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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在中国古代史上，秦王朝的建立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对后世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影响深远。但秦王朝的历史发展极盛骤衰，二世即亡，并未如其创建者所愿：“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而是在暴政中激起声势浩大的陈胜、吴广起义，随之迅速走向败亡，成为著名的短命王朝。“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在汉人看来，秦末农民起义不可遏制的产生，虽因陈胜、吴广等人的领导作用，但更源于广大民众的政治意愿和诉求。正是在“一人唱而天下应之”
中，局部地域产生的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使秦王朝彻底覆灭。加之由于西汉王朝乃代秦而立，本源自秦末农民起义，因而汉代思想家对陈胜为代表的起义领袖，多能从反抗秦王朝暴政的立场出发，表达同情态度，并给予历史肯定，而不是片面维护统治者的政治利益，贬斥否定前者。汉代思想家这种进步的历史理性，在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著《淮南子》中，得到极为突出的思想体现。
虽然《淮南子》仅在《兵略》与《人间》中直接论及陈胜起义，但却能显示其对这场农民起义的深刻认识，发散出强烈的阐扬民本、反抗暴政的人文主义政治精神。
《淮南子》一书虽然产生于西汉景、武时期，距离秦王朝之覆灭，已隔半个多世纪，但其并没有淡忘秦末政治的残苛、动荡，对因暴政而生的陈胜起义仍然记忆犹新。在《淮南子》看来，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始作俑者乃是秦王朝的统治者，正因其穷兵黩武、享乐纵欲的治国实践，致使广大民众难以维系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陷于水深火热之绝境，被迫奋起反抗。基于这种认识，在《兵略》与《人间》中，《淮南子》对秦末战争的残酷性、民生的凋敝性和统治者的暴虐性，以及随之产生的陈胜起义的广泛性、剧烈性，都表现出深切的历史记忆。
首先，不论《兵略》，抑或《人间》，在提及秦末风起云涌的陈胜起义时，都将其产生的缘由，与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时期的兵役之兴密切关联，认为秦末持续不断的战争行为，日益成为社会民众难以承受的政治负担，迫其濒于经济的破产境地，甚至于生命不保。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在政治上非但不致力于安定民生，反而变本加厉，继兼并六国的战争之后，向北胡南越之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以满足自身的私利私欲。事实上，正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延续秦人迷信武力的战争思维，加之法家极欲主义的思想促动，使得秦王朝走向罔顾民生、滥用民力的黩战歧途，以致“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
的社会惨景。秦二世胡亥在位之际，并未从始皇之政中迷途知返，施行止战安民的政策转变，而是“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更加“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完全“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
。秦王朝统治者这种唯“战”是务、大兴徭役的治国实践，对长期处于战争重负中的社会民众而言，无疑雪上加霜，成为最终压垮民力民心的直接因素，“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
。由此可见，秦王朝的迅速败亡，始于“戍卒”起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黩武”政策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秦王朝兴于“战”，却又亡于“战”。
其次，对《淮南子》的作者们而言，忆及秦末陈胜起义时，最为深感痛切的是秦末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民生的凋敝性。因为战争的发动，损耗的是国力，但根本上却是民力。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治国上应始终以“安民”为本，保障社会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日常条件，在经济发展上利民富民，使其解决衣食问题，得以“足用”。但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显然与此相悖。“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
，《淮南子》认为在秦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广大民众早已饱尝兼并战争之摧残，衣食成忧，生存困难。秦王朝建立后，广大民众仍然无法摆脱战争和苛政的桎梏，又因统治者的极欲主义实践，终归难逃“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
的生存困境。正是秦王朝统治者这种漠视民生、与民争利的政治暴行，成为促使广大民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的社会经济内因。虽然时过境迁，《淮南子》的作者们与秦末政治相隔数十年，但显而易见，对广大民众深受秦王朝暴政之害，民不聊生的历史惨遇，这些身处西汉兴盛时期的思想家们仍然感触深刻，由衷表达出对秦王朝统治者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秦末社会民众的哀悯之情。
再次，秦末政治的残虐发展，之所以会激起来势凶猛的陈胜起义，《淮南子》认为根本上还是由于统治者法家化的极欲主义理念及实践，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对此都有着充分体现。
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新的中央集权王朝，成为“千古一帝”，但其始终长于武功，文治乏力，在政治上不休兵戈，大兴土木，享乐纵欲，严刑酷法，虽然统治期间也曾有过“缓刑罚，薄赋敛”
