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科學研究的區分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目録所要解決的是不斷增長着的文獻與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的矛盾。目録學就是研究目録的産生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或者説就是研究如何更好地解決不斷增長着的文獻與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的矛盾的一門學問。它着重研究如何編製和利用各種目録。

中國目録學的發展源遠流長。距今約兩千年的劉向所著《别録》、劉歆所著《七略》已爲中國目録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代不少統治者很重視圖書的收聚。《史記·蕭相國世家》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劉歆《七略》也談到了西漢藏書的盛況：“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 從漢武帝元朔五年（前一二四）下詔令禮官勸學，到漢成帝河平三年（前二六）任命光禄大夫劉向校中祕書，恰好一百年。在這一百年間，國家積累了豐富的藏書，也做過圖書整理編目工作，如《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吕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佚，紀奏《兵録》。”至於其他圖書，似未經整理編目，難以發揮它們的作用。成帝“好經書”， “精於《詩》《書》，觀古文”， 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校書工作。其結果便産生了彙編各書提要而成的《别録》，與將群書分類列目，各類分别撰序加以説明的《七略》，對於這次校書的經過及其歷史背景，《漢書·藝文志》的序文作了簡要的叙述：

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争，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於此可見《别録》與《七略》正是克服不斷增長的文獻與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的矛盾的産物。

《别録》《七略》的編纂是爲讀者，首先是爲漢代最高統治者服務的。現存《别録》佚文可以清楚地説明這一點。如《説苑》二十篇的書録云：

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爲百家。後（案：當爲復）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

這“皆可觀”三字即説明《説苑》經過整理，對統治者很有參考價值。

雖然從漢代開始，中國目録學著作就已相當成熟，但目録學却成詞於北宋時代。宋人蘇象先《蘇魏公譚訓》中有一段故事説：蘇頌“謁王原叔（洙），因論政事。仲至（王原叔之子）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録之學。’” 從中可以看出早在北宋初年，人們就已經把使用目録當作專門的學問了。

起初，人們往往通過書目的序言來探討與總結目録學理論。如現存梁阮孝緒所撰《七録序》就是我國早期研究目録學理論的重要文獻。它既比較詳細地總結了《七録》之前的目録學發展史，又比較深入地探討了目録分類的原理，而這正是該序的精華所在。

首先，它强調了分類應當根據學術發展、文獻保存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如他指出：“劉（歆）王（儉）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别爲一略。今依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録爲内篇第二。”“兵書既少，不足别録，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録》爲内篇第三。”“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説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録爲外篇第一。”

其次，它還强調了分類應當注意文獻内容，便於檢索利用。如云：“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録。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

此外，《七録序》還注意到類目的名稱既要醒目，又要能科學地概括該類的文獻内容。如云：“今所撰《七録》，斟酌王（儉）劉（歆）。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 這些類目名稱比魏晉時期宫廷藏書目録以甲乙丙丁標目當然是一大進步，同時對後世經史子集的形成也有很大影響。特别是二級類目的名稱對《隋書·經籍志》以後分類表的影響非常大。

《舊唐書·經籍志》序所保存的毋煚《古今書録序》也是中國目録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

首先，它專門論述了目録學的作用。該序論述了書目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書目是讀書的嚮導，有文獻檢索作用。書目還能用來報道與瞭解書的内容。該序云：

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海，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于掌眸，披萬函于年祀，覽録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聖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

其次，該序對《群書四部録》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評。毋煚參加過《群書四部録》的編撰工作，因此對其缺點比較清楚，並且在《古今書録序》中作了總結：

于時祕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間，頗睹闕文，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采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録，此則理有未弘，二也。書閲不徧，事復未周，或不詳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既無篇題，實乖標榜，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用書序，咸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五也。

毋煚批評《群書四部録》的目的是爲了改進自己的工作，這在該序中也作了説明：“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别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

此外，該序還介紹了《古今書録》與《開元内外經録》的體例與收録文獻的數量。僅以後者爲例：“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録十卷，名曰《開元内外經録》。若夫先王祕傳，列代奥文，自古之粹籍靈符，絶域之神經怪牒，盡載于此二書矣。”

宋代鄭樵的《通志·校讎略》是一部目録學理論專著，其目的是爲了改善國家的圖書事業，使圖書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他在《通志總序》中明確談到了這一點：“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

《校讎略》的核心是主張通過科學分類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其《編次必謹類例論》云：

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懲。讖緯之學，盛于東都；音韻之學，傳于江左。傳注起于漢魏，義疏成于隋唐。睹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爲新出之學，非古道也。

他認爲圖書分類也有利於圖書保存，其《編次必謹類例論》復云：“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

