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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乌市闹区北门一带华灯四起的时分，博科大厦的大厅里便响起一阵仓促又沉重的脚步声。她借着外面的灯光，在我看到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将大厅的每一块儿大理石地板，拖得发亮。
她叫章萍凤，不是地道的新疆人。据她回忆，她一家是20世纪60年代从秦岭一带辗转到新疆的。她常把这段经历挂在嘴边，还一再强调她一家人来新疆只是为了寻条活路。我原本不认识她，第一次见她，是在2016年的冬天。
她是个不速之客。
刚进公司大门，她就被保安拦下。没等保安开口，她便急忙卸下行李，但又不慎将行李蹭到保安的黑色制服，沾上一层灰白。她赶忙伸手去拍灰，边拍边嘟囔：“我找你们蔡老板，我和他是老乡，一个村的，关系可好嘞！”她见那保安面善，便把嘴巴凑到保安耳根低声说。
保安一把推开了她：“滚远点！”她往后摔了个踉跄，行李砸到地上，散了一地。她毛手毛脚地拨拉着小物件，随即就地坐下抱着行李不肯松手。保安见状，拨通了蔡总的电话。
“蔡总，门口有个女人说是您亲戚，让进不？”
“你先让她等等。对了，好好招待一下。”
挂断电话后，蔡总又与我们谈了一会儿。过程中他一脸纳闷，还是忍不住打开电脑翻看监控录像。录像一出来，他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他示意主任们离开，又单独叫我留下详谈。我偷瞄到屏幕，只见一个女人死死抱住行李坐在台阶上，不让人靠近。不知怎的，看见她畏畏缩缩的模样，我竟想起以前家门口的流浪狗来，讨食受挫后，它便后退，眼睛盯住不放又不敢向前，浑身还不停发抖。
主任们都离开后，蔡总飞快地拿起电话：“你个废物，我养你吃干饭的吗？快把她打发走！”
本以为女人会离开，可蔡总和我的交谈还没进行到一半，电话又来了：“蔡老板，那女人硬是赖着不走，怎么办？让进不？”
蔡总朝垃圾桶里吐了口痰，打量打量我：“小徐，保安办不成，你去处理一下？赶走就是了！”
我十分纳闷：“这……不太合适吧？”
他又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是你老板，老板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得听我的。快去！”
下楼后我便发现情况并不简单。女人穿着一件老旧单薄的大红色外套，脚踩一双底子已经磨出花来的黑色条纹布鞋，骨瘦嶙峋，头发蓬乱，像祥林嫂那样木讷。她紧抱着被褥，在狂暴雪花里战战兢兢。
保安向我解释，还不忘恶狠狠地瞥她一眼。我听后无奈，只得再次拨通蔡总电话：“蔡总，她不走，还说要在公司打工，您还是下来一趟吧。”
“这个乡巴佬儿！我马上下去！”
蔡总疾步下楼走到她面前，面色慌张，眼神飞快向围观的人群瞄去，一遍扫视后，他扭过头对着保安挥手就是一巴掌：“你干什么？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让顾客进去？”保安愣在那里不动。
随即蔡总扭转身体，面向围观的人群，嘴角微扬，脸上又露出了如常的笑容：“对不住各位，打扰到大家了。我向大家保证，博科欢迎每一位顾客，我回去一定处理这个不像话的保安。”他这一席话说得动听，像是有某种魔力，使人信服。不一会儿，围观人群便散去了，只留下蔡总在帮忙拎行李。章大姐冲着蔡总笑呵呵的，连连道谢。
蔡总名叫蔡健，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一任领导，也是我进博科的介绍人。我刚来的时候，他是主任。现在他成了老总，我便顺理成章地爬到了主任的位置。蔡总比我年长十来岁，私下里让我叫他大哥。
那天我目睹了这一幕闹剧。本以为过两天就可以风平浪静，可不承想，这竟成了整个故事的开始。
第二日，保安的位置果然换成新的面孔。这次换来的保安就比较通情达理了，不论见到什么样的人，进门时都要弯腰问好。什么样的人该叫老板，什么样的人该叫先生，什么样的人该叫领导，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说话的口气都可以因人而异。这本领不是一天两天能学得来的，看样子蔡总这次花了不少心思。
这之后，我总是看见那女人在楼道里打扫卫生，有几次我都看见她在蔡总办公室门口张望，手不停地在门把手上摩挲，几欲推门。后来有一次，她大概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但不过5分钟便又灰头土脸地退了出来。那次过后，她再也没去找过蔡总，可也就是在那次之后，总有人在我办公室门口兜兜转转。我隔着磨砂玻璃知道来者何人，却不知来者究竟何意。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再一次和她打起交道。她在楼道里推着除尘器呼啸而来，一见我，便迅速按下关闭键，拍了拍粗布裤子上的灰，走到我面前：“徐主任，中午好啊！我听说你之前是做大记者的啊？”