的政策表现，但终归是昙花一现，并不持久。秦二世即位之后，对始皇时期的弊政不仅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更进一步地推行和强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最终导致秦政彻底崩坏，不可挽救。汉人对此总结道：“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而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持续性的政治暴行，皆因其奉行法家化的极欲主义理念所致。“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
，《淮南子》认为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实属此类君主。事实上，秦末政治的日趋衰败，统治者自身的极欲主义实践起到内在恶化的消极作用，而与此互为表里，秦王朝统治者在现实中极其残苛的法治实践，也使得“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经由这种极欲主义政治的恶性发展，秦王朝最终在“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
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土崩瓦解。
最后，秦末陈胜起义展现出的广泛性、剧烈性，也让《淮南子》印象颇深，使其充分认识到广大民众反抗秦末暴政所具有的历史伟力。
“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
，“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
，在《兵略》与《人间》中，《淮南子》反复言及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如何在秦末社会剧变中获得迅速发展，造成全国范围内的空前震动。《淮南子》认为，陈胜起义波澜壮阔的产生，绝非偶然事件，其短时间内便得到“天下响应”的表象之下，显露出始皇以来秦王朝暴政的严重积弊。如汉人所言：“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
，《淮南子》实际上也认为，如非秦王朝长期处于残虐政治之中，从始皇至二世胡亥始终未曾得到根本调整，陈胜起义也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强烈至极的政治连锁效应。因此，《淮南子》明确指出：“当此之时，非有牢甲利兵，劲弩强冲也，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钁，以当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麋沸蚁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势位至贱，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
，从根本上强调：秦王朝的政治失败，并不是朝夕之事，而是长久以来“积怨在于民也”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出于这种理性的政治认识，《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所爆发出的磅礴力量，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剧烈性，留下至为深刻的历史记忆。
总之，对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淮南子》有着内在的政治同情。在其关于秦末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忆中，有的只是对秦王朝暴政的深为不满，以及对广大民众为生存发展权益而奋起反抗的深切理解，而没有固着在统治阶层的政治立场，对这场蓬勃汹涌的农民起义横加非议，斥责否定。《淮南子》这种倾向民众利益的政治态度，充分体现其“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
的思想旨趣，彰显西汉前期思想家所突出具有的政治理性及“民本”精神。换言之，《淮南子》虽然不是西汉思想家中最先论赞陈胜起义者，但作为黄老道家的代表之作，其对陈胜起义的政治同情、理解与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能反映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所具有的开明包容的政治气度，而这与汉初以来有利于广大民众生存发展的黄老治国精神深相契合。
《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不仅有着具体的历史记忆，而且试图从西汉王朝的政治立场出发，反思秦末农民起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教训，总结其中所蕴含的为政、为君之道，为现实中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有效借鉴。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与陆贾之间曾有“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的重大争论。陆贾向刘邦明确指出：“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而汉高祖对前者所言也深有所思和认同，进而提出：“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汉初这一著名的君臣问答，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即在于秦末暴政及陈胜起义的产生发展。受此君臣问答的思想影响，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同样认为秦王朝的政治失败，根源于其“得天下”与“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及政策的严重错位。出于这种认识，在《兵略》与《人间》中，《淮南子》深入反思秦末陈胜起义的产生原因，从义为兵本、民为国本和君为政本等三个方面，揭示其与秦王朝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其一，在战争行为上，《淮南子》认为秦政之失在于背离“义为兵本”的治国原则，严重损害社会民众的生存利益，由此激化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利害冲突，成为促发秦末陈胜起义的直接的导火线。
《淮南子》在思想上强调统治者应“以为天下兴利”
，认为：“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
