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1919——文献——电影制作——顶峰上的威尔逊——国会选举——敌对的参议院——威尔逊的误解——后果——“普通老百姓”——秘密条约——在胁迫下——揭露——真实的美国观点——协约国的辩护——英国和谈代表团——英帝国代表团——和会的构成——威尔逊总统的妥协——新闻界——官方语言——混乱中的欧洲

1919年和会的状况与1814年举行维也纳大会时的状况差别有多么明显啊！1814年，胜利的盟国实际上有效地掌握了整个欧洲。这些国家具有强制实施其意志的物质力量。而1919年，各种危险的程度都更加剧烈，而胜利者更加精疲力竭；范围很大的地区和主要人力物力都不在这些国家控制之下。1814年，一批毕生接受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训练的贵族唱主角，他们极端厌恶战争，憎恨变革，他们优雅而讲究礼节地聚集一起，商讨重建并巩固传统社会制度，经20年争吵之后，这种制度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在1919年，一些雄辩家和群众领袖在混乱的斗争中上升到了权力与胜利令人眩晕的顶峰，他们在不坚实的、摇摆的舆论平台上危险地使自己保持平稳，自称能指导人类走向更好的命运。确实，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由议会集中并加以稳定。但是它还因受新闻媒体的影响而激烈摆动。1814年，令人欣慰的和地位得到确认的大人物们，举行了平静和考虑周全的秘密会议；而1919年，却出现了不安的政客间的剧烈冲突，这些人也是干练的行动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及其党派取得胜利，慰抚着国民的是不管有无根据的害怕与激情。

有关和平会议的文献颇多，几乎以每一种众所周知的语言出版，有关和平本身的文献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重要的当然首推坦珀利博士的不朽的著作。虽然坦珀利博士并不以为他可以任意发表他手头的所有信息与文件，但他的6卷巨著独具重要地位，可以指导任何研究者。在法文著作中，以M.塔迪厄的《关于条约的真相》（ The Truth about the Treaty ）最为重要，部分原因是，他是巴黎和会中的法国工作者之一，部分原因是他发表了许多未在别处出现过的文件。M.梅尔梅的《第三次战争》（ Combat des Trois ）也记录了摘自最高级会议和四国会议的秘密会议的重要消息。意大利的作品主要是西尼奥尔·尼蒂的3卷著作。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Settlement ）最早表达了美国的观点，不久后这种观点又出现在第二部豪斯上校的论文集中，此集由西摩先生编辑；第三部书是兰辛先生的《和平谈判》（ Peace Negotiation ）。此外还有戴维·亨特·米尔先生编审的令人钦佩的和博学的作品《公约的起草》（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关于俄国方面的有丹尼斯的《苏俄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以及卡明先生与佩蒂特先生编写的《俄美关系》（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 ）。

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作品与所有此类出版物截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拥有大量秘密信息和他使用这些信息的与众不同的方式。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底在巴黎时将装有他全部和会记录的两只大旅行箱和3只钢箱交给这位绅士——前新闻处主任——处理。总统说：“我在巴黎把这些文件装入了旅行箱，以后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它们分类或编排。”贝克先生不失时机，立即将这些宝藏呈献给世界，显示了总统的言行和政策的威信，就维护其可尊敬的首长的目的而言，可以得到协约国的同情和支持；可是其中有许多粗暴的批评，这肯定并非出于上述目的。大家都认可，激励威尔逊先生行动的高尚动机、他的值得注意的能力，他的广泛的善意和实际解决问题的敏捷性。他不但是协约国而且是欧洲的朋友。他正视现实，不但用崇高的理想主义而且用同情和常识逐步对现实有所认识。他在制定条约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表示出最严格的忠诚和善意；他把晚年的生命与力量，自愿地尽心奉献给了他的职责和他的国家。他值得欧洲长期怀念与同情。

然而，贝克先生选择描绘的荒谬的背景画，反而有碍于对总统的英雄形象的维护。威尔逊在和会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希望、他的错误、他的成就、他的妥协和他的失败，都有某种价值，但不能作为好莱坞电影的布景而误导大家。在传统的电影风格中，所有明亮处光线特别强，所有阴暗处光线特别黑，过量地使用耀眼的对比手段。贝克选择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情节；生硬地要求对事实、事件和人物的处理要符合事先的设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把总统描写成无瑕的捍卫美国人民高尚理想的加拉哈圣洁骑士 ，后者因接触欧洲及其政治家的可怕的腐败堕落而陷入无限苦恼。总之，贝克先生的电影故事是世上最古老的。它不多也不少地正好是善良与邪恶、精神理念与物质欲望、慷慨与贪婪、道德诚实与可耻阴谋、人类同情与冷酷自私的冲突。

