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需部的问题——工作、工资和原料——军需工业的复员——战时团结——党派政治的复活——劳合·乔治先生和自由党人——和平大会及其代表们——大选——强硬路线—全国的怒气——绞死德皇——“要他们付出代价”——支付办法——多少？——给选民的信——首相论赔偿——大选结果——大选的后果

首先我们必须按照个人的叙述线索阐述我们自己的国内事务。

11月11日下午我召开军需部会议，把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英国军需工业立即就需复员的问题。问题既复杂又令人困惑。英国的几乎全部矿山和工场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控制着而且实际上管理着所有最大的工矿企业。我们管理着这些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我们组织这些产品的总体分配。接近500万人直接按照我们的订单工作，我们的每一方面都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

当然，我们安排的组织和机构都是极具效率和极具灵活性的。我们中间精通业务的人员迄今已在某类工业领域工作了一年半，每个人都是许许多多部门的领导。他们已习惯于因战争局势变化所必然出现的意料不到的变动。他们中四五个人代表各自部门参与任何项目，他们亲密无间，相互帮助，共同研究问题；只需几个钟头，至多也就是几天就能发出订单，通过无数分支机构顺利地往下传送。此时生产领域已经很少有什么任务不能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例如，满足50万间住房的需要看来并不比我们曾经执行过的满足1万架飞机或2万门大炮或2万门美军的中型大炮或200万吨炮弹的需要更加困难。但是在11点钟 以后一组新的条件开始起支配作用了。我们从来不认为货币成本是能够限制军队补给的一个要素，但从战争停止的时刻起，人们断言应把货币成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以往军工生产工人方面所表示的几乎每一项不满，最终都从增加工资中得到了满足（让他们增加工资，让我们得到炮弹），现在他们的工资之高迄今在英国是空前的。国家危机唤起的努力工作的强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正常能力。人人达到了拼命的程度。一旦最高刺激消失，大家也就意识到自己精疲力竭了。全面放松和回复日常生活标准已是迫切需要。没有一个社会会如此快速地耗尽人力、财力。大部分情况明显是发生在高级脑力劳动者身上。他们在心理刺激下一如既往地奋不顾身。“我能工作到我倒下为止”，这在大炮轰鸣、军队挺进的时候真是令人满意的。但现在和平了；以前没有觉得或没有注意到的精神或体力上的疲惫，现在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每星期必须为其安排工作和发给工资的500万军工生产工人怎么办？很显然，这些人中大多数必须很快找到新的职业，好几十万人必须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超过150万妇女受雇于军需工业，她们证明自己有能力制造几乎每一样想象得到的商品，有能力挣计件工资，工资数远远超过战前最强壮的男人所挣的。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任何已知的工业中找工作，那么所有这些妇女将在几个月内离开工厂回家。她们对生活和前景的这种变化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在此期间，大局依旧不明朗。停战不等于和平。德国兵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依然强大。复员的命令还没有颁布，近期也不会下达，当然大量士兵至多再有几个月就要返家了。庞大的战争物资计划分阶段实施。难道让它们一下子完全停下来？难道让几乎即可出厂的一门大炮、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立即就地报废？显然不应再消耗新的原材料了。接通水源的龙头可以关掉，但已通过庞大体系流出的巨大流量是无法堵住的，除非将500万人同时闲置。能让他们没有工资地离开吗？从另一方面想，如果付给他们战时抬高了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所事事，而让军队仍在海外值勤，只拿士兵的军饷，能这样处置吗？让这么多人员（无论给不给工资）漫无目的地在城市和兵工厂游荡，而此前一直管理他们的机构却不给以任何有意义的指导，这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吗？