，而统治者为民“兴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战争理念及实践。因此，《淮南子》反复指出：“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将“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
视为统治者从事战争的首要原则。但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战争行为却与此截然相反，始终充满内在的非正义性。“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赡贪主之欲”
，战国后期以来秦始皇攻伐六国的兼并战争即是如此，“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
。秦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没有以发展经济、安定民生为首务，而是“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为满足统治者好大喜功的政治私欲，长期延续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击胡攻越的扩张战争中耗尽民财国力。秦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战争行为，在《淮南子》看来，只能造成“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
的消极结果。因此，《淮南子》在论及秦末陈胜起义时，不遗余力地批评秦始皇及二世胡亥的“黩战”政策，凸显其祸民误国的非正义性。
其二，在社会民生上，《淮南子》认为秦政之失在于蔑弃“民为国本”的治国原则，在秦王朝建立后无法及时转向文治化的政策方向，进而稳定农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缓解民生困境，这成为秦末陈胜起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淮南子》认为现实的生存需求，这是社会民众必须面对的最大实际，同样也是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的当务之急，“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
。而且《淮南子》在政治上还要求统治者量入而取、轻徭薄赋，尽量缓解广大民众的经济负担，“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
。在《淮南子》看来，良好的政治发展便应体现出民生为重、善政为先的合理内涵，这是统治者“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
于其民的积极表现。
与此不同，《淮南子》猛烈抨击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对社会民生问题的漠视，认为其虽然“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但却只知“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丝毫“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和统治者拼命的享乐纵欲鲜明对照，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还要承担极其沉重的徭役赋税，“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随时面临来自严刑峻法的残酷戕害，以致于“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正由于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在社会民生问题上的恶性作为，使得“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让王朝政治发展彻底脱离正轨，迅速滑向败亡之地。“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
，《淮南子》深刻认识到秦王朝统治者在社会民生方面的根本失败，实际上已经将其置于社会各阶层的对立面，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吏，最终都已无法忍受秦王朝的继续存在。正如文帝时期晁错所言：“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
由此可见，《淮南子》对秦末陈胜起义的政治认识，与其思想上“民为国本”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这也是《淮南子》之所以能对陈胜起义持有肯定态度的内在缘由。
其三，在君治实践上，《淮南子》认为秦政之失在于统治者严重忽视“君为政本”的治国原则，不仅没有合理节制自身嗜欲，反而奉行极欲主义的政治理念，日益恶化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秦末陈胜起义起到强烈的激化效应。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
，《淮南子》认为专制君主是王朝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其自身政治修养及能力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现实生存和王朝的稳定秩序。“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淮南子》理性认识到，统治者对自身物质欲望的过度放纵，必然造成扰民政治，甚至于产生残民政治。因此在“为君之道”上，《淮南子》尤为强调君主节欲的重要性，提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在《淮南子》看来，秦末陈胜起义的历史爆发，根本上和秦王朝统治者的极欲主义实践密不可分。秦始皇可以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发动攻伐南方越族的不义之兵，而秦二世胡亥则更是倡言：“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