那种情节肯定会使人感动，但是它几乎不代表实际发生的事情。很难相信，在美洲繁衍生息的欧洲移民，把一切美德随身带去了美洲，把他们祖上的一切邪恶留在了欧洲；或者说居住在大西洋彼岸几个世代就足以把一个人种改造得在道德上、文化上和人性上肯定优越于他们在欧洲的原型。我们希望美国人的幽默感本身会对这些疑问提供必要的纠正。看来可能的是：大西洋两岸的人都容易对他们无直接影响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经常容易规定很高原则要对方遵守；他们能严格抗拒别人的诱惑。

不管如何我们且听斯坦纳特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讲他的故事：

在法国阿戈讷的美国步兵，在鸣放大战最后胜利大炮后三个星期零3天，美国和平巨轮——“乔治·华盛顿”号与伴随的战舰——驶离了装饰华丽、彩旗招展的纽约港，犹如一艘新的“圣马利亚”号驶上她的不寻常航程，去寻找未知的大陆，这艘巨轮宏伟地驶出纽约港口时，上空翱翔着飞机，两岸炮台轰鸣着前所未有的21响礼炮。以前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乘船前往外国。

现代技术条件使媒体对公众的宣传范围极广，以往时代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看来，从来没有人所孚的众望或享受（即使是短暂的）的威信像登上“美国和平巨轮”的威尔逊总统那么崇高。但是勋章的背后铸有罪恶的标志。贝克先生曾经描写过欧洲的种种艰难正等待着总统，描写过他的高尚观点与堕落的旧外交手腕之间的悲剧性对照。他没有充分叙述留在总统身后的美国的困难。那里老亚当的难移的本性显露出顽抗的形式，党派政治的幽灵抬起它顽固不化的脑袋。但是对这些我们必须求教于其他权威著作。

霍利斯先生 ^[1] 对共和党的观点曾用明确的语言做了解释，虽然他的个人偏见有失公正，但无疑还是说出了广泛的美国人的看法。

在他面前的世界像是一个班级。班级的成绩使为首的教师成为王子。1918年11月国会举行选举。随着夏天行将结束，全国民主党候选人开始汇集提出的要求，希望总统给他们书面担保，保证如此表态：对总统来说，最佳计划是，在如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样某个中西部城市发表演讲，演讲中总统应呼吁全国不要支持一党而不支持另一个党，呼吁给他一个将能支持他领导全国战争努力的国会……伯利森邮政管理局局长提出这个计划后，去得克萨斯州住了10天。到9月底他确信他的意见将被接受照办。但他回来后得知，党里的政客们背着他向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总统取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演讲，代之以书面呼吁支持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伯利森发觉关于这样内容的信已经交给了报界。正如伯利森预料的那样，信被说成是对共和党人的忠诚的令人憎恶的污蔑；信的公开肯定会造成民主党的彻底失败。根据怀特先生的解释，威尔逊此时“正处于理想主义上层精神区”，因此无暇去纠正公众的印象，即认为此信是由伯利森做主发出的。

欧洲对这个插曲的看法并不重要，但是其后果是可怕的。给总统的战争政策以巨大爱国支持的共和党，自认为受到了“无端的和不能容忍的侮辱”。11月大选使共和党在众院占了多数，而他们原先即已在参议院掌握充分的多数。美国宪法要求所有条约均须由参议院批准。这种情况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似乎十分稀罕：在战争危机中威尔逊总统却不抓住机会使自己成为全国领袖，而不仅是一个党的领袖。更令人惊奇的是，面对参议院中反对党占多数的事实，他仍不竭力把参议院结合为一个整体参加条约谈判。如果总统强行这么做，共和党参议员原本不可能拒绝成为参加和会参议院代表团的一部分；相反，他们也许会高兴参加；那时威尔逊就有确实的把握使他答应的条件不会被否决。由于他坚强的党性和他的个人优越感，他拒绝了这个必不可少的事先预防措施。“美国和平巨轮”正载着这么一个人，此人不但会遭遇欧洲的道德邪恶，而且想以他新近深深冒犯过的政敌不愿意接受的形式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全世界的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他的前面横着巴黎任性的混乱；在他的后面伏着参议院阴沉的否决。

