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为社会革命胜利而牺牲他祖国的人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宁

“我是永远否认一切的精灵。”

——《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菲里斯语

缺席者——“无名野兽”——回顾——1917年3月革命——最重要的否定者——自由派政治家——克伦斯基——萨文科夫——布尔什维克的一击——独裁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的和平——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军向前挺进——条约的后果

全副武装的战胜国很快就要从全世界聚集到巴黎和会，但这些国家里有一个缺席者。

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与英国寄厚望于俄罗斯。俄国的努力的确是巨大的。她不吝惜一切；她敢冒一切危险。帝国陆军提前动员，她一往无前地攻击德国与奥地利，可以认为她在拯救法国，在战争头两个月为使法国免遭毁灭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尽管遭受规模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与杀戮，俄国一直是忠实和强大的盟国。在近3年时间里，她的战线吸住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敌军，在这场战争中，她战死的官兵几乎和其他盟国加在一起的数量一样多。1916年勃鲁西洛夫的胜利，对法国，尤其对意大利，是重要的贡献；甚至直到1917年夏季， 在沙皇垮台以后 ，克伦斯基政府依旧试图发动攻势以帮助共同事业。作为主要因素的俄国的耐力，在美国参战之前，对于战争的最后转折点所起的作用，应列在第二位，打败德国潜艇占第一位。

但是俄国在中途倒下了；在倒下时她还改变了自身。一个面目全非的、地球上从未曾见过的、完全不同的“幽灵”站立在过去曾是盟国的地方。我们见到了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一个没有国家的军队、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声称是新俄国的政府从革命中冒出。它否认俄国欠别国的一切，同样拒绝接受别国欠她的一切。正当战争的最不利阶段过去、正当胜利在望、正当因付出无数牺牲而应得的果实近在手边的时候，原来的俄国被拖倒了，就这样，在协约国会议上俄国缺席。

这个灾难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要让读者了解它的结果，那么做一次回顾是必要的。

1917年3月15日沙皇退位。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政治家的临时政府几乎立刻得到主要协约国的承认。沙皇被囚禁；波兰的独立得到承认；临时政府向协约国宣布赞成民族自决和持久和平。海军与陆军的纪律被臭名远扬的命令所破坏，这个命令同时取消了士兵向军官敬礼的规矩和军人犯罪的死刑。在革命中处于显著地位的彼得格勒的士兵与工人代表会议是俄国到处迅速出现的所有苏维埃的根源与典型，它保持独立的存在和独立的政策。它向世界呼吁，主张实行没有吞并或赔款的和平；它发展它自己的力量与联系，几乎不停顿地争论和高谈阔论基本原则。从一开始，这个机构与临时政府之间目标的分歧就显而易见。彼得格勒的目的是破坏所有权威和纪律；临时政府的目的则是维持新的和可以接受的各种形式。在两个对手之间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代表会议的温和派成员克伦斯基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并成为司法部长。此时在彼得格勒会议中间出现了极端主义者，但在最初没有控制会议。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与常规的共产党计划相一致，即促进制造一切混乱的运动，尤其是左派运动，推动运动继续深入，直到武力推翻新政府的时机成熟。

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在办公室与皇宫附近昂首高视阔步，在良好情绪的气氛中履行自己的行政任务。这些任务是严重的。所有权威都已经从根基上动摇；军队迅速在后方瓦解；火车车厢里和车顶上挤满寻找革命新中心的哗变士兵和试图回家的开小差军人。陆军士兵会议和海军士兵会议对每一个命令都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整个浩大的国家陷入了混乱与激动。对军队和城市的供应程序都日益趋于紊乱脱节。任何工作都失去了效率，任何物品不管是军需品还是粮食均严重匮乏。与此同时，德军和南边的奥军及土耳其军用一切已知的战争科学的器械攻击破碎而且动摇的俄军战线。协约国政治家自欺欺人，相信一切在向最好的方向发展，相信俄国革命对共同事业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有利条件。

