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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秦汉时期汇聚诸子、熔铸百家之作，《淮南子》“纪纲道德，经纬人事”
，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廉政思想
，试图在“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
中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适宜而有效的廉政方略，推动统治者“除其嗜欲，损其思虑”，“适情辞余，以己为度”
，致力于利民之善政，实现天下“大治”“通治之至”。在《淮南子》看来，廉政兴邦，乱政败国，现实政治的清明廉洁与否，既密切关系着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又直接影响到专制君主的政治统治。因此，对任何统治者而言，都必须尽力避免“上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的“末世之政”，否则必然会产生“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
的政治乱象，最终导致王朝政治发展的动荡与衰亡。基于这种深刻认识，《淮南子》秉持黄老思想，“既言道，又重事，主张‘无为而治’”
，试图着眼于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在反对“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的乱政中，构建其“清静无为，政返于朴”的廉政观，以此推动统治者“省嗜欲”而“廉俭守节”
，促进西汉王朝实现政治清廉、社会和谐的理想发展。
君主，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这对《淮南子》而言，也是如此。作为王朝兴衰存亡的政治关键，专制君主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才能，尤其是能否体现出“清净恬愉”“廉俭守节”的内在修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发展趋势。《淮南子》认为：“夫水浊则鱼噞，政苛则民乱”
，如若专制君主在政治上试图“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
，只知“狡躁康荒，不爱民力”，就必然导致“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赡”
的悲惨景象，其结果只能是“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
，促使王朝政治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走向彻底的衰败。因此，推动专制君主“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
，实现“廉君”政治，就自然成为《淮南子》廉政观的首要内涵。对此，《淮南子》有着深入的政治思考，试图在“反秦与袭秦的双重倾向”
中深刻以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为鉴，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西汉统治者提出明确的“廉政”要求，推动其在道家化的“内圣外王”中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淮南子》而言，秦王朝作为反面典型，其廉政教训至为深刻，必须在政治思想上给予反思和借鉴。在《淮南子》看来，一方面，秦王朝的统治者“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
；而另一方面，则是“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
，这种强烈的现实对比，既充分彰显出秦王朝的政治暴虐性，也深刻反映出统治者自身的肆欲性。因此，历史地看，秦王朝政治的最大失败之处不仅在于任法滥刑，穷兵黩武，更在于统治者穷奢极欲，享尽荣华，完全不顾惜民力，也不以百姓之生死存亡为念，以致民心丧尽，邦国覆灭。由此可见，对于专制王朝的现实发展而言，统治者在政治上能否清净无为、节省嗜欲，就成为决定王朝命运的关键所在，正所谓君廉则国兴，君贪则国亡。“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
，这在《淮南子》看来，其中的必然性就在于统治者自身的廉政素养。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正是由于其在现实中反秦之道，易秦之政，坚持“清静无为”“廉俭守节”的政治路线，实现“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
的良政发展，使民众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才能“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
，最终取秦而代之，建立刘汉王朝。正是基于秦王朝之类的反面教训，《淮南子》对一切统治者的非“廉”行为都持批评和否定的看法，坚决反对现实政治出现“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的消极状态，始终强调专制君主应该具有深厚的廉政修养，能够如圣人那样践行“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的政治原则，克制“贪污之心”，“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
如何才能真正有效促使专制君主践行“廉政”，《淮南子》也有着基于黄老道家思想的正面认识，这在其“清净无为”“返性于初”的政治主张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淮南子》主张应该避免各种“嗜欲”对君主内在之“性”的消极影响，认为“清净恬愉，人之性也”
，但“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
，这对统治者尤为如此。因此，《淮南子》主张专制君主应该“心常无欲”，“形常无事”，能够在政治实践中“游心于恬，舍形于佚”
，避免“嗜欲者，性之累也”
造成的政治恶果。其二，《淮南子》也主张君主应该在克制“嗜欲”中注重自身的廉政修养，能够在政治实践中“除其嗜欲，损其思虑”，做到“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只有如此，君主才能“适情性则欲不过节”
，真正做到“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最终实现“心和欲得则乐”的理想状态。其三，《淮南子》还主张君主在政治上应该“与道合一”“清净无为”，在“富贵广大，守之以俭”
中推动现实政治的清廉发展。一方面，《淮南子》憧憬“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
的政治理想，认为君主只有深悟“静漠者，神明之定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之哲理，才能在真正践行“节省嗜欲”“清净无为”的廉政原则，与民休息，利其发展；另一方面，《淮南子》凸显出君主的廉政表率作用，认为：“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
，因此君主应该“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在“清净无为”中实现“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
