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世纪的持续时期——胜利的庆典——喜悦与反应——世界的主人——停战梦——聚会——俄国——德国的机会——新武器——新贵族——不正常条件——无法预见的形势——和平的震动——战时魔力的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英国的地位上升到了她前所未有的最高点。在连续的4个世纪里，这是她第四次率领并支持欧洲抵抗军人暴政；这是英国第四次为保护这批低地小国而宣战，战争以她们的完全独立而结束。西班牙、法兰西王朝、法兰西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全都曾蹂躏并企图占有或控制这些地区。400年间英国都是以进行战争和施展政策来阻止所有这些国家，她们全都被打败和逐了出去。在这份罗列威严君主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名单上已经包括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现在还要加上德国威廉二世的名字。这四大系列事件，由于这么多代人坚定不移地为着同一目标而奋斗，都以成功告终，创立了时间极长与光辉成就极大的一项纪录，这在古代史或现代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还获得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好处。德国海军的威胁不复存在，德国过分自信的力量肯定要后退许多年。曾是我们盟友的俄罗斯帝国已被革命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已经宣布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要求，由于她先天的不足和无能，难以很快构成对印度的严重军事危险。另一方面，英国与她最近的邻邦和积怨最深的敌人——法国——联合起来，结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既强固又持久的。英国和美国的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英语世界这两大分支再次开始一起谱写她们的历史。最后，在长期和可怕的世界动乱中英国承受住了每一次冲击与损伤。反映宗主国和各自治领生命力的议会制度，证明其本身对于进行战争和在和平时期维持自由与进步一样有用。穿越世界所有水域、把整个英国结为一体的看不见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纽带，证明比最有约束力的正式保证还要有效率。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0万人组成的军队被这些难以说清的、而且常常是觉察不到的引力所吸引，跋山涉水走过比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走过的更远的路途，为着一个事业、一场争斗去征战去牺牲，而这个事业与这场争斗只是遥远地影响他们直接的物质安全。在发生危机的几年间，印度各民族、各教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自发地表示忠诚，并以空前的规模捐钱、捐物、捐武器支持战争。1914年的南非叛乱就是被南非战争中曾是我们最危险敌手的那些布尔人的将军镇压的，他们当然与我们签订了弗里尼欣 解放条约。只有爱尔兰的一些人拒绝支持我们，关于那里的问题有很长的往事可说。

大战胜利的庆典展现在不列颠民族的眼前。我们曾与之打仗的所有帝王已全被废黜，他们所有的英勇的军队都已一败涂地。这些可怕的敌人曾通过力量与手段长久地威胁我们的生存，以武力摧毁了不列颠民族的许多精英，消灭了俄国，使我们全体协约国（美国除外）奄奄一息，他们如今俯首听任征服者摆布了。苦难和考验过去了。危险被挡开了。流血牺牲没有白费，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曾经过分紧张的人们得救了，渴求有一段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教会与政府联合举办隆重的感恩祈祷。全国放假。缴获的大炮沿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林阴道排成三长行。每条大街都挤满了欢腾的男男女女。各阶层民众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宴会、音乐和华灯把战时沉寂的夜晚变成了明亮灿烂的白天。一群群的人们怀着无法形容的感情，激动不已；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伦敦狂欢者的欢乐在纳尔逊纪念柱的花岗石基座上留下了持久的标记。

谁会埋怨或讥笑这些无法抑制的狂喜呢？每个协约国都分享了这种喜悦。五大洲每一个战胜国的首都或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再现了伦敦的欢庆情景。这种时刻是短暂的，它们留给人们的记忆转瞬即逝；它们开始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太多的鲜血流掉了，太多的精英消失了。每个家庭中成员的缺口都太宽，中间一代人不在了。几亿人带着可怜的欢乐，向他们心爱的人的成就致敬，此后人们突然惊醒了，有幻想破灭的感觉。虽然依旧有安全保证的满足，恢复和平的满足，保持荣誉的满足，辛勤工作带来生活舒适的满足和士兵归家的满足；但是这些情况只是个背景；与这些满足掺和在一起的是，思念那些永不再回家者的痛苦。