4月中旬德国人做出忧郁的决定。鲁登道夫曾焦虑地提到它。必须充分考虑德国战争头目已经孤注一掷。他们是有意要开展无限潜艇战，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加入反对他们的战争。在西线他们从一开始就自主地使用最可怕的进攻手段。他们肆无忌惮地使用了毒气，他们发明了“喷火器”。不过，出于某种畏惧，他们竟向俄国使用了所有武器中最令人厌恶的武器，即把列宁像瘟疫病人那样装入密封运货车厢，从瑞士运往俄国。列宁在4月16日抵达彼得格勒。这位头脑里蕴藏着可怕的潜在可能性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列宁与卡尔·马克思的关系相当于欧玛尔 对于穆罕默德。他把信仰化作了行动。他设计出了将马克思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付诸实施的可行的方法。他发明了共产党的战斗计划。他发号施令，他制定口号标语，发布信号，领导攻击。

列宁还是复仇心重的人。他是一个官僚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小贵族，自幼受当地颇受尊敬的公立学校的培养。出于同情，他的思想一变而为起来反叛消灭贫穷，这种看似矛盾的转变在当时是很寻常的。列宁有一个无可指摘的父亲和一个反叛的哥哥。哥哥是他热爱的伙伴，因涉嫌暗杀案，1894年被绞死。当时列宁16岁，正是感情丰富的年龄。他的头脑是非凡的工具。他的思想光芒四射，揭露了整个世界。列宁以同样的思想光芒揭露了世界焦点中的所有事实，所有最不受欢迎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事实。他的才智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方面是十分杰出的，他理解万物能达到一般人很少达到的程度。他的哥哥被处死使他这束明亮的思想光芒通过棱镜折射而成为赤色。

列宁的思想是被一种极为特殊的意志所驱使的。他身体粗壮、结实，精力充沛，尽管有病，在中年以前还是可以胜任这些辉煌的事业。在他精力耗尽以前他已完成了他的事业，一千年也不会被人遗忘。在这些时代，人类的思想和制度是向前发展的。列宁为他们的困难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已经落后于当今的要求和知识。科学不可阻挡地迅猛跃进。社会生活是通过宽渠道和多渠道流动的。最大胆的实验者的改革方案也可能已被贴上“过时”这个标签。以后生活比较容易的一代人会满不在乎地翻过记录着俄罗斯恐怖时代的这几页历史。关心历史的青年会问恐怖时代是大战以前还是以后的事情；他们把热情投向数以千计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上。教育程度高的民族则全神贯注于实际事务。

毫不容情的复仇出于一颗冷酷的同情心，外裹平静的、聪慧的、注重实际的和轻松的外衣！他的武器是逻辑；他的目的是拯救世界，他的方法则是把原有的世界毁掉。原则是绝对的，不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他擅长进行学习；既对人做出判决又进行反省；既有激进作风又有博爱主义。但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文雅的客人，他的传记作者郑重地告诉我们，他很高兴洗盘碟或逗弄婴儿。他对偷偷接近捕捉一只松鸡和把一个皇帝处死感到同样开心。列宁报仇的性质和个人无关。面临需要处死任何人时，他都表现出不情愿，甚至痛苦。

萨罗利亚教授写道：“一项俄国的统计调查估计，俄国革命杀了28个主教、1 219个神父、6 000个教授与教师、9 000个医生、12 950个地主、54 000个军官、70 000个警察、193 290个工人、260 000名士兵、355 250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以及815 000个农民。” ^[1] 在伦敦国王学院赫恩肖先生为《社会主义概观》（A Survey of Socialism）所作的著名序言中，他认可了这些数字。当然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饥荒中饿死的大量俄国人。

列宁是个彻底的否定论者。他否定一切。他否定上帝、国王、国家、条约、债务、地租、利息、几世纪来的旧道德、法律和习俗、书面或口头的契约、现存人类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

