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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初期的政治发展中，曾产生过一股十分强劲的政治思潮，这就是对秦之“暴政”的政治批判，“几乎是上自朝廷、下至民间的一致风尚”
，对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及走向有着极为深远的现实影响。在这股思潮中，《淮南子》作为所谓的“杂家”推波助澜，也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成为其中极具特色的思想组成。与陆贾、贾谊、贾山等人一样，《淮南子》也是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对秦王朝的政治实践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认为秦王朝“不知治乱之本也”
，对其在政治、军事、法治与文化上存在的严重弊端给予严厉的痛斥和谴责
。但《淮南子》并没有简单地局限在政治事件的批判上，而是从中对专制君主政治之“治道”与“治术”进行深入思考，试图超越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模式，探求出一种构建西汉王朝之理想秩序的现实方案。因此，《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反思始终体现出批判、反思与建设的复杂内涵，加之其具有涵纳道、儒、墨、法、阴阳等极为多元的思想因素，“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这就使得《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反思不同于汉初一般的政治思想家，而是体现出“兼容并包，取长补短，各得其用”
的政治理性，彰显出自身多元化、群体化的思想特点，在汉初“过秦”思潮中别树一帜。
秦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结束了诸侯割据使中国长期分裂的历史，在广阔的领土上出现了空前统一的政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事实上秦王朝的建立却是在“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乱如麻”，“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
的残酷过程中实现的，给当时的普通民众带来的极为深重的灾难，以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无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最终在“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猋起云合，果共轧之”
中走向速亡。这种惨痛的历史事实对汉初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催生出猛烈的“过秦”思潮，以至于凡是谈论西汉王朝政治发展者，都必然会以批判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为前提，达到鉴秦戒汉的政治目的。景帝时期的贾谊，可谓这股思潮的个体的代表者，其所作《过秦论》也成为汉代思想家批判与反思秦王朝政治发展的经典著作。与贾谊一致，《淮南子》也是汉初“过秦”思潮的积极参与者，对秦王朝也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政治批判。但与贾谊不同的是，《淮南子》实际上是以地域化、群体化的政治立场来论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其社会代表性要更为广泛一些，更能反映当时中下层士人对秦之“暴政”的切肤之痛。这也是《淮南子》之所以能够始终从“利民—害民”的基本命题出发，坚持“重民”“民本”的政治理念，对秦王朝的政治发展进行深刻反思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在政治上秉持鲜明的“民本”精神，主张：“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除万民之害也”
，认为统治者应该“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这样才能“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目的。但是在现实中，不是任何统治者或王朝政治都能达到这种理想的政治状态，这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就充分显示出来。对《淮南子》而言，秦王朝的政治发展完全是背离了“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的政治原则，在任法力战中夺民之时，害民之生，使得“政苛则民乱”，导致“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
的恶性结果。因此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根本上走入歧途，于所谓“治道”完全南辕北辙，所以其政治发展只能在“举措太众、刑罚太极”
的暴政中陷于绝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站在“民本”的立场，着眼于战争、法治、经济与君主政治四个方面，对秦王朝进行深刻的政治批判，试图深入反思与总结其政治发展的利弊得失，从中找到解决之途径，以利于西汉王朝的稳定发展，长治久安。
在《淮南子》眼中，秦王朝的兼并战争，根本目的就在于“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毫无“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的正义性质，其结果只能是“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
，给天下之人带来深重的现实灾难。由于《淮南子》的作者们离秦王朝灭亡的时间不远，所以他们对秦汉之际惨烈的战争事实仍然记忆犹新，深具切肤之痛。《淮南子》认为：“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赡贪主之欲”
，而秦王朝的政治实践即是其中之尤者。这种“加虐于民”的兼并战争，是对“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的政治理念的无情践踏，只能走向普通民众的历史反面。秦王朝之所以不能如始皇所愿，“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归根结底就因为其“苟任诈力，以快贪残，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
，而并非“布德施惠”，有恩于百姓，因此难以在政治上“求其报于百姓也”，其不义之兵的结局必然只能是“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
。
“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
，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在政治上将法家“法胜民”
，“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之理念彻底地贯彻于实践，这种做法虽然能逞欲于一时，但最终必将破产，只能将民众越来越逼进“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的消极方向，起到适得其反的政治效果。由此，《淮南子》认为：“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其在政治上“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这正是秦王朝的法治理念及实践之根本弊端所在。若是沿着如此方向发展，任何王朝的政治前途都可堪虞，更何况“是把极欲和重罚主义付诸实践并发展到极致”
