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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有效推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如何践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言“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着力培育廉洁价值理念，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以此促进广大的党员干部在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中和反腐败斗争中体现出坚强而鲜明的先进性、代表性，始终高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时代旗帜，更好地完善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复兴民族的领导地位，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和根本目标。只有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得到深入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政治氛围日渐形成，广大党员干部“讲清廉，重实绩”的政治品格充分体现出来，成为廉政从政的“模范”，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才能获得更好、更强的发展助力，社会主义和谐政治的进步性、优越性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在得民心而固政本，得民力而兴国家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应该予以积极而深入的历史借鉴，汲取其中有益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内容，古为今用，以此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廉政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推动当前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淮南子》一书欲究“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备“帝王之道”
，被学者认为“集古代思想之大成”
，是秦汉政治社会转型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著作，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思想，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反思。笔者试图从其独特的“忧乐观”着眼，揭示和阐发其中对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启示的思想内涵，并以此为借鉴，推动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更好发展和进步。
《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警醒意识，这在其“忧乐观”中有着极为充分的反映和表现。《淮南子》认为，政治中的“人”始终都处在“心”之“忧悲”的情境之中，因为现实政治中充满着各种“危”与“险”，能否“无失所秉，履危行险”
，这直接关系到政治个体的祸福存亡。所以《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最为着力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构建一种理想的“忧乐观”，影响和指导政治个体破解现实政治的各种危机，从而实现趋利避祸，远害得益的政治目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能够有所启示、有所促进。无论“治身”，抑或“治国”，如果政治个体缺少了应有的内在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就必然会出现“逸豫可以亡身”，贪腐可以败国的消极结果，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
《淮南子》在政治上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其对秦汉时期政治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特别是秦王朝速亡的政治现实，对《淮南子》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历史影响。在《淮南子》看来，任何王朝的兴衰存亡并非一成不变的，祸福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否在政治上解决好“得民”与“失民”的根本问题。执政者只有因民之欲，“养民得其心”
，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才能实现自身政治地位的稳固和王朝的长治久安。秦王朝的历史教训就在于，过度地滥用民力，以“虐政”待民，忽略民众在政治上的“邦本”地位，轻视民众的反抗意识和历史的主体性作用，最终走向“与民为仇”的消极地步，造成自身迅速土崩瓦解的恶性后果。对此，《淮南子》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政治上明确主张：“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并强调“宁民之本”就在于“勿夺时”，认为要在经济上让民众处于“足用”的状态，获得良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其关键就在于执政者要“省事”“节用”，要能在“反性”与“达乎性命之情”中体现出“制度可以为万民仪”
的政治内涵，以此来推动王朝的稳定发展。而且执政者自身真正的“逸乐”也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因此，“养民得其心”与“自养得其节”在政治上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身治则国治，国治则身乐，“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
《淮南子》的政治忧患意识也来源于刘安及其宾客们对自身政治地位和处境所形成的特殊认识。《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治身”与“治国”的重要性，而前者又经常成为其置于优先地位来考量的思想内容。从根本上看，这是因为刘安等人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发展中具有十分强烈而突出的政治危机感，面临着各种“内外矛盾的总爆发”
，对自身政治前途的祸福、忧患有着不可遏制的焦虑和惶恐。政治心理的深重压抑，在思想上表现出来，也就是政治忧患意识与警醒意识的极为凸显的反映。因此，《淮南子》中表现出一般人所企望的王侯们的奢华生活的轻视和鄙弃，认为：“乐亡乎富贵”，那种“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
的贵族生活则是毫不值得留恋的东西，因为这些享乐都是空虚而难以持久的，都与“道”背离，就算是“势为万乘”，最终也难免成为“日忧悲者”
，“终身为悲人”
。在《淮南子》看来，要想在政治上摆脱这种困境，找到出路，最理想的办法只能是力求“得道”，让“性命之情处其所安”
，实现“德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与处理自身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各种危机，转危为安，变祸为福。
