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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戚继光（1528—1587）戎马一生，从明隆庆元年（1567）35岁到蓟州，到万历十一年（1583），他在蓟镇防务中度过16个春秋。正如他在《马上作》中所描述的：“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首诗概括了他的戎马生涯，抒发了他报效国家的赤胆忠心。他在蓟州十六年，抗击北虏，天下太平，被誉为“兵圣”。他北守蓟州边关重镇，蒙古铁骑见他也望而怯步。在北部戍边期间，他带领戚家军修建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气势雄浑、气壮山河的万里长城。他在蓟州团结军民，纪律严明，处事果断，爱民如子，深受蓟州百姓爱戴。他离开蓟州时，百姓洒泪相送。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先祖戚祥随朱元璋起义，屡立战功，后阵亡于云南，朱元璋封其子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1544年，17岁的戚继光因父亡而承袭了登州指挥佥事的职衔。21岁那年，戚继光奉调于每年春、夏两季来蓟州戍守，前后共达5年。这5年时间，对于他熟悉蓟州的边防情况可说是大有裨益。
戚继光雕像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朝廷升戚继光为参将，戚继光被调往倭寇活动猖獗的浙江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戚继光针对沿海官兵的弊病和倭寇弱点，在义乌县令汪道昆协助下，招募新军，严格训练，终于练就了一支有名的“戚家军”。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创制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鸳鸯阵”，屡破来犯的倭寇。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10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隆庆二年（1568）夏，经蓟辽保定总督谭纶推荐，朝廷任命戚继光出任蓟镇总兵，镇守地区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一带。当时整个蓟镇戍边总兵力达12万以上。他受朝廷之命，在蓟镇长城上开始修建空心敌台，完善了长城防御设施，并加强练兵，使蓟镇数十年边境安宁。
戚继光出任蓟镇总兵，正是蓟镇边务严重混乱、残元骑兵频频骚扰的时候。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建立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以遏制残元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实现这一目的，由他在福建时的上司、现任蓟辽总督谭纶出面，提出调集步兵三万，征浙江兵三千，由戚继光专门训练，为保证训练工作正常进行，巡抚和巡按御史等皆不得干预。这一计划得到批准，隆庆皇帝下达诏书：“兹特命尔不妨总理练兵原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将该镇见在官军，不分入卫及区班等项，俱任尔挑选，分营督率。各该将领着实训练、操演车骑，教习火器，无事修葺城堡，申严号令，内防奸顽，外御虏寇，……失误军机者，亦听尔呈总督衙门参奏处治。”“总理”这一职务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离任后也随即撤销。
对于练兵，戚继光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纪效新书》便是浙江练兵的实践总结。该书序言说：“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表明他重视实践，不守成法。蓟镇练兵，是他浙江练兵的继续。
蓟镇原有官兵为本镇卫所的主兵，还有其它地方调来的客兵，统属多门，不习打仗，作风散漫，不守纪律，缓急难使，庞杂涣散，缺乏战斗力。戚继光于是招募浙江东部的杀手、炮手，再招募西北来的壮士。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达蓟镇后，正逢大雨，浙江士兵列阵郊外，从早到晚，站在雨中，一动不动，这一情景使原蓟镇官兵大为惊骇。这部分浙江士兵后来成了戚继光镇守蓟镇的骨干力量，将领胡守成、李超也成了戚继光最得力的助手。
戚继光总结了在浙江练兵抗倭的经验，制定了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训练内容。戚继光驾驭士兵的诀窍，在于恩威并济。一方面，他体恤士兵，痛恨军官克扣军粮的行为，为此在训练条令中专门列入严惩贪官的条文。他向士兵讲述“吃了百姓粮食，应为保卫老百姓杀敌”的道理，使士兵明白作战的目的。他在训练中身先士卒，以左都督（二品）的高位，经常在士兵面前示范刀枪，攀登悬崖甚至只身到塞外巡视。另一方面，他实行明确的赏罚制度，规定练兵中技艺超群者，可得到金缎、银花等赏赐；成绩下下等者，即使是军官，也要受到捆打、参革的处罚。
