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學的功用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首先，讀書應擇善本。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有云：“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爲善？”爲什麽呢？他自己回答説：“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讀書應當選擇版本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因各種原因産生了一些不同版本，而這些版本之間從文字到編次又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這種差别又往往可以決定讀者從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否正確。清顧廣圻談到過這個問題：

蓋由宋以降，板刻衆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録，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爲何本，漫然不可别識。然則某書果爲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粗美惡耶？

余嘉錫對版本的差異及其原因分析得更加透徹：

蓋書籍由竹木而帛，而紙；由簡篇而卷，而册，而手抄，而刻版，而活字，其經過不知其若干歲，繕校不知其幾何人。有出於通儒者，有出於俗士者。於是有斷爛而部不完，有删削而篇不完，有節鈔而文不完，有脱誤而字不同，有增補而書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

正因爲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往往有很大差别，所以讀書不注意版本，就會鬧出一些笑話。《顔氏家訓·勉學篇》曾舉一例：“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 因讀誤本給工作造成損失的也不乏其例。如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一載：哲宗元符初年，杭州府學教授姚祐有次考學生《易經》，題目是“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學生們都無從下手，因爲《易經》的原文是“乾爲金，坤爲釜”。有的學生問他是否所據版本錯了，他便取監本來看，果然是“坤爲釜”，顯得十分尷尬。明陸深《金臺紀聞》也載有類似的事例：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户，酬應不間。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可見引書不注意版本，有時就會産生不良的後果。

讀書不擇本是一種偏向，把好的版本僅當作古董收藏欣賞，而不將其作爲研究資料加以利用，也是一種偏向。清陳其元云：

今人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閲也，余每竊笑其痴。王鼎丞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宰崑山時，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方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筆劃究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别本多記數行乎？”“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鑒。”急收弆之。余大笑去。

王欣夫曾指出：這個故事正可説明，人們對於版本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讀書而不重視版本，另一種是重視版本而不讀書。因爲陳其元對那部宋刊《孟子》略加省視，便説是“紙墨亦古”，但“所刊筆劃究無異於今之監本”；而王定安又把它“什襲藏之，不輕示人”。實質上，兩人都將古書僅僅看作文物或古董。王定安所藏宋版《孟子》，不知是宋朝的哪一個刻本，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宋版。不過陳其元將它比作監本，可見是《四書》中的《孟子集注》了。世傳宋版《四書》有淳祐丙午泳澤書院刻本（實爲元代至元刻本，淳祐二字係剜改，但前人相承爲宋刻），它與包括明監本在内的普通讀本不同之處正多得很，不弄清楚是無法認真進行研究工作的。

讀書不重視版本與重視版本而不讀書都是偏向，正確的態度應當是“讀書宜求善本”。 宋歐陽修云：

陳公（陳從易）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脱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脱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這則詩話雖然旨在贊美杜詩用字之妙，然而也表明了善本對讀書的重要性。一些藏書家從有利於讀者出發，也十分注意對版本的辨别與善本的搜聚。如宋陳振孫爲郭氏《杜工部詩集注》所作解題云：

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最爲善本。

讀書宜求善本，那麽什麽是善本呢？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同符或接近原稿的書就是善本。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云：“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舊本（舊刻、舊鈔）。”首先要是足本，因爲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當然也就談不上與原稿相同或接近了。商務印書館出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就在於編者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使它們都成爲盡可能完整的本子。顧廷龍指出：

近人張元濟輯印《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盡力搜求舊本以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發現。例如《四部叢刊》續編中《愧郯録》各本都缺十葉，後得祁氏澹生堂鈔本半部，其中就有此十葉，得以彌補了向來的缺憾。

其次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書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書的内容。清高宗嘗云：“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其歲月經久，梨棗日就漫漶，爰敕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爲考證附於卷後，不紊舊觀，刊成善本。” 陳振孫云：“《元和姓纂》絶無善本，頃在莆田，以數本參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又如王國維跋《雅雨堂叢書》本《文昌雜録》云：

戊午（一九一八）臘月，國維復讀一過，訂正十餘字。

庚申（一九二〇）六月朔，又讀一過，訂正十餘字。

辛酉（一九二一）穀日，以南林蔣氏藏舊鈔本校前所校

正處，舊鈔多不誤。又增改數十字，足爲善本矣。

由此可見凡經名家精校過的書皆可視爲善本，所以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云：“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