列宁分泌出的神秘的酸性物质侵蚀了他的大脑，他倒下了。他的躯体如今用防腐液保存着……

列宁在其大脑对世界的破坏力耗尽和探求怎样给最高领导人治疗弊病时，他的精力消退了。只有他才能把俄国领入使人销魂的泥沼；只有他才能找到返回低湿地堤道之路。他观察；他回头；但他死了。指引他的强烈发光体在他做绝对转向时却熄灭了。留下俄国人民在泥沼里挣扎。俄国人民的不幸是他的死亡。

与列宁在一起的有季诺维耶夫。一个月后托洛茨基与他们会合。看来实际上是应临时政府的请求他才被允许离开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的，而托洛茨基是被加拿大当局精明地拦截在那里的。在这三个人的推进下，苏维埃政府与临时政府间的分歧很快就发展到危急关头。在5月和6月里，这两个政权面对面以武装与争吵对抗。但是临时政府还得维持国民的日常生活，维持秩序和争取对德军的军事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唯一的直接的目标是俄国统治者的全面崩溃。杰出的自由派政治家古奇科夫和米留科夫都是善意的和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诱人的诱饵的，他们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他们在此刻尚在发展的惊人的瓦解场面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他们出于最好的动机，帮助动摇了古老俄国的基础；他们是鼓励俄国许多爱国智士勤奋工作的表率。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缺乏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是令人尊敬和以自己的方法办事的勇敢人士，他们离开了政坛，事后想来是因为他们已成了受折磨的牺牲品。古奇科夫说：“现在可以证明，我们是自由人的国家，还是一帮进行反抗的奴隶的国家。”但是在普遍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言词不再值得重视。

但是极度痛苦的俄罗斯并非找不到一些最后的捍卫者。在这些人中，克伦斯基带着他所有的自负与自欺占有一席之地。他是临时政府所有不成熟的和业余的政治家中最极端的人。他是革命时期的危险领导人之一，一直试图在竞争中打败别的极端主义者以便控制他们，并一直想使忠实的温和分子相信，只有他们才知道怎么应付最危险的处境。他连续强制改变政策，把他的同行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推向左边。克伦斯基不愿意使他的行动超越某一点，一旦到达这一点他就准备抵抗。可是当最后他转向战斗时，他发觉他自己是既没有任何武器又没有任何朋友了。

克伦斯基在5月中旬接替古奇科夫任陆军部长，8月6日成为总理。夏季时，形势把他从革命倾向带到了镇压革命倾向，当时的形势由于两位名人而加强。一位是科尔尼洛夫将军，他是一位爱国者、坚定、得人心、有民主思想，随时准备接受革命；愿意以原本更乐于献给沙皇的忠诚为俄国新政权服务。他得到了军队的信赖；当时的政治家也和他合得来，他似乎具有许多优秀品质，或者说无论如何他拥有许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是希望作战和维持秩序的革命政府要求其司令官所具有的。

但是另一位从幕后升起的更有实力的人物是鲍里斯·萨文科夫，前民粹派成员，战前是暗杀M.德·普列韦和谢尔盖大公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他在革命早期从流放处被召回。他被派往俄国第4集团军充当政治委员后，便以充沛的精力尽力解决叛变和溃散的问题，在这些粗鲁的俄国骚乱中，他的精力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更紧张的精神。就可能的比喻而言，他在某些方面像维克托·雨果小说《九三年》中的西穆尔丹，在某种程度上又像真实生活中的圣茹斯特（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政治家）；但是又有不同，虽然他所用方法的无情或他的行为的勇猛可算出类拔萃，但是他的镇静的才智所追求的是适度的甚至平凡的目标。他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有人用硝化甘油来描述他的良好的感觉。他不为俄国悲剧令人眩晕的混乱所困扰，他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的俄罗斯，一个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与西方自由国家携手同进，耕者有其田的俄罗斯，一个公民权受到法律保护，议会制度盛行，与君主立宪制度相协调的俄罗斯。这个行为极端而意见冷静的人在两个月内上升到主导俄国军务的地位。身为克伦斯基的陆军副部长且控制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萨文科夫掌握了实权。他了解在起作用的一切力量；他知道麻烦会出在哪儿，他无所畏惧。能允许他动用所掌握的实权吗？或者这些实权会被人从他手中夺去吗？这些实权会不断起作用吗？还是会被不断削弱？