不论是基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原因，还是自身特定政治处境的原因，《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所表现出的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都值得我们在廉政文化建设中认真地反思和借鉴。广大的党员干部，只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同样具有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警醒意识，才能始终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政治理念铭记在心，将国家、民族的发展大业放到自己事业的第一位来严肃对待和考量，也才能对自身的政治前途和荣辱形成一种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因此，能否在政治上突显出忧患意识、警醒意识，这决定了广大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在实践中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只有秉持理性的忧患意识、警醒意识，清廉执政，公正为民，才能真正获得于国有益、于己有利的良好结果。
《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十分关注政治个体的心理变化，具有明显的政治心理调控意识和政治人格塑造意识，这也是其“忧乐观”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人之所以会有忧乐，这是基于人作为生命体所具有的生物特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因此无论任何人，都会因为所处生活情景的变化和影响，随之发生心理上的变化与波动，产生或者喜悦，或者悲伤的特定情绪。但是也需要看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这种心理、情绪上的变化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尤其是后者，往往产生的忧乐情绪会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也会更为强烈而持久，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所发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们实际上具有一般的生活心理与特定的政治心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后者则充分显示出人们的政治行为“都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同人们的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中介产物”，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促使我们避免走上一条“把社会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变成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认识歧途
。
《淮南子》从政治思想上对生命个体的政治心理有极为深入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虽然也是基于自然的生活心理的基础上，但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政治意味，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心理体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淮南子》所言之“乐”和“悲”，都没有简单地局限在一般的生活心理层面上，而是受到秦汉政治文化的深刻浸染和影响。在其看来，即使是处于优越生活环境中的的政治贵族，也无法因为享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权势、财富而免除“忧悲”的可能，相反，“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因此，是否能够在政治生活中避免“苦心而无功”
，“心战而臞”
的消极情况，就成为政治个体必须从心理上着重予以调控和解决的问题。由此，《淮南子》提出，在政治上趋“乐”避“忧”，其关键就在人们能否“彻于心术之论”
，能否“体道”，知“性命之情”，用“清净”之“心”去摒除“狡心”“机械之心”和“欲害之心”，成为“执玄德于心”的“心行者”。只有如同所谓“圣人”一般，在政治生活中做到“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
，才能根本上实现“自得”而“自乐”的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淮南子》从政治心理调控的角度出发，针对“形”“神”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
，主张“形”“神”之间的内外一致和统一，反对内在失“神”，出现“滑心浊神而惑乱其本矣”的消极结果。在《淮南子》看来，“形”“神”合一正是解决任何政治个体在心理上以“乐”去“忧”的根本方法。在此意义上，《淮南子》积极调控人们政治心理的思想契合现代心理学的内涵，具有历史的积极性。
《淮南子》对政治个体的心理调控，并没有仅仅止步于“调控”，而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政治意图和取向，这就是其通过对“圣人”“至人”和“真人”的理想化论述而表现出来的试图塑造理想的政治人格的思想意识。在《淮南子》眼中，真正能够在政治上解决“忧”“乐”问题困扰的即是所谓的“圣人”“至人”和“真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心理上“通于神明”，而达到“嗜欲弗能乱”的理想状态，也才能将“治身”与“治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实现“大治”“通治之至”。因此，“圣人”等就成为《淮南子》塑造理想的政治人格的特定标杆。在其看来，任何的个体都只有从心理根本上实现“形”“神”统一，“内”“外”一致的“自得”状态，才能真正使自己的政治行为“若转丸掌中”，达到“足以自乐也”
的理想状态，彻底地去除“忧悲”。
《淮南子》对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这种思想认识，应该说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前的廉政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制度与法律的完善与发展，也应该关注广大的党员干部的政治心理的实际变化情况，并通过现代的政治学、心理学的方式和手段更好地对这种特定的心理现象和变化情况进行把握和研究。在具体实践中，则更要始终加强优秀的廉政文化的深入熏染和影响，对广大的党员干部始终进行鲜明的党性教育、德性教育和廉政教育，推动他们不断涵养自身良好的政治心理，逐渐塑造出一种讲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政治人格，从而为人民掌好权，为执政党做实事，为国家和民族发挥出自身应有的积极的政治作用。