好在已做了大量工作。我的前任蒙塔古先生与艾迪生博士在1916年和1917年就分别研究了这个问题。1917年春，后者受命组建一个战后重建局，负责收集信息。到7月份，该局扩大为重建部，由艾迪生博士担任部长。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复员制定计划。为了清理战时合同和转入和平生产这一特殊问题，我于1917年11月任命了一个军需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由詹姆斯·史蒂文森爵士领导。这个常委会和许多下属委员会，尽管因战事而无法专心致志，但还是积极履行了它们的任务，并且于1918年10月初完成了一份长篇报告。报告对整个复员问题做出调研，知道了涉及的每一步骤，知道了如何去贯彻，我们也就能够做出符合形势的决定。

我们采取折中的解决办法。我们没有立即遣散全部军需工人；对不愿意从事军需工业的或者说无任何理由而要离开的，以及其他地方能够吸收的所有工人，我们立刻全部放他们走。给工人放了长假。减少枪炮和弹药、飞机和炸药的生产，方法是取消加班、停止计件工资制和把工时缩短为正常时间的一半。由于事先制定了失业捐赠的周详计划，因而减轻了工人因削减工资所受的损失。同一天下午我们就发出了这些指示。指示包含规定普遍完成预订的战争物资中的60%，其余部分连同产地的所有物资要予以分散，由海路或铁路运输，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需要它们的目的地。战后许多星期过去了，但我们仍继续向张开口的世界倾注大量大炮和各种军事物资。这样做肯定有浪费，但是它也许是审慎的浪费。

这些安排执行得很顺利，虽然军需部两次接待了来自伍利奇和伦敦市内机关、企业等的代表团的访问，代表团的总人数达到1万或1.2万人，但并未引起严重的困难和不满。数量众多的战时志愿人员如今作为“非熟练工”受到雇用，相当比例的女工逐步被分批遣散回家。我们每天继续着军需工业的转型工作。许多商品的生产按事先安排的次序陆续撤销管制，此安排是关于现代工业运行的一篇富有启发意义的总结。在两或三个月内，军需部失去了大部分特殊的权力，但是我忍了。如此就廓清了通向和平时期工业的发展道路。荣誉属于那一批能干的业务人员，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这次迅速的过渡。

战争最重要的动机的消失，不但使人们感觉到精疲力竭，而且使人们意识到了党派政治的存在。飓风不再呼啸，潮水退去了，岩石与浅滩、搁浅的沉船残骸、捕龙虾笼和当地的污水出口，从海滨空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初战争爆发曾使不列颠诸岛陷入了派系纠纷的困境，政治形势不但荒唐而且充满危险。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爱尔兰的派别——奥林奇会（橙色团）或绿色团——的怂恿下，相互猛烈攻击，越来越不顾及对国家的后果。在爱尔兰，双方开始目无法纪地武装起来并组织流血冲突；有人开玩笑地推测，即使实际流血只限于爱尔兰的土地，但爱尔兰的双方将从不列颠的各自的党徒那里得到增援。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般党派斗争将为爱尔兰大合唱的演出提供精湛的伴奏。可是在这些热闹气氛中大决战来到了。

在新出现的战时魔力下，所有的政治价值和关系立刻发生了质变；我们海岛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和永恒的一切变得占主要地位了；此时可以看到，要是有时间谈论道德教训，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共同感知和钟爱的东西的重要性要比我们的争吵高出许多倍。在不多几天时间里，党派怨恨不见了。保守党领袖们急忙支持他们长期谴责的内阁大臣。对峙的政党机构变成遍布各地的招兵机构。除了少数倒霉的政客在问题弄明白之前信奉和平主义外，所有的战争反对者都销声匿迹了。北爱尔兰用偷运进来的步枪武装比利时人，北爱尔兰曾相信这些枪是自己生存的依靠。两个雷德蒙派系和整个民族主义党宣布爱尔兰赞同协约国事业；克利福德博士和自由教会领袖担任战时集会讲坛的主讲人；工会会员的绝大多数诚挚地赞成国家的战争行动。