萨文科夫伸出手来争取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施压，他利用后者作为一把必不可少的利剑。7月底，作为长期内斗的结果，就连彼得格勒苏维埃也以多数票同意使用无限的权威去恢复军队的纪律。8月1日科尔尼洛夫成为总司令；9月8日恢复对破坏纪律者的死刑。可是与此同时，德军还在前线猛攻。克伦斯基尽最大努力发动的俄军夏季攻势被击退，俄军最忠实、最优秀的士兵伤亡惨重。7月中旬德军发起反攻，铁流滚滚向前。7月24日斯坦尼斯拉夫和塔尔诺波尔两城再度被德奥军占领。敌军继续前进。9月1日德舰队配合陆军开进里加湾。3日里加陷落，可怜的民族不得不同时忍受鲁登道夫能做的一切和列宁能做的一切。危机达到极点时，电流熔化了所有导线，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科尔尼洛夫反抗克伦斯基；克伦斯基逮捕科尔尼洛夫；萨文科夫竭力促使两人团结，促使加强行政权力，但他自己却被排斥于一旁。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在巴别建通天塔 的插曲，那就是鼓舞人心的、来之不易的杜马决议和全俄民主大会的呼吁——保持国家稳定。俄罗斯议会杜马出现反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多数。临时政府发表宣言，主张实行自由开明的政策和忠于协约国事业。只要言词和票数能有所帮助，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与此同时德国大铁锤捣毁了前线而列宁破坏着后方。

谁来评判这些受着不断骚扰的争取俄国自由与民主的战士的功过呢？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没有超越普通人能胜任的范围吗？不论是谁或使用任何方法能同时抵抗夹击吗？战胜国的政治家和作家不应动辄对承受这些压力的人摆架子。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也会在这里闷死，就像韦布船长在尼亚加拉瀑布那里窒息而死一样。在人们普遍的胡言乱语和日益接近的炮击中，一切被破坏了，一切崩溃了，一切瓦解了，而从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可怕的实体，这个事实起因就是布尔什维克给以的沉重一击。

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鼓动下，苏维埃要求取得指挥军队和逮捕部长的最高权力。叛变的军舰在涅瓦河逆流而上，军队倒向篡夺政权者；杜马、全俄民主代表大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在高谈阔论，以压倒多数进行抗议，如今被一扫而光。临时政府被围困于冬宫。赶往前线调集忠诚部队的克伦斯基被列宁的布告罢免，而克伦斯基本人一回来就在巷战中被叛乱者打败。他的最后保卫者是妇女和儿童。妇女营和军事学院学员毫不畏惧地坚守岗位；俄国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情报机构认为，如果有必要，学员们即可被枪杀，妇女们即可被玷污。英国上诉法院随后决定，从我们国内需要出发，承认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4日起为俄国事实上的当局。

彼得大帝的帝国，长久梦想的自由的俄罗斯和杜马以及已经召集的制宪会议全都永远消逝了。与沙皇大臣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政治家与改革家。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小团体；所有这一切，尤其是与布尔什维克最接近的、最极端的人们全都被打上了需加以消灭的记号。学说上的左翼被颠倒过来，人们知道的各种等级的政治主张几乎同时垮掉。只有一个派别暂时做了抵抗。擅长巴枯宁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想象为极端主义中无与伦比的派别。如果布尔什维克是要把世界来一个上下倒置，他们则是要把它来一个里外对换；如果布尔什维克是要消灭是与非，他们则是要消灭左与右。因此他们说话时充满信心，昂首高视。但是他们的情况，新的当局事先已经过仔细研究。没有时间可在争论中浪费。不论是在彼得格勒还是在莫斯科，这些人不是在总部遭到炸弹轰炸，便是被最迅速地追捕和枪杀。