她的口气让我不大自然，我往后退了两步：“是的，怎么了？”
她像是意识到什么，也往后退了些距离，把那双满是污垢的手掩在身后：“没啥没啥！”她的声调变高，那张脸上突兀地绽开一种童稚般的笑容。
我迟疑了一会儿，她又说：“徐主任，您当记者认识的人肯定不少，我想麻烦您个事儿。”她的声音低沉下来。
接着她递给我一张用玻璃壳罩着的、略微泛黄的相片。上面有个小女孩，骑在咧嘴的假恐龙身上，脸上挂着笑容。她将手缩了回去，相片便留在我手上。
“徐主任，这是我小女儿霞霞，三岁多的时候走丢了。”
“现在有消息吗？”
“没有，二十年了。”
“那她现在也该二十多岁了吧。”
“是的，长大了呀，长大了……”
我看见她眼角泛红，双手尽力掩面，脸上的皱痕依旧在向外张扬，叶茂枝繁。
我心头一震，随即便是沉默。这沉默仿佛无声，但当中却又容纳了太多呼天抢地与艰苦卓绝。我知道她没有放弃，也许永远不会放弃。但找到，现在看来却像是痴人说梦。
终于，还是她先开了口。
“徐主任，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麻烦您帮我打听打听，您认识的人多。”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浅绿色纸币，“这是一点心意，不多。日后一定报答您！”她说得铿锵有力，像是早有了些准备。
我伸手挡了回去：“你这是干什么？我帮你找！”
她笑了，泪水便溢了出来：“那就谢谢主任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她将钱收了回去，嘴里连连道谢。
接着她跟我谈起她的寻找路途。她家在南疆，这一路的寻找途经喀什、巴楚、阿克苏、库尔勒，终于找到了乌鲁木齐，本以为有熟人会方便些，可还是碰了壁。她在每个城市都会去找报社媒体求助，可求来求去还是吃了闭门羹。
我默默地听她诉说，可内心还是百般纠结。毕竟是听惯了“多留心眼”这样的字句，我对她的故事还是存有疑虑。
半年的时间里她总是反复询问我结果，而我也只得应付几句。眼看着她的神色一天天黯淡下去，头发也一把一把开始脱落，我于心不忍，对她的怀疑也慢慢消退。我着手联系了以前的媒体朋友，但因这事毕竟已有二十年之久，零零散散得到些回复也是不尽如人意。当我以为这寻找要无功而返时，远在北京的小杨突然来电：“可以通过央视创办的《等着我》找回失散亲人。”我让她帮忙联系，她没有推辞。
开始联系时，我便第一时间通知了章大姐。她得知消息后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微笑片刻，然后便自顾自地忙了起来。
小杨再次来电是在三个月后了。我一接完电话就赶忙出门找章大姐，她那时正拎着水桶在楼道里打扫卫生，走起路来如履薄冰。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发现她眼睛里有了光亮，头发简单地扎了一下，倒也精神。只是发梢间多了一顶红粉色的蝴蝶结，难免有些突兀。
我盯着那蝴蝶结入了神。
她见着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用那干枯的双手理了理头顶的蝴蝶结：“哎呀，前几天去小卖部买的！”她憨厚地笑着。
我挪开眼神：“章大姐，有消息了。”
她听着，眼里有些东西开始涌动：“在哪儿？在哪儿！”她的身体在颤抖，浑身上下都陷入一种深深的澎湃。
“没有具体消息，只是北京那边的寻人节目已经联系好了，不过，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哦……”
“这事到时有消息了咱们再说。”
她满脸失落，用小臂抹干眼角渗出的泪水，转移话题问道：“徐主任，上次民工来公司闹的事你知道不？”
我思索片刻：“知道，安排一下就过去了。”
她不罢休：“唉，不对，没有那么简单！”我费解，她又追加，“我听小陈他们路过时说，这事麻烦得很，工资是发不起的了！”她向来关注工资、劳务费这些，可这次的反应却有失常态。
在这之后，我在她的头上再也没有见过那顶红粉色的蝴蝶结。她脸上的皱痕愈加密布，眼里也无光，呈现出来的只有淡淡的灰漠。这大概是我的一席话所致，可事实如此，欺瞒只能为更大的疼痛蓄力。
现在是2018年1月，我们的寻找已经持续了两年，无果。这一年的工作风不调雨不顺，寻人之事也被搁置。我憋在办公室里，已有大半年没见过章大姐。
“徐主任，最近忙吧？”章大姐放下手头的活儿，把大厅的灯打开，对我说。
我放下行李箱，停住脚步，默默点头：“你忙什么呢？”
“大扫除啊，蔡总说明天有大领导来视察工作。”
“那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我指着大厅东侧几个伫立的箱子说。
“是按摩椅，蔡总说领导走累了可以休息放松，这方面工作一定要做好！”她向来对蔡总深信不疑。
“荒唐！”我怒吼，“公司本来就欠下那么多钱，现在还有闲钱做这个？”
“哎呀，徐主任你先别生气，蔡总这样也有他的道理嘛。”她为蔡总辩解。
“你先别干了，我给他打电话！”
我走回办公室，缓了会儿气，拨通了电话。
“喂，小徐啊，出差回来了啊！”
“是。大厅里的按摩椅怎么回事？”我直入主题。
