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停战谈判——豪斯上校的说明——10月29日的会议——劳合·乔治先生的拒绝——豪斯上校的威胁——首相的顽强态度——协约国的保留意见——海上自由——达成一致——法国的计划——和平的起始行动——威尔逊的使命——拖延的危险——间隙

威尔逊总统在停战时达到了权力与声誉的顶峰。自美国参战第三十二个月起，他赞美协约国事业正义性的程度比其他人更热烈，有时更起劲。他精神饱满、情绪冷静地进入战争，似乎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官对可怕和疯狂的争端宣布了最后的结论。他居于激烈的冲突之上，说话严肃、直率，他具有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教养，浑身充满了肯定不会衰竭的力量，在受折磨和遭苦难的战士看来，他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派来拯救下界自由与正义的使者。他的话给予每一个协约国的人以安慰，对制止破坏和平的各种宣传最有帮助。

战争时期各个协约国时时宣布她们的战争目标。在1918年严峻的1月，英国和美国都找机会以最合理的词语重申她们的观点。特别是在1月8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演讲，其中提到了十四点，他认为这十四点可以指引美国人走向他们渴望达到的目的。这“十四点”措辞值得赞美，不过稍嫌含糊，主要由概括性原则组成，可以根据战争的命运做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它们包括两项十分明确的条件，即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和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美国坚持这些极为重要的战争目的，且要为此与德国战斗到底，这深合协约国的心意。她们都不想吹毛求疵地检查整篇演讲词，除了普遍赞同外并不感到有义务这么做。与此同时，总统的宣言在推进西方民主国家坚定团结地彻底执行战争义务和鼓励敌国人民的失败主义倾向和颠覆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10月1日鲁登道夫提出德国政府应立即祈求停战的惊慌要求时，巴登的马克斯亲王就是根据这十四点在演说中讲到威尔逊总统的。威尔逊抓住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直接控制谈判的机会。他精神饱满地利用他对敌人和对协约国在地位上的优势，把整个任务及其责任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在他本人对感到绝望的敌人的诚实觉得满意之前，他拒绝把他们的呼吁向协约国转达。他以最严厉的态度对待哀求的德国人。他采取巧妙的技巧使用拖延的手法，他宣布，“为维持美国及其盟军目前的军事优势，必须有绝对令人满意的保护和保证措施”，否则就不可能停战。停战条件必须由协约国军司令官决定。在德国自行解除其全部能再次发动战争的力量以前决不能讨论和平。德国人是否完全解除了防御能力要由战胜国来辨别和判断。与敌方进行的这些谈判占用了一个月，这是整个战线进行大规模连续战斗的一个月。美国军队死伤10万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军队共伤亡约38万人。他们的前进一直继续着。德军的抵抗在恐惧战争和希望和平的双重压力下垮了下来。最后他们屈服于总统的踏脚凳下。

威尔逊在这些谈判中一直是态度强硬、手腕巧妙，以致法国和英国虽然开始时为他的一意孤行而感到吃惊，但以后就甘心把谈判工作留给他管了。即使在对敌谈判最严厉时，他那唇枪舌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在战争邻近结束的阶段，他实际上一直不单是美国的、而且也是协约国的发言人。他阐明最高原则；他促成最难成交的交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样一笔交易，这很重要。

当中欧帝国实际上处于瓦解和向十四点伸出绝望之手时，当这一行为变得很明显时，这些建议就突然有了高度的实用性。到10月底时，弄清楚十四点究竟是什么内容，以及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又是怎样理解的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如果德国人不是要求停战，而是通过谈判寻求和平，同时又继续打仗，那么德国人和每个协约国对十四点的解释或许就会变为一种严密的具体的形式。可是德国人垮台非常迅速，他们只能祈求停战，在单纯的函电往返过程中便完全垮台了，最后只能屈服于使他们今后无法东山再起的条件。这种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协约国的最高期望：将由胜利者单独决定对十四点的解释，而战败者自然会从他们最希望和最宽容的意义上来解释它们。