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英军战线沿线，11点钟出现了反映人的神秘本性的心态。炮轰静寂了；军队原地驻停。士兵们在静寂中一动不动，以茫然的目光面面相觑。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有扫兴之感，产生了某种畏惧、疑惑甚至忧郁感，他们在片刻工夫前还在对敌人穷追猛打。征服者的脚前仿佛出现了深渊。

“把武器放在一边！希腊爱神厄洛斯！漫长的战争结束了。”

战斗部队的紧张神经一时间似乎无法适应突然的放松。在胜利之夜先头部队的军营是如此安静，以至于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一批尽力战斗后最终被打败的勇敢士兵。这种心理上的阵阵压抑像在英国的那种奔放心情一样，都很快消失了；几天后，家成了所有人想望的归宿。但这里又一次出现了理想的破灭和希望的落空。

停战之夜我与首相在唐宁街共进晚餐。我们单独在那间巨大的房间里，房间四周墙上，皮特、福克斯、纳尔逊和威灵顿，也许有点不合适。还有华盛顿的画像俯视着我们。劳合·乔治先生性格中最令人称赞的特色之一是，在他的权力、责任和好运气达到顶峰时丝毫没有自负或高人一等的神态。他总是那么自然和直率。他对熟悉他的人从来一视同仁：准备随时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辩论，乐于听取即使是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不快的事实。人们对他说什么都行，但条件是他可以对答。胜利的重大性与绝对性使他产生了一种被抑制和被孤立的心态。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相反，他强烈地感到，在他前面还有新的而且更困难的工作要做。我自己的心态是既担心未来又希望帮助已倒下的敌人。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德国人的优秀品质，谈到了他们对付四分之三世界的艰巨战斗，谈到了除非有他们的帮助否则就不可能重建欧洲。当时我们想到他们实际上正在挨饿，在战败与饥荒的双重压力下，日耳曼民族——已经在革命——可能滑入业已吞噬俄国的可怕深渊。我建议我们应在进一步的坏消息来到之前，立即遣派十几条装满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巨轮驶往汉堡。虽然停战条件坚持在和平条约签订前实施封锁，但协约国已答允供应必要的物品，首相以赞同的眼光权衡着这个计划。室外，人群的歌声和欢呼声从远处听来就像拍岸的浪涛。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意见将很快传出。

在那个11月的晚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三个领导人似乎是世界的主人。在他们背后是组织完善的庞大的社会，人们为胜利而欢呼，对领导他们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充满感激与信任。在这三个人的手里掌握着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的陆军，以及没有其批准任何船只都不得从水面或水下穿过大海的舰队。任何明智、正确和必要的事情他们都能联合决定。这三人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利益，越过陆地和海洋的遥远距离，在对付可怕敌人的斗争中被建立的伙伴关系吸引到一起。他们一起达到了目的。绝对的和无与伦比的胜利在他们手中。他们将利用胜利做什么呢？

时间在飞逝，群众和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借以统治的魔力已经在减弱。其余各种权力不久就会开始起作用。但是为完成至高无上的任务，现在是制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和最有用的政策的最佳时候。

这些人必须走到一起。地理上和宪法上的障碍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必须面对面商谈，而且在讨论后迅速解决由于敌人彻底失败而产生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们必须把战争激起的全部愤怒情绪，把他们对所代表的国内党派政治的全部考虑、对继续掌权的全部个人愿望放在次要地位。为了追随自己的英勇民族、为了苦难的欧洲、为了惊恐不已的世界，战后他们所追求的只能是做出最好的安排。

如果他们能走到一起，他们就会面对现实，分清处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应长久遏制战胜国的敌国——德意志、奥地利和土耳其三个帝国——及其所有强大的兵力，令其无望地投降并解除武装，但任务尚未完成。战场上还有敌人；还有其他种种推动力向战胜国的权威挑战，阻碍世界事务的公正解决。他们很可能是想起了罗马格言：“宽恕被征服者和打倒妄自尊大者。”

