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
，“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
，主张臣应忠谏，君须纳谏，二者在王朝政治中都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当统治者善于“听治”，而“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时，才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
而且在政治哲学上，《淮南子》也将其谏议思想基于黄老之“清净无为”理念。老子曾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淮南子》对此深为认同。“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
。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在实践中只有“清静而不动”，“静漠而不躁”，才能防止臣下窥悉自己的真实想法，减少谄谀之声，多得利于王朝发展的谏诤之言。因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力主：“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认为：“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听，终以其无用者为用矣”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提出“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
的政治原则，认为统治者应慎守“三关”，避免“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在谏议过程中不为臣下所蔽，能始终对群臣之言善听而明断。
其二，从政治权术看，《淮南子》对谏议的理论反思，既受到黄老道家的深刻熏染，也体现出先秦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具有相通性。“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舍后且先，死矣”
，“凡彼祸难也，先者恒凶，后者恒吉”
，“委燮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
，对黄老道家这种贵“后”主张，《淮南子》在谏议思想上深入承继和发挥，试图为统治者提供一种应对臣下谏议的政治权术。“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应“耳能听而执正进谏”，始终让自己处于“常后”的地位，不为臣先。“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
，在《淮南子》看来，只要统治者在政治上“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
，便能掌握谏议过程的主动权，做到“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获得“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的理想效果。与此相近，“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的韩非，在政治上也主张：“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
，强调“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法家所言君主之“术”对《淮南子》论“谏”的内在影响。显然正是基于尊君立场，在对统治者与政治谏议进行权术化的思考时，黄老道家和先秦法家在《淮南子》中有所相通、融合，共同深刻影响《淮南子》的谏议思想。
此外，儒家思想对《淮南子》论“谏”也有所影响。“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
，《淮南子》实际上对孔子这种重“谏”态度表现出内在认同。而且《淮南子》还主张：“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
，这与儒家强调臣事君要“勿欺也，而犯之”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
的观点有着内在联系，从中反映出儒家重视修身，崇尚忠谏，追求德治的思想倾向。但也须指出，儒家对《淮南子》论“谏”的历史影响，与道法两家相较，并不突出。
综上所述，对谏议在专制君主政治中特殊的重要性，《淮南子》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而且立足黄老道家，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时代性的认识。在秦汉道家著作中，《淮南子》对政治谏议的理论思考最为深入，其思想内容既是对先秦道家谏议思想的发展，也是对秦汉谏议文化的丰富，具有可贵的历史价值。与同时期儒家以“仁义”为本，强调伦理性的谏议思想不同，《淮南子》深刻反映出以“黄老”为本，强调法术化的谏议思想，因此从内在实质看，《淮南子》论“谏”根本上有别于儒家，这也使其成为西汉时期独具特色的谏议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