鉴于豪斯上校的先见之明，对十四点的说明由美国驻巴黎代表草拟，由总统批准。现在此文已由豪斯上校发表。这个说明是他在所有场合讲话的摘要，当然是一份适应环境的文件。

例如第三点规定：“ 尽可能取消所有经济壁垒 ， 建立所有国家间平等贸易的条件 。”美国人的说明谨慎地将其解释为：这不是意在阻止关税或特殊铁路运费率或港口限制，而是要这些规定在各国间彼此保持平等。第四点规定：“ 做出和遵守适当的保证 ， 使国家军备降低到符合国内安全的最低点 。”关于“国内安全”，说明解释指的不单是国内警察，也指保卫领土抵御入侵的武装力量。第五点规定：“ 所有殖民地要求的自由 、 没有偏见和绝对公平的调整 ， 应以严格遵守的以下原则为基础 ， 即在决定所有这种主权问题时 ， 有关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有与政府的公平合理要求同等的分量 ， 政府的权利尚待决定 。”对这条有清楚的说明：德国殖民地不再归还德国，不论哪个国家管理这些殖民地，都必须如“ 当地人的受托人 ”那样行事，并受国际联盟的监督。第六点规定：“ 撤出全俄领土 ”和俄国具有“ 独立决定自己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不受阻碍和不受窘迫的机会 ”。但是说明解释说，“俄国领土不是指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领土。”如此等等。10月29日下午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代表在法国外交部开会。主要人物是克列孟梭先生、劳合·乔治先生、贝尔福先生、巴龙·桑尼诺和豪斯上校。问题是协约国应怎样回答威尔逊总统的说明。

劳合·乔治先生说，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停战的实际条件。与它密切相关的是和平条件问题。如果对威尔逊总统与德国之间传递的照会进行仔细研究，那就可以发现，停战是在和平将以威尔逊总统演讲中的条件为基础的假设上提出的。德国人实际上是在这些条件上要求停战；因此，除非明确说一些相反的话，否则协约国势必承认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件。因此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是这些条件可否接受。劳合·乔治直接问豪斯上校，德国政府是否指望和平在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及其他演讲的基础上缔结。豪斯上校说无疑是这样。劳合·乔治先生说，除非协约国清楚地表明她们的态度，否则必定将接受以这些条款为基础的和平。

克列孟梭问，威尔逊总统的条件是否曾与英国政府商议过。总统不曾与法国商议。如果从未与英国政府商议，他不知道怎样让自己承担义务。他又问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自己已做出许诺。劳合·乔治先生回答说，他们尚未做出许诺，但是如果他接受停战而又不说任何相反的意见，总统无疑会认为，英国政府承认了他的条件。贝尔福先生证实了这些话。然后克列孟梭说：“我要听听十四点的内容。”

宣读第一点：

“ 公开的和平条约 ， 公开缔结 ， 在条约后面没有任何性质的私下国际谅解 ， 而外交斡旋应一直坦率地在公众视野内进行 。”

然后豪斯上校读威尔逊总统后来所做的一篇讲话的摘要，指出这不会禁止在秘密和微妙问题上的秘密会谈，只要肯公布最后结果。贝尔福先生说这一点实际上等于禁止秘密条约而不是禁止秘密商谈。

接着宣读第二点。

“ 在平时和在战时 ， 在领海外公海上航行有绝对自由 ， 只有在为了实施国际条约而采取国际行动时可以封闭整个或部分海洋 。”