名家的精注本往往博徵繁引、精校細核，對我們閲讀和理解原書極有幫助。唐顔師古注《漢書》，有《叙例》一篇，談到了他這方面的工作。今録二則爲例：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説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删削，克復其舊。

此外，作者還“隨其曲折，剖判義理”“各依本文，敷暢厥指”“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正因爲如此，人們在研討《漢書》時，都得用顔師古注本。古籍注本歷代多有，學者研討，所當慎擇。

再次是舊本。舊本在時間上距離原書較近，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會更接近原貌些。盧文弨説：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訛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

近人陳乃乾也談到了舊本的可貴：

嘗謂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出於無心者，“魯”變爲“魚”，“亥”變爲“豕”，其誤尚可尋繹。若出於通人臆改，則原本盡失。宋、元、明初諸刻，不能無誤字。然藏書家争購之，非愛古董也，以其誤字皆出於無心，或可尋繹而辨之，且爲後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書，當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爲貴。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見之矣；而求其近於真者，則舊刻尚矣。

應當注意的是，從書的文物價值和收藏價值看，古本就是善本，但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古本就未必都是善本。清郭麐云：

書貴善本，可以是正謬誤，然亦有古未必是，而今未必非者。《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終然謝先伐”，用直木先伐之義，宋本作“天伐”爲無解矣。曹子建《箜篌引》：“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生存”“零落”偶字也，宋本作“生在”，疑誤。

這些例子説明：我們讀書應擇善而從，但不要一味迷信古本。

讀古書要注意版本，讀現代書也要注意版本。例如姚名達的《中國目録學史》一九三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九五七年又由商務印書館重印。在重印前，由王重民校閲過，他在重印本《後記》中寫道：

我在校閲過程中，只做了下列兩件事：

一、原書文字上的錯誤不少，有的是引用上的錯誤，有的是排印上的錯誤。我一共修正了一百零六處，另外還改正了標點斷句二十九處。

二、姚先生在書内還保留了一些問題，没有得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是由於當時所掌握的資料不够，有的是由於用錯了資料。我這次就其中的六個問題提供了一些新資料，但不敢補入原書，因作爲這次翻印本的後記。

顯然，我們讀《中國目録學史》最好采用一九五七年重印本。

其次，校書應備衆本。

廣搜異本，進行比較，擇善而從，是校書所應當首先采用的基本方法。孫德謙云：

校書之事，必備有衆本乃可以抉擇去取。近世如阮文達之校《十三經》，有所謂單經本、經注本、單疏本；謝墉之校孫卿子，有所謂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是也。姑舉一二，此外無不皆然。

又説：

欲校一書，須備衆本，有斷然者。蓋不備衆本，書之或有缺佚，或有謬誤，其義皆不可通，此讀者之大憾也，故既得一别本矣，足與此本對校，又當兼備衆本，如是則異同得失始能辨别而有所折衷。

汪辟疆先生也認爲：“顧校理之業，必廣徵衆本，參證互勘，乃可藉手。”

章學誠指出，備衆本以供校讎始於劉向：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讎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副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讎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

今節録劉向《管子書録》爲例：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劉向利用衆本校定群書的經驗産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北齊樊遜校理秘府書籍時就説過：“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 廣聚衆本是校書質量的可靠保證，顔師古校定《五經》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授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

隨着印刷術的日益普及，宋以後的公私出版事業都得到了蓬勃發展。凡是在古籍出版事業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往往都是廣儲副本、精心校勘的結果。宋岳珂刊正九經三傳即其例。其《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書本》有云：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並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覈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爲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惟通經先達，不吝惠教。

現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之所以受到學者的信賴，主要也是由於編者在廣儲副本、精心校勘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四部叢刊例言》云：

版本之學，爲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兹編所采録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繙宋岳珂本《九經》。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又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辨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之，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兹編於此類，頗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書無論鈔刻，雖大體完善，欠葉闕文，總不能免。今兹所依，矧多古本，影印之際，不加參訂，則郭公夏五， 所在皆是，學人得之，殊費推尋，故每印一書，恒羅致多本，此殘彼足，藉得補正。