就收録範圍而言，《校讎略》的突出優點是强調編次必記亡書，而且略古詳今。其理由一是有利於求書，二是有利於究學。其《編次必謹亡書論》云：“自唐以前，書籍之富者，爲亡闕之書有所繫，故可本所繫而求。所以書或亡于前而備于後，不出于彼而出于此。”復云：“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正因爲鄭樵主張編次必記亡書，所以他的《通志·藝文略》共著録圖書一萬零九十二部，十一萬零九百七十二卷，基本上做到了記有又記無。

鄭樵對書目的著録項目與著録方法也作了深入探討。有些目録對文獻名稱的著録是不够規範的。他主張統一以書名標目，而不是以作者名標目。其《不類書而類人例》批評了以作者爲標目的做法，指出以作者爲標目不僅使某些書難以按内容分類編目，而且會令人産生誤解。該文批評道：

《唐志》以人置于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如李邕作《狄仁傑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傑傳》，是二人共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誾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誾傳》三卷，是三人共傳也。

關於提要與附注項，鄭樵特撰《泛釋無義論》一篇，肯定了《隋書·經籍志》“于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的做法。他認爲究竟加不加提要與附注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其所撰《書有應釋論》一篇云：

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概之論，按《唐志》有應釋者而一概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一概釋之，謂之繁。今當觀其可不可。

編目究竟需要不需要撰寫提要與附注，要看書目的性質與體例，如善本書目需要對版本的特徵進行描述，當然要撰寫提要或附注，否則會缺乏説服力。而史書中的藝文志是没有篇幅給你撰寫提要的，必要時寫寫附注還是可以的。

著録完畢，形成款目，尚需按照分類表加以排列，方能形成目録。對款目如何歸類問題，鄭樵也作了深入探討。他主張同類書應當集中編在一起，其《校讎略·編次之訛論》云：“一類之書當集中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同樣，他也主張盡量把學科内容不同的書區分開來，歸入不同的類别。譬如類書類，鄭樵《編次之訛論》談道：

歲時自一家書，如《歲時廣記》百十二卷，《崇文總目》不列于歲時，而列于類書，何也？類書類，謂總衆類不可分也。若可分之書，當入别類。且如天文有類書，自當列天文類，職官有類書，自當列職官類。豈可以爲類書而總入類書類乎？

爲了正確無誤地做好圖書分類工作，他還强調應當深入瞭解書的内容，其《校讎略·見名不見書論》云：

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爲諸子類置之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者。隋、唐因之，至《崇文總目》始入兵書類。顔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説《論語》，而《崇文目》以爲論語類。此之爲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帙前數卷，率意以釋之耳。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

款目歸類完畢，同類之書在排列時，仍應按照一定順序排列，方能做到有條不紊，便于檢索。鄭樵也探討過這個問題。其《校讎略·編次有叙論》云：

《隋志》每于一書而有數種，學者雖不標明，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爲三家，而有先後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可以次求類。《唐志》不然，三《傳》《國語》可以渾而雜出，四家之學猶方圓冰炭也。不知《國語》之文可以間于《公》《穀》，《公》《穀》之義可以同于《左氏》乎？

鄭樵認爲目録編制完畢，還應認真做好校勘工作，盡可能避免因疏忽而導致的錯誤。《校讎略·編次之訛論》曾舉例談道：

陶弘景《天儀説要》，天文類中兩出。趙政甲《寅元曆序》，曆數中兩出。《黄帝飛鳥曆》與《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五行類中兩出。庾秀才《地形志》，地理類中兩出。凡此五類書是不校勘之過也。以《隋志》尚且如此，後來編書出于衆手，不經校勘者可勝道哉！

鄭樵《通志·校讎略》對圖書編目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了探討。正如明胡應麟所説：“鄭漁仲於文史考核最精，《經籍略》後别著《校讎略》一卷，皆前人未發，後學當熟參者。”

明胡應麟的《經籍會通》《九流緒論》《四部正訛》也對目録學理論作過一些論述。首先，他系統地研究了歷代書目，並依據歷代書目著録，論述了歷代藏書情況及所遭到的厄運，指出：“觀此則圖籍廢興大概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該書還對書目作了分類。嘗云：“書之有目，體制雖同，詳厥品流，實分三種。吴、尤諸氏，但録一家之藏也；隋、唐諸史，通記一代之有者也；《古今書録》《群書會記》，並收往籍之遺者也。” “吴”指唐人吴競，撰有《西齋書目》；“尤”指宋人尤袤，撰有《遂初堂書目》，此類顯然指私家藏書目録。“隋、唐諸史”，指當時所有的五部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此類顯然指史志。《古今書録》爲唐人毋煚等纂，《群書會記》爲宋人鄭樵撰。陳振孫稱其“大略記世間所有之書，非必其家皆有之也。” 《群書會記》如此，《古今書録》也是這樣。此處，胡應麟依收録範圍將書目分成了三類。作者還比較留意闕書目録，嘗云：“前代懸購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闕書録》，唐有《訪書録》，宋有《求書録》，異時人主留意若此。” 胡應麟還特别重視圖書辨僞工作，並編制了辨僞目録《四部正訛》。