这一点涉及所谓的“海上自由”的问题，自然引起英国的关切。它听起来意图良好，但它用意何在？它意味着取消战时封锁权吗？我们刚从一场自由斗争中脱身，在这场斗争中封锁对于保护欧洲自由和美国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海军刚刚才粉碎了潜艇战。英国的船舰刚刚才将大部分美军运到欧洲。我们使用制海权拯救自己免遭入侵和保护我们全体人民免挨饥饿。在我们的大力援助下，我们的朋友们刚取得一个共同胜利，就在此时告诉我们，要把封锁这一伟大的保卫武器变钝、变为无用（即使不是使其破碎）肯定很难接受。今后情况不一定需要，未来的环境并不需要，或者说没有可能对交战国海上权利的整个问题做一次审核。此刻敌人的防线正被法军和英军付出生命与鲜血的可怕代价打垮，此刻英国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正平安地走出人类最大的灾难，此刻难道我们应该在接到通知后几天或几乎几个钟头就被要求：在生死攸关，可能意味着天大干系，也可能毫无干系的问题上同意这么一个方案。

劳合·乔治先生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条款。目前是战时，如果接受我们将失去实施封锁的权力。德国垮台可以说是受封锁的结果，几乎相当于军事作战的结果……他不愿在第二款未经讨论时便建立和批准国际联盟。即使在国际联盟建立之后，他也准备讨论这一条款。他不打算与德国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停战，就要我们承诺这些条件，否则停战是不可能的。

克列孟梭和桑尼诺同意劳合·乔治的意见。

然后豪斯上校说，现今一切讨论最后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此前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谈判必须一笔勾销。总统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告诉敌人，他的条件不为协约国所接受。于是出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不得不直接与德、奥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克列孟梭发问，豪斯上校的意思是否暗示在美国与敌人之间将会出现单独媾和。豪斯上校说有可能导致单独媾和。这要看美国能不能同意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提出的条件。

现在我们要为美国承担巨大责任。军队仍在全面作战。即使在美国做出最大努力的这个月，每天凡死伤一个美国兵就有4个英、法、意士兵倒下。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投入是无比的少，但这里却出现了直接威胁，如果英、法、意不吞下全部十四点，不管她们可能怎样或被要求怎样，美国都将从前线撤兵，与德、奥单独媾和，听任战场陷入完全混乱之中，并使世界可悲地进入另一年的战争。这是在劳合·乔治为国效劳时对他品质的一次度量，他没有在这种无法辩解的压力前退缩。

首相回答说，英国政府不可能同意第二点。要是美国打算单独媾和，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可是我们将准备继续战斗。（这里克列孟梭插话说“是的”）。“我们决不能放弃将美国军队带到欧洲的这种运输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之战斗不能放弃的东西。英国不是真正的军事国家；她的主要防御力量是舰队。英国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放弃使用她的舰队的权利。此外，我们的海上力量从来不粗暴滥用……除了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外，威尔逊总统的言词中没有说到有关比利时和法国财产被恣意毁坏和船舶被击沉的赔偿问题。”此外他不反对总统的十四点。他建议给总统一份答复，表示十四点必须包括赔偿；我们相信总统演讲中不会没有关于赔偿的意见，但是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了解，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所理解的对德国被授予海上自由这一点所做的说明。

豪斯上校同意，第一步由协约国政府聚集在一起，提出它们对威尔逊总统条件不同意的所在。在提到其他几点后，他说，总统条件的措辞都有十分广泛的含意。例如，拿阿尔萨斯—洛林来说，他并不是特指这个地方归还给法国，只是意指那个地方是肯定要还的。克列孟梭说，德国人对这点肯定不做这样解释。豪斯上校接着说，总统在其他场合已经说了这么多（意即说得很清楚了）。总统坚持德国必须接受他全部演说内容，而根据这个演说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对德国提出几乎任何要求。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赔偿肯定在第七和第八款中有所暗示，这两款说明这些国家的入侵敌人必须撤出，领土必须“恢复”。对在海上非法击沉的船舶和中立国船舶使用同一原则。