读者读到这里也许愿意以想象的方式研究一下某些推测性的问题。因此我暂时不谈发生的事实，而谈谈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想象许多停战梦中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梦而已。

胜利对威尔逊总统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影响。他的职责和荣誉使他超脱了他用一生中许多时间度过的和平时期的党派行为。与此同时，胜利对他在国内外事务的判断上产生了一种清醒的影响。11月底以前，他一接到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建议在怀特岛（也许是泽西岛）会晤的联名电报，就认为他必须前往，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他也必须作为整个美国的代表与会。他自问，如果他未经授权向他人许诺他的国家的保证，或者如果他以他的国家的名义答应的事情后果不佳，他在历史上将处于何种地位。因此，在胜利的容光焕发中，他呼吁美国参议院，以他们最强有力的议员组成代表团（适当关注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多数）以加强他的力量。他说：“我无法预计今后几年里党派事务将怎样发展，但是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不能与我们在和平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和我们战士在战争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我们已经违反我们的愿望，违反我们的整个传统，被拉入欧洲事务。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进入的，我们也不会不载誉而归。”

克列孟梭（对自己）说：“我必须考虑到法国的长远安全。这不仅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要依靠我们曾经保存下来的奇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帮助过我们，我们已脱离致命的危险境地了。我们决不能指望再有这样的帮助了。法国再过一千年也休想再见到这种幸运的时机了。现在是与德国修好和结束几百年来的争吵的最适当时候。我们不如他们强大，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我们现在作为战胜国还要把他们扶起来。”

至于劳合·乔治，他说：“历史将评价我的一生，而且不会断定我碌碌无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我毁损了我借以上升和立足的每一种政治基础。然而毕竟生命短暂，而且所有要紧的措施均不会在最重要的时刻落在处理一般事件的水平以下。英国人民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应当相信他们。”

就这样三人在停战后三周内在怀特岛（或在泽西岛？）会晤，一起决定为了使世界在持久和平中重新举步前进而应采取的实际步骤。

同时，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直飞巴黎，访问了他们在前线的军队。

当三人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各自发觉一致同意不许把国际联盟建成为一个超级国家，而必须把它建成为在世界所有勇敢和健康的国家之上的一个具有超级职能的组织。但他们明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植下一棵树，让它随着岁月流逝茁壮成长。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大约于1918年12月1日举行）上，他们同意国际联盟必须包括世界上所有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决议。威尔逊说：“我可以代表美国讲话，因为我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我自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劳合·乔治说：“我代表不列颠帝国说话，而且是得到全体自治领总理的支持的；此外，阿斯奎斯先生和博纳·劳先生一致同意支持我，直到所有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我坚定的决心是退出（我不愿说永远退出）国家事务。”

克列孟梭说：“我75岁了，我就是法国。”

他们都说：“建立国际联盟不包括俄国不行，俄国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不代表俄国。他们代表了一种有关人类事务的国际构想，这种构想同我们认为是文明的一切事务迥然不同，实际上是对立的；但是俄国人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单就这点而言，他们的国家也应有表述自己意见的公正机会。”

于是他们在第二个决议中同意： 必须使俄国人民能够选择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 ， 以把目前的问题提交给该机构 。

因此他们派人去请福煦元帅并问他，“俄国问题怎么解决？”

福煦回答：“没有很大困难，那里不需要打大仗。渴求在事态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几十万美军加上从不列颠（我恐怕他是指“英国”）和法国军队中抽调若干志愿军，利用现代铁路，就能很容易地控制莫斯科；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俄国三个地区。如果你们为了保证俄国人能自由表达愿望，希望你们的管辖权能包括新近解体的整个俄罗斯帝国，你们给我下命令就是了。对于我和黑格及潘兴来说，不过是再来一次3月21日战斗或攻破兴登堡防线的战斗。与此比较，这个任务是多么容易！”

