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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这个答复，刘宗周挺高兴但同时也有点不好意思，便稍微松了口，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没什么。
于是，弘光马上老实地表示同意，就按您说的办。
这样看来，尽管弘光跟某些大臣的关系比较僵，但是和刘宗周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后来，刘宗周又陆陆续续地提了不少意见，弘光也几乎全大大方方地介绍了。君臣二人就这样长期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中，从没为一件事红过脸，急过眼。
不过，对于刘宗周提出的意见，弘光也并非是照单全收，比如劝弘光亲征。
这个一经建议提出，有人就开始骂，从七月初骂到了九月初，中间就没停过。而骂他的人也很特殊，不是言官（一般没特殊情况，言官不愿得罪顶头上司，海瑞除外），而是武将。这里具体指的是刘泽清、高杰还有刘良佐。且这其中尤以刘泽清骂得最久，也骂得最凶。
为什么一提让弘光亲临前线，刘泽清就骂娘呢？这点有必要解释一下。
每次只要朝廷发出指令要求四镇尽快整备军队奔赴前线收复失地，四镇就会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并屡次给出相同的借口，不是我们怕死不敢打而是没饷没粮不能打。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本人结合史料为此算过一帐：依据江北四镇的士兵总数等情况，四镇如果真的要打仗军费撑死每年给二百四十万两也就够了，而此时的朝廷在当年四个月内就已经下发了相当于一年半的粮饷，合计三百六十万。所以四镇喊叫缺钱少粮是根本不靠谱的。
因此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大部分的粮饷大都进了私人的腰包，而且越是叫穷的就是私吞的最多的。
弘光该不该御驾亲征这一点，我们暂且不予讨论。但是如果真让皇帝到了前线，随便了解下军队情况，查个帐，那就惨了。
特别是对于刘泽清们来说，不用想就知道下场将会是极其悲剧的。
不能让皇帝来！赶走没事找事的刘宗周！
两个口号便成为了四镇武将们的一致要求。
而正是这个建议让刘宗周成为了四镇武将的公敌，并为刘宗周自己的命运埋好了伏笔。
劝弘光亲征，这是弘光所没有接受的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则是收回中旨，废弃阮大铖。
弘光之所以没有接受刘宗周提出的这个意见，除了自己不想在文官集团面前再次陷入被动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刘宗周的身份。
刘宗周除去当代大儒，知名学者外的另一个身份——东林党人。
打击掌握实权的东林党人，控制肯听话的东林党人，拉拢拥有名望但又不会对自己皇权构成威胁的东林党人。这就是弘光一直以来始终坚持奉行的对待东林党人的策略。打一批，拉一批，再收一批，既有斗争又有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削弱已经强大到令自己感到恐惧的东林党的势力。弘光心里的小算盘正是如此。
而刘宗周便属于其中的第三类，是弘光长期以来想要尽力拉拢进而收为己用的那一部分。政策决定态度，因此弘光和本是东林党人的刘宗周才能够长期的维持和睦的君臣关系。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在弘光准备拉人帮助自己掌控朝政关键时刻，刘宗周竟然还是倒向了东林党的怀抱，为东林党的利益服务。既然如此不识时务，那就不要怪我了，刘先生。
九月九日，兵部侍郎阮大铖首次朝见。而也就在同一天，东林系的内阁辅臣姜曰广致仕，与此同时内部也传出消息左都御史刘宗周将被罢官。一天之内，连贬两人理由很简单，半个月前，朝廷收到了以刘泽清为首的四镇联名上疏（事后经调查是刘泽清一人捏造的），揭露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弘光觉得事关重大但不便闹大，于是为了保险起见，打发二人走人了。
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第二天刘宗周确实是宣布退休并立即得到了弘光的同意。
刘宗周万历年间进士，历仕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一生共四次因触怒皇帝权臣而被罢官。崇祯十七年最后一次出山辅佐弘光，七月十九日到任，官拜左都御史统领都察院，至九月初十日致任。凡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九日。为人清正敢言，鞠躬尽瘁，忠厚耿直，屡次犯颜直谏，虽遭斥责，然始终气节凛然。
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尔后，杭州也相继失守。刘宗周知道大势已去，重振大明已经无异于痴人说梦时，刘宗周说出了他在史书中被记录下来的最后一句话，一声叹息。
“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去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
今日正是老臣殉国之时。说完，刘宗周先去最后一次拜谒刘家祖坟，而后赴水寻死，不过所幸被人救出。
但是，自从被救之日起，刘宗周就开始拒绝进食。绝食二十三日后，接下来的十三天又拒绝再喝一滴水，六月八日闭目气绝，终年六十八岁。临死前数日写下《绝命辞》一首，以示胸臆。
“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一如往昔的他，坚持原则，心怀家国。
如同电视剧中最常见的剧情一样，坏人一旦上台掌权，那他接下去要做的事情就一定是下手整人。什么以前看不对眼的，闹过摩擦的，歧视过自己的，但凡是有过矛盾的，在这时都要报复一下。谁让咱有权了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所谓睚眦之恨，期在必报，即是如此。而在现实的历史中情况似乎也差不多。
特别是对于阮大铖来说，东林党一定要被彻底摧毁，被我阮大铖亲手摧毁。
阮大铖一出山就开始算计东林党，这一点正是历来被后世史学家们所诟病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倘若阮大铖能够不计前嫌与东林党人和平共处，一起努力。兴复大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阮大铖此时却目光短浅地选择了将党争进行到底这一愚蠢的做法，一味胡搞乱搞，最终把南明与无数人一同推入了黑暗的深渊，实在是罪大恶极。
阮大铖是个坏人这个不需否认，不过他却并非是个心胸狭窄毫无远见的人。这一点本人还是能替他保证的。
对于东林党阮大铖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毕竟年轻时在这个组织里混过，东林党之中也有着他不少的朋友老乡，旧相识，想要一翻脸就当仇人，阮大铖做不到。因此在崇祯年间被废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阮大铖没有放弃任何的机会重回组织或是与东林党改善关系。
阮大铖一直在努力。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尽一切可能获取东林党人的谅解。
于是，绞尽脑汁的阮大铖无时无刻不为了这个目的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皇天不负苦心人，阮大铖终于还是找到了这个突破口——昆曲。
在明末，由于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逐渐成长了起来。而资本主义萌芽繁荣发展的一个相应表现则是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文化也随之兴盛。
市民文化，这个覆盖面是相当的大，内容也是极其的丰富。比如市民文学、杂耍戏剧等等等等都是其主要的且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形式。不过要说市民阶层最喜欢的文化生活项目，大概还是戏曲。
虽然时代是发展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了，但在封建社会文盲的普及率却依旧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即使你早已经属于市民阶层也保不准你会认识字。所以对于以小说话本为主的市民文学，其主要读者还是局限于那些识字的人。因此由于这个局限使小说不能成为影响面最广的丰富广大市民业余文化生活的有效形式。
不过，相对而言，戏曲就不同了。没有文化程度的局，没有理解程度的要求，但凡是个人（除去耳朵眼睛有问题的）就能看懂戏。而戏曲也凭借这一优越性一举成为当时最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因而在全国各地，戏班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到处生根发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各省，戏班更是多得不行。
戏班很多，看戏的更多，但毕竟戏曲的剧本是有限的，而且写得好又叫得响的也就是西厢记、牡丹亭那么几部作品，如果想要单凭这么几部戏就想反复演上几十年，那广大戏迷票友是绝对不会干的。于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慢慢的开始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戏剧创作中来。
读书人写剧本其实古来有之，但真正形成潮流形成规模，那还是明朝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