然后一致同意，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应当系统地提出。

将近一个星期在紧张中过去。威尔逊总统用一份最后通牒加强豪斯上校的地位，他的代表决定把它保留着以待后用。这个文件写于10月30日，它说：“我觉得有责任授权给你，你可以说我认为，如果和平的内容不包括海上自由，我不能同意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宣誓要打倒的不只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是每一个地方的军国主义。我也不能参加不包括国际联盟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一种和平在几年之内会造成无保证状态，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普遍军备竞争。我希望我不会被迫公开这个立场。”

同时英国拟定了她的保留意见。

协约国政府仔细考虑了美国总统与德国政府之间的通信。它们宣布，具备下列的先决条件后它们愿意在总统于1918年1月8日向国会的致词中提出的和平条件和以后各次演说中阐明的原则上，与德国政府媾和。可是它们必须指出，关于通常叫作“海上自由”的第二款有各种不同解释，其中某些解释它们不能接受。因此当它们进入和会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保留完全的自由。”

在1918年1月8日总统向国会的致词里规定的和平条件中，他宣布被入侵领土除必须撤出敌军获得自由外，还必须予以恢复。协约国政府觉得，对这个规定暗示的意思不允许存在任何怀疑。它们理解为德国必须赔偿对协约国平民造成的一切损害和德国部队由陆上、海上和空中对他们财产的破坏。

意大利人有其他保留意见，他们指出现在的谈判只应用于德国，不涉及对待奥匈帝国的办法。克列孟梭同意英国的草案，它是至关重要的文件。

第三次会议于11月3日在豪斯上校的寓所召开，当时豪斯宣读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对“海上自由”准则做了慰抚性的阐述。

“总统说，他直率和同情地认识到海洋——不论是领海还是沟通整个帝国的海洋——对英国及其地位的必要性。他理解，海上自由是应当予以最自由的讨论和最公允的交换意见的问题。但是总统未确知协约国是否明确地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她们是否只保留这个主题使用的限度和对它的自由讨论……总统坚持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十四款是十四点纲领中最关键的美国条款，他不能对这四点让步。海上自由问题只要我们事先在协约国之间取得一致，不必与德国政府讨论……封锁是问题之一，它在这场战争的发展中已经改变，控制封锁的法律当然必须改变。然而不存在废除封锁的危险。”

劳合·乔治先生说，协约国采取的方案仅供自由讨论（见第二点），并非对美国的立场有所怀疑，美国有完全的自由进入和会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豪斯上校问，劳合·乔治先生是否不能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首相回答，他不能接受。“它最终与放弃封锁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不想限制美国政府在讨论中发表意见，他只想为英国政府取得行动自由。”在豪斯上校再次发问是否接受这个原则时，劳合·乔治先生再次拒绝。他说：“即使他接受了，这也只不过是意味着一星期之内此地将有一个新的首相，这位新来者肯定说他也不能接受这个原则。英国人民不愿看到这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国家是绝对一致的。因此，他说能够接受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代表不列颠说话。”根据豪斯上校回忆，劳合·乔治先生又一次说（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其他某一场合记不清楚了）：“英国愿花尽她最后一个几尼以保持她的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别的大国的海军，没有一个持不同立场的内阁官员能继续在英国政府内供职。”

豪斯上校然后修正了他的立场；他想要的只是“这个问题能加以讨论的原则”。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个原则。劳合·乔治先生立即回答：“我们很愿意从当前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新条件的角度来讨论海上自由。”据豪斯回忆，实际会谈内容如下：

豪斯说：“我希望你把意见写下来，我可以转呈总统。”

劳合·乔治回答：“他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吗？我们十分愿意讨论海上自由原则及其应用。”下午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豪斯对此感到满意，并相当天真地向我们说，他要向总统报告外交胜利。

这些问题解决后，威尔逊总统于11月5日向德国人提交协约国的备忘录——接受有保留意见的十四点——作为议和的基础，并通知他们停战条件可以从福煦元帅那里收到。由此德国人有权利宣称，他们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其他演讲（除了因协约国的正式保留意见而需修改的那些条件外）进行投降和解除武装。可是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解释的权利，他们也没有提出要求的资格。这就为胜利者留下了确实很广阔的余地，足以防止在以后岁月中引起误解和指责。