，不断加重徭役赋税，继续大兴土木，务为奢侈，拼命享乐。秦王朝统治者这种“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的乱政暴行，成为《淮南子》所言“上好取而无量”的反面典型，最终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洪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淮南子》深刻指出，秦王朝虽然表面强大，但由于统治者的纵欲残民，早已是“民胜其政，下畔其上”的崩解局面，因此当“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之时，广大民众迅速群起响应，“天下为之麋沸蚁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也正因为秦末社会民众深受统治者的纵欲之害，所以《淮南子》从黄老立场出发，深入阐扬清静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试图影响和促使西汉统治者以秦始皇及二世胡亥为鉴，延续汉初“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实现“君为政本”的良性发展。
总之，“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
，《淮南子》认为秦末陈胜起义迅猛的产生发展，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秦王朝统治者长期奉行极欲主义的法家功利化路线，严重漠视广大民众生存利益的必然结果。“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淮南子》认为，正因秦始皇及二世胡亥迷信和滥用帝王专制权力，在治国实践上始终不以民众利益为本，破坏和背离义为兵本、民为国本与君为政本的根本原则，疯狂从事满足个人私欲的政治功业和物质享乐，以致“积怨于民也”“与民为仇”，自毁秦王朝得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促其二世而斩。“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与汉初贾谊的“过秦”批判一致，《淮南子》也深思而论：“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
《淮南子》在思想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尤为重视对先秦以来王朝政治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意图以此为西汉统治者提供有益的政治借鉴。在《淮南子》看来，秦末陈胜起义的产生发展，事关秦、汉王朝的兴衰存亡，其间不仅深刻反映出君民关系对王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而且透显出专制君主政治中的“君权”“民权”之争。
作为西汉思想史上的“王者之书”，《淮南子》在政治上自然秉持“尊君”立场，维护西汉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但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基于对秦、汉王朝政治的经验反思，并没有片面强化《淮南子》的君本立场，走上极端推崇君权之路，而是对现实中的民众权益给予积极的政治关注，倡扬其中所应有的“民本”精义。正因如此，《淮南子》在《兵略》与《人间》中论及秦末陈胜起义时，重在认可其“诛暴秦”的正当的“起事理由”，并没有否定非议这场秦汉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将其历史产生与王朝政治绝然对立起来，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贬其为“盗”为“寇”
。相反，《淮南子》充分体现出西汉前期思想家所普遍具有“民本”精神，痛批秦始皇及二世胡亥的残民政治，强调王朝政治中广大民众理应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甚至积极肯定陈胜起义中民众对君主暴政的反抗权。
《淮南子》认为陈胜起义的出现，是秦王朝统治者践踏民众生存权益的政治恶果，折射出秦王朝自始皇统治以来，严重缺少积极的民生政策及实践的历史现实。对秦王朝这种惨痛的政治教训，《淮南子》在思想上十分重视，既向西汉统治者揭示出奢靡纵欲之害，也试图促其心怀民众，实施“安民”“利民”的治国政策，实现“应时修备，福国利民，实旷来远者”
的政治发展。一方面，“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
，《淮南子》认为广大民众对统治者有着生存权的内在诉求，希冀统治者能实施善政，维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其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另一方面，对统治者而言，如要“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
，在政治上实现君民相报的良性发展，获得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也必须践行“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的治国理念，理智节制自身嗜欲，避免“急兹无用之功”
，积极推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民生政策，正所谓：“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
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统治者之所以“失天下”，从深层原因看，既在于其严重忽视广大民众现实的生存愿求，更在于其根本缺失当政者应有的“利民”之心，故而随着秦王朝的民生实践走向彻底失败，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收获的也只能是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乃至深刻仇恨。
《淮南子》认为，在秦末政治发展中，社会民众不但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更难以获得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实现自身的发展权益。“古者圣王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
，《淮南子》在王朝发展上期望“政教平，仁爱洽”的理想状态，认为只有这种具有深厚的人道内涵的政治环境，才能解决社会民众的衣食之忧，为其提供文明有序的社会条件，促使其实现“人得其愿”的良好发展。但《淮南子》也清醒看到，如若统治者像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那样，是“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的“贪主暴君”
