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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轻轻地哼了一声，说：“若只是民富而国穷，民富又有何益？”
载洸一五一十地给他算起了账，“六年前，商办衙门还未创设时，朝廷每年的税收是8000万两白银，但支出却多达1亿之巨，属于严重的财政赤字。
而商办衙门创设之后，带动着各省各地兴办洋务、实业、工厂；直至去年，朝廷税收收入已增至一亿两千两，短短六年光阴，便足足增加了一半。”
载洸说完，便又面向翁同龢，似笑非笑地问道：“翁师傅执掌户部多年，不会连这点银子都算不清吧？”
载洸接着掷地有声地说道：“洋务是福是祸，你我说了都不算，银子说了才算！”
翁同龢感到自己受到了嘲笑，内心也开始愤怒起来，脑海里不停地在搜寻着可以拿来辩驳的武器。
“商办衙门自创办以来，税银虽有所增加，可是相应的，用于置办洋务的支出也在增加。
各省察觉洋务有利可图，大肆跟风，开矿办厂，所耗颇巨，大部分的税银，都被拿去投资洋务了，工厂、铁路等洋务，皆是穷奢极侈，挥霍无度之举。
致使税银虽有所增加，但实则国库仍是常年空虚，从未盈余。”
载洸听完，则不慌不忙地地说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乃治国之道，办洋务的初心，本就是为了自强求富。
洋务重在工业，工业重在军工，军工之业若能在我国兴办，则日后我大清国不必倚仗洋人的枪炮器械，就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便是自强。
洋务之基础在于交通，若想办好洋务，则需打通大清国土的‘任督二脉’，修建铁路，架设电报，开发航运，促进各地之间往来。
交通乃是百年大计，千秋大业，国家繁荣昌盛，交通便是首功，此为求富。
无论是自强还是求富，军工还是交通，都需要在初期投入大量资金。
由此方可使百业兴隆昌盛，财富绵延不绝。倘若如此，国家复兴，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便指日可待。”
翁同龢摸了摸胡须，以掩盖从内心漫溢到脸上的慌乱，一计不成，又生一记，随即昂首挺胸地说：
“皇上，天下士子不满洋务就矣，眼下人心沉浮，风气日益近利焦躁，洋祸不仅荼毒了经济，也将殃及天朝体制。
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必定倒逼朝廷修建新法，祖宗体制也将分崩离析。”
载洸听完，不假思索地拿商鞅变法的例子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古往今来，国体法制都是顺势而生，不断革故鼎新，不破不立。只有这样，国家才得以富强，立于不败之地！”
翁同龢听到这话，像是抓到了载洸的把柄一般，得意一笑，便气势汹汹地对着载洸说：
“贝勒这话，难不成是想效仿法兰西之辈，推翻王朝，另立新制不成？”
载洸一听这话，先是脸色一白，随即扭身面向光绪，诚惶诚恐地说：“臣绝无此意！翁师傅这话实属血口喷人，还望皇上明鉴。”
只见御座上的光绪铁青着脸，面色沉凝，有种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他用略带愤怒地语气说着：
“朕让下面的人办洋务，本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连这唯一的底线，你们也要打破吗？那干脆革了我这个皇帝的命罢了。”
听完这话，载洸立马跪下了，急促地朝光绪磕了一个响头，匍匐在地上说道：“臣绝无此意……”
光绪缓缓地从他的御座上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走到载洸的眼皮子底下。
又蹲下身子来，低着头，用严厉的目光望向载洸，审视着他，似乎要从他的眼睛里看出另一个载洸来。
而载洸此刻虽是身为人臣，因为触犯了天威而跪在地上，却也丝毫不惧，大义凛然。
两兄弟就这样对视着，眼睛里是彼此的扭曲影像。
光绪幽幽地说着：“你读万卷书，历朝历代，功高震主的人物，你也知道不少。朕只想问你一句话，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朕。”
停顿了片刻，他才从嘴里轻轻地飘出来几个字：“说——你是不是已经有同党了？”
载洸无声地提了一口气，沉稳地说着：“臣是皇上亲封的贝勒，所属职务也是皇上钦定的，功名利禄皆为皇上所赐。
所行之事，既是为了不负皇上重托，辅佐皇上完成一番旷世伟业；也是为了不负天下苍生的期许，一心一意，匡扶社稷，富国强兵。
倘若臣有功，那也是皇上知人善用，创不世之文治武功；要说同党，臣也只能是陛下的同党。臣仅存一颗赤诚之心，望皇上明鉴。”
光绪又问道：“可朕怎么觉得，你的心并不在朕这？”
载洸随口答道：“臣的心在社稷苍生那儿，在国家百姓那儿。而皇上贵为天子，心系天下，臣的心，自然也是系在您那儿。
只是眼下，在朝为官，天子脚下，岂能凡事尽如人意。
许多事，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尽顺天子意，则必有所不顺……”
载洸话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只剩下眼前的光绪，铁青着脸，在一旁独自沉思。
翁同龢听完，仿佛提前嗅到了一丝丝胜利的气息，已经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面露得意之色，随即开启了怼人模式，怼天怼地怼空气。
非我清流，其心必异，欲除之而后快。
“皇上，贝勒此言，令臣诚惶诚恐，匪夷所思。为人臣子，当为皇上尽忠尽孝，岂能有二心？若不能尽忠于天子，便不配在朝为官，更不能担此天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