的良政发展。
概而言之，对专制君主在现实政治中的廉政作用及影响，《淮南子》的认识理性而深刻。从秦王朝之类“非廉”的政治教训中，《淮南子》更加明确“君廉”在其廉政观中的核心地位，并进而试图通过黄老道家思想来“驯化君主”，促使统治者具有“清净无为”“廉俭守节”的廉政信念，强化其“内圣”之功，以此来推动君主政治走向“闲居而乐，无为而治”
的理想状态。历史地看，《淮南子》这种“君廉”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不无启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警醒执政者，促其深刻认识到“廉俭守节”，勤政为民的廉政思想。“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而安民之要，则在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
，因此只有执政者始终能够以民为本、清廉执政，才能“必得人心也”，从而推动国家政治更好地走向和谐发展。
对传统王朝政治而言，在专制君主之下，存在着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的官僚体系，且“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
，这成为整个专制君主政治赖以有效运行和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由此，与“君廉”相应，也自然产生“吏廉”的重要政治课题，《淮南子》对此有着极为深入的政治反思和总结。如何推动现实的廉政发展，在“廉者可令守分”，“廉者不利非其有”
中更好地巩固与推动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对此，《淮南子》试图立足于黄老道家，并融通儒、法思想，从“吏以贵廉”“吏以行廉”和“吏以养廉”等三个方面阐明自己的“吏廉”思想。这也成为其“清静无为，政返于朴”的廉政观的重要组成。
《淮南子》认为，对于王朝政治中的各级官僚而言，需要通过明确两种政治意识来形成内在的“贵廉”思想。一则应自觉培养“廉俭守节”的政治意识，能够秉持“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
的政治原则，促使自己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践行“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的廉政信念，在“身治”中体现出“廉而能乐，静而能澹”
的精神修养；二则应积极培养师法“廉士”的政治意识，能如曾子、公仪休那样清廉自守，不贪于财。“曾子立廉，不饮盗泉”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
，这在《淮南子》看来，都“可谓养志者也”，深刻体现出道家“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知足不辱”
的政治哲理。由此可见，《淮南子》试图通过内在化的廉政修养方式，促使王朝政治中的各级官僚能够自我形成“贵廉”“重廉”的政治信念，从而有效保障和推动专制君主政治的稳定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淮南子》所体现的“贵廉”思想，不仅是对现实中官僚行为有所约束的基本要求，更是对专制君主条件下，官僚政治实现良性发展的内在的理论期待。
一方面，《淮南子》主张官僚政治应该具有仁义为本，善政为民的合理内涵，认为：“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只有充分秉持“仁者，爱其类也”
的政治理念及精神，才能避免出现各级官吏片面的“府吏”化，因为“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
。从中可知，在《淮南子》看来，良好政治发展所需的各级官吏应该是君子化之“府吏”，能够“制义”而用“法”，在各种政治、法律规则的运行中采取有利于民众的政治行为。显然，这种君子化之“府吏”必然具有“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的政治品质，能够在其政治实践中做到廉洁自持。
另一方面，《淮南子》虽然指出：“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廉者易谋也”
，但却不认为“清廉”之德仅能依靠现实中各级官吏的自身修养来实现和保障。相反，《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专制君主应该善于运用“法”“术”的基本手段，来规范与确保官僚政治的清廉发展。《淮南子》认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
，“无法不可为治也”
，因此对统治者管理各级官吏就必须以“法”为用，做到“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控制和使用各级官吏，促其“廉”以行政，避免“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所导致的“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的消极结果。而且以“法”驭吏也必须遵循“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的政治原则，使其权责分明，各不相扰，更利于“廉政”之实现。除以“法”行“廉”外，《淮南子》也强调专制君主应当善于用“术”行“廉”，认为：“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
，如此便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和避免各级官僚贪污渎职，私用公权，培植朋党，以乱邦国。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明确指出：“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
，“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明分以示之，则趾、跷之奸止矣”
。可见，《淮南子》对于“廉政”的政治思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既彰显出“吏以行廉”应具有的仁政性质，也凸显出王朝政治中专制君主赖以推动和规范“吏以行廉”的具体途径。
《淮南子》不仅对官僚政治中“吏以贵廉”和“吏以行廉”的问题进行政治反思，更为难得的是，还对“吏以养廉”的必要性、重要性有所深思。在《淮南子》看来，廉政的有效推行，必须深刻认识官僚政治之人性基础，懂得“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虽廉者弗释”
的深刻道理。因此，在推动官僚政治走向“清廉”之路时，就应该避免“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
的错误做法，而是能够有所预防，在思想上积极引导，在制度上有力促进。由此，《淮南子》主张，从各级官吏自身而言，应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
，懂得“君子慎其独也”，“圣人谨慎其所积”
的道理，力求“慎廉”而从政。就现实的制度考量而言，《淮南子》指出：“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
，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消除非“廉”的可能性，强化“关户而全封”之类的制度设计，才能促进官僚政治客观走向“大廉不谦”