的秦王朝，其覆灭是必然之结局。正因为如此，《淮南子》在思想上极力主张：“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认为：“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力促统治者必须在政治“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
显而易见，这些深刻的反思都是直接基于秦王朝的任法重罚的政治实践而言，既反映出一种深痛秦法之乱政残民的强烈情感，又体现出深思秦法之所弊的严肃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吕氏春秋》所言：“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
的历史回应，在汉初“过秦”思潮中卓有见识。
一方面，《淮南子》认为，秦王朝出于“自为之故”，“欲以侵地广壤也”，使得百姓“伏尸流血，相支以日”，基本生存条件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以致于“万人搔动，莫宁其所”
；另一方面，统治者却乐在“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
，“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
，完全不顾忌民众的死活，导致“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赡；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
的悲惨景象，从根本上否定“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的政治原则，让百姓失农耕而流离，造成虐民以自恣的暴政。在《淮南子》认为，这就是统治者与民争利的充分表现，滥用政治权力过度消耗民力，让百姓始终处于社会经济的破产之中，难以维生。秦王朝这种恶性统治既害民至深，也最终将自己彻底推到“与民为仇”
的政治绝境。
不论是战争、法治，抑或是社会经济，实际上给民众真正带来痛苦和伤害的是专制君主政治，这是一切所谓“暴政”的历史根源。《淮南子》认为秦王朝“释大道而任小数”
，以“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以致“苛削伤德”
，根本上破坏与否定了“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的政理，其结果只能是“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
。因此，“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的政治动荡，也成为秦之“暴政”所造成的必然之事。“苛政猛於虎也”
，在《淮南子》看来，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结果。正如《吕氏春秋》所云：“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总之，秦王朝在《淮南子》看来，就是“残贼天下”的政治统治，“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从根本上看，秦王朝之所以会灭亡，基于其穷兵黩武、滥用刑罚和争利于民的“自为”政治。这种完全置民众于不顾，草菅民命的专制政权，“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
，其存在只能是一时的，完全缺少“仁义之本”的正义性内涵，因此必然是“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
。
《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批判是深刻的，但并不止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力图“以秦为鉴”，深入探讨其中所隐含的政治兴亡之规律，总结出有关“治道”与“治术”的政治经验及教训，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提供有利的思想资源。《淮南子》认为：“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因此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必须能够深明“治乱之机”，把握求治之“本”，只有如此才能在政治发展中避免出现“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
的恶性结果。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淮南子》“持以道德，辅以仁义”
，以黄老道家、儒家思想为基本立场，从“治道”与“治术”两个层面对秦王朝与法家思想所存在的根本局限进行深入的政治反思。
其一，“治道”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非正义性的历史弊端。《淮南子》认为，这是秦王朝之所以会速亡的根本原因，而这又与秦王朝所受法家“治道”思想的政治影响密不可分。
所谓“治道”，即“治国之道”，意味着王朝政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的政治依据，内含着对王朝政治的合理性、正义性的政治认识。《淮南子》所言“治道”，基本上都是从“治国之道”的意义上来使用。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政治发展之于“治道”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其信用法家思想后，走上了极端化的方向，在任“法”而治中“成为‘物化的治道’”
，毫不顾忌民众生存与发展之需要，其政治实践多表现出残民、虐民的消极性，而缺少“道德”“仁义”的政治内涵。所谓：“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秦王朝的政治发展即是如此，最终以至于“内外皆逆，是谓重殃，身危为戮，国危破亡”
。由此，《淮南子》从黄老道家和儒家的不同立场出发，对秦王朝与法家思想之“治道”进行了极为痛切的历史批判与反思。
作为“道家思想，究居于优势”
的论著，《淮南子》主张以“无为”治国的之“治道”，以此适应西汉前期的政治发展需要。一方面，《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体道”，“执道要之柄”，深明“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
的政理，提出：“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
，以此来反对秦王朝与法家思想的任刑法，尚农战的政治实践。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统治者都过于“有为”，在政治上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顾民生，肆意妄为，“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
，毫无“劳农夫以休息之”
的政治理念，这种虐民的政治行为，其结果只能是“百姓怨矣”。因此《淮南子》认为：“商鞅之法亡秦，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
，秦王朝在“治道”上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大政”“至治”。另一方面，《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该践行黄老思想，“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