无论最高委员会是弱智还是超人——这由你判断——它都是有主宰思想的鳄鱼，他们在11月8日正式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它立即采取了有明确思想的政策——“打倒战争”“剥夺私有财产”和“处死全部国内反对派”。请求与外国敌人立即实现和平，对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派进行不能和解的战争。这些称谓可以做最广泛的解释。只有一点点储蓄或一间小屋的十分贫穷的人发觉自己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发觉自己被宣布为反动派。在做更细致的工作安排之前，列宁向群众发出了“剥夺剥夺者”的总动员令，鼓动农民杀死地主夺走他们的地产；集体的和个别的屠杀与抢劫在广大地区不时发生。

国内的方案就这样以惊人的速度付诸实施。外国的形势还要棘手。列宁与他的亲信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相信他们能利用无线电报术，绕过每一个交战国政府的首脑，向各国人民呼吁。因此他们在开始时并未考虑单独媾和。他们希望在俄国率先退出战争的影响下，得到全面的停战，他们希望协约国和敌国的政府都将面临城市和军队的哗变。他们在起草和平法令时是声泪俱下的。在他们的呼吁中低声诉说崇高的人道主义、对暴力的恐惧、对屠杀的忧虑——例如有如下一段话：“……各国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兄弟们尸横遍野，我们无辜的人们的血泪流成河，城市和乡村成了冒烟的废墟，文化宝藏成了残骸，我们以兄弟般的情谊伸出双手，吁请你们重建和加强国际团结。”但是彼得格勒的无线电波虽震颤了以太，但毫无效果。他们集中注意力倾听回答；但没有回音。与此同时，新政权则聪明地利用权力实施对沙皇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的直接和有效的控制。

到两星期过去时，布尔什维克放弃了“越过各国政府首脑实现与反抗各国首脑的国家的和平”计划。11月20日俄国统帅部接到命令，“向敌国军事当局建议立刻停战和开始和平谈判”，11月22日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招待协约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所有战线立刻停战，立即开始和平谈判”。不论是大使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打算做任何回答。俄军总司令、年老的杜赫宁将军拒绝与敌人交往。他的俄军总司令一职立刻被一下属军官延申恩·克里兰科接替，被扣押的杜赫宁将军被后者交与哗变的士兵处置，杜赫宁随即被撕成碎片。接着向中欧帝国请求停战。中欧帝国也有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履行了“立即和平”的诺言，该政府还向前线军队发出命令，要求“以连和班为单位与德军实现强制性的亲善与和平”。此后对入侵者的一切军事抵抗变得不可能了。11月28日中欧帝国宣布它们准备考虑停战建议。12月2日俄国战线全面停火。

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前经历了3个月的谈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发觉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令人失望的情况。他们要求停战6个月；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也就是一周前通知的进攻可以暂缓一个月。他们希望将谈判地点移往像斯德哥尔摩那样的一个中立国首都；这一点遭到了拒绝。他们试图用他们寻常惯用的言辞向本身不顾死活的征服者解释，人类社会应该实施的政治原则。德国将军霍夫曼问：“可是请原谅，亲爱的先生们，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你们的原则呢？”由于对协约国存在某种忽隐忽现的不合逻辑的信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要求在停战期间德军或奥军不从东线调往西线。这一点德国人表示同意，然而却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军队不停地运往法国。到12月底布尔什维克这种单方面轻信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发觉自己面对的是武装和坚决的军事力量；他们知道他们已使俄国失去抵抗能力。

尽管如此，当和平条款的含义被这批奇特的革命家深深觉察到时，一阵虚弱的、但却是强烈的对抗情绪震撼了他们的秘密会议。粗暴一些的人大骂普鲁士帝国主义；阴险一些的人则以报纸文章发泄愤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恣意做轻率的嘲讽和空洞的威胁。“时间迟早会到的，哈哈！”如此等等。托洛茨基说：“强大的人民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德国人的技术器械的暂时条件。”德国人保持严厉的冷漠。他们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平等的待遇接待了独立的乌克兰的政府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人徒劳地抗议说，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全体俄罗斯人说话。德国人对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中欧帝国可以在其他任何一方面出现失策，但要获得乌克兰和高加索的玉米与石油的决心却决不动摇，而且确保他们无偿获得所需的具体协定已交给了俄国人民的新部长们。