整理出版書籍固然需要備衆本以資校勘，而讀書治學也得備衆本，也應掌握版本知識。許多學者都强調讀書必須校書。清王鳴盛云：“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 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也指出：“讀書先宜校書。”葉德輝《藏書十約》甚至説：“書不校勘，不如不讀。” 因爲隨讀隨校，所以前人往往稱讀書爲校讀，他們在利用衆本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宋葉夢得説：“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脱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清初錢曾跋《洛陽伽藍記》云：

清常道人（趙琦美）跋云：“歲己亥，覽吴琯刻《古今逸史》中《洛陽伽藍記》，讀未數字，輒齟齬不可句。因購得陳錫玄、秦酉岩、顧寧宇、孫蘭公四家抄本，改其訛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脱者三百二十字。丙午又得舊刻本，校於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十餘字。凡歷八載，始爲完書。”清常言讎勘之難如此。

清邵懿辰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上標注版本，其目的主要也是爲了便於日後校讀。故葉名澧《橋西雜記》稱：“澧嘗見邵蕙西案頭，置《簡明目録》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叢書本及單行刻本、鈔本，手記於各書之下，以備他日校勘之資。”

可見，不論是整理出版圖書，還是讀書治學，凡需要校勘，就應廣搜衆本，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

再次，購藏書籍應鑒異本。

藏書一般要從購書開始，而購書就必須有版本知識。要能精於鑒别。孫慶增云：

夫藏書而不知鑒别，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録，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案此云南北朝，當指宋、金、元之間），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再於各家收藏目録，歷朝書目，類書總目，讀書志，敏求記，經籍考，志書，文苑志，書籍志，二十一史書籍志（《零拾》本書作經），名人詩文集書序跋文内查攷明白，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

同書第一則《購求》亦云：“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並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鈔本者，或偕之閑訪於坊家，密求於冷鋪，於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都强調了采購應具版本知識。

采購新出的古籍同樣也有個版本問題。顧廷龍説：

采購工作者，必須熟悉版本。就古籍説，某書歷來傳世者有多少版本，現在某本稀見，某本習見，某本校勘精善，某本粗疏，某本由某本出，辨其源流。例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有鈔本十餘種、刻本十餘種，現在最通行的兩本：一爲商務印《遺書》本（商務尚有《萬有文庫》本），一爲中華印《四部備要》本。商務本出於劉氏嘉業堂刊《遺書》本（劉刻印本亦有二：初印不足本三十二册，後有增刻本四十册），而劉本係出沈復粲藏鈔本最足本；中華則出湖南菁華閣本，與《文史通義》之文字及篇目頗有出入，應以劉刻爲善，是商務本勝於中華本。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劉公純標點本《文史通義》根據劉本，比舊刻本增内篇一卷、補遺八篇，後附補遺續五篇，則較商務本爲尤勝。掌握了這些複雜情況，采購起來就心中有數。

魏隱儒也曾就此點舉例道：

清曹霑（雪芹）的名著《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活字本，初版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排印的，稱程甲本（程偉元字小泉），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再版排印的爲程乙本。兩者都是活字本，因排印時間不同，内容有出入……正是因爲同一種書，刻印有好壞、先後，内容有正誤，它的價值價格也就有了高低差異。如同一種書，某本有名家藏章或名人題跋，價值就隨之提高；同是手寫本，稿本與傳鈔本價值不同，舊鈔本與新鈔本不同，叢書本與單刻本不同，初印本與再版本不同。既有區别差異，所以我們從事這一專業工作人員，就必須學習它、研究它。

實踐證明，没有版本知識的人，往往會將珍本當作廢紙；而經驗豐富的人却有時會從廢紙堆中發現珍本。如“一九六四年，中國書店從廢品收購站發現的明覆宋板《古今注》，是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的底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明末刻本《崔豹古今注》相對校，對出明末本有多處不妥，誤字很多”。

藏書當然也離不開版本學知識。顧廷龍曾指出：“保管工作者，必須熟悉版本，根據不同版本的情況來掌握不同的保管方法，如稀見本、加工本（批校、題跋）、僞裝本、特裝本等等，應該和一般的版本書有區别的。” 事實上，中國歷代主持國家藏書工作的人都較好地運用了版本學知識從事搜訪與典藏工作。《隋書·經籍志》總序介紹隋代國家藏書情況有云：

