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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霜降还有九天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空气里埋了深沉的寒气，顺着衣服纤维的缝隙钻进毛孔。暮色一圈圈在手腕的表盘上转动，在时针指向七的位置处，黑暗如同涌动的潮水把一方狭窄的城市全部淹没。
这一带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自己建造的两层房，零零落落的两三家连在一起。朝向空旷的那一面墙被刷上土黄的颜色，太阳能或者摩托车的广告叠盖着涂了一层又一层，旧漆斑驳，墙面轻轻鼓起带着竖条纹的包，“啪嗒”一下迎着风掉落在墙角。墙只是用水泥混上沙子草草地涂抹了一遍，顺手摸上去沙子粗糙的质感在指头上凹凸地硌过去，那些凸出来的沙砾和着亮色的油漆一直延伸到屋顶，像一条星星点点的河流。
“还给我房子！你们还给我房子！”阮凤兰坐在一棵被拦腰砍断的树前蹬着腿哭闹，黑色的缎面布鞋被蹬掉了一只，露出灰蓝色的男式袜子，大脚趾的脚趾甲呈暗黄色，坚硬的凸起来厚厚一层，顽强地从破洞里探出头。
树墩子的中心还泛着青绿的颜色，应该是最后一段叫嚣着要活下去的生命力，浅淡的植物味道揉碎在“沙沙”的声音里。路灯“啪啪啪”由远及近一盏盏亮起来，灯光朦朦胧胧得不甚明亮，在下得缠绵的雨里像是微弱燃烧的烛火，越来越暗，被凄厉的哭喊声划得摇摇晃晃，似乎那光在下一秒就会掉到路边的草丛里摔个粉碎。
“王八蛋，你们不能强拆我的房子！那是我儿子的房子！”
薛晨撑着一把黑色的大伞蹲在阮凤兰身边。他只不过是一个给镇长开车的小司机，这个不肯拆迁的钉子户让拆迁办伤透了脑筋，眼看动工的日子在即，镇长亲自带着粮油上门劝说，连市里最大的媒体都做了专题跟进采访。阮凤兰就是不肯松口，拎着粮油一把扔在了门外，还抓破了镇长的脸。
镇长恼火地吩咐薛晨好好做通阮凤兰的思想工作，还暗示今年镇政府会有一个转正的名额，要他好好表现。
阮凤兰是一个干瘦的独居老人，说是老人也不甚恰当，登记的资料显示不过是个四十八九岁的中年妇人。旁边贴着的一寸照片是她三四年前的样子，染成棕黄色的头发妥帖地扎成一个低矮短小的马尾，她腼腆地笑着，温柔填满在笑起来的酒窝里，眼角处虽然有几道明显的皱纹，但仍旧显得年轻风发。听说她儿子去美国念博士之前镇里发了一笔奖金，这是她去办手续领奖金时照的。
阮凤兰的儿子是全镇唯一一个出国读博士的人。
“阮姨，咱先回屋里说行吗？这么冷的天别冻坏了你。”薛晨向上抬了抬伞，雨水顺着伞顶滑过每一个面和角，嗒嗒地混进地上的泥土里。阮凤兰还坐在地上号哭着，嘴里不停地念叨：“我儿子的房子，他要是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
围观的众人散落在周围，不远处杂货店的老板娘也从二楼的窗户向这边踮着脚看热闹。每个人都撑着一把伞，低压压地遮住了阮凤兰的半片天空，她抬头看看，天是灰暗的，伞是灰暗的，人也是灰暗的。
“还盼着她儿子呢，三年了连个影儿都没见过，早留在美国享清福了，哪还想管这个小镇子里的老娘。”
“说不定人家在外国娶了个洋妞，害怕这个土婆婆在媳妇面前丢丑。”
“嫌她穷，换不起大房子，干脆就不回这个破窝了。”
“现在拆迁给一千一平呢，拆了这个旧家还按低价给补个新房，多划算，怎么这么死脑筋。”
原来的老邻居早就搬了新家，围观的那些人多是在周围打工的妇女，就算天黑下雨，揪着衣服的领子冻得瑟瑟发抖，也还是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看着阮凤兰的这出闹剧。指指点点说出的话像是细长结实的钢丝，一股一股绑在一起渐渐成了一个铁门，阮凤兰在门内，看笑话的她们在门外，她们都被时光的大雨困住了。
房子是老房子。薛晨推开阮凤兰家的门，细小的尘埃从门框上面哗哗地升腾而起，连着地上的尘粒在半空中凝成了一张网，兜头把他网住。阮凤兰佝偻着腰从老式的上下两层的菜橱子里拿出一只豁了几个口的碗，菜橱子的两扇橱门已经老化得合不紧，被一根长铁丝拧在一起。
“阮姨，您别忙了，我送您回来就是想跟您商量件事。”薛晨搓了搓手，随便在屋里拉了个板凳坐下。阮凤兰忙忙碌碌地用液化气煮沸了一壶水，小心翼翼地倒在碗里，端到他旁边。最后想了想，又从橱子里拿出一包豆奶粉倒在碗里用筷子搅拌。