在协约国会议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意见交换，由于十四点的许多含糊的性质，而且与十四点一起的（谈不上评论）还有总统的演讲，因此人们特别希望毫不拖延地制定出一份较为确切精密的文件。但在几个星期里什么都不可能做。屠杀必须停止。陆上与海上的停战条件正在草拟，德国现存的整个自卫军兵力在大规模投降，德国和其他战败国内部出现了极端动荡，而协约国正竭尽人性所能地庆祝胜利。当这些压倒性大事和胜利激情过去后，眼前有一件有突出重要性的事要做。那就是议和，议和立刻具有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克列孟梭像往常那样有了清晰明确的计划。11月29日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写下这些计划，以书面形式交给兰辛先生。

威尔逊总统在12月中旬到达巴黎以后便能使四大国自己就议和的初步条件取得一致意见，毋须与敌人做任何讨论，只须分别对敌人实施。

实施首先从德国和保加利亚开始……

就议和的初步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后，四大国代表应对参战国、中立国和敌国出席和平大会的代表权的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只有战胜的大国将参加全部会议，受邀参加的小国只参加指定为她们的特殊事务召开的会议。至于中立国和关系不大的国家，在与她们的利益有关的时候请其参加。

大会的工作任务看来应分作两个主要系列：确切地称作解决战争问题和建立国际组织。第二个问题的审查无疑要求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此外，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应与一般公法条款的实施相混淆。而且，必须明确下列事实：敌人没有讨论条件的权利，条件由战胜国硬性规定；中立国在特殊情况下受邀请出席会议；由战胜国确定和平条件，而不论战胜国、中立国或敌国都将受邀参加和讨论建立国际组织的原则。

大会程序将在12月下半月召开的预备会议上决定……

最后，为实现能导致正义、道德和自由的伟大原则的号召，大会可以像过去有时所做的那样，在大会开幕时宣布，甚至可以在确定程序前宣布如下原则（如此可能达到非正式的一致意见）：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权利；为使大会能 最充分地进行自由审查 ， 过去仅由某些协约国达成的所有特殊协议应停止生效 ； 由协约国于1914年8月1日宣布的特有的宗主国的领土和殖民地的领土不应变动；庄严谴责一切破坏国际法和人道原则的行为；取消在停战签字后犯破坏器械罪或犯破坏国际法或反人道主义罪的敌国代表的资格。

毫无疑问法国的计划兼有逻辑、实际和迅速的优点。计划把所有主要问题和所有程序问题的解决，置于在战争中做出主要努力的四大战胜国的手中；计划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最主要的是规定“过去仅由某些协约国达成的所有特殊协议应停止生效”，扫除在战争紧张时期缔结的整个秘密条件。计划把单独能够解决每件事情的四大国聚集一起，保证四大国有绝对不受拘束的行动自由。

豪斯上校经深思熟虑相信，和平的第一步行动应该是尽早与德国谈判。初步和平以法国人的建议为基础，应该不会有困难。过去经常发觉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初步和平方案中只有主要的关键问题需在战胜国之间取得解决，然后这几个国家就不再需要在战争期间开会了，而是可以悠闲地展开细节上和应用上的争论。法国建议的程序中没有任何一点会阻碍威尔逊总统努力为战败的敌人争取最仁慈的条件（这是他性格上的一贯倾向），或者对被征服的领土做他认为从长期看来是最好的安排。无论如何不能避免意见的严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将依它们的自然次序出现。而每一个决定将使第二个问题的处理更加容易。在“四大国”（后来这样称呼她们）之间达成一致，是顺利而迅速的和平必不可少的前奏。