。在其看来，统治者必须避免“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的消极行为，只有“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才能“与民同出于公”
，令民休养生息，有所食而有所安，实现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认为秦王朝在政治上采用商、韩之法家“治道”纯属“释大道而任小数”之举，不论其怎样的任法滥刑，结果都只是“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
从儒家思想的政治立场出发，《淮南子》也以“仁义”为本之“治道”抨击秦王朝的政治发展。虽然《淮南子》认为：“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
，但事实上，儒家思想是《淮南子》的重要组成，有着显著的理论反映。从“治道”而言，《淮南子》十分认同儒家“仁义者，为厚基者也”的政治理念，主张：“仁义者，治之本也”，“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对秦王朝的法家政治路线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厌恶，认为：“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
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之速亡，就在于其废弃仁义，“亡其苦众劳民，顿兵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因此，“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践行法家过度功利化的“治道”，其结果必然是“国无义，虽大必亡”。
其二，“治术”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有效性。《淮南子》认为，这是需要西汉王朝从政治上积极吸纳与融会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对于统治者而言，具有异常突出的重要性。
与“治道”不同，所谓“治术”是指专制君主政治发展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的制度措施以及政治权术、策略等，《淮南子》将其称之为“治人之具”
。如果说“治道”着重体现的是王朝政治所具有的内在的合理性、正义性内涵，那么“治术”则反映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运用具体的制度、权术及策略时所获得的有效性。换言之，“治道”是王朝政治之内在根本，而“治术”只是外在的政治运行方式。在《淮南子》中，法家的“治术”虽然存在着相当的问题，“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但并非毫无价值，一概弃置。相反，《淮南子》中专门有《主术》一篇，来像法家学习“君人南面之术”，更何况，在其他的篇章中时常也对法家所主张的“法”“势”思想进行融会性的继承。因此总的来看，本着“对于先秦各家的政治思想都有所批判，也有所摄取”的政治态度，《淮南子》“对于法家的法治”，“也不排斥”，只是强调“法要与世推移，不能因循守旧”。
由此也可看出《淮南子》基于政治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强烈的思想融通意识，始终在理论上试图“综合各家的长处，因应时宜”
。
法家之“法”作为“治术”，在《淮南子》中得到了历史性的汲取。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曾出现过“繁刑严诛，吏治刻深”的历史弊端，“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的思想被秦王朝发挥到历史的极致，以致“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
。在《淮南子》看来，这样的“法”只能在政治上体现出消极性，“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其施用的结果极为缺乏法律应有的正义性，只是凸显出作为政治工具而发挥的工具性特点，这对普通民众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淮南子》一方面站在黄老道家的立场指出，对“法”持一种贬低和排斥的态度，认为统治者应该在政治上“除刻削之法，去烦苛之事”，“消知能，修太常，隳肢体，绌聪明，大通混冥”，以“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常之道也”
，把这看作是理想的“圣人”之治。但另一方面，《淮南子》又从政治现实出发，肯定了“法”之所以存在的必然性，“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
，“夫法令者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
。在《淮南子》认为，关键问题已不在于要不要“法”，而是在于“法”应具有怎样的合理内涵，是否能彰显出“法生于义”的正义性。从秦王朝滥法残民的政治教训着眼，《淮南子》将儒家思想之“义”提到了对“法”的决定性的地位，强调：“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
。离开了“义”之“法”，《淮南子》认为：“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
。因此，虽然《淮南子》也很重视“法与时变”，“法度制令，各因其宜”，但是不论怎样去变通，如果“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的原则得不到体现，那么这样的“法”在《淮南子》看来也难有积极之效用。
法家之“势”作为“治术”，在《淮南子》中也有所融会。《淮南子》在政治上坚持尊君的基本立场，这就决定了其对法家之“势”不会有多大的异议。只不过，《淮南子》较为强调“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
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必须要善于“因其资而用之”，因为“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
。应该说，这是《淮南子》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一则能够警醒统治者，“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
，离开了一定的社会、政治的基础，就只能成为孤家寡人，而“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二则能够有助于统治者，促使其在政治上处理好“君势”与“众势”之关系，实现以“众势”弥补与强化“君势”的积极效用。由此可见，《淮南子》论“势”与法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只见“君”，压制“臣”，不见“民”，而后者则大相近庭，将“君”与“臣”“民”联系在一起，共同造成专制君主之大“势”。
《淮南子》之所以会有如此认识，是基于秦末“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
的历史教训，清楚地认识到过度畸形化“君势”必然会导致君臣、君民关系的严重失调，根本上动摇专制君主政治的稳定秩序。这也是为什么《淮南子》虽然尊君，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弱化君主之权威，提升臣民之尊严与政治地位的思想意识。
法家之“术”作为“治术”，在《淮南子》中被极大地重视与融会。虽然《淮南子》认为：“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