然而，总统研究他的任务并不带个人的偏见。

“乔治·华盛顿”号在荣耀的光辉中驶入布列斯特港口前三天，总统召集一批代表开会。船上有和平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国务卿兰辛和怀特先生（豪斯上校与布利斯将军已在欧洲），而代表团的庞大组织由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专家构成，总统依靠他们获得在未来讨论中使用的基本事实。”

单独保存这次会议记录的艾赛亚·鲍曼博士写道，“说了几句意思是他很高兴与我们见面的开场白后……总统说，在和会上 我们是仅有的公正无私的人 ， 而我们要打交道的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 。 ^[2]

这两个说法中的第一个正确与否，从事件的最后结果中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第二个说法暴露出确确实实的误解。威尔逊总统将要见到的欧洲政治家，在维护国家权利要求上和在对战败的敌人的严厉制裁上正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观点与愿望。只有在他们偏离这些严厉标准，根据经验、在容忍和超脱精神的指导下设法减轻战败国的不幸时，或辜负他们自己国民的期望时，他们才不再代表和未能代表自己的人民。奥兰多在提出最极端的要求时脱离了意大利人民的愿望。直到今日还是法国的支柱、铁腕人物的克利孟梭还被全体法国人责备在捍卫他的国家上过于软弱。至于劳合·乔治，他不但得到了极大多数人的支持，实际上他还因群众提出不宽恕地惩罚罪恶的要求而感到窘迫。这些国家的领袖非但不会因凭着自己的冲动对战败的敌人提出无情的要求而受责备，相反，他们每个人还有被指责为态度不够热情的危险。每个国家的议会和新闻界都提高警惕检测其代表是否有最细微的恻隐之心或不计较的达观痕迹。甚至由绝对胜利产生的威望也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无时不在的观察和怀疑。每一个战胜国都在这样高呼：“我们的战士赢得了战争；让我们确保我们的政治家不丢弃和平。”这些欧洲领导人能最好地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治，这方面他们与威尔逊总统有极大的不同。

那么总统的主张是什么？他保证并准备再次让美国承担为人类服务的责任。“我们没有自私的目的可图。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统治。我们不希求为我们自己取得赔偿，不希求为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取得物质赔偿。我们仅仅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之一。如果各国的信念与自由能够保证人类权利的实现，人类的权利已经得到安全保证，我们就满意了。” ^[3] 在“乔治·华盛顿”号上，他又一次对克里尔先生说：“今天，整个世界不但带着错误而且怀着希望和委曲求助于美国。饥饿者盼望我们给他们食品，无屋者期待我们给他们住房，心身俱病者指望我们给予医治。他们心中的这些期望非常热切。必须毫不拖延……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些古老的错误，目前这些不幸，不是一天之间或弹指一挥间即可纠正的。我隐约见到的前景——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我错了——却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悲剧。” ^[4]

人们的担忧得到了证实。美国民众在对世界的无私慷慨上远远达不到他们元首的期望，而协约国人民在对待敌人的严厉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总统本人在参议院和新选举的国会中都未得到多数拥护。前总统罗斯福率直地宣称，“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敌人以及威尔逊先生本人都应了解，威尔逊先生当前已无权为美国人民说任何话了。”没有任何话比罗斯福的话更低调和更率直了，此话在大西洋两边流行着。协约国注定要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务。威尔逊总统试图为美国制定的、因此要求协约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协议，很快被美国参议员和选民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耽搁和虚假的希望——这只会加重困难，留给欧洲的只有尽自己可能爬出这个世界性的灾难了；而在整个战争中只损失125 000条生命的美国，打算在接受如此赔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即德国通过这个或那个渠道支付赔偿的五分之四给她蹂躏过或杀害过多少男子的国家。

这样写并不是责备其人民或其领导人。这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上，要在这个赔偿水平上继续进行庞大社会的交往，那么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人民怎能知道呢？他们能通过什么渠道接受指导呢？他们怎样能形成完整的信仰呢？他们能怎样表达自己的信仰呢？模糊不清的和一般的思想——有的很刺耳，有的很高尚——天天吸引住他们。但是总的说，他们高兴战争业已停止，每个家庭最渴念的是家庭的重新团聚和重建住所、事业和原来的生活。威尔逊的想象是创立世界民主政治。可是事实上，他说得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尽管在战争中表现得坚决和顽强，但不知道怎样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他们要求“惩罚德国佬”“不再有战争”和“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点什么”，但最重要的是“回家”，这些才是当时群众最盛行的思想。