基本上，所有这些力量在整个战争中，尤其在战争最不利的时期，一直保持绝对的、牢不可破的一致，始终坚持斗争。大臣们和政府的缺点，军事上的错误和灾难，几年的厮杀造成的长期疲劳、失望、损失和艰苦，都不曾使那些宣誓忠诚的人们失去信心。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但是现在胜利的目的达到了，到处人们都松了口气，四处环顾之后看到了自我。

自从1915年5月以来，一直是联合政府执政，但1916年第二届联合政府与上一届大大不同。保守党虽在下院处于悬殊的少数，但却获得了明显和决定性的优势。劳合·乔治先生得到了工党正式代表的支持，后者成为了他的政府的伙伴；但自由党领导人及其绝大多数党员则在阿斯奎斯先生的控制之下。支持新首相的自由党大臣及其阁员，可以以他们各自的选民的名义说话，但不能声称正式代表党的集体。在战争时期没有人为此费神。在下院不论发生什么分歧，都不是由于党派感情，而是由于个人忠贞程度的不同，此外唯一关心的则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保证取得胜利。但是从停战时刻起，自由党内的形势对于首相来说成了具有实际和紧迫意义的问题了。他偏离自由主义的正统道路太远了：人们知道他是征兵法的主要作者；他曾举起他的手以显而易见的敌意威胁诚实的反对者；国家需要时他曾毫不犹豫地冒渎和践踏自由党的感情；他曾把他的老上司、自由党内有名望的领导人和他几乎所有的老同事赶出政府和所有指挥战争的职位。他们自然会采取不同于兴高采烈的群众的观点来看待他个人对胜利做出的贡献。他们怀有敌意，他们有工作能力，消息极为灵通并掌握党的机器。在战时被用来反对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重要部门揭露，在自由党党员中有109个顽固的反对者，而议会拥护者则是73个。此外可以肯定，和平条约签字后，工党将正式召回工党代表，退出政府，从而留下忠实和坚决支持首相的保守党。它是一个十分坚强完整的组织，但与他已毫无联系。因此党派政治从再次超越政治意识界限的那个时刻起开始抬头，劳合·乔治先生在声望达到顶点时，地位却变得特别不安全了。

可是在目前，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维也纳大会的历史画卷在政治家的心头升起。巴黎成了世界的中心，一旦紧迫的国内事务能顺利办理，各战胜国的所有主要政治家都打算前往或急于前往巴黎。劳合·乔治先生面临的选择颇使他左右为难。他的得力助手显然必须是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先生。巴恩斯先生必须代表工党出席。暂定的各国代表团人数，为方便起见限定为3人，而这就满额了。可是还有两位要人也必须加以考虑，他们的性格和处事作风十分不同，却又都有恃无恐。第一个人是诺思克利夫勋爵，他一手握着《泰晤士报》，另一只手握着无所不在的《每日邮报》，此人自忖至少并不比任何政治领导人逊色，而且似乎准备维护自己的要求，或愤恨他们那种很少直率表示的冷漠态度。大选即将临近，鉴于报纸要听从报纸所有者的命令，这些大报的高明和有助益的行为，对于首相似乎是一个严肃的因素。但任命诺思克利夫勋爵为和谈代表，使其地位高于外交大臣贝尔福和不列颠帝国的所有首相，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另一个人是自由党的领袖。阿斯奎斯先生在下台时和下台以后坚决拒绝考虑在劳合·乔治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甚至拒绝考虑与他共事；劳合·乔治与他的朋友们往往把那种表示当作极大的冒犯。然而在紧随胜利的几个星期里，有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意作为他的党的首脑参加缔造全国和平的工作。这一变化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加强首相的地位。和谈必然持续许多个月，首相与自由党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不至于消除不了他们之间的不和。阿斯奎斯先生本人的才能对和会也会是非常宝贵的贡献。另一方面，他的参加会进一步激怒诺思克利夫勋爵。权衡有点不协调的这一切，劳合·乔治先生决定不扩大代表团的规模，不超过各大国已经一致同意的限额。