到12月底谈判暂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回国与其同伙商议。发生在魔窟里的这场新争论的某些细节尚不为人知。扮演摩洛克战神角色的托洛茨基力主重新开战，秘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似乎与托洛茨基有同样的激情。列宁以平静阴沉的声音做了一次有18个论点的演说，他向他们提出了任务。

“我十分主张开战，噢！同事们，

我没有遗忘仇恨。”……

可是他们怎样抵抗？陆军是不能指望了，协约国疏远了，舰队叛变了，俄罗斯乱了！甚至在还由他们随意支配的广大地区上空的飞行也不会持续很久了。不是还有某种东西比俄罗斯危急的命运还要宝贵吗？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如果他们把剩余的力量浪费在抵御外国入侵者上，他们还能进攻国内资产阶级吗？对于争取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来说，地理国界和政治忠诚毕竟不是很重要的。他们要使自己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有至高无上和不受挑战的地位，然后以这些领土作为基地把社会革命传播到每个国家去。列宁的论点占了上风。据一个英国目击者说，他甚至不等听到反驳的声音，就冷静而漫不经心地在一个休息室坐下，而他的追随者则在室内满嘴唾沫大叫大嚷。托洛茨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不战，不和”的老一套。苏联人可以投降，但他们不会签字。2月10日托洛茨基通过无线电发表声明：“在拒绝签署吞并俄罗斯的和平条约的同时，俄国宣布她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俄军各部队在各战线同时接到全面复员的命令。”

但是这个声明德国人不完全满意；他们让一个星期静悄悄过去，在2月17日他们突然宣布停战结束，德军将在拂晓全线推进。托洛茨基发出的“他们本该至少提前一周通知”的哀鸣被大炮轰鸣声淹没。从雷瓦尔到加拉茨的全长一千英里的战线上，德军和奥军滚滚向前。在参差不齐的战线上依旧有军队处于瓦解的不同阶段，依旧有一些军官忠心不二。此刻所有这些军队全被毫无困难地扫除了。整个战线被毁，一天之间德军挺进约20英里，缴获1350门大炮，加上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当天傍晚主要目标德文斯克城陷落，到19日苏联人绝对投降。托洛茨基的外交部长一职让位给更息事宁人的契切林，3月3日和约签字。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使俄国失去了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芬兰和阿兰群岛；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乌克兰；最后还有高加索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及巴统。

苏联无线电广播说：“这是一种不是以自由协议为基础缔结的而是用武力强加的和平……是强迫俄罗斯咬着牙关接受的和平……苏维埃政府只凭自己的力量不能挡住德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冲击，为了挽救革命的俄罗斯，它被迫接受了摆在它面前的条件。”几年后列宁说：“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赤裸裸的痛苦的现实，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我们已被抛入战败、瓜分、奴役和侮辱的深渊的底部。”不可能把列宁赐给俄罗斯民族的最早恩惠说得比这些描述还要好了。用巴肯先生经过斟酌的话来说：“他们（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丧失总人口的26%，可耕土地的27%，一般农作物产量的32%，铁路系统的26%，制造工业的33%，整个铁产量的73%以及煤田的75%。这就是‘没有吞并’。他们必须负担战败纳贡，支付巨额的、但无法估价的赔款。他们被迫同意巨额石油自由出口和一个特惠贸易条约。这就是‘没有赔偿’。他们把5 500万不情愿的斯拉夫人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就是‘自决’。”

如果说这些结果在今天有任何程度的减轻，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了德国的监护和系统的剥削，这是因为西方和大西洋对岸不因俄国脱离而失望，继续坚持共同事业的结果。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奋斗，重新聚集了力量的德国才崩溃。

[1] 萨罗利亚，《苏俄印象》（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1924年，第81页。 H6yTIYdFpnTnYLNbq2tk4ZApcnnfXA2cdSnPChBR3L/m31ia7SSNGyoIlf3/ml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