“喝吧。”阮凤兰把热气腾腾的豆奶端给他，碗里泛着浅黄色的奶泡。薛晨连连摆手拒绝，刚才他看得分明，豆奶粉已经凝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颗粒状，或许已经过期很久了。
“喝吧。”阮凤兰把豆奶放在他面前几乎是恳求地看着他，身体稍微前倾，两只手抓着衣角，背略略的弯曲，带着卑怯也带着讨好。她声音有着哭腔，好像那些颤巍巍的语调悬在一根线上晃晃悠悠从她的嘴里滑向空气中：“我儿子最喜欢喝这个了。”
薛晨端过来喝了一口，甜得发腻的半稠液体在他舌头上打了个滚儿艰难地翻进嗓子眼儿里，他心里却觉得发苦，苦得他都要落泪了。看着墙上挂着的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的青年的照片，被带着棕色花纹的粗边相框裱起来，擦得一尘不染。那应该就是她儿子吧，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他叹了口气，不自觉地暗暗埋怨道，不孝顺的孩子。
“阮姨，我主要是想来跟您谈谈拆迁的事，您看这房子也旧成这样了，就算您扛着不拆，以后也会像今天这样试图强拆的，您能闹上几回啊？一千一平在咱们这儿绝对是高价了，多少人抻着脖子巴巴地盼着呢，您这是有福气，公路改道刚好经过这儿。”
电视开着，早几年安装的室外天线早就因为风吹雨打锈得不成样子。电视里雪花跳跃，连人都影影绰绰看得模糊，声音也是忽大忽小。也不知道是哪个台正在播新闻，阮凤兰看得聚精会神，丝毫没有听见薛晨在说什么。
新闻里正在报道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群体：失独者。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五十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数以百计的失独者被长镜头拽出一个模糊而孤独的背影。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母亲，她头发已经花白，面容憔悴，说话时嗓子像是呛了烟，嘶哑而哽咽，说出的那些话也就格外刻骨和伤感：“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裸露又无助。”
阮凤兰突然哭起来，不是刚才在外面的那种号啕大哭，甚至没有什么声音，她只是张大了嘴像一只缺氧的鱼，干扁的嘴唇有明显的撕裂，血丝从小伤口里溢出来一点。长长的停顿后才有一声重重的哽咽，那声哽咽仿佛是扩散的涟漪，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地伤心。
薛晨知道她这是真伤心，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伤心反而不是号啕大哭，能号啕大哭出来的伤痛，终有一天能够痊愈。而最痛的，往往要隐忍，咬紧牙关地忍。走得近了，才听见她不停念叨着：“我有儿子，我有儿子……”
世界上不幸的人比比皆是，有不幸，还会有更不幸，这是生活的常态。
薛晨蹲下来握住阮凤兰的手，紧紧地握住，安慰她说：“阮姨，儿子这几年虽然没有回过家，可是你毕竟还有儿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虚荣了些，我前阵子还跟我妈吵着想换套大房子呢，说不定换了套新房子儿子就愿意常回家来住住了，毕竟外国还是比不了咱自己家里贴心暖和啊。”
阮凤兰抬起浑浊的眼睛近乎虔诚地看着薛晨，一遍又一遍地问他：“真的吗？这样儿子就会回家吗？”薛晨点点头，温声道：“阮姨，别守在这儿了，换个新家吧，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阮凤兰呆呆地坐了很久，最后轻轻地，轻轻地，点了点头。
电视旁边的组合书橱上摆着一只黑色的木盒子，盒子不大，上面还刻着一些他看不懂的梵文，底下压着一段白布，盒子擦得锃亮，几乎能照见人影。薛晨伸手刚想摸摸这个看似庄重的盒子，阮凤兰立刻一把抓进怀里，戒备地望着他。