我可以肯定，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的决定也是一个错误。他并不真正了解保守党；他应该立即想到会失去工党大臣；他此刻就有与曾给他很大帮助的领导人改善关系的机会和重新团结自由党的有影响人物的机会，单凭与自由党的团结他也能在和平时期满意地工作下去。所有政党在和平条约上的联合具有国家的重要目的，这远比对所有的个人考虑和政治考虑重要，要充实协约国会议没有人比阿斯奎斯先生更加合适。我们应该有较威严的代表团、较好的条约和国内较友好的气氛。

在这些微妙问题尚未解决之际（首相也许胸有成竹），首相决定立即请国民公决。他赢得了完全的、绝对的、巨大的胜利；胜利超出最热烈的人、最坚决的人、最苛求的人的梦想。全国人民渴望欢呼“这位平安地渡过暴风雨的舵手”。但是那位舵手竟离开了那些焦急地等待和平时刻要向他提出质问的、因昔日受了委屈而忿忿不平的伙伴，离开了他的不曾真正给予同情的保守党人，转向以选票表示自己感激之情的广大选民，这不令人惊奇吗？

关于这次大选，我属于提供咨询和赞同的人。我想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解决把军队运回国内并予以遣散的问题，当时国内和海外的军队接近400万人，同时我们还要解决重建我们的工业和订立和约的问题。此外，我在战争紧张时期恢复了与保守党和与我年轻时的几个朋友的密切联系，是在目睹了过去众多不可调和的党派争吵被战争大潮冲得无影无踪以后，我才想回去找寻他们的。试图有序地恢复和复活战前旧的党派争论和甚至在原来不存在的地方制造不和，这种想法是荒谬和可恶的。即使我采取相反的阻止行动，事情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因此我随波逐流。但是凭心而论，是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的。

根据宪法来说，党派之争是无法阻止的。议会本该任期5年，但现已持续8年了。按照新通过的改革法案选民人数已从800万增加到1 200万。人民和军人顽强地支持战争，有权决定怎样使胜利早日到来。但是立刻进行大选将产生最原始的政党问题。保守党在下院为少数派已有13年。在现在将要解散的议会中大约只占100席的少数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确信，他们的好时光已经到来。他们相信，战争的经历和激情对自由党的原则与理想的影响一直在减弱中；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与理想已被发生的一切宣告为无效，证明为空想；他们知道，劳合·乔治先生与阿斯奎斯先生之间的争吵已使自由党彻底分裂了；最后他们知道，就首相的个人威信而论，自由党人具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保守党人怎能答应达成协议来保卫所有的自由党席位呢？这样做不但会迫使保守党人自己在新的议会里成为少数，而且使整个大选成为一场滑稽剧。保守党在所有选区都有候选人参加竞选。显然，强硬路线必须在那样一些人中间划定，即他们在可怕的战争年份做出了主要努力又承受了苦难。决定进行大选就不可避免地要划出这条线。那么这条线具体该划在哪里呢？对在任议员采取的试验，反映在莫里斯将军提出的选区中4月份的投票状况之中。在那个场合，阿斯奎斯先生的所有追随者都被认定是反对派。用竞选活动中粗俗的语言来说，一个自由党议员或候选人，即使他曾经在大战中打过仗、受过伤或者失去了一个或两个儿子或兄弟，或在所有方面都忠诚地支持国家事业，人们也决不能让他沾胜利的一点儿光，甚或要控告他妨碍了胜利的来到。信是由劳合·乔治先生和博纳·劳先生写给公开表示支持联合政府的人的，后来有人用战时配给制的行话把这些信说成是“赠券”。这些人中包括当年跟随劳合·乔治先生的、现在称为国家自由党人的158位自由党议员和候选人，其余的人受到了有力的攻击。这一切后果是最初做出此刻举行选举的决定中必然会有的，只需根据主要问题做出判断。