隋開皇三年（五八三），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 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内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餘以實祕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由此可見隋代對國家藏書，很注意其異本、古本的搜訪典藏，還做了“校寫”“補續殘缺”和“總集編次”等工作。這項工作，到了清代更爲完善。國家藏書設有專門的善本書庫，按分類和不同的版本進行收藏，對於一書的不同刻本，一版的前後印本也兼收並蓄。如《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就證明了這一點，詳見本編第七章第一節。

最後，學術研究也應注意版本。

圖書出版工作同政治、經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從對版本的研究中，可以瞭解某個時期或某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

以宋刊《大藏經》爲例，宋代公私雕印《大藏經》共有六部：即《開寶藏》《崇寧萬壽大藏》《毗盧大藏》《思溪圓覺藏》《思溪資福藏》《磧砂藏》，共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卷。宋代多次大規模地雕印《大藏經》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説明了當時佛教文化對我國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也説明了宋代統治者很會利用佛教來鞏固自己的政權。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國時期，吴越、南唐、後蜀這些封建割據的獨立王國，朝野都崇信佛教。宋太祖用武力統一這些獨立王國不久，便於開寶四年（九七一）派高品、張從信等前往成都監雕《大藏經》，顯然是爲了收買人心。《開寶藏》是我國歷史上雕印的第一部佛教全書，全藏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共刻十三萬多版片。宋太祖爲此可謂不惜工本了。

再以蜀刻本爲例。顧廷龍《唐宋蜀刻本簡述》所附《蜀刻書目》根據傳本和文獻記載，計收唐刻三種、宋刻七十四種。 四川成都一帶成爲唐宋刻書中心之一，是與其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密切相關的。安史之亂時，成都一度成爲唐代臨時首都。自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分劍南爲東西兩川後，成都長期爲西川治所。唐末黄巢起義後，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再次移向成都，名家世族，也多避亂入蜀，所以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給四川以較大的影響。此後，前、後蜀國又皆定都成都。北宋初在成都刊刻《開寶藏》，客觀上也爲四川培養了大批雕印工人。另外四川素稱天府，盛産木材與紙張，這也爲蜀本的興盛奠定了物質基礎。所以説，版本學與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研究版本學也有助於研究各個時期各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

各種版本的出現，與學術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因此，從對版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術發展變化的脈絡，從而深化我們的學術研究。譬如從對杜甫詩集版本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杜詩在宋代受到特别重視，是有一個過程的，而這個過程是同政治形勢的變化緊密相關着。

北宋前期，杜詩似乎没有受到格外重視。所以蘇舜欽在《題杜子美别集後》中稱：“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在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憫也！” 經過王洙、王安石、王琪等人的不斷搜集整理，直到嘉祐四年（一〇五九）終於在蘇州鏤版印行了《杜工部集》的第一個定本。王琪於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寫的《杜工部集·後記》云：

原叔（王洙）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閲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吴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 仇兆鰲引《吴郡志》也談及此事：

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既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爲直千錢，士人争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

這都説明杜詩在北宋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情況。

南宋雖然處於兵火戎馬之間，杜甫詩的整理和研究反而深入了，出了編年本、注釋本、集注本、評點本，甚至還出現了作僞的現象。如郭知達於淳熙八年（一一八一）自序其《九家集注杜詩》云：“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傅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可爲浩嘆。”

所有這些杜詩版本的出現，都反映了南宋人對杜詩的愛好同北宋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什麽原因呢？李綱《校定杜工部集序》道出了秘密：

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絶唱也。

杜甫所經歷的安史之亂同北宋末及南宋初年的政治動亂、人民流離有相同之處，隨着當時局勢的發展，杜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欣賞，就很容易理解了。

從對新書版本的研究中，也可以窺見文化學術的發展變化。例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即是一例。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前言》説：

《中國文學發展史》是我的舊作，原爲上下兩册。上册成於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出版；下册成於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九年出版。……建國後，我將本書作過一些修改，分爲上中下三册，於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兩次印行。印行以後，各方垂教甚殷，使我得益不少。……學術領域裏對於資産階級思想的批判，使我進一步認識到在本書中所存在的一些歷史唯心主義觀點，現在我又作了一些修改。