可是三位政治家说：“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它还是世界政治问题。进攻俄国，虽然无疑完全做得到，但单由战胜国进行，从道义上说，此任务未免代价太大了。要完成它，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德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了解俄国。她此刻就作为文明生活的唯一保证而占领着俄国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德国让列宁自由地回到俄国，难道德国不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清理整个东部战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三位政治家说，“这将是德国的机会。这将使一个骄傲而忠诚的民族能免除战败所致的一切耻辱。他们将通过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转变，与我们大家从残酷冲突悄悄地进入自然合作。欧洲的事务，没有德国参与一切都难办，有德国参与一切都好办。”

于是他们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应邀请德国帮助解放俄国和重建东欧。

但是福煦说：“你们怎样保证法国的生存？”总统与劳合·乔治先后回答：“在十四点范围之内，法国的生存将由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和与她们联结在一起的国家与民族给予担保。”

解决了所有的主要问题后，三位首脑于是转而谈到战争费用。但是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要遵守的显然只有一个原则，即牺牲均等。要同时考虑三个因素——生命的损失、财富的损失和从另一方（被认为非常重要）获得领土。他们对于以金钱来估价生命并用领土的获得抵补生命的损失的想法笑了一会儿。但是他们说，“虽然金钱无疑是一种不适合的标志，但就我们目前的状态说，它又是我们所有的最方便的标志。我们毕竟只需要一个数学公式，而它是专家在计算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赔偿款项的同时能够推导出来的。巨额财富已被毁灭，而且绝不可能修复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战败国的负担也未必很大。我们将有一种有胜利与和解的双重安全感的世界货币。为了支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有人都要在承认输赢差别的基础上做出贡献。它也许将最终成为一种世界货币的基础。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同意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实施办法制定出来。”

接着他们重新讨论国际联盟计划。无疑，一旦各大国都成为联盟的成员国，那么单是他们的道义力量就能成为和平与正义的巨大而可靠的保证。对几乎是世界性的贸易与金融进行抵制和海上的完全禁运，这对侵略者来说更是严厉的威慑力量。信贷、食品、军火对于被攻击者是强大的防御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联盟的堂堂权威在必需拿出最后一着使用武力时决不退缩！

不知道三位首脑中是谁首先构想出总计划的，根据该计划，世界和平现已得到极好的保卫，各国军备已日益不受重视了。但是历史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首脑会谈的第二天就决定，维护世界秩序的新手段应该以新的科学武器武装起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如果愿意，为自己放心起见，都可以有战舰与巡洋舰以及骑兵、步兵和炮兵，而且按照自己的选择花钱建造和建立；但是空战和化学作战，应由联盟和国际权威机构说了算。

当科学已经生产出破坏安全甚至毁灭整个城市与人口的武器时，当武器的作用不受国界限制，舰队和陆军都无法挡住时，此时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管理手段来使用武器。反过来也就是说，当这种新手段出现时，它所需要的新武器就可使用了。但由于这三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具有求实精神，他们立刻宣布了这样的原则及其逐步实施的办法。国联盟约上的每一个签字国都要首先把许多飞机中队奉献给联盟，用这些飞机组成一支新的空军。克列孟梭说：“事实上，我们正在复活像圣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那样的旧日骑士团以保卫文明反对野蛮。”此时总统讲了一句有点不切题的话，但记录者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他说：“肯定不缺乏建立骑士团所需要的声名不朽的骑士。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中的佼佼者创下了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功绩。让他们成为新的贵族吧！”劳合·乔治说：“无论如何他们也比每天坐在我的门阶上的那些奸商好。”

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原则上制空权应保留给国际联盟。首先是没有绝对禁止各国建立空军，但各大国的整个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国际空军上，用意是随着普遍信任的程度增强，各国也就只发展商业航空，军事方面则应仅留给国际权威机构。