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他对欧洲广施慈善的许诺，但一到他自己国家的海岸上就突然住口了。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做出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善于计算的、厚颜的党派政治家。他对欧洲滥施良好的许愿和慷慨的同情，1918年他若能将其十分之一应用于美国他的共和党对手身上，本来会使他成为真正的国家领导人。他的孰重孰轻的比例观念只会运用于分隔的水密舱上。在欧洲，法、德之间的分歧在他看来微不足道，是琐碎的小事，只需一点理智与慈善就很容易调和。但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呢？这里存在真正的严重争吵。他不了解法国人为什么不对被他们打败的敌人较为宽容；不了解为什么美国共和党人不期望从民主党政府得到不起作用的安慰。他以同等认真的目光投在人类的命运和他的党的候选人的好运上。宁愿与海外所有国家保持和平与亲善，却不与国内共和党打交道。这是他的政见也是他的祸根，还是其他许多人的祸根。一个要做大事的人，如果既试图要拥抱整个世界的闪闪发光的慈善心，又要平民主义的尖锐党争，那是很困难的。

据说总统及其代表团感受到的第一个震惊是遭遇协约国之间在战时签订的秘密条约。贝克先生在美妙的文章中幸灾乐祸地看待它们的不道德性质。构成他文章各章标题的有“老旧外交手腕所维护的”“秘密条约”“土耳其帝国是赠品”“理想主义的衰落”。文章向美国公众揭露了欧洲的卑鄙并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端方品格。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美国进入战争后，他们的论点是，德国人代表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残暴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与法国从1914年8月4日起一直与这个恶魔打仗。在1915年春季，意大利表示出帮助恶魔的意向。德国如获得拥有3 500万人口并能动员150万军队的国家，会是一件后果极端严重的事情。但是意大利似乎脚踩两条船；德国人正热切地在意大利人眼前表演显示德国是三国同盟的真正角色，对意大利有好处。意大利人不用去奥地利寻求特伦蒂诺，尽可去法兰西获取萨伏瓦，为什么不呢？于是开始了讨价与还价。我们可以批评意大利人，说他们的决定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可是谁能责备协约国政治家强调提出的，意大利能获得以牺牲奥地利与土耳其为代价的优越有利条件呢？意大利据以站在协约国一边进入战争的《伦敦条约》体现了这样的信念，即对英、法来说，意大利的援助会招来快速的胜利，而她若进入敌方可能意味着英、法的全面失败。

对于罗马尼亚也是一样，她站到不论哪个联盟一边都有同等巨大奖品可得，她站到哪边就能使哪边获胜，她在1916年成为拼死作战的各国以各种形式的威胁与利诱争取的对象。这些就是协约国在精疲力竭处于危殆之中时为了获得援助而参加秘密条约的情况。

另有一系列秘密协定在协约国成员国中间订立，旨在保持诸国彼此相处协调。在1914、1915和1916年，俄国的支持至关重要。法国将流血殆尽；英国陆军刚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力量。设法保持奋战中的俄国巨人的好性情，设法避免出现任何借口的离心离德，这是英、法外交的首要任务。土耳其曾得到法、英、俄提供的领土完整保证，但她联合德国人，对俄国进行无端的进攻。关于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对基督教民族及阿拉伯人统治的终结，没有人会洒同情之泪。立即对土耳其的非突厥族省份进行利益范围的划分，对协约国是必要的，是实利所在。英国放弃她几个世代的政策，同意俄罗斯在未来占有君士坦丁堡，而强调她自己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法国断言她对叙利亚拥有历史权利。意大利得到保证，她的盟国决不阻止她对阿达利亚，实际上还有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得里亚海的野心。对波斯关系的谅解多年来一直是英、俄良好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安排在假设总的胜利来到时土耳其帝国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必须重新调整。贝克先生声称所有这些协约国间的协定都代表旧世界外交固有的肆无忌惮的邪恶与实利主义。其实它们基本上完全是自我保存的突发姿态。

