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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如何实现繁荣富强，不妨以亚当·斯密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作为入门读物。这本书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端。斯密恰当地批判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个经济流派曾经统治了文艺复兴和早期工业时期的欧洲。重商主义者鼓吹出口商品以获得黄金，认为这将使他们的经济更加繁荣，从而在国际政治上获得话语权。如今，我们可能会对这些愚蠢的主张嗤之以鼻，因为只是在金库里堆满黄金显然并不能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然而，类似的谬论在当下这个时代却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那些认为出口必须超过进口，并对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误导性政策深信不疑的人群之中。
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为所有人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能力，这反过来又与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有关。这种增长部分基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但最重要的是对知识的投资以及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开展的经济活动，确保资源不会被浪费和闲置。这种能力与金融财富或黄金的积累毫无关联。事实上，对金融财富的关注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它的增长是以牺牲国家的实际财富作为代价的，这也有助于解释在目前金融化的时代经济增速反而减缓的原因。
斯密的《国富论》写作在“工业革命”之初，他不可能完全理解现今国家真正财富的由来。在当时及之后的一个世纪，大不列颠的绝大多数财富都来自对殖民地的剥削。然而，斯密既不关注出口，也不关注大不列颠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专注于研究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的作用。他谈到了更广阔的市场对专业化带来的好处。
在当时来说，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斯密并没有提及现代经济中国家财富积累的基础，并未谈到研发投入的作用，甚至没有提到由经验积累所带来的知识进步——经济学家称之为“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原因很简单：技术与学习带来的进步在18世纪的经济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在斯密写作之前的几个世纪，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
在斯密之后不久，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描述了人口增长将如何使工资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如果工资高于最低生活水平，人口就会膨胀，使工资再次回落到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根本不可能提高。时间证明，马尔萨斯可谓是大错特错了。
启蒙运动及其后果
斯密本人是18世纪晚期被称为启蒙运动的伟大知识分子运动的一员。启蒙运动常常与科技革命联系在一起，它以宗教改革作为开端，建立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基础之上。在16世纪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宗教改革之前，真理是由权威来定义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教会的权威发出了质疑，在从1618年开始的长达30年的战争中，欧洲人为宗教范式的转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对权威的质疑迫使整个社会开始思考：我们要如何得知真相？我们要如何才能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组织我们的社会？
科学，一种在后来支配着除了精神世界以外的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认识论适时地出现了。科学是一个信赖于检验和实践的认知系统，其每一次的进步都基于此前的研究与先行者的进步。
多年以来，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兴起帮助人们判断是非，发现世界的本质。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很多事物，从电到晶体管和计算机，再到智能手机、激光和现代医学，都是科学发现的结果，而科学发现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不仅仅是这些高科技产业的进步，甚至道路和建筑等基础设施也都仰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科技进步，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都将不复存在，更不会产生现代化都市。
王权及教权在社会结构配置中的缺席意味着社会本身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不应依赖权威来确保万物以其应有的秩序运行——无论行在地上抑或是在天上。首先需要创立一个治理系统，而创建能够确保全社会福祉的社会系统远比探索自然规律更为复杂和困难。一般来说，（这种创造过程）无法进行对照实验。然而，深入研究过往的经验可为我们带来启示与信息。通过推论和交流，我们认识到没有任何单独的个体能够支配我们对社会体系的理解。从这一推论中，我们认识到了法律法规、正当程序和制衡制度的重要性，这些都得到了“自由与公正”等基本价值观的支持。
我们的政府体系承诺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因此它们需要察知真相。
随着良好治理体系的确立，一国才更有可能做出公平合理的决断。这些机制也许并不完美，但当其缺陷显露时，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纠正。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敢于“讲真话”、善于发现真相和核查真相的机构逐渐形成，而一国在经济和民主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存在，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活跃的媒体。与其他机构相同，媒体也容易犯错；但媒体为国家公共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核验也是社会全面制衡体系的一部分。
随着科学与技术进步，
以及与启蒙运动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演化发展，产出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开始增加。社会也学会了如何控制人口增长。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决定限制家庭规模，尤其是当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诅咒已经被解除了。随着经济大幅增长，人民历史生活水平在过去的25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提升（见图1-1）。在几个世纪之后，原本停滞不前的居民生活水平迅速上升，起初是在欧洲，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后，
其他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也迅速攀升，人均寿命也随之增加。
这是人类命运的巨大转折点。在过去，人们奋力工作只为维持生计，现在这些都可以通过每周仅几个小时的工作来赚得。
图1-1 人民历史生活水平
资料来源：INET。
然而到了19世纪，技术进步所带来利益的分配却非常不均。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似乎变得更糟了。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说的那样，
“生活是肮脏的、野蛮的、短暂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反而使人们的生活品质下降了。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英国人民在19世纪中期所遭受的苦难。
而在美国，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19世纪末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作镀金时代和咆哮的20年代。幸运的是，当时的政府对这些严重失衡现象做出了回应：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立法和罗斯福新政（new deal）限制了市场的作用，并试图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其所导致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公平感与不安全感。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通过了社会养老保险计划（Old Age，Survivors，and Disability Insurance，OASDI）。20世纪后期，林登·约翰逊为老人提供了医疗保健项目，并向贫困问题发起挑战。在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国家承诺所有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障，美国成了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不承认医疗保健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国家。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创立了后来被称作中产阶级社会（middle-class society）的社会体系。在这样的体系里，社会进步的成果相对合理地被大多数人所共享，如果不是受到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影响（这个政策带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色彩），将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步成果的分配。人民过着健康长寿、衣食无忧的生活。国家为他们的子女分配教育资源，从而使更繁荣的社会生活与更公平的人均发展机会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国家还为人民提供少量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以抵御失业和残疾等意外带来的风险。
从18世纪开始发展的市场和政治体系的进程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经济危机时有发生，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在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美国直到“二战”才从这场浩劫中完全恢复过来。“二战”前，政府为那些暂时失业的人提供失业保险。“二战”后，发达国家也担负起了保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义务。
同样，人们无法一直确保社会进步的成果能平等地分享给所有人。正如我们在本章前文所说到的那样，收入分配状况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20年代陷入恶化，却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改善。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处于增长态势，底层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顶层人群。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形势急转而下。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开始停滞不前，甚至随着其他阶层收入水平的飙升而下降。富人的预期寿命持续增长，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来说，预期寿命则开始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