戚继光军纪、军法森严，对于强买强卖、打架争斗、偷百姓田园瓜果、奸淫妇女等行为都要给予严厉处罚，甚至在行军途中因大小便掉队在三里之内赶不上队伍者也要受到穿耳朵的处罚。一人有难，八人不救而致死者，要连坐倶斩。严明的纪律，保证了军队的行动一致。
任命戚继光专事练兵，势必和原有的总兵官发生矛盾，因而他在奏疏中说：“臣官为创设，诸将视为缀疣，臣安从展布。”朝廷为摆脱边务困境，也答应他的要求，把原来的总兵官郭琥调走，由他兼任总兵官。他在得到这个职务后，即巡视边塞，全面规划蓟镇长城边备，提出了创建空心敌台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总督谭纶、巡抚刘应节等人的支持，并通过谭纶向皇帝奏报。
在获得朝廷批准后，他又以坚毅果敢、雷厉风行的作风，把修复长城空心敌台的任务分给各段戍防官兵负责。第一年，各路官兵便修复空心敌台400多座，三年内共修复空心敌台1100多座，到隆庆五年（1571）秋，完成了蓟镇防务范围内的全部长城防御设施的修建。空心敌台的修成，不仅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而且还为全面改革长城防御体系积累了经验。
空心敌台的成功，不仅完善了长城防御设施，还为全面改革长城防守体制提供了物质条件。原先蓟镇长城防守，边长两千里，中间山川阻隔，遇警驰援难及；军队只守城堡，对沿边墙台坡堑，弃而不守；主、客、班兵种繁多，统属多头。在这种情况下，虽有长城，也无法防止鞑靼的侵扰。于是，戚继光把蓟镇全线划分为三协守、十二路，每协守负责四路，主、客兵一体编派，分段负责，整个蓟镇长城防线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有机整体。对于边墙，戚继光则采取以守台为中心按垛授兵的措施，使每一处墙台垛口都有人把守，堵塞一切漏洞，真正发挥长城的防御效能。在戚继光的苦心经营下，终使“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百姓得到了安宁。
蓟州明长城
为对付鞑靼骑兵，戚继光还重视火器的应用，同时建立了车营，研究出新式武器“拒马器”。打仗时，车、骑、步兵并用，冷、热兵器交叉。具体战法是，“车一辆以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狼筅（一种带齿的长柄兵器，俗称“狼牙棒”）；寇奔，则骑军逐北。”戚继光在蓟州训练的这支军队，“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至今，蓟州长城博物馆还珍藏着戚继光用过的战刀，上刻“万历十年（1582）登州戚氏”以及不同式样的佛郎机（葡萄牙）和中样铜镇筒（火铳）。
1573年，奄靼部朵颜董狐狸及其侄长昂进犯古北口，戚继光出兵迎击，朵颜董狐狸大败，几乎被俘。第二年，又遣其弟长秃进犯，终被戚继光俘获。朵颜董狐狸不得已，只好率亲族部众到喜峰口关前请求释放长秃，为表示诚心，他还释放了所掳边民，交出武器。“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不久，朝廷派员去蓟州阅兵，只见“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于是提拔戚继光为左都督，赏少保兼太子太保衔，特进光禄大夫。史载，“自嘉靖鞑靼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不但是一名优秀的将才，而且志趣高尚，风流儒雅。他毕生不慕浮名，曾写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所以他居住的蓟州都府二堂，由其在浙时的战友、义乌县令汪道昆题名为“止止堂”，他把自己所写的诗文，结为《止止堂集》。“止止”二字，来自《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意思是说，人只有做到了至虚至静，吉祥才会永远停留身边。
戚继光不但重视武功，而且重视文治。在蓟期间，他广罗有关著作，聘人纂修《蓟门志》。1583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临行前还留下了白银1000两，希望能把此项工作继续下去。孰料在他走后不久，应聘人竟连钱带书，捆载而去。戚继光留给我们的还有《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这两部书是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著作，为历来兵家所推崇。
戚继光修复长城的成功与朝廷中以张居正为首的文人集团的支持和总督谭纶的推荐是分不开的。正如《明史·戚继光传》所说：“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去之，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总督谭纶和戚继光关系最密，故而有“谭戚”之称。戚继光任福建总兵就是由谭纶推荐的。在蓟镇，戚继光的募兵训练、修筑空心敌台等计划，不仅得到谭纶的全力支持，有的还由谭纶出面提出。在戚继光实施计划遇到掣肘时，又是谭纶宁冒弹劾之险，请求由戚继光“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处处为戚继光的事业铺平道路。