，对法家之“治道”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但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并不排斥对法家之“术”的吸纳与运用，相反，还表现出对“挟依于跂跃之术，提挈人间之际”
的钦羡，认为“任术而释人心者也”
才是“人主”需在体现出的政治能力。在“术”的问题上，《淮南子》充分体现出汉初黄老思想的包容性，对道、法家有深入的融会，使二者在理论上实现了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一则，《淮南子》以道家“无为”思想作为“术”之政理，强调：“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应该自神其“术”，“不先物为”，“不与臣争功”，只有如此才能“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
，达到有效控驭臣民的根本目的；二则，《淮南子》从韩非那里学来一些具体的政治权术，强调：“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突出统治者对臣下的控制意识和能力，认为：“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
，“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奸止矣”
。总之，在《淮南子》看来，“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
。对任何统治者而言，法家之“术”非但不能废弃，反而要积极利用，因此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无为”之理，还是具体之“术”，《淮南子》的所言都已经“典型的法家式的加以‘术’化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淮南子》才会认为：“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
。
概而言之，《淮南子》对秦王朝与法家思想在深刻批判中进行积极之反思，既对其“治道”之根本局限有着极为透彻的认识，试图通过强化道家、儒家的“治道”理念来消解法家极端功利化的治国理念，为王朝政治提供一种合理性、正义性的理论基石，防止蹈秦之弊，覆秦之辙，也对其“治术”的政治实用性有着明确而理性的政治思考，力求给予思想之融会，让其继续发挥“帝王南面”的效用。因此，《淮南子》之“鉴秦”，从政治思想看，在汉初可谓独到而深刻，特别是其以“杂家”的宽广胸怀，维新法家之“治道”与“治术”，虽然由于成书于群体之原因，有些地方略显矛盾、冲突，但瑕不掩瑜，其思想的融通性在同时代的著作中确实独树一帜，少有其匹。正因为对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模式有如此深刻的历史认识，所以《淮南子》才能“以秦为鉴”，着力从思想上构建一种融“治道”之正义性和“治术”之有效性于一体的理想的治国理念，“胜秦”而为之，促进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法家思想为秦政之础石。其术大行于商鞅，其学大成于韩非。至李斯则盛极而衰，法家之政治遂随秦以共亡”
，《淮南子》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认识。“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商鞅支解，李斯车裂”，这在《淮南子》看来，根本上是由于秦王朝的政治发展缺少“民本”的正义性内涵，不“布德施惠”于百姓，致使“百姓不亲”，难以“求其报于百姓也”，故而才会沦于灭亡，正所谓“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
。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批判与反思，试图总结其中的政治经验及教训，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之借鉴。
“秦皇帝得天下”，然“不能守”，“刘氏夺之，若转闭锤”
，作为西汉的王者之书，《淮南子》中具有内在的“贬秦”而“兴汉”的政治情结，这使得《淮南子》在思想上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立足于西汉社会现实，探求实现“刘氏”之天下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因此，《淮南子》试图从批判秦王朝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既为“汉代秦立”和“汉政胜秦”的政治正义性有所证明与强化，也为“更新汉政”提供一种“身国合一，身国同治”的政治理念，由此构建出西汉王朝的理想之政治秩序。
首先，《淮南子》认为，“汉代秦立”是秦王朝“奢淫暴虐，务欲广地”
之暴政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应天顺人。
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在政治上极为不“得民心”，“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以致于“道路死人以沟量”
，故而才会有秦末“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
的历史发展。一方面，秦王朝的统治者拼命地“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另一方面，却是“百姓之饥寒穷匮”的政治现实得不到任何改变。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矛盾在秦王朝的后期发展到极致，可是秦王朝的统治者非但不改弦易辙，与民休息，反而“凿五刑，为刻削”，“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最终由于“积怨在于民也”
而走向速亡。因此，如若没有秦王朝的倒行逆施，就不会有“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的社会动荡，更不会出现“一人唱而天下应之”的农民大起义，而西汉王朝的建立也就不会“若转闭锤”了。“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於安也”
，正是在批判秦王朝不得人心的暴政中，《淮南子》对西汉王朝的建立所具有的合理性、正义性内涵有所强化，为进而证明“汉政胜秦”提供了必要前提。
其次，《淮南子》认为，“汉政胜秦”在西汉初期的历史发展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刘氏”之天下能够“参于天地，合于民心”
，和秦王朝相较，更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与“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截然不同，《淮南子》指出：“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
，体现出以“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的政治理念。从西汉王朝建立伊始，基于“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刘氏”政权开始着重王朝的政治建设，“继文之业，立武之功”，侧重于以“文治”安天下，因此“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
，践行完全有别于秦王朝的政治路线，反其道而行之，凸显出所谓儒、墨的“先圣之遗教”，强化政权内在的合理性、正义性。从中可见，《淮南子》对汉初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的自傲感，认为这是“汉政胜秦”的历史进步，能够体现出“仁义”的政治内涵，更能有利于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