可是法国的计划根本不为威尔逊先生接受。计划把威尔逊的抱负与他想象中所描绘和平会议的景象推到了一边。威尔逊不希望与欧洲协约国迅速达成协议；他不愿意在会议桌旁遇到协约国的领导人；在一段长时间里，他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顶峰，可以抑制协约国，申斥德国人和告诉人类行为守则。他自信有能力越过别国政府首脑向其人民和议会发出呼吁，如我们业已见到的他曾暗示想要尝试一下的意愿。 毫无疑问，法国制定的建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不少地方带有几乎是冷酷无情的味道。它似乎将崇高的理想看成仅仅是为健全政策取得一致的装饰品。总统了解，过度劳损的欧洲协约国特别急于为迅速解决问题取得协议；拖延不决的程序会增加他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而他和兰辛先生对法国11月29日的照会不作答复；对法国扫除秘密条约的各项建议不予任何理会。因此，所有旧世界事务都悬而不决；不仅各国领导人不能善意和信任地聚在一起制定最后解决办法，每个国家的统治力量反而趋向加剧发展各自的观点。

法国人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拖延。如果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不但惩罚德国人而且教训他们，那么他们的军队就会牢固占领莱茵河防线，不管什么时候召开的和会都会面对既成事实，这也许不会使他们后悔。英国还在大选的阵痛中，选举的结果尚未知晓。帝国战时内阁几乎天天开会并探究整个未来的和平前景。在这个空档，12月2日和3日协约国内部讨论会在伦敦开会，出席的有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豪斯因病缺席。这次会议除了讨论由停战出现的各种问题外，只决定应建立一个协约国委员会，调查和报告敌国为赔偿能支付的总数；德皇及其帮凶应由国际法庭审判；在和平会议预备程序签字之前应在巴黎或凡尔赛召开协约国内部会议，日期在威尔逊总统到达后决定。

在这里，虽然时间极其重要，但各种形式的力量正从胜利者那里消退，我们准备接受拖延。无疑所有这些领导人都太容易被说服，他们相信世界将无限期地在他们支配之下，他们可以在空闲时间解决世界未来的命运。这种幻想尤以威尔逊总统为甚。他此刻希望由他主持和会。当豪斯婉转地解释，只有法国人才能主持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时，总统就表明他愿作为代表出席。总统在美国的好友强烈地劝告他不要在政治舞台上降低自己的地位。访问欧洲，与欧洲政治家私下讨论主要问题是许可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但是要放弃总统地位的崇高孤立，参加漫长的和会及参加唇枪舌剑的混战，那就是牺牲坚实的优势。美国人的这种劝告开始时得到了三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的有力支持。三位领导人想到，总统是一国元首、一位君主等级的大人物，与他们坐在一起，名义上地位相等，但具有不可否认的优越身份，因而感到有点不安。后来他们因常常听到威尔逊独断专行的性格与气派而吃惊。但是总统的愿望压倒了自己的顾问，协约国领导人逐渐理解，也许总统的失误会对他们有利。如果他选择从高台上走下来，他们怎么会受损害呢？豪斯请他们放心，说总统在个人关系上是平易近人的。总统就是这样的作风。

在这些讨论中和在局势的巨大压力下，11月和12月不久就过去了，未到1月中旬，27个国家（有的打过仗，有的在最后阶段加入胜利一方）的代表便在巴黎聚会。和会曾经采取过最麻烦的程序。这一特点也许有过报应，但是不知怎的消失了。所有一切取决于开始时英、法、意、日本和美国间的严肃讨论，在讨论中确定主要原则。在停战后最初两个月中，没有向系统讨论和平协议方向迈出一步。到1月初，世界焦躁不安；人人都问和会出什么事了；全体较小国家的代表已经集合在巴黎，他们发现巴黎集中了全世界的新闻记者。第二阶段或者说所有大国的全体会议迈步赶上和压倒了第一阶段。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进一步拖延了，就在那些单独有权决定一切的大国共同审查根本性问题之前，大会突然开始了。 bQd6OGFdHWeFv43FmodU2tcPAskHuwXTZpNCtRPsbBlyiVDYDN2xy2jqIPSI6N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