可是当大选到来时，它却可悲地使英国的威信降低了。首相及其主要同僚在各自的选区吃惊不小，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遇到的选民的热情所压倒了。不为任何困难吓倒的勇敢的人民所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流露出来的感情被流行的报刊激得大怒。残废军人黑黢黢地充塞街头。回家的战俘向大家倾诉囚禁和必需品匮乏的困苦往事。每一个村舍都有阵亡将士。对被战败的敌人的仇恨，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的渴望，从深受伤害的几百万人的心头急速升起。在战争中工作做得最少的那些人，在详细研究如何惩罚战败国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最出色的人。此时我突然看到一份警察的报告说，“各阶级的人的感情相同，甚至几周前鼓吹和平的人们现在也说，‘德国人应为其破坏造成的损失偿付每一个便士，即使这样做会要他们偿付一千年。’”在我自己的邓迪选区，尊敬的、正统的终身自由党人要求给战败的敌人最严厉的惩罚。在全国范围内最激烈的是妇女，她们中有700万人是第一次参加投票。国家政策和民族尊严迅速陷入这个突发的骚动中。

从大批人群中立即喧闹地提出三个要求，即绞死德皇、取消征兵和要德国人偿付到最后一个铜板。

在征兵问题上，首相和战时内阁最初努力想做相当的保留。眼前已经有了因没有国家军队而遭受损失的教训，因此放弃刚刚以无与伦比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武装，重新树立所有障碍——这些障碍曾缓慢地、困难地被推翻——来反对义务兵役制，是极端轻率的。保持有点像瑞士制度的一种国民军组织的想法，政府肯定在考虑；但一与选民接触，这个想法在提出讨论之前就被抛得无影无踪。到处高呼消除一切强制行为，各地的候选人乐意赞同民众的愿望。尚未以任何正面方式表态的内阁人员，急忙掩盖和忘掉他们曾经并不认真考虑的危险的放弃义务兵役制的信念。大选前一星期，人们决定英国应恢复少量职业兵，她就是用这种军队进入战争的。

绞死德皇的要求得到了新闻界的强有力的支持，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在官方圈子里首先由寇松勋爵提出。辛辣的巧合使人想起王尔德描写的猎狐故事中“追猎不可食用的动物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但无可怀疑，这个要求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有4年时间，德皇被各种宣传工具所辱骂，其罪恶野心和邪恶愚蠢使世界蒙受了可怕的洪水般的灾难。他应对所有屠杀负责。为什么他不应因此而受惩罚？为什么平凡的士兵因精疲力竭在哨所入睡，或因受伤和长期作战致残而开小差离开战线时会被处死，而这个养尊处优的恶棍使每个家庭处于黑暗的笼罩下，却被允许逃脱惩罚，过富裕和奢侈的生活？我们有陆军；我们有海军；我们有协约国；英国的手臂很长，她能在德皇所在的任何地方找到他，处死此人是愤慨的世界的正义之举。工党在战时内阁的正式代表巴恩斯先生在公开演讲中说：“……前面提到德皇……我赞成绞死德皇。”

首相从一开始就明显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当帝国战时内阁讨论这个题目时，他的两次发言均措辞激烈。他不但在竞选演说中而且在面向整个和会时表示，要做坚持不懈的努力，务必使敌人交出皇帝，把他交付审判并处死。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坚定地认为，国君对国家行为的责任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但人们似乎认为，绞死德皇是立刻恢复自己的尊严与自己的世界的最好办法。公众的愿望最初显然不是预期举行一次审判。但是显然，对于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对于被告的个人责任，律师必须有发言权。这样做，前景将漫长而模糊。

我发觉，当我的意见正式发表时（11月20日），我竭力主张此事应慎重仔细。“在正义与法律的基础上，很难说前德皇的罪比他的许多顾问更大，或者比支持他发动战争的该国议会更大。很可能对前德皇提出控告后将发现这场诉讼维持不下去，反而造成严重的僵局。”

