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完成了我近10年前所承担的为大战史写此书稿的任务。如前四卷中一样，我将世界著名事件的记录与讨论用个人叙述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这个方法对那些希望通过阅读许许多多可信的叙述，以形成他自己见解的读者，证明本身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方法对于各种事件取舍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我亲自参加的或直接得知的插曲和事务在我的写作中自然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凡有可能的地方，我尽量使用当时我记下的和说过的我自己的言词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必须在紧接的正文中加以适当调整。我根据眼见的事态发展来讲述，但是每种事态，他人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会有所不同，况且有许多事态我没有亲眼目睹。

在写作本卷所述的许多事件中，我发现有不少我亲自经历的重要事件我已完全忘却，对此我甚感惊愕。这些年来工作压力极为沉重；不停变化的事物又互动地发展；同时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动；一个印象冲淡另一个印象。只有当我重读当时的演讲词、文件和备忘录时，那些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年代才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确信，我不会再有任何时候比停战后4年中写得更多、忘掉更多和理解更少了。因此，对局势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尽管是从个人角度——和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数事件的迷宫，去追溯无一例外的、无情的因果序列，可能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所写的大部分著作都要谈论到巴黎和会，关于和会已有大量文献作品问世。我近年来的写作主要谈论发生在巴黎和凡尔赛会堂以外的事情，以及全权代表们对各大国和千百万民众所做决定的后果（做出决定的过程没有少拖延时间）。因此本书主要论述这些事件的外部反应。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幸和悲剧的编年史。本书所述的形势发展的趋向是否不可避免，不得不待读者做出判断了。在我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没有哪个时期的国家事务像战后这几年那么困难。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感到疲乏而且不如意。国家权力处于低潮；经济繁荣搁浅；货币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因而不但问题艰巨、成堆，而且对付问题的办法不断减少。此外，要人们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环境又很不容易。对胜利抱过高希望和梦想只会导致泄气、不满、派系斗争和失望；这本身是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这一点很难被理解。所以我特别内疚地希望对处境极为艰难的首脑会议上的那些人的缺点与错误做出公正评价。

也许我有必要像在以前几卷里那样在序言中再次表态：书中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由我本人完全负责。我还必须向以忠告和知识给我有力支持，以及允许我引用其口头或文字的机密意见的那些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温斯顿·丘吉尔
查特韦尔 192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