如果说谭纶是在前台支持戚继光，那么在后台更有力支持戚继光的则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大学士，皇帝的老师，虽没有直接颁发指令的权力，却有对皇帝施加影响并代拟谕旨的职能。正是这种功能，使戚继光的一个个计划都得到顺利通过，故意刁难他的人一个个都被调走。
张居正对政敌的报复是有所估计的，因此张居正多次告诫戚继光，不要为政敌提供攻击的借口。“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因此要“务从谦抑，毋自启侮”，以免为政敌提供攻击的借口。戚继光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以国家利益为上，尽心做好镇边的各项职责。“边愁隐隐上颠毛，肺病哪堪转侧劳。唯有中庭一片月，漫移花影护征袍。”他问心无愧，即使带病操劳，也不能愧对国家，表达了“封侯非吾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隆庆年间的一个秋末，他登临蓟州盘山主峰挂月峰，凭高远眺，英雄抒啸，吟出了千古绝唱《登盘山绝顶》：
霜角一声草木衰，
云头对起石门开。
朔风边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
但使雕戈销杀气，
未妨白发老边才。
勒名峰上吾谁与，
故李将军舞剑台。
在这首诗中，戚继光既抒发了他对唐代爱国将领李靖的敬仰之情，表达了自己即使年迈发白也要卫戍边陲、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和爱国情怀，又表达了对当时时局的深深忧虑。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故。其政敌纷纷控告张居正谋逆，万历皇帝听信谗言，把戚继光镇守蓟镇看成是对京师的威胁。第二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离开蓟镇之时，蓟州百姓登府挽留，夹道相送，罢市而泣。戚继光的老部下参将陈第亲睹现场，写诗“谁将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道出了当时真实的情景。戚继光老泪纵横，也赋诗一首——“南北驱驰海色寒，孤臣与此望辰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怀着满腹惆怅，离开了为之呕心沥血的蓟镇。
戚继光到广东后，政敌们仍不罢手。万历十二年（1584），兵部给事中张希皋等继续参劾，戚继光被罢职。三年后，御史傅光宅推荐他复出，反被夺俸。戚继光晚年回到家乡蓬莱，一直过着凄凉寂寞的生活，郁郁不得志，于1588年1月17日，与世长辞。
蓟州人民没有忘记民族英雄戚继光“加强蓟镇防务，包砖大修长城，创建空心敌台”的卓越功勋。1987年，选用山东泰安的泰山红花岗岩，在黄崖关长城东段的太平寨，雕塑了一尊戚继光将军石雕像，供后人瞻仰追思。那尊8.5米高的花岗岩戚继光塑像，全身戎装，威武庄严，俯视群山，仍然镇守着万里长城。
点评： 戚继光深怀报效国家的赤胆忠心，在蓟镇防务16年，纪律严明，作风果敢，爱民如子，为国为民，清正廉洁，为团结带领军民共筑长城、保家卫国呕心沥血，是忠诚履职、务实干事的楷模。广大党员干部要秉承爱国情怀，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履职尽责，勤奋敬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983年，在蓟州人民东路施工时，渔阳镇东大井村北侧出土了明代廉吏燕忠的墓志铭，这与明嘉靖《蓟州志》中记述的燕忠事迹基本一致。
燕忠（1459—1515），蓟州人。先后任常州和宁国两府推官、福建道和浙江道监察御使、山西巡按、陕西按察副使、陕西苑马寺卿、陕西按察使、陕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都御使、大理寺卿等要职，死后被追赠为刑部尚书。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燕忠被任命为常州府推官，期满后又改任宁国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刑狱的官员，负责处理各种案件，惩治不法之徒。燕忠在任期间，秉公执法，惩治邪恶，打击犯罪，为民做主。审理案件铁面无私，遇有冤假错案，坚决予以平反。