可是，邓迪市各阶层和各党派认真地和坚决地要求绞死德皇，因此我被迫支持审判德皇的主张。我评论了英国正义的基本原则，即每个人不论他的罪恶有多么深重、他的过失多么明显都有权得到审判，当然是公正的审判。我们一定不可忽略定罪和惩罚罪恶，这是普遍的特点，否则将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水平。这个论点被牢固和确实地接受了，尽管接受得缺乏热情。自由党人在惩罚德皇问题上与联合政府的拥护者所持的观点不同，《每日新闻》发表看法说，德皇只应该“在与被判处缓刑的杀人犯同样的条件下被监禁”。然后他们急忙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处决还要严厉的刑罚”。这些扭曲的说法从任何观点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整个大选的症结是德国对战胜国的赔款。“绞死德皇”是个感情问题，而“要他们赔偿”则要事实和数字。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能付多少？大选、公众要求、大臣的承诺都不能决定这个问题。没收德国人在海外的财产和要求德国人缴出手中的全部黄金是容易的。此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赔偿只能用货物或劳务结算。这些货物或劳务可以直接给予债权国，或者可以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绕道和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运到其目的地。但是没有任何方法能改变这种处理办法的简单性质。德国人制造的东西必须用轮船、火车或马车运出他们的国家，必须直接或间接作为他们偿付的债务接收。现在德国人在一年中能制造的货物量超过当时德国拥有的运载工具能完全运出该国的载运量，而由此留下来的货物量远远超过包括债权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愿意接收的数量。例如，德国人能够也乐意开始重建被他们的潜艇击沉的全部船舶，但要是他们这样做对英国造船业会发生何种影响？他们无疑能够生产各种工业品；但肯定地说，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的所有民族工业被国家大规模扶植的倾销而摧毁才来打这场仗的！他们能够无偿地输出煤，而且此后的确是定期输出了，但是这么做看不出对英国煤田有什么好处。他们能向中立国输出，只要他们能用自己的货物引诱这些国家欢喜，然后把由此应得的货款以其他货物的形式在有机会时逐步转移给协约国。

下面要谈的是劳务赔偿法。例如，所有商船可以配备德国船员，以德国人的费用运送所有人的货物，直到进一步公告，取得全世界的运输业务；或者德国人可以成千上万地大批涌入法国和比利时，用他们的劳动建造遭到毁坏的房屋并重新耕种荒芜的地区。然而，由于德国人刚被对方以极大代价从那些地方赶出去，而且留给人们的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最后回到故乡废墟的这些地区的居民，根本就不想这么快再次见到德国人的面孔或听到德国语言。在所有这些方面是有一些事情可做，但是即使对经济状况最缺乏理解的人也都清楚，做这些事情很快会达到一个不能被超越的极限，一个无知和激情不能克服的极限。

在许多个月后，损失赔偿费的清单减少到60亿和70亿英镑之间。这个数字在大选时不为人知。如果公诸于众，必定会被认为荒谬而予以拒绝。德国通过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以及限制资本利润，无疑有能力支付这一巨额赔款；但是德国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将使自己成为市场上无敌的（没有利润的）竞争者。即使这样，所得的结果也只能抵偿所造成的破坏的一小部分。在往昔，征服的军队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它蹂躏的土地上搬走所有能移动的财产，在古代，征服者驱赶可能有用的全部男女以奴隶身份与他们一道走。有时多年或永久地勒索某种贡品。但是现在可以期望获得的东西，规模大大超出上述比较简单的做法。即使最一般的现代规模的赔偿支付，也得恢复和维持德国最高级的科学生产状态和最高级的商业活动状态才行。可是那些吵吵闹闹地要求巨大赔偿数字的人，也是最先建议以种种办法严重损害德国商业和工业的人。