“哎呀，去年不是有农民工闹嘛，这样子安排一下，省事！”他说得自然。
“有闲钱做这个，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怎么不解决？”
“那个以后再说！”
“蔡总，你不能糊涂一时啊，那可都是血汗钱啊！”
“兄弟，不是哥哥不还，哥哥也是身不由己啊！你怎么不懂变通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答道。
“行行行，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2018年9月，不出我所料，公司最后还是迫于压力与外债，倒闭了。蔡总逃离了乌市，说是要出国，最后落了个不明下落。蔡总搬来的“救兵”也在事发后连带下马。章大姐在一瞬间变得异常苍老，她的血汗、她的信任以及她所期待的那份微薄的工资，都付诸东流。
倒闭后的几个月，我一直在协助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忙得不可开交，竟把章大姐这事给忘了。章大姐先前一直住在公司的储物室里，事发后她必然无处可去。
我苦苦寻找，几经波折，终于在城郊废弃的啤酒厂找到了她。啤酒厂已经荒废多年，厂房里积着一层厚实灰土。我发现她时，她已奄奄一息。身旁是零散的玻璃碎片，她手腕下垂，鲜血滴滴答答地落在灰土上。
去医院的路上车水马龙，我坐在她身旁，看着她紧闭的双眼，近乎声嘶力竭地呼唤。
五个小时的抢救过后，她脱离了生命危险。我隔着病房的玻璃，看着躺在床上的章大姐，反复揣测着她自杀的缘由。她或许放弃了？我想一定不会。
她醒来是在四天后的清晨。她费力地坐起身来，双手在空中不停地摸索，寻到我时便用那双粗糙的手牢牢地抓住我：“小徐，你就让大姐痛痛快快地离开行吗？”她带着哭腔。
“你走了谁去找你女儿？”我拽紧她的手，让她平静下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大姐我快看不见了。”
我心头一震：“怎么回事？”
她说是儿时的病根没有铲除，这么多年一直没发病，可没料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竟复发了……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她说，她一开始就不抱多大希望，而失明对她来说就是死亡，她害怕就算找到了，女儿也不会认她这个瞎子，她想自己做个了断。她苦苦央求我，如果有一天能见到她女儿，要告诉她，她妈妈一直在寻找她。
我没有答应，因为我知道一旦答应了，她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念头。我明白她现在正处于有光与无光间的炼狱，这一段经历是煎熬的。但这一关只能她自己来过，外人无法左右。我不敢过多地说什么，因为我也不敢保证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只能劝她好好活，为了自己，也为了女儿。
她沉默许久。
终于，有电话打进来，是小杨。她示意我打开免提，我照做。
“喂，向前，有线索啦！开心不？但是需要亲人来节目组提供信息，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她急躁地扯弄着被套，指甲在被褥间磨出了声音。
“喂喂？你们……还找吗？”
我看向她，看见她那干裂的嘴角渗出血来。没等她开口，我答：“找！必须找！一定要找！”
她抬起头，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那天过后她给我讲了很多，讲到了她的前半辈子，讲到了她的女儿、她那绝情的丈夫，还有蔡健。原来，两年前的冬天她是被丈夫赶出家的，出门时她亲眼看着大儿子无动于衷。那一刻，她才明白下半辈子要做什么：她要找回她的女儿，找回她那个二十年前被丈夫亲手抛弃的女儿。
蔡健是她同村的邻居，小时候和她的大儿子关系甚好，两家也经常串门。蔡健儿时有一次生病，父母外出，也是章大姐帮忙照料送去卫生院，才得以治好。后来蔡健出来闯荡，开了大公司，被公认为村里最有出息的娃子。她来乌市本想靠着蔡健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先扎根，再找女儿。可不承想，却物是人非了。
送她去火车站的那天下着细雨。我一大早来到给她租的房子楼下，便看见她头顶一对蝴蝶结，正在楼下拾掇她的高跟鞋。她把鞋子擦得发亮，划破之处也用颜料上了色。一见我来她便笑呵呵地说：“不好意思小徐，久等了。我要去见我女儿，自然要穿得体面些！”她笑得真切。
火车站，人群熙攘，她似是头一次见这般热闹，东张西望。先前买票时她只让我订了一张，说是不愿再麻烦我。我们穿过人群，在月台上停留了一刻钟后，便等来了车。她霍地钻进火车，浑身抖擞。
雨停了，火车动了。我看见她出现在车窗里的面孔渐变模糊，我看见绿皮火车上的锈迹被风拭去，我看见戈壁边缘一轮明日正慢慢升起……一切都在变好。于是我走下月台，手里紧攥着一张通往北京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