对现实政治进行理性的批判，试图化解各种政治发展的危机和困境，寻求良好的政治发展之途，这种政治批判意识和“求治”意识在《淮南子》“忧乐观”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作为一部政治思想著作，《淮南子》对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现实有着自己的深入认识，在反思以往政治发展的各种局限、弊端的过程，也提出了自己对理想政治发展的设想和诉求，这就使得《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不仅仅局限于单方面的政治批判，而且更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气质。可以说，《淮南子》的“忧”与“乐”根本地决定于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当政治发展偏离于《淮南子》的政治思考与设想，无法实现“闲居而乐，无为而治”
的理想状态时，《淮南子》便会以之为“忧”。反之，当政治发展体现出“清净”“无为”的思想内涵时，《淮南子》就会以之为“乐”。由此可见，《淮南子》的“忧乐观”实际上是其汉代黄老政治理念与主张的深刻反映，内含着特定的政治价值认识和取向。
在《淮南子》认为，理想的政治发展应该是能够体现出“清净”“无为”的思想内涵，应该在政治上以“仁义”为本，具有内在的政治正义性，能“得民心”。执政者只有在政治上采取“省事”和“节用”的做法，让民众能够“足食”“足用”，不走“虐民”的暴政路线，才能达到“治天下”而长“有天下”的最终目的。如果像秦王朝的反面典型一样，在政治上好大喜功，骄奢淫逸而不知节制，那必然只能走向迅速败亡的历史结局。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对战国以来的政治现实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对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予以深刻反思，认为秦“遂失天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不得“民心”，以“虐民”为务，而不是“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
。这种昏暴的执政者非但无法得到真正的“自乐”，而且其结果也只能是在“独乐”中陷于历史的“忧悲”，走向彻底败亡。
与此相反，《淮南子》在政治上明确提出积极“求治”的主张，试图在“兼综百家”中“务实致用”，“确立理想的治国方案”
，这成为《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应该看到，一部《淮南子》，归根结底都是为求王朝之“治”而阐说立论。就这一点而言，《淮南子》在政治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为它不仅追求理想的政治秩序，而且也强调这种秩序的内在的政治性和合理性。所以不论是“圣人之治”“至人之治”，抑或“真人之治”，其核心的思想内涵都体现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民本”“重民”的思想理念。正因如此，《淮南子》所言“治国”“治天下”都强调要以“道德”“仁义”为本，始终认为缺失了政治正义性的“治”是无“本”之“治”。如秦王朝那样以“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
的政治发展，只能是“乱国之治”
，其最终的命运只会为民众所厌憎，为历史所淘汰。出于这种清醒的政治认识，《淮南子》眼中理想的政治秩序构建是归本于“道德”“仁义”的政治发展，“失本则乱，得本则治”
。在《淮南子》政治思想中，不论是强调“道德”的优先，还是对“仁义”的重视，从根本上都显示出对政治发展的正义性内涵的内在肯定和积极追求。在其看来，唯有如此，现实中的执政者在政治上才可能真正实现国治民安的目的，也才能得以享受其“自乐”。
《淮南子》“忧乐观”中这种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和“求治”意识，对当代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汲取。我们之所以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归根结底，是由执政党的核心治国理念所决定的，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广大党员干部能否将“为人民服务”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新的政治条件下继续坚定地予以践行，这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兴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坚持得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合法性、正义性的内涵就更加深厚、显著，反之，必然会有所削弱。因此，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必须具有远大的政治志向，以执政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先，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根本追求，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中，积极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之“大治”“通治”的实现。与此同时，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我们也必须认真反思《淮南子》对秦汉时期政治发展局限与弊端的批判，对其中之所以产生消极结果的“病灶”要有所深刻认识和借鉴，将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反面教材，以此来警醒自己，更好地践行“清廉执政，公正为民”的政治行为。既要防止自身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走向“未尝非为非欲也”
的败亡之路，也要避免由此造成对执政党和国家事业的不应有的损害，这是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严肃面对与坚守的政治责任。
总而言之，《淮南子》一书尽管产生于秦汉时期，其“忧乐观”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有所积极发掘和利用，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相反，我们要承继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深思“传统持久不断的作用”对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在批判性反思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努力“发现用什么方法使得传统有助于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
，这也正是《淮南子》思想对现今廉政文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的政治价值与历史意义。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只要我们积极借鉴和承继《淮南子》“忧乐观”所蕴含的政治忧患意识和警醒意识、政治心理调控意识和政治人格塑造意识，以及政治批判意识和“求治”意识，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更好地践行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各项要求，就能让自己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而得“其为乐”
，以此更好地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为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竭尽所能，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