的理想状态。
简言之，基于对现实官僚政治的理性思考，《淮南子》深入阐述其“吏廉”思想，试图从“贵廉”“行廉”和“养廉”的不同方面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清廉治理、仁义为民的良性发展之路。应该说，这种“吏廉”思想极具历史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借鉴。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治国先治吏”的政治课题，需要将为官者的主体化的廉政修养同外在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以来，有效推进清廉政治的现实发展。反观《淮南子》的“吏廉”思想，或许我们可以基于其“治身”与“治国”合一的政治理念，从“由人性而论修养，由修养而落足政治的基本思路”
中有所启示，改进和完善已有的“治吏”思想及措施，促进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更好发展。
“民者国之本也”，作为传统王朝政治的社会基础，民众在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深为《淮南子》所重视。《淮南子》认为，在专制君主条件下，现实政治发展能否表现出清廉内涵，这同基于广大普通民众之上所形成的政治、社会风气密不可分。只有促使民众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在政治上认同和体现出“知廉耻”“修礼义”的思想内涵，才能实现“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的社会廉政氛围，避免产生“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
的消极情形，以此推动专制君主政治的廉洁发展。出于这种深刻的政治认识，《淮南子》着眼于民心、民生和民风三个方面，阐述其“民廉”思想。
首先，期待清廉政治，渴求“至德之世”，这是民心之所向。《淮南子》认为，“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不论是君主，抑或各级官吏，都能安于其职，清廉自持，而且“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
，对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在《淮南子》看来，“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
，“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
，正是由于上古这些圣王们能够在其统治过程中，不贪于个人之享乐，而是“忧百姓之穷”，“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
，深刻体现出“为民而归之于君，为君又须重民”
的政治理念，因此民众才会拥护其治，安享其利。反之，历史上如夏桀、殷纣与秦始皇那样逆廉政而行贪暴，竭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只能造成“令苛者民乱”的政治恶果，以致于民心丧尽，王朝覆灭。
其次，坚持“清净无为”，实现廉政为民，这是民生之所本。“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
，在《淮南子》看来，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王朝政治的现实发展密不可分，政兴则民利，政乱则民伤，这已被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因此，只有统治者对民众“不忘于欲利之也”，践行清廉之仁政，“应时修备，富国利民”
，才能“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在“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社会氛围中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对专制君主政治而言，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廉政内涵，“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
，“官无隐事，国无遗利”，这才是根本上既有利于广大民众安定生活，又有益于王朝政治良性发展的“治国之道”“成国之道”。在这种意义上，民生基于廉政，廉政生于民心。
最后，“养民以公”，导民以知“廉耻”，这是民风之所贵。“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
，在《淮南子》看来，民众之是否认同与崇尚“廉耻”之风，这对专制君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一方面，统治者必须积极倡导“廉耻”之风，表率那些“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的“人之豪也”
，促使民众能够“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实现“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
的社会氛围，以此推动和促进王朝政治更好地趋向于廉政发展；另一方面，《淮南子》强调统治者“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所以应在“廉耻”之风形成中具有典范作用，做到“俭约以率下”，“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
，能够“行为仪表于天下”。而且对于专制君主，还必须始终坚持“清净无为，政返于朴”的黄老“治术”，“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
的理想的廉政状态，让民众从中真正受益。由此可知，对《淮南子》而言，民风之美恶，于现实政治的廉洁与否关联密切。只有积极教化广大的普通民众，促其“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
，形成朴悫重厚之廉风，才能熏染各级官吏，促其在现实政治中更多地表现出清廉自守、仁政为民的合理内涵。
总而论之，“廉政”之于《淮南子》而言，并非只是专制君主与各级官吏之事，更与民众和社会风俗紧密相关，因此在王朝政治发展中，“廉政”实际上具有内在的社会整体性，体现在君、臣与民之间政治互动中。只有以“廉耻”之风促廉政之行，专制君主政治才能在“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
中得到更加稳定的发展。若以现代的政治视野进行审视，《淮南子》这种“民廉”思想十分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对当代中国廉政建设与发展具有可贵的历史借鉴意义。良好的廉政发展，不论是古代，抑或现代，都是一项社会性、整体性的政治工程，离不开各个社会阶层的积极参与。只有执政者与广大普通民众共同具有强烈的廉政意识，自觉规范现实的政治行为，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条件”，形成社会化的廉政氛围，为廉政制度发挥有效作用提供“重要保证”
，最终实现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国家昌盛的理想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