上述议论，一些人认为不合时宜。说这些陈述暴露了亲德立场，应受指责，或者说，说这些话的人充其量是个智力低下的人。不但普通选民有此看法，而且各种财政和经济专家以及实业家和政治家也有这种看法，这都表明，他们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意或有意地视而不见。

没有人比首相更了解这个问题。他就这个主题对他的同僚所做的第一次陈述（11月26日），对上述那些论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节录。财政部的一个委员会中 一些精通该部业务的官员们已提出报告说，总计现值20亿英镑，分30年付清，可能是德国要赔偿的合理而且实事求是的总数。这个不受欢迎的数字受到了尖锐的指责，于是帝国战时内阁建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审查这个数字，我与其他内阁官员参加会议，为此各抒己见。当我面对邓迪区选举人时，我坚定地支持财政部的估计数。我尽可能地肯定此数有理。“我们叫他们支付赔偿，”（欢呼）。“我们要叫他们支付巨额赔偿。”（欢呼）。“他们在1870年向法国勒索了巨额赔款。我们要叫他们的赔款达到这个数的10倍”（持久的欢呼）。“（2亿×10=20亿）”。人人兴高采烈。直到第二天这个数字才开始被仔细审查。此时，从一个重要的商会发来一份虚张声势的电报说，“在你的索赔数字中你没有漏写一个零吗？”当地报纸各持己见，数值攀升。120亿、150亿，这些是昨天还十分满足于20亿的男男女女到处喧嚷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还不准备接受这两个数字。数字在压力下天天上升，“如果我们能得到更多当然更好”；我则坚持我的20亿，这个数字尚未受到非难，可是整个国家主张用最失去理性的数字。一位被指责为缺少活力的大臣甚至说：“我们应当把德国柠檬榨到里边的核吱吱作响为止”，许多自由较多而责任心较少的平民候选人则随波逐流。

就平时闲谈而言，我不能自称未受选举潮流的影响。但为了说明我有可信的资格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兹刊印两封在大选时我写给有影响的选民的信如下。

1918年11月22日

我同情你们的感情，即我们决不允许我们失去全部胜利果实。但是当你们说，我们应当将1871年德国人强加给法国的同样条件强加在德国身上时，你们认为你们是完全正确的吗？的确，德国强行并吞阿尔萨斯—洛林，违反住在那里的人民愿意留在法国版图内的意志，这是这些年来在欧洲一直起作用并导致目前巨大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在割取住着愿意留在德国的德国人所居住的德国几个省份，压制他们在外国政府统治下生活，我们不就是冒险犯1871年德国人犯的同样罪行，这不是会带来一系列同样的不幸结果吗？

再说关于战争赔偿之事，我完全主张要德国人付出他们能支付的一切。可是赔偿只能采取三种方法中的一种：（A）黄金和有价证券，这些只是沧海一粟；（B）强制劳动，也就是德国人以劳役形式来为我们和协约国工作。这会要我们的人民省出面包让他们吃，此外我们不希望有这些德国人在身边；（C）用货物支付，这一点我们务必小心，德国人用货物支付，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工商业。那样做，我们就是在实行通过条约引发我们的制造商采取敌对态度的那种倾销了。有些协约国向德国要求赔偿，也就是要他们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20亿英镑。他们没有要求德国人支付战争费用，我知道这个数字计算出来是400亿英镑。为什么他们不索取后一个款项，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人完全不可能支付，再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拟定的条约，以后将发现毫无价值。

更概括地说，我认为指挥这个国家取得惊人的胜利和迫使德国接受严厉的停战条件的政府，有资格索求一定的信任，有资格要求目前准备一起开会的协约国政治家应该得到信任，他们具有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优越的知识与经验，应该为世界的共同未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坚决保卫我们为之战斗并以其名义进行征服的那些伟大原则。

另一封信是：

1918年12月9日

如果我们准备在欧洲建立和平，如我相信的那样，将促使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促使那些长期被任意分裂的同一种族的分支重新联合，促使边界的划分大致符合大批同族人群成片居住的原则，它将永远消灭大多数可能引发战争的起因。随着战争起因的消失，战争症状也就是军备，也将逐步和自然地消失。