，那么在现实政治中，则可能产生“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的苛政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广大民众不仅会因沉重赋役而“饥寒穷匮”，甚至更会遭受到统治者残酷的刑罚压制，“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淮南子》眼中的秦末政治现实，与其所追求的“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发展愿景，其间所隔道里何止千万。由此而言，秦末陈胜起义之所以能“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根本上是由于广大民众对秦政发展已然信心丧尽，这既意味着民众对生存权被损害的强烈不满，更意味着民众对自身发展权被扼杀的政治绝望。“夫水浊则鱼噞，政苛则民乱”
，当秦末社会民众看不到生存发展的最后希望时，农民起义终因“戍卒陈胜”的横空出现，如燎原之火，势不可挡地迅猛蔓延，“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
。
在历史反思秦末陈胜起义之时，《淮南子》不仅深刻批判秦王朝对民众生存发展权益的野蛮践踏，而且从“民本”立场出发，严厉抨击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滥用“君权”，肆虐妄为的政治所行，进而积极肯定广大民众对秦末暴政所具有的正义的反抗权。
“故立君以一民”
，“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
，《淮南子》指出专制君主的产生，本为消除现实中的纷争暴乱，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使其有利于社会民众的生存发展，而非相反。“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
，《淮南子》认为，这正是统治者的“君权”所应发挥的积极效用。但在其看来，秦王朝统治者的治国实践却同此背道而驰。不论在政治、军事上，抑或法治、经济上，秦始皇及二世胡亥无一不是“以威力为至道，以权诈为要术”
，唯“君欲”是从，纵“君权”妄为，对社会民众只有残虐刻深，而无仁爱德义可言，因此这种完全缺失“民本”意识的统治者，《淮南子》认为只能被视为“无道之君”。“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当统治者彻底与民众利益相对立时，《淮南子》振聋发聩地提出：“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强调广大民众有权反抗统治者的暴政行为，而这种促化王朝更替的革命实践，《淮南子》认为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合乎王朝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基于此，《淮南子》指出：“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
，深刻认识到秦末陈胜起义之所以会“奋臂大呼，天下席卷”，究其根本缘由，在于陈胜实际成为广大民众反抗“暴秦”的代言者，因此其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义兵”，能够成为终结秦王朝命运的合理的历史动力。
《淮南子》这种对民众反抗权的可贵肯定，如就思想渊源而言，兼涉黄老、儒家的历史影响。“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并兼希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
，“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
，黄老道家所主张的治国为“义”论，与《淮南子》所言内在精神一致，都强调统治者应正义施政，为民兴利，而不是倒行逆施，与民为仇。而儒家自先秦以来就有所谓“汤、武革命”政治主张，论证商、周王朝更迭的内在正当性。时至西汉前期，以齐人辕固生为代表，儒家学者继续阐言“汤、武受命”论，认为：“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甚至以西汉王朝取代秦王朝为例，表现出对民众反抗权的极富魄力的政治肯定。儒家这种反对无道政治的思想主张，也为《淮南子》所认同。因此，在《人间》中，《淮南子》指出：“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将汉高祖刘邦看作是陈胜农民起义的后继者，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西汉王朝的建立，实乃受益于前者的政治遗产，同样是秦末广大民众反抗暴政的历史代表。“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
，《淮南子》认为，秦、汉王朝这种“若转闭锤”式的短促更替，如同商、周之兴亡，都彰显出民众现实权益的不容忽视性，以及民众反抗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论，继汉初贾谊、晁错之后，《淮南子》也从“过秦”视角出发，对秦末陈胜起义进行历史反思，“力图通过秦亡汉兴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并试图以此“戒汉”，促使西汉统治者“从秦朝的失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论及陈胜起义的过程中，《淮南子》深刻认识到：“积怨在于民也”，这是秦王朝一切政治失败的总根源。“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适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
，《淮南子》指出，秦王朝统治者害怕丧失政权，迷信战争、刑罚的暴力手段，以此“威劫”百姓，迫之臣服，但其偏偏不惧君民关系的现实破坏，长期推行极欲主义的功利化法家政治，使民众的生存发展权益遭到严重损害。秦王朝统治者这种极其短视的治国实践，最终导致“君权”“民权”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性，根本上破坏君、民关系在现实利益上的共存性、平衡性，只能是逼民奋起，反抗暴政。“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
，通过汲取秦王朝“畜怨”于民的败亡教训，《淮南子》试图推动西汉统治者延续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政策，促其在“布德施惠”中协调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此“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
，夯实王朝存在的“民本”根基，使之永“有天下”，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