，在这种秦王朝时期所少见的政治景象中，充分显示出汉初“百姓离秦之酷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的历史现实。
最后，《淮南子》虽然认为“汉政胜秦”，但并不以为西汉初期的政治发展就已完善，相反，《淮南子》始终体现出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试图以秦为鉴，为西汉王朝寻求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方案，实现“更新汉政”的根本目的。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只有秉持黄老之“治道”理念，将“治身”与“治国”相互结合，达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才能实现“通治之至”“至人之治”的政治状态，构建出西汉王朝的理想之政治秩序。
基于秦王朝的政治教训，《淮南子》在思想上明确提出，统治者应该“知治乱之源”
，“通于治乱之本”
，以秦为鉴，避免覆辙。秦王朝的政治发展之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条绝路，其中所内涵的“治道”与“治术”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反思，因此《淮南子》认为：“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
，只有用道家思想来指导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实现“清净”“无为”之治，才能真正有利于民众，也根本上有利于“刘氏”。“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
，对于任何王朝而言，专制君主都是政权之核心，所以唯有让统治者自身认同和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民休息，与民更始的政治发展才能实现。对此，《淮南子》提出“治身”与“治国”互为表里、相互融合的政治建言，试图在汉初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中，以道家式的“内圣型的经世之学的形式”
优化统治者自身的政治素养，促使其实现“得人心”而“治天下”的政治目的。
在《淮南子》看来，“治身”即为“治国”，而“治国”之关键就在“本任于身”
。“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
，在这里，《淮南子》实际上是受到《吕氏春秋》的深刻影响，后者认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
，“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
。由此，《淮南子》充分继承《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坚持和主张统治者应以“治身”促进“治国”，从而实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的理想状态。在《淮南子》看来，只有如此，统治者方能“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
。
《淮南子》所言“身国同治”，既是对秦王朝进行历史反思的结果，也是对西汉王朝的统治者有所劝谏的理论表现。《淮南子》认为，秦王朝“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致使“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
，这最终只能造成“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乃至“遂失天下”。因此，“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
，对秦王朝而言，不仅统治者自身难保，而且王朝也终将覆灭。正因如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
，认为只有统治者懂得与践行“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
的道理，才能“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
《淮南子》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统治者的“治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汉武帝的讽谏。西汉王朝进入武帝时期以后，逐渐开始出现好大喜功、内外兼动的政治发展，这与汉初文、景时期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局面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作为诸侯王的淮南王刘安，有意识地将自身对现实政治的忧虑之情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希望能够鉴秦之失，以强化“黄老”治道精神的方式去影响汉武帝，或许这正是他之所以会“入朝，献所作《内篇》”的内在原因。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所言“治身”并非简单的黄老思想，而是时常体现出“用于政治的老庄之学”
，尤其是庄子，所谓的“至人之治”“真人之所游”等都深刻体现出《淮南子》不同于黄老之术的思想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淮南子》的“身国合一，身国同治”思想虽然整体彰显出道家的基本理念及精神，但若细致而言，却又存在着黄老道家与老庄道家的些许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二者混合之后的产物。就“治国”而言，前者的影响要大些，但就“治身”而言，似乎老庄要更为深刻，更能体现出《淮南子》在政治信仰及精神上的理性化色彩。正是通过对“治身”与“治国”进行道家化的思想融会，《淮南子》最终为西汉王朝提供了一种既可以有利于统治者自身的主体存在，又可以有助于民众与王朝的客观发展的政治方案，试图由此构建出能够“更新汉政”的理想秩序。
综上所述，作为“汉代初年学术融合的一个缩影”
，《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批判与反思，独到而深刻，在西汉初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其地域化、群体化的思想特点，在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较为少见。基于黄老思想的根本立场，《淮南子》对秦王朝与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反思，试图从“过秦”和“鉴秦”中获得建设性的思想资源，以此促使西汉王朝能够克服秦王朝在“治道”与“治术”上“轻民本，重功利”的致命缺陷，推动其在“汉代秦兴”的历史机遇中，实现开明的专制君主政治发展，最终完成从“汉政胜秦”到“更新汉政”的根本转变。《淮南子》对理想之政治秩序的设想，并不止于王朝自身的发展，而是力求融通“治身”与“治国”，以专制君主为政治核心，实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姑且不论《淮南子》所言是否能在现实政治中完全付诸实践，只就其所提出的特定政治思路而言，既是对先秦道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继承，更是对其时代性的发展与丰富，这在秦汉思想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