这些秘密条约大部分都符合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中定下的原则，并在最后决定中得到了他的同意。全部密约均各有特色，这些特点只有用处于胁迫之下的背景才能加以解释并给予原谅；但是贝克先生和美国代表团没有理由以崇高和审判的目光看待这些交易。如果美国在1914年8月4日进入战争——他们以后会称此次战争是反错误与暴政的正确与正义的战争——世界本来绝不会陷入这场灾难。美国政治家不妨站在英、法、俄当事人的地位判断一下自己，能提出什么样合适的条件来获得意大利的依附。如果美国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之后进入战争，他们原可以自行判断，设法阻止罗马尼亚被纳入中欧帝国轨道是多么正确。甚至美国如果在战争爆发两年后加入协约国，他们原本可以随意地与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及对中国做出总的安排。一个人有权利站在岸上；但是如果他在令人痛苦难熬的长时间里使用他的这个权利，甚至不丢一根绳索给在急流中挣扎的人，而对于那个精疲力竭的、勉勉强强地一会儿抓住这块岩石一会儿抓住那块岩石的垂危的游泳者，人们应该给予某种援助，予以拯救，那么，对于岸上那个冷静的旁观者来说，尽管后来他成为忠实而热情的伙伴和勇敢的救助人，他也没有资格自封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公正评判员，要是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后来的事情原本不会发生。

贝克先生创作的第一场动人电影场景，是在热情、真挚的美国代表团到达时，他突然迎面提出秘密条约这个“迷宫”问题。总统从未听说有这些秘密条约的存在。有全部国务院资料供其使用的兰辛先生也从未梦见它们。但是它们赤裸裸地和可怕地存在着，此刻仍在和会的会议桌上玷污十四点的公平设计。美国人民的道德观对此产生反感，我们能感到惊讶吗？自法蒂玛打开蓝胡子 的秘密房间以后没有什么东西产生过这么大的作用。

然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恕不指明哪些人）一直知道每一份秘密条约的要点，在他们参战以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发出询问便能获得每一个细节。最值得强调的是，法国政府于1918年11月29日在引人注目的急件中，如我们见到的，已正式建议美国国务院，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所有秘密协定都立即作废。兰辛先生对这个通知未作答复。下面这些话是贝克先生代表他自己说的。他说得十分公正：

……在美国，人们对于这些欧洲秘密条约所知甚少，也不关心。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它们的任何影响……实际上人人皆知，当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时，她曾努力达成十分现实的交易。这是战争，在战争中发生任何事情可能都是必要的……甚至专门负责收集外国事务情报的美国国务院，对这些秘密条约似乎也很不感兴趣，人们相信兰辛国务卿对它们所知极少或者一无所知……虽然一般说来，总统必定知道这些秘密协定，因为他时常严厉斥责“秘密外交”的做法，但他显然不想知道任何至关重要或全面的情况……

……1917年当贝尔福先生作为英国特使来到华盛顿时，他对豪斯上校解释了某几个这种条约。但是豪斯上校说他并不特别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集中所有力量争取打赢战争似乎更为重要；他最后告诉贝尔福先生，他们是“在杀死熊之前分熊皮”。这位总统顾问就这样低估了整个事情的重要性，他认为，对这些条约耗费时间，只会干扰战争努力的彻底进行，他们相信战争才是当时最重要的考虑。他们深信，整个国家也深信，到最后我们“打败德皇”时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如果说我们的外交机构对秘密条约的意义缺乏理解的背景，那么对于一般舆论又能说什么呢？盲目地受一阵战争热情的驱使，冒险进入完全陌生的场景，风中飘着的几片秘密约定的叶子，对公众舆论绝对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可以肯定，上边所有这些话全是男子汉气概的正确判断。如果为“不小心”或“不关心”所找的这些借口，对美国政府与人民能产生预期的谅解的效果的话，那么他们对协约国又能提供什么保护呢？如果美国“盲目地受一阵战争热情的驱使”而低估或忽视此种秘密协议交易的意义，能得到英国政府与人民原谅的话，那么血流成河、受战火煎熬、最亲爱的人战死、国家生存危殆的英国与法国在同样晦暗未明的情况中签订这些秘密协定，肯定是可以得到他们原谅的。