該書的這一版充塞着所謂評法批儒的内容。如其《柳宗元與古文運動》一章中《古文運動及其分野》一節聲稱：

在古文運動中形成了兩派的鬥争。一派是革新，一派是保守。前派較富於尊法非儒的精神，後派則强調“徵聖”“宗經”的傳統。這兩派同樣提倡散文，反對駢體；同樣强調内容，反對浮艷，但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文學内容是不同的。兩派的對立，形成革新與保守，唯物與唯心，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在古文運動中的鬥争。

這顯然是對歷史事實極爲荒謬的塗抹。同時，它對作家也作了很不公正的評價。如其評論韓愈，不僅取消了這位作家的詩歌在文學史上的貢獻，而且對他的散文也妄加貶損，甚至還不恰當地越出文學史的範圍，用大量篇幅對韓愈進行人身攻擊，如云：

韓愈在寫《論佛骨表》時，似乎理直氣壯，一到潮州就上表求情，並以封禪諛帝。後來又祭鰐魚，宣揚迷信思想。這都表明，他爲了要升官發財，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舊唐書》本傳説他：“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這真是笑話。……韓愈不但愛官如命，也愛錢如命。……劉禹錫《祭韓吏部文》説：“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見其稿酬之高。韓愈在這方面利用他的官名、文名，在死人身上賺到了不少的錢。

從一九七三年版《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浩劫不僅扼殺了正常的學術研究，而且嚴重敗壞了學風。同時，如果要理解劉大杰對古代文學史的觀點的變化，我們就不能不將《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幾個版本加以對照。

我們從事學術研究也理所當然地應當辨别版本，引用文獻，如各本有異同，也應載明所據版本。余嘉錫在論目録應載版本時，曾概括地指出：

使不載明爲何本，則著者與讀者所見迥異。叙録中之論説，不能不根據原書。吾所舉爲足本，而彼所讀爲殘本，則求之而無有矣。吾所據爲善本，而彼所讀爲誤本，則考之而不符矣。吾所引爲原本，而彼所讀爲别本，則篇卷之分合，先後之次序，皆相剌謬矣。……反是，則先未見原書，而執殘本、誤本、别本以爲之説，所言是非得失，皆與事實大相逕庭，是不惟厚誣古人，抑且貽誤後學，顧廣圻所謂“某書之爲某書，且或未確，烏從論其精觕美惡”也。

就拿《紅樓夢》來説，現存不同的版本有一百多種。在研究時，理應選擇某種版本作爲依據，並將它同其他版本作些必要的比較。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正是這樣做的。作者在注釋中指出：“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根據庚辰本（引者案：指乾隆庚辰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有一九五九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朱墨影印本、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庚辰本有脱誤，以有正本（引者案：指《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上海有正書局有一九一二年石印大字本、一九二〇年石印小字本。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即以有正本爲底本）或通行本校改。” 文中還引用了下面這段話爲例：“原來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就趁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中，故今日特來親自查人。”並注曰：“有正本把這句話改爲‘原來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趁勢治倒了晴雯。他合園中不睦之人，他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説在王夫人耳中……’。把這些讒言都歸在王善保家的一人身上，不如原來的寫法近情理。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更删去了這段話。” 從這兩條注釋也可以看出，科學研究注意版本乃是獲得正確的事實和結論的必要手段。

從事古代學術研究需要注意版本，從事現代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嚴家炎曾指出：

我個人認爲現代文學研究中同樣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引者案：指應注意版本）。例如郭沫若的《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的初版本和一九二八年的修改本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同志説郭沫若“五四”時期已經是一名“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依據的就是一九二八年的修改本。其實，在初版本中，《匪徒頌》並無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歌頌（原句是對羅素、哥爾棟這兩個資産階級人物的歌頌），《巨炮之教訓》也没有“爲階級消滅而戰”等字樣（原句是“爲自由”“爲人道”“爲正義”而戰）。因此，要真正考察“五四”時期郭沫若的思想實際，我們當然只能依據《女神》的初版本。

綜上所述，讀書、校書、藏書、科學研究都必須注意版本；换句話説，研究版本學將有助於讀書、校書、藏書和科學研究工作。 NuweINhObhp9V34FynWK+B3iA70ZKz1wValB3mS8PLqHQPRj8r52hSv3N5AvGn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