他们认为化学战的问题太难解决，目前只能发布命令全面禁止任何国家进行化学战。他们补充说，“但也许有一天，不服从禁令的国家将被罚以打喷嚏，如果还不行，再罚以呕吐吧。”

在会谈的第三个晚上，当他们打算就寝时，有人问，“要是我们的人民不听我们的忠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他们所有人都说，“让他们叫别人来干。我们应该说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

这个时刻，我们战时具有的魔力消失了，对力量的幻想破灭了。我从我的停战梦中醒来。我们全都发觉我们还在汹涌的、乌黑的、发出酸味的冷水中游泳。

对于从五十二个月的世界战争的熔炉中出来的所有民族及其政府（战胜者国政府和战败者国政府都一样）的行为，必须多多体谅。环境条件是以往从未经历过的。战争爆发时，存在种种未知的和无法估量的可能性，战争危机的洪水沿着渠道奔流，流经一定距离后人们已有所准备。海陆军将领及其参谋人员担任直接指挥；他们订有计划，虽有好坏之分，但无疑订得都是极为具体的。这些利用科学进行大破坏的计划被付诸实施；第二系列的事件起因于它们的冲突。各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颁布了简洁的命令，一时间后果也就几乎自动显现出来。长期积蓄与贮存起来的巨大破坏力被释放了出来。战舰下水操作简短：几个人演讲；几个人祷告；打碎一瓶香槟酒；敲下几个系缆绳的楔子；迅速积聚了巨大力量的几千吨钢铁不可逆转地滑入水中。同一艘战舰在战斗中遭到损坏，被鱼雷炸破，伤痕累累，已进了半船海水，要想让她顶风逆浪，穿过浓雾，安全驶回海港，问题可就大不一样了。

当然，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多，就已经为复员和重建制定好计划了。已有一批人脱离战斗指挥岗位，研究和精心设计一旦和平成功地实现就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领域都不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主要人物。所有其他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战争。国家的全部智慧以及她可以指挥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胜利和自我保存上。在自我保存方面——假设的、不可预料的、遥远的——情况并不明朗。当我们还不知我们会不会被摧毁的时候，我们与和平有什么关系呢？当整个世界还在遭受重炮猛轰的时候谁会去想重建？当追求的唯一目标是把每个人、每发炮弹都投入战斗的时候，谁会去想复员？

再说，协约国的主导思想从未期望战争在1918年结束。军队在前进，但全部思想和准备都集中在默兹河畔或莱茵河畔的春季战役上。它将是所有战役中最大的战役，那时一个星期内累计投入战斗的将是许多百万兵力、许多千门大炮、许多万发炮弹；飞机将以十万架计、坦克以万辆计；极大规模地使用新的致命机器、发明物、致命的毒气；参战国全体有战斗力的男女，在无休止激情的驱使下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一个个堡垒，在由人类精英联合组成的攻堡垒突击队的轰击声中倒塌，但见一团团尘雾腾空而起，协约国军及其器械在遮天蔽日的尘雾中，向前倒下，人则四肢分开躺下。此时和平突然降临！

英国除海军外，其余军兵种是逐步进入战争的。陆军兵力是一个师一个师地扩充。战线是每次扩大几英里。工业的军事化转型用了好几年时间。国民义务兵役制和战时所有难忍的法规几乎是极其缓慢地实施的。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物质领域才刚刚达到最大潜力。我们的战争努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到处可见。那些努力在最高点上能保持多久无法知道，因为在顶点上各种形式的支持力会同时消除。

是迫切的需要和崇高的事业巩固了27个国家的联盟，在日益增强的友谊中吸引住了27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勇士们，但如今迫切的需要和崇高的事业在一瞬间消失了。战争的大镰刀每年割下一刈年轻人，但如今大镰刀在新的一代青年的脚下停止了。做好准备要忍受磨难的那些人，麻木地出神，对自己能从大屠场上幸存下来并不表示感激。突然，人们的意愿及命运的趋势不仅仅是停了下来而且是倒了过来。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向和平转变的震动要比进入战争更加猛烈，向和平转变会使我们的思想发生更完整和更普遍的剧变。