声称瓜分可能获得的战果与协约国为之作战的事业有实质性关系，那是愚蠢而又不公正的。当战争开始后，有许多事情超出最初争吵的原因之上，也有许多结果由此产生，这是在开始时从未想到或关心的。当美国在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时，他们没有想到占有菲律宾群岛和征服菲律宾群岛的居民；但是他们胜利后接着不可避免地或伴随地发生了这些事情。说法国与英国“为土耳其这个战利品”打仗，无异于说美国为了并吞和征服菲律宾才选择与西班牙争吵，同样都是诬陷不实之词；清除这些不实之词以正视听，也许是件好事，即使这样做可能有损斯坦纳德·贝克喜欢的电影效果。无论如何，秘密条约是存在的，有大国的承诺给予保证，上边有他们的签名，秘密条约不是基本上而是在某些重要事例上背离了十四点的宽容的简单的原则。

劳合·乔治先生和英国和平代表团在1月10日渡过英吉利海峡。与他们一起的有海军与陆军的权威人士。在他们之前去的有一大批精心选择的专家和官员，他们住满了一家巴黎最大的饭店，还是挤不下。这批人员的能力，他们掌握的历史、法律和经济学的大量知识以及他们处理事务的方法，博得了盟国和敌国观察家的尊敬。一个德国作家说，“英国专家的茫茫白色小册子数量众多，它们论述比利时的中立、莱茵问题、小国卢森堡可能的未来以及天知道的另外一些问题。在所有对手中，在指导有待改造的多灾多难的地球和解决错综复杂的事务方面，英国的集体力量最为充分，人们普遍地感觉到他们要比美国人和法国人办事更有条理和更为精确。甚至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就模糊的主题发表意见或做预测时，他们在调查或找寻启发时也经常请教这些小册子。” ^[5]

这个巨大集体的事务由一个比较小的称做战时内阁秘书处的机构给以指导，秘书处的工作在前4年中通过莫里斯·汉基有效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勤奋得到了完善。这位海军军官在还是一个年轻的上尉时，就于1912年成为了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他曾负责编辑战争丛书，此套丛书是1914年英国从和平到战争整个过渡期的关键性的指导读物。他曾保管与编排最初由内阁军事委员会处理的、后来在战争及停战时期由战时内阁处理的所有大事的记录。他知道所有事情，他能处理所有事情，他认识每个人，他从不发表意见，他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最后通过总统、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先生愿望的自然交流，他成为他们为解决和平问题的决定性的6个星期商谈的唯一记录人。

英国的全权代表资格得到了英国代表团的加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各自治领的总理、印度代表以及四五个负责重要部的大臣，我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代表团纯属咨询性质。只有当首相需要时才在巴黎集合，平时它的成员广泛地散布于其他工作岗位上。与威尔逊总统被参议院孤立形成对照，劳合·乔治的政策在重要时刻都与整个英国的领导人协商并经他们同意，从而加强了他自己的地位。这是他的参议院，他越过巴黎天空的黑暗与混乱时，一直有众多灿烂的群星拱卫在周围。在他身边有经验无比丰富、平静沉着的智士阿瑟·贝尔福和路易斯·博塔（我们不必赘述了，对不对？）。当劳资问题出现时，巴恩斯这位老资格的工会主义者能作为一个工人说话；当首相在国际事务中需要自由主义纲领的讲解员时，斯马茨将军与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能会见威尔逊总统，以自己的背景所说的话会使总统吃惊和满意。当需要年轻善战的先锋国家理应按其坚定本性表达看法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休斯先生和新西兰的梅西先生就在身旁，加拿大的罗伯特·博登爵士就在不远处。如果要说明东方或中东的全景，有一千年历史世袭的印度土帮主和埃米尔们会在非常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走出来。首相本人完全没有那种狂妄自大的反常的历史感，首相在他的同僚和那些他希望说服或调和的人们之间分配重大任务和活动；他在好运中保持谦虚，保持他完好的控制力。这样他完全适应即将来到的多折磨的环境并具备了良好的应付手段。

另一方面，他来到大会时多少也有点被新近大选的吵吵嚷嚷的粗俗行为弄得不安。紧跟在身后的标语有：“绞死德皇”“搜他们的口袋”“要他们付出代价”；这种情况使人敏感地觉得有损他进入会场的尊严。