薛晨尴尬地笑了笑：“阮姨，我先走了，以后要是有贵重物品的话别放在客厅里。我明天带拆迁的协议给您看看，过几天再带您去看看那边为棚户区居民新建的小高层，您放心。”他一只手比画了个拳头，另一只手把写了他电话号码的纸塞进她的口袋里，“我一定，一定会为您争取到最大利益的，有事给我打电话就行。”
阮凤兰只穿着那双灰蓝色的袜子踩在地上，脸上褶皱松弛的皮肤使她看起来连笑都力不从心。看到她露出歪歪扭扭的牙齿才知道这一刻她在笑，说出几个不连贯的词：“新房子，儿子开心，回来。”
雨停了，天还黑着，没有月亮星光。那风似乎是从树梢上摘下来的，恋恋不舍地缠绕着枝叶轻声呢喃，而后钻进领子口，顺着脊背滑下去，在腰间的骨头缝里挣扎，于是整个人都觉得清冷起来。
薛晨一出门就给镇长打了电话：“镇长，那个钉子户的事我办妥了，嗯，对。哪能啊，没按您说的一千五一平给，那得多花多少钱，还不如您留着买两条烟抽呢，就按照一般的价一千一平。反正她也同意了，到时候给她一个九十平方米的小产权房就行，孤老太太自己还住多大房啊。镇长您看，我那转正的事……”
老房子被推倒了。
阮凤兰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拆迁补偿了她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新房子，镇政府还给她买了一个四十二寸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大电视就是清楚啊。”阮凤兰在心里感慨着，又想如果儿子能够看见换了电视就好了。
晚间新闻对拆迁只是闪了一下镜头，不过几秒而已，阮凤兰却仍旧清清楚楚地听见铲车轰隆作响，那些染着斑驳旧漆的墙砖瓦片被铲车一把拍倒。庇护她一家三口二十多年的房子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英雄，眨眼间就成为只能留在心里的传说。
阮凤兰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最近她已经哭了太多，眼睛像蒙了一层雾，越来越看不清楚。她把那个黑木盒子抱在怀里，用手绢一遍一遍地擦拭，盒子边角的黑漆都已经些微脱落。
“儿子要回来了，儿子要回来了。”她说。
薛晨接到医院的电话是在周一中午，他从实习司机被调到民政部门做副主任，这是刚刚上任的第一天。他铆足了劲想好好表现，于是中午就留在办公室里做报表，护士的声音冰冷又不耐烦：“是阮凤兰的家属吗？这里是第一人民医院，病人在楼道里心脏病发作被邻居送来抢救了，她兜里装着你的电话号码，你先过来缴个费。”
医院里永远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偶尔还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生离死别在这里都近乎麻木了，无论是医生病患还是家属，脸上都是无动于衷的表情。薛晨找到阮凤兰的病房，她还带着氧气罩，两颊消瘦得凹下去，蜡黄的皮肤紧紧攀在骨头上，没有一点血色。
“阮姨，你好些了吗？”没有任何回应。薛晨把长长的缴费单塞进口袋里，又调了调点滴的速度。他想起刚才医生说的话：“不只是心脏，病人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已经出现衰竭，我们现在只能保守治疗，怕是熬不了多久，病人想要什么想吃什么，就尽量让她开心吧。”
你看，明明是快要死了，绝望的话却总是说不出口，它被温柔地粉饰起来，用一些婉转的话加以暗示。刀已经磨利了刃也不会一刀毙命，而是从每根筋脉里小心翼翼地探进去，直至血色蔓延出来。
想要什么想吃什么，就尽量让她开心吧。
可是薛晨知道，她不会开心，因为儿子还没有回来。
“阿姨您好，听说您和阮凤兰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想找您打听一件事。”薛晨找到拆迁之前住在阮凤兰西户的老邻居宋传芳，宋传芳客气地把他请进来。新房子是一百二十平方米的面积，装修得很是细致，一个看起来三四岁大的小男孩在沙发上蹦来蹦去，宋传芳高声训斥他：“牛牛，别淘了，去里屋叫你爸起床。”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薛晨说，“小孩就是淘气，这是我孙子。”
薛晨看着对他做鬼脸的小男孩，一张小脸白嫩嫩胖嘟嘟的，像刚剥了壳的鸡蛋。
