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以書寫的木片通稱爲版或板。漢王充云：“斷木爲槧，析之爲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 許慎也説：“牘，書版也。”

因爲供書寫用的木片呈方形，所以又稱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

方、板作爲書寫工具有時也連稱，故賈公彦疏又釋鄭注云：“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 直到唐代，還用方板記事，如李賀《感諷五首》之一云：“越婦未織作，吴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虯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

同簡比起來，方版容納的字數要多一些。《春秋序》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穎達疏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 對於方版與簡策的使用繫於文字之多寡，説得十分清楚。

雕版印書之法通行以後，版或板的含義逐漸演變爲經雕刻後供印書用的版片。如唐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云：“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宋代以後，雕版印刷事業日益興盛，版或板作爲供印書用的版片的含義更加明顯。宋王應麟稱：“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書悉歸藏室。太宗、真宗訪求遺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又經書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備，起秘閣貯之禁中。” 這種板片隨着印刷事業的發展，也就可以作爲公私財産進行移交或出售。如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二載有元馮福京《昌國州圖志》七卷，福京跋後有字數行云：“《昌國州圖志》板五十六片，雙面五十四，單面二，計印紙一百零十副，永爲昌國州官物，相沿交割者。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十一月長至日畢工。”版片作爲私有財産，當然會出現易主現象。杜信孚曾指出：《吴越春秋音注》十卷“目録後有‘萬曆丙戌（一五八六）之秋武林馮念祖重梓於卧龍山房’三行牌記。該書版片易主，轉給楊爾曾。楊氏重印時，將牌記改爲‘萬曆辛丑（一六〇一）之秋楊爾曾重梓於卧龍山房’”。

因爲板雕好後，在印刷時需要上墨，所以又稱墨板。宋朱翌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 宋《國史藝文志》也指出：“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本的原義爲樹根。許慎云：“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 引申其義，則據以校書的書的原本也可稱本。《北齊書·樊遜傳》：

（天保）七年（五五六），詔令校定群書……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云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

這“合若干本”的“本”就是用來校書的原本。《隋書·經籍志》總序亦云：“隋開皇三年（五八三），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顯然，這裏的“本”也指據以校寫的原本。

在通常情況下，本即指書。《顔氏家訓·書證篇》：“《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黄改“宵”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這段話中的“江南本”，指流傳在江南的《漢書》；“江北本”，指流傳在江北的《漢書》；“臣家舊本”，指劉臻先世所收藏的《漢書》。其義甚明。

因爲本即指書，所以書本二字往往連用。《顔氏家訓·書證篇》復云：

《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曄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又《漢書·賈鄒枚路傳》有云：“路温舒……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 皆其證。

隨着印刷術的發達，本與書本的含義逐漸同於版本。例如南宋岳珂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專設《書本》一例，並列舉了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等二十三本。岳珂所謂書本實即版本。

宋代雕版印書盛行，“版本”二字從北宋以來便被用來專指雕版所印之書。正如葉德輝所説：“雕板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於是板本二字合爲一名。” 如《宋史·邢昺傳》云：景德二年（一〇〇五），“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 又沈括指出：“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 葉夢得亦云：

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邢、沈北宋人，葉南宋人，可見版本之稱在宋代已確立，且其含義乃對寫本而言。

作爲版本學的專有名詞，則版本是指同一部書在寫作、編輯、傳抄、刻版、排版、裝訂乃至流通過程中所産生的各種形態的本子。正如王欣夫所説：“所謂版本，並不限於雕版印刷的書籍，而實際上包括没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寫本和以後的鈔本、稿本在内。”

早在漢代，劉向等就已經注意到版本的差别，並且利用各種不同的版本爲校書服務。從劉向《别録》所僅留的幾篇書録中，可以看出他們在校書時就已利用了中書、太常書、太史書、臣向書、臣參書、大中大夫卜圭書、射聲校尉立書等各種不同的版本。《漢書·河間獻王傳》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 這是藏書重視舊本的最早事例。在讀書時，人們也早就注意到了版本的差别。《顔氏家訓·書證篇》：“《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曹丕在贈書時也因人而異其本。《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胡冲《吴曆》云：“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可見人們早就運用版本知識從事校書、讀書、藏書乃至贈書活動了。

什麽叫版本學？葉德輝認爲：“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晉汲古閣，及康、雍、乾、嘉以來各藏書家，齗齗於宋元舊鈔，是爲板本之學。”

很顯然，這個定義是太窄了。所以顧廷龍補充説：

講究宋元舊刻，固然是“版本之學”的一項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簡策、縑素，一寫再寫，不也就是不同版本嗎？現代鉛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又是不同版本嗎？依我看來，版本的含義實爲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並不僅僅限於宋、元古籍。

在九世紀以前，經過不斷的傳寫，在印刷術發明以後，經過不斷的刻印，因而産生了各種不同本子。有了許多不同本子，就出現了文字、印刷、裝幀等等各方面的許多差異。研究這些差異，並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其規律，這就形成了“版本之學”。他還指出：“版本學的内容實在是相當豐富的，如關於圖書版本的發生和發展，各個本子的異同優劣，製版和印刷的技術，版本的鑒别，裝訂的演變，以及研究版本學的歷史等等，應該可以成爲一門專門的科學。” 顧廷龍對版本學的認識已比葉德輝全面得多，而在傳播媒介日益發達的今天，推而廣之，則以録音帶、録像帶形式所構成的音像型書籍，也未嘗不可以包括在版本學範圍之内。至於本書的研究對象，則以古籍版本爲主，其主要内容是探討古籍的版本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異同優劣，鑒定古籍版本的真僞等問題。

總的説來，版本學所研究的内容無不與書的物質形態有關，因此可以概括地説版本學是研究書的物質形態的科學，是校讎學的起點。 mgqrqZNUmrwwOHYX2oqfv7HL/PxGQwndE+iFr5VfUsq62Tn6SrgZ8OngcaCiv2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