明弘治七年（1494），燕忠被提升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弘治十一年（1498），改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当时浙江正逢天灾，百姓苦不堪言。燕忠到任后，立即直言上疏，把灾情如实地向皇上陈奏，并建议皇上“亲贤纳谏，重名器，节财用严赏赉”。由于他的陈奏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利国利民，所以弘治皇帝朱祐樘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对他大为赞赏。由于奏报及时，朝廷采纳了燕忠的建议，使民众得到了及时救助。
弘治十三年（1500），燕忠出任陕西巡按。上任后，他整治法度，考察官吏，体察民情，揭露坏人坏事，严惩贪官污吏。由于他做事坚决果断，不留情面，使当时有劣迹的官员非常害怕。就连那些有权有势的重要官员，对燕忠的做法也谈虎色变，不敢再做贪赃枉法之事，并说“恐巡按知之”。燕忠还不惧险远，不怕吃苦，经常深入州、县、村庄，上惩贪官，下察民情。陕西所属州、县凡有过错的官员，都很惧怕，贪官污吏望风解印，弃官而逃，当地百姓却为之欢呼。百姓有什么不平之事，就说：“我将诉之于御史执政者。”燕忠对有过错的官员多数予以批评教育，对贪官污吏则严惩不贷，深受百姓爱戴。弘治十五年（1502），燕忠迁升陕西按察副使，分管兵备军务。到任后他认真了解军队的防务情况，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修筑边防工事，增强边疆的防御能力，加强边防巡逻，从不放松警惕。位于北部边疆的蒙古军队虽然多次入侵，但都被击退，使陕西所属之地毫无损害，人民安居乐业。
燕忠墓碑
正德元年（1506），吏部推荐燕忠为陕西苑马寺卿。于是他便开始研究牧政管理，探索养马技术，使军马数量不断增多，军马品质更加优良，为国家的军备建设做出了贡献。正德三年（1508），燕忠擢升为陕西按察使。正德五年（1510），晋升为陕西左布政使。在此期间，他严惩贪官污吏，揭发奸邪，使之无处藏身。过去一些官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采用罚款的办法聚敛钱财，并以供给官府衙门使用为名，挥霍浪费罚款收入，甚至中饱私囊。燕忠到任后，禁止了以官府名义罚款的做法，制止了官府衙门挥霍浪费公款的行为。不仅如此，他还裁减了官府衙门办公费用的三分之一。而燕忠自己则以“简静而治”，廉洁自律，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当时，明朝太监刘瑾执掌权柄，并与其他七位太监狼狈为奸，被称为“八虎”。一些官员为了依附刘瑾的权势，纷纷拜在刘瑾门下。陕西是刘瑾的家乡，当地官员都非常惧怕刘瑾，不得不向他行贿送礼。而燕忠却不畏权贵，不但不送任何礼物，也不去拜见刘瑾。由于燕忠刚正不阿，清廉从政，太监刘瑾虽然很嫉恨他，却也找不到陷害的机会。
正德六年（1511），经吏部尚书杨一清推荐，燕忠升任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当年冬季又改任大理寺卿。此时，燕忠已官居高位，掌握生杀大权。但他不以位高而自居，不以权大而滥用。有一个叫田昆的知府，为了给一桩讼案辩冤，触怒了皇上。皇上以“大不敬”的罪名，将田昆治罪收监。燕忠了解案情后，知道田昆是冤枉的，于是几次上书，立图为田昆洗刷冤屈。经燕忠的不懈努力，终于说动了皇上将田昆无罪释放。胡某人因与他父亲的小妾私通，毒杀了父亲。案发后，胡某以重金贿赂了地方官员，企图减缓罪行，地方官员在判决书的用词上多处替胡某遮掩。燕忠看到了上报大理寺的判决书后非常气愤，他说：“还有什么罪比这更大的呢？”于是立即将判决书驳回，要求严惩罪犯。当时，江西藩台、臬台互相勾结，干了许多坏事，后来他们又翻脸成仇，相互上奏攻击、揭发对方的短处，因此使江西许多大案得不到及时办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燕忠受皇帝诏命前往江西处理此事。由于燕忠办案公正公平，顺利地处理了江西案件，无一人提出异议。某地发生饥荒，燕忠再次受皇帝诏命赈济饥民。燕忠深入灾区察看灾情，认真核实受灾人口，不漏掉一村一户，将救济粮逐一发放到个人手里。
燕忠性情严峻刚直，在家很少说话，不轻易与人交往，令人望而生畏，有宋代清官包拯的风范。由于他的权力和地位，一些亲朋好友、朝中同僚经常托他办事，但都被他正色拒绝。到正德九年（1514），燕忠任大理寺卿已满三年，因政绩卓然而受到皇帝的奖赏，赐封燕忠之妻为诰命夫人，命其子燕鼎为太学生。
燕忠一生，生活节俭，居官30年，俸禄收入仅供全家生活之用，没有购置过一亩田园，没有建筑过一间新房。后来，朝廷拟推燕忠为吏部侍郎或兵部侍郎，燕忠却因常年勤于政务，积劳成疾，没来得及再次升迁，便与世长辞，享年56岁。
逝世之时，燕忠家中没有一点积蓄。正德皇帝获悉燕忠逝世的消息，大为震惊，特派遣大臣颁发谕旨到灵前祭悼，追赠燕忠为刑部尚书，并派专人办理丧葬事宜，将其灵柩运回故里蓟州，葬于城东燕氏祖茔。
点评： 燕忠先后担任监察御使、按察使、都察院右都御使、大理寺卿等要职，相当于从事今天的纪检监察工作。他刚正不阿，清廉自守，不畏权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严惩贪官污吏，深得百姓爱戴。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学习这种廉洁自律，忠于职守，敢于亮剑的精神，认真履行监督执纪监察职责，做党和国家的忠诚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