“阿姨，我想问问您知不知道阮凤兰儿子的电话，阮姨她生病了，很严重，您也知道她就这一个孩子，想见儿子，我想跟他说一声。”薛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总觉得自己亏欠了阮凤兰，想让她完成最大的心愿。
“凤兰的儿子？”宋传芳惊讶得声调都拔高了几分，“凤兰的儿子都已经死了三年了！”
太阳从云层里洒下细碎的光亮，有的跳跃在树干上，有的从路沿石上骨碌碌地滚进草丛里，楼间距或许有些窄，两楼之间的地方多是阴影，寒气逼人。薛晨步行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坐在路边哭了起来。
阮凤兰的儿子三年前学期结束后准备回国，在去给母亲买礼物的路上遇到了枪击案，一共死了四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就在前一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还跟阮凤兰说：“妈，你别那么辛苦了，以后家里有儿子撑着呢。”阮凤兰的丈夫是个工人，在儿子小时候因为矿井坍塌的事故死了，儿子从小就懂事聪明。
“你还是人吗！”薛晨狠狠甩了自己一个巴掌，手机嗡嗡地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接通了才知道是医院的电话：“病人不行了，家属赶紧过来。”
等薛晨赶到的时候阮凤兰已经意识模糊，分不清自己是在哪里，也不认得人。她嘴唇微动，要把耳朵贴过去才能听见她在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薛晨重重地跪下，把阮凤兰枯瘦的右手覆在自己脸上，声音抖成一团，带着显而易见的哭腔叫了一声：“妈！”
阮凤兰一直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原本浑浊的眼睛也迸发出光亮，她竭尽全力地动了动右手，围在身边的人都能听见她微弱又兴奋的语气：“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儿子，你带妈妈回家吧。”
这一句话之后阮凤兰的眼神又慢慢黯然下来，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或许已经没有了眼泪。那样的沉默比歇斯底里的哭泣更让人觉得绝望，她叹了口气，说了这一生最后一句话：“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仪器发出“嘀——”的长鸣，几个医生围上去翻了翻阮凤兰的眼皮，摘下口罩说了句“节哀顺变”。
阮凤兰死了。
阮凤兰早就知道自己活不长久，留下了一份详尽的遗嘱，那个九十平方米的房子卖得的钱留三万给薛晨，剩下的全部捐给失独者养老院。另外请求薛晨把她放在客厅里装着儿子骨灰的黑木盒子和她埋在一起，她太想儿子了，一直舍不得把他孤独地留在墓穴里，现在终于能陪着他了。
薛晨一分钱没留，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失独者养老院，他想起那天在老房子里看的关于失独者的新闻。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裸露又无助。
他想，阮凤兰临终前要回的家，不是要回到某一个地方。
对她来说，无论已经拆迁的那个老房子还是现在住的这个九十平方米的新房子，都不是家。她心中的家不是那个任何快递都能辗转找到的地址，不是信封上简单的邮政编码，也不是收发室外小黑板上写的该交水电费的几零几。
她心中的家是早就在岁月里变成一抔细土的旧时光。儿子系着端正的红领巾坐在饭桌旁写作业，手里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奶声奶气地让她咬第一口，炉子上咕嘟咕嘟地炖着一锅喷香的小米粥，浓稠厚重的汤皮子溢出来一点挂在锅把上，丈夫回家买来新剁下的排骨和脆生生的油菜。
丈夫走了，儿子也走了，她踩着时光十几年的尘埃一直孤独地活着，绝望地活着，永远永远，再也回不到那个旧家。
而现在，她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