演员已到齐；舞台已搭起；观众已经叫喊着要求帷幕升起。但是配戏及其演出方法尚未确定。我们已经见到威尔逊总统拒绝了1918年11月29日最初提出的法国计划，总统主张由四五个战争中的主要伙伴国对基本要点做出初步决定，同时他十分希望召开胜利国大会，大会由他本人主持，在大会召开之前他能为人类制定较好的治理计划。他不明言不同意法国的建议，只是尽量拖延协约大国之间所有先前的商议。但是现在每个人面对面相遇了，必须立即做出切实可行的决议。总统立刻与那些大人物们进行接触，他们肯定是力量和经验与他相当、在长期持久战中竭尽全力、孤注一掷获得胜利从而保护了大国重大利益的那些人。总统关于改善旧大陆的生活方式的慷慨陈词和他对各国舆论的支持——必要时他可以越过各国自己选择的领袖——这种炽热的、有些模糊的思想，此刻不得不收起来了，代之以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的有时顺利有时僵持的商谈。

从1月12日开始，由五个主要大国举行会议，每国出席两位代表。这些会议的最初目的在于只决定程序和全体大会开幕式；但随着会议一天天继续下去，会议本身给人以另一种印象，因此几乎立即被称为“十国会议”。

十国会议开始时讨论的是和平大会的章程及其管理办法。威尔逊主张全体27个国家至少以平等地位一起开会。克列孟梭表示反对：

对威尔逊总统的发言，我是否应理解为任何问题，不管对法国、英国、意大利或美国多么重要，都得请洪都拉斯或古巴的代表发表他们的意见？迄今为止我一直持这样的意见，即我们业已同意五大国应就重要问题先做出决定，然后进入大会会议厅讨论如何维护和平。倘若发生新的战争，德国不会使用全部力量压在古巴或洪都拉斯身上，而是压在法国身上；它一直压在法国身上。因此我要求，我们应坚持已经提出的建议，建议的大意是，由上述的五大国代表参加会议，对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次要问题的研究在大会召开之前交给各委员会进行。

他得到了劳合·乔治先生的支持，显然也得到了意大利和日本的同意。兰辛认为威尔逊应该坚持。他显然是打算由总统组织小国集团，通过投票击败大国。威尔逊固有的良好判断力救了他，没做出这种蠢事。他提议的折中办法是：在大国中举行非正式会商，与所有国家全体会议同时进行。这根本不是折中。这是公认的事实：十国会议是交谈，不是协商。但是十国会议能以此而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办法顺利地通过了。

下一个问题是新闻界。不少于500个特派记者聚集巴黎。这些人是各国最有能力和最称职的作家，代表最有力的报纸和最大的通讯社。这些人都有强烈的历史感，都意识到了最快获得新闻的重要性。每天几万字的有线和无线电报发往全球印刷所，描写伟大的和平打算怎样缔造。除了法国报纸受到当局小心的关注外，战时新闻检查对言论的所有压制全都撤消了。全部500名记者以最真诚的同行友谊和最剧烈的竞争关系站在一起；他们异口同声地谈论似乎特地为他们的利益草拟的十四点中的第一点，就是“公开制定公开的和平公约”。威尔逊先生对这样应用他的理论感到严重不安。他连忙一再申明，他不曾打算让每个敏感的问题在每一阶段都在世界报纸上讨论。显然，人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但是这样说并不产生效果。美国人每天必须得到新闻，至少有印件可读；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希望只通过美国渠道得到消息。斯坦纳德·贝克先生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政治与外交策略有什么关系？”一方面是一亿多人的年轻美国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是鬼鬼祟祟的、但同时是顽固的、甚至是好斗的旧欧洲外交。这里有千百万年轻、健康、热情、激情的人满怀希望地在前进，在改造人。那里有狡猾、奸诈、善耍阴谋的身着高领金边服装的外交家，在聚光灯、照相机和摄影机前却步，挤作一团。多么动人的场景！帷幕升起！慢节奏的音乐奏起！舞台上响起呜咽啜泣声，过后端出巧克力糖！

“公开制定公开的和平公约！”如果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它肯定意味着解决战争问题必须做世界性的大争论；世界各地所有“普通老百姓”、普通的黑人和普通的白人，将有意识地和明智地参与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可是怎样实行呢？普通人忙于他们每日的生计。他们没有时间听取所有发出的狂热的吁请和抗议。他们会听到一件又一件的事，也许都不真实，而且必定都很难理解。不过这里有高度倾向性的报刊，它们代表普通人；这里在讨论十四点中的第一点，这一点的意思是和平公约要“公开制定”。