我只能认为，我们有许多事要感激未来，还有更多的事寄希望于未来。

……

专心致志于大选混战的劳合·乔治先生扮演了环境赋予他做的角色。他处在从全国和全欧来说都堪称威严的职位上，绝不应当应邀到讲台前连夜发表演讲。最最严峻的考验是抵御几百万喜悦和赞美的支持思潮。此时他应当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和处境的优越性具有更大的信心。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他完全有把握说一些适度克制和大度平静的话。不仅如此，对过度的希望与要求泼一点冷水和发表少许乏味的声明，这样做在当时不管怎么不受欢迎，都是慎重的，过后将是值得珍视的。他试图尽最大努力。他的演讲很快就远远落在公众要求的后面。有两次（一次在妇女大会上）他几乎被吆喝下台。在各种事情的急速发展中，他尽力使用与盛行的观点协调一致的语言，使群众感情和报刊的合唱满意，但他的讲话每一段均包含某种防范性词语，有某种保留，这些话后来体现出他的政治家风度。

在赔偿的实际数字上，首相审慎地含糊其辞。帝国战时内阁委员会在大选时就德国的支付能力提出报告。报告主要根据英格兰银行总裁坎利夫收集的全民证据，他们赞成让“敌国”（不单是德国）每年支付的赔偿数不少于12亿英镑，即240亿英镑资本的利息。劳合·乔治先生是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演讲时得到这份令人吃惊的报告的。他不接受这个数字；而且尽管一方面有公众的激情，另一方面有英格兰银行总裁的意见，他还是发表了一篇克制和慎重的演讲。必须使德国付出每一个便士，要建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她究竟能付多少。要收缴最低限额以上的部分。感到厌倦的首相向欢天喜地的群众发出这样一句话：“他们必须赔偿最后一个铜板，我们将为此搜查他们的口袋。”这句话盖过了他所说的所有限定条件。“搜查他们的口袋”一时成为口号。

首相从帝国战时内阁得来的数字并向帝国战时内阁推荐的实际决定，将经受时间的考验。“努力从德国获得她能支付的尽可能多的赔偿，既不影响不列颠帝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世界和平，又不影响为收款而派军队占领德国”。

除这些问题外，大选改变成了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压倒性信任投票。凡得到他祝福的所有候选人几乎都当选为议员；凡不寻求或不接受他祝福的所有候选人几乎都落选了。为了收集军人选票，选举结果延迟一个月公布，当结果宣布时，人们发现，他在自由党和工党中的反对者只有90人取得下院议席。同时爱尔兰选举也把民族主义议会党逐出了议会，由于新芬党人抵制大选，帝国议会中没有了爱尔兰代表。

首相发觉宪法规定他有5年任期，选举主要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深得人心，发现他是包括下院近六分之五议席的多数派的首领。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由党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反对他的那些人全被除去了。支撑他的136位自由党议员都与他们党的基础割断了关系，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依靠保守党的支持，劳合·乔治先生只是由他个人的短暂的威望支撑着。只要这一点能持续下去，他的地位和权威是不可挑战的，但是将持续多久呢？

此外，在欧洲的更大范围中，竞选活动的吵闹显著地削弱了不列颠的尊严。苦难年代的完美无缺的民族风度——在恐怖和厄运中表现出忠诚、冷静、自我克制和同情心——遭受了十分庸俗的污染。不列颠全权代表不是从威严的战场，也不是从庄严的会议室，而是从议员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吵闹中出发前往和平会议的。但是在账户的另一方面也有可靠的实实在在的资产；我们有新的议会，其中绝大多数准备支持面对艰巨任务和杂乱状况的政府。 gducd/FJpFbahIWB1eHG91ytPfQ7IpeULvblkJOox5v1D3WPpiOPB9tCGXAgMz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