战胜国的领导者正在经受最难经受的考验。他们似乎有无上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正在离去。虽然权力正在离去，但表面上还保留余地；而且它也许可以用重大行动收回。但是时间是最重要的。随着每一天的拖延，收获胜利果实变得更难了。随着每一天过去，不但政治家的权力，而且协约国本身的权力以及她们的团结也必然衰落。她们的军队必须回国；她们的选民必定会收回自己的支配权。长期受压抑的妒忌性、宗派性和报复心理现在在每一方面都有抬头。每天仍充斥着重要和紧急的事务，每天仍受到你争我夺和各种事件的严重困扰，致使人的天性无法应付繁重的任务。这些人会听命于权力的幻想，沉湎于胜利的宽慰和屈服于工作的压力，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希望在开始新任务之前歇口气，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这样的状况：同样强硬的控制将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为克服新的困难，维持同等权力和实施制裁将继续有效。但是事实上，一半以上的指导原则在居领导地位的人还未觉察到时就已废弃了。

以前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被取代已有4年多，生活被战争的魔力弄得奇特地紧张。在这种神秘的环境下，男人和女人明显地达到了超越死亡、超越痛苦和苦难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会因太艰苦而负担不了，任何东西都不会因太宝贵而不能放弃。人们、阶级和民族之间呈现一派团结和志同道合的景象，面对敌人的压力，为了共同事业，团结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可是现在战时魔力破碎了，对于某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太迟，对于另一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则太快，但对我们全体而言破碎得太突然！每个战胜国都退回到原来的水平，恢复了她们先前的安排；但是近来人们发觉这些国家陷入了破落状态，她们的结构衰败而且脱节，组织似乎显得狭隘和过时。鼓舞苦难中的士兵和人民的无限希望很快就消失了。被人民英勇解救的世界本应充满阳光：那里工作较轻松，工作的报酬较多，那里正义与自由占统治地位，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持久和平。这种景象在战场上空闪现，在德军和土耳其军战壕后边招手，温暖战士们的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可是这种景象很快就被冷酷、黯淡的现实所取代。怎样才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呢？战争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花费了世上最强大国家全部储蓄的三分之一，付出了如此的代价，用什么方法才能引导人类进入黄金时代呢？对所有人而言，幻想在残酷的现实前破灭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军人和公民盼望社会有某种巨大的发展，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严重的收缩；对群众来说是物质条件的收缩，对那些——数以十万计——才智出众、身居负责地位的人来说，是发挥才智的范围和指挥权的收缩。

随着战时魔力的消失，在新的困难达到顶点的时候，许多指导和控制的特殊权力也消失了。群众的偶像、被欢呼为他们国家的救星的胜利国的政治家，在战争中获得的成就的魅力正在削弱，仍受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的光荣时期正在消逝；他们的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将很快跟随着被他们赶下台的敌对国家的帝王们进入退隐或逆境。

在忠诚地、辛劳地工作的群众看来，胜利是如此完善，似乎不再需求进一步努力。德国已经垮台，曾经打败她的世界联合体就要与她联合。权力分散了；世界得到解放；弱者变成强者；隐避者变成积极进取者；胜利者与战败者的差别不断缩小。极度的疲劳和厌烦支配了集体行动。虽然每一种颠覆性因素都竭力显示自己的威风，但革命的狂热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能量一样会逐渐衰减。戏剧按其进程已演毕全部五幕，历史的灯光关熄了，世界舞台变得阴暗无光，对此演员们无能为力，合唱队声音弱得几乎听不见。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低矮的俾格米人的争吵已经开始。 fz7ztkKsDDQ4/HNaQCJOHIoHWSW9I46TLtT7MLX0RMHuw7qNRm34knqCRqcDpVJ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