然而奇怪的是，新闻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干出大量更坏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的运气有出乎意料的改变。战争开始后他们被将军们轻蔑地推向一边，不准进入战区，并遭受新闻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不久他们就迫使将军与政治家靠后站了。战争结束时，他们出现在权力与影响的最高点。他们的心态依旧是要打碎政府和支配政策。但是战争环境过去了；随着议会与论坛的恢复，报纸和它的出版人逐渐对他们的功能有了比较合理的看法。和会给他们的讨厌的最初经历让他们明白了：十四点中没有一点适用于他们；十国会议将秘密进行。

当时多次出现的热烈争论是什么语言将成为官方语言。法国宣称法语长期以来在习惯上是外交的官方语言，法国人是大会的东道主以及法国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英国连同其自治领和美国一起行动，他们说情况明摆着，他们代表1.6亿说英语的人民，占有大多数。没有一方同意撤销其权利要求，因此宣布两种语言都是官方语言；意大利企图获得对意大利语是第三种官方语言的承认，但没有成功。此时商谈正事的道路廓清了；1月18日，和平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现在正是时候。停战后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期间发生的大事有：英国的大选，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法国人为空前的最大国际集会做准备，当然还没有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陆军长驱直入德国，占领莱茵河桥头堡。协约国军官和专家代表团，在崭新的征服者的权威光环中自由地通过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对完全服从的全体居民颁布他们认为必要或合适的命令。法军与希腊军并肩在敖德萨登陆（这是较迟的事件）。几个英国师占领了横贯高加索的铁路，英国小舰队在莱茵河和里海航行。艾伦比的陆军实际上占领了整个叙利亚，与英属印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会师。但这些仅是军事措施，虽然在当时似乎有效果，但实际上只是掩盖了日益加深的混乱，这个混乱涉及许多被打败的庞大社会。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日复一日，没有什么变化。革命、动乱、人民对引导他们走向毁灭的统治者的报复、党派斗争、土匪抢劫和广大地区实际的饥荒遍及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南欧、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以及整个俄国，其混乱情况难以形容。这是大部分人类经历的可怕的两个月；而且看不到尽头。

但是在这些苦难后面，处处有新的非凡的希望和野心在抬头。波罗的海国家寻求独立，每个国家都拼命地争取建立某种形式的有秩序的政府。德国处于真正的革命之中。慕尼黑的一次共产党起义最终在血泊中被扑灭，此教训应永世不忘。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压迫下很快崩溃，一个莫斯科真菌的支系独立地在布达佩斯发芽。奥地利帝国彻底瓦解。波兰在三个帝国的废墟中再次崛起，150年前她被这三个帝国瓜分。波希米亚在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保护下被胜利一方接收为盟国。在签订了令人难堪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后，罗马尼亚社会与军队的残余，零零落落地回到自己那饱受蹂躏的国家，此刻他们正快速地侵占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军大量进入蒂罗尔，越过波罗的海，很快与现在自称为南斯拉夫人的凶猛、憔悴、不屈的塞尔维亚人面对面相遇。费萨尔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按经过激烈争议划定的劳伦斯边界，为共同事业联成兄弟情谊，他们定居于大马士革，梦想建立从亚历山大勒塔到亚丁、从耶路撒冷到巴格达的大阿拉伯国家。宣布自己野心的不但有战胜国还有战败国，不但有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的政党与阶级。欲望、激情、希望、复仇、饥饿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处于同时发生的和几乎普遍的混乱中的人们，将所有目光都集中到巴黎。注视着这个不朽的城市——既有快乐也有悲哀，既有憔悴与创伤，也有得意与荣誉——此刻一半以上的人在寻找满足或救援。

[1]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美国的异端邪说》（ The American Heresy ）。

[2] 戴维·亨特·米勒，《公约的起草》（ 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第41页。重点号由米尔先生所加。

[3] 威尔逊，《演讲词》（ Speech ），1917年4月2日。

[4] 乔治·克里尔，《战争、世界与威尔逊》（ The War，the World and Wilson ），第163页。

[5] 诺威克，《凡尔赛》（ Versailles ），第34页。 sJ74cSOyllHpo3xTsF67ztta+Qkiq9pA7XSaXUJzmELAou1dafVl/AkBCFF+0P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