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及众多发达国家的现状并不乐观——这种说法显然有所保留。人们的不满情绪正在这片土地之上汇聚。

根据过去25年以来美国经济和政治学的主导思想，情况本不应该演变至此。一个全球共荣的新时代似乎近在眼前，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发展壮大，而美国理应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导地位。

2018年，这种高高在上的念头似乎终于不堪现实的摧折。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并不像人们曾经想象的那样——它看起来既不高效，也缺乏稳定性。紧接着，一连串统计数据显示，那些位居最上层社会的精英阶级才是过去2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最终，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总统选举，这两项具有反建制主义色彩的投票结果，使民主体制下选民的智慧受到了质疑。

专家对此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目前看来确有道理。自由化的进程忽视了太多美国公民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承诺所有人都将从这些“改革”中受益，当然也包括金融市场。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承诺从未被兑现。全球化加速了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进程，这使得大多数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尤其是男性）被时代的车轮所抛下。金融市场自由化（financial market liberalization）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也是自1929年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尽管全球有数千万人失业，数百万美国人流离失所，但那些高级财务主管竟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或在监狱中服刑，取而代之的是巨额的利益回报，而这些人正是将全球经济推向毁灭边缘的罪魁祸首。银行家获救了，那些遭受掠夺的人们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即使经济政策成功地避免了另一次大萧条的发生，这种不公平的救助带来了相应的政治后果也不足为奇。

希拉里·克林顿将那些处于美国去工业化地区，以及支持她的竞争对手的选民称为“可悲的人”，这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政治错误（这种言论本身就是“可悲的”）。对这些人来说，希拉里的言论正反映了精英阶层傲慢的姿态。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和阿莉·霍克希尔德的《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等一系列著作，记录了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人们内心的苦痛，传达了他们不满的情绪，展现了他们与国家精英阶层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

比尔·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口号之一是“笨蛋，问题在经济”，他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揭示了问题所在：人们想要获得尊重，希望能被他人倾听。 事实上，共和党在过去30多年里所进行的演说，表明了政府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人们也不再对此抱有幻想。但与之相反，人们也发自内心地期望着，他们的政府能为他们“站出来”——无论以什么方式。然而当政府确实为他们所发声的时候，人们却又不希望政府将自己视作“被落在后面的人”，因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贬低。人们已经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希望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然而，在由精英阶层推动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所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似乎只站在了精英阶层的那一边。这种说法不仅变得越来越可信，而且正如我接下来要阐明的那样，其中蕴含的道理也十分深刻。

虽然克林顿的竞选口号可能过于简化了，他暗示经济即是一切，但其实这种说法也并没有太过夸张。美国的经济在大部分地区运作不良，而这种情况对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来说，反而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事实上，这种横亘在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才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当前困境的根源所在。

当然，失败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导致了政治上的分歧，政治分歧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分歧。精英人士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优势，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来制定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

美国的精英阶层规模很小，但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数众多，且规模日益增加，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资源 ——40%的美国人无法负担400美元的意外开销，无论是他们的子女罹患疾病还是汽车遭遇抛锚。 杰夫·贝佐斯（亚马逊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比尔·盖茨（美国微软企业联合创始人）和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企业的CEO），这三位最富有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甚至多于整个美国下层阶级财产的总和，这也证实了美国顶层与底层人民之间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

巴菲特，这位传奇的亿万富翁投资者，有一句话说得十分正确，“一场阶级斗争正在发生。没错，我所在的富人阶级发动了战争，而我们也正要取得胜利。” 他说这些并非出于挑衅，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对美国现状最为精确的表述。巴菲特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这种现象是错误的，甚至有悖于美国的初衷。

美国始于代议民主制。开国元勋担心存在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可能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保障措施，包括限制政府的职权。 然而在之后的200多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至今日，美国仍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这些人即使做不到压迫多数派，至少也会控制他们，去阻止多数派做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事。绝大多数选民希望看到更合理的枪支管制、更高的最低工资、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更完善的医疗保健体制和更多的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不需要背负沉重的债务。大多数美国人选择投票支持阿尔·戈尔而不是乔治·布什（George W.Bush，简称小布什），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不断获得大部分美国选民的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选区划分不公，共和党往往保持着对众议院的控制——直到2018年，民主党才通过一边倒的选票支持重新获得了众议院的主导权。 然而，即使绝大多数美国公民投票支持民主党参议员，但由于怀俄明州这样的人口稀少的州和人口最多的州（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同样都拥有两名参议员，因此共和党人仍然控制着参议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参议院在最高法院法官的批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法院已经不再是公正的裁决者和宪法的解释者，而退化成了政治活动的另一个角逐场。美国的宪法保障措施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效力，这是因为少数派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畸形的经济和政体运作所导致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它们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和个体的特质。一个失衡、自私、缺乏长远考虑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将影响每个人，使得人们变得同样偏颇、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浅，从而进一步加深经济和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暴露了银行家丑恶的本质，因为他们不仅失信于人，还妄图利用弱势群体。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一直痴迷于谈论“价值观”的国家来说，这种落差更加令人震惊。

要想理解如何恢复全民经济的共同增长，首先需要了解美国抑或是其他任何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财富真正的来源是人民的生产力、创造力及生命力；过去250年以来进步显著的科学技术；同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进步，包括法治、有序的竞争性市场环境、具有监督和制衡作用的民主制度及众多“讲真话”的社会机构。也正是这些进步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奠定了基础。

然而，本书将会在下一章描述在过去40年中出现的两个令人不安的变化。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且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一个巨大的鸿沟正横亘在美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

仅仅表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好地去理解在过去40年里那些使美国偏离正轨的思想和利益的力量：他们为何能一手遮天，为什么他们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让企业利益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排，将导致经济和政治权力更加集中，并持续集中下去。理解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会导致现今的失败，我们才能窥见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

有一种改革可以实现更加美好的共同繁荣愿景，这种改革在经济上很容易达成，但在政治上却难以落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人们可以使现在的经济体制更贴合我所认为的普遍价值——不是银行家所展现的贪婪而缺乏道德的观念，而是政治、经济和宗教领袖经常宣扬的、更为高尚的价值观。这样的经济体制能够重新塑造社会价值观，使人和社会都更加趋近理想中的形态。一个更加人道的、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他们所渴望的中产阶级式生活的经济体制将会诞生，而这种经济体制已经离美国越来越远。 vRpr5UHywrGPrlxabQ+6yG0GrqFlZ5sBukkBPFHwbaiuxCgssRfEbSEkoU6jdv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