《經籍會通》還重點論述了圖書分類。認識到圖書分類與學術盛衰、文獻多寡，以及藏書的實際情況密切相關，他也注意從這些角度來考察歷代書目的分類問題。關於劉歆《七略》，他説：“詳其類例，六藝經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四略皆子也，詩賦一略則集之名所由昉，而司馬氏書尚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類也。” 關於阮孝緒《七録》，他説：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並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蓋秦、漢軍書最盛，故劉、王特列兵家，而術數、方技條流繁衍，至析爲二。梁世稍減，因以兵、子同條，術、數共貫。唐、宋以後益微，遂皆統於子矣。”

他還注意到綜合性圖書類書的分類問題，宋人鄭寅《鄭氏書目》依據自家藏書的實際情況，將書目分爲七大類，最後一類爲類録。此後明人陸深《陸文裕藏書目》也設有類書類，其序云：“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録類書第八。” 胡應麟案曰：“惜余生晚，不獲前輩而質之，惟類書另録最當，與余《山房書目》同。” 他在《九流緒論下》還作了説明：“類書鄭《志》另録，《通考》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門户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録二藏及贋古書及類書爲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君子商焉。”胡應麟在探討辨僞理論與方法，編制辨僞書目録方面，成績突出，我們將在辨僞書目録一節專門介紹。

《經籍會通》對書目的著録項目也作了探討。關於書名項，他指出要注意同名異書現象：“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關於著者項，他指出“戰國諸子往往有姓存名缺者，西京諸子又往往有名在姓亡者。”“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同者甚衆，蓋皆以姓爲稱故爾。” 其中尤以同名異人現象值得注意。關於稽核項，作者指出：“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至裝輯成帙，疑皆出於雕板之後，然六朝已有之，阮孝緒《七録》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前代書帙之製僅此足徵。” 六朝書籍當爲鈔本，而非雕版印刷品，稱帙出現在雕版之後，胡應麟所論有誤，但是他已注意到書籍的稽核項問題。《經籍會通》論文獻典藏也頗有成就，我們就不在這裏討論了。

古代目録學理論成就最高的當推清人章學誠的《校讎通義》。其目録學理論的核心與精華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指出：“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 他還强調指出目録的主要功能在於“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古人著録，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閲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編目録爲讀者讀書治學着想，道出了目録的實質。

在編目方面，章學誠要求首先要能在學術上進行分類。他説：“夫著録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迥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他批評道：“焦竑以《漢志》《周書》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雜史類。其意雖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周書》即《尚書》也。”“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

章學誠還肯定了目録中叙録也即提要的寫作，並指出其頗受《史記》中列傳的影響，指出：“《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叙述，戰國秦漢之間，著者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别，反復而論列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叙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叙録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就采用了叙録的體裁來撰寫提要，它代表了古代書目提要的最高水平。

章學誠在目録學上的一個突出貢獻是總結並提倡在分類著録時采用互著和别裁的方法。他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中就已説過：“夫篇次可以别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别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 他在《校讎通義》中進一步闡述了互著與别裁的重要意義。我們將在本書第八章《目録的編製》第三節《别裁與互著》中作專門介紹，兹不贅述。

此外，他還認識到由於學術的發展變化，分類也必然會隨之改變，指出：“《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别集而實非别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能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

在如何著録的具體問題上，《校讎通義》也有不少好的見解，兹不繁述。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他明確提出了索引編製法，我們將在本書第八章《目録的編製》第四節《序例與索引》作專門介紹，可參看。

目録學是研究目録産生和發展規律的科學，那麽目録的産生和發展會受到哪些規律制約呢？

首先，在階級社會裏，目録學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局限和影響，打上一定的階級烙印，爲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例如董仲舒《賢良對策》云：“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 漢武帝接受了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的主張，於是“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 所以劉歆在《七略》中也獨尊儒術，把六藝略列於各類書籍之首。而且在諸子略中，儒家被放在第一位。整個封建社會，儒家思想的内涵雖時有變化，但儒家思想作爲封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始終處於獨尊的地位，因此儒家經典、儒家學術著作在古代目録子部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始終没有動摇過。

對於其他類目的設置與安排往往也出於政治上的需要。《隋書·經籍志》總序就説過：“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劉國鈞稱：“四庫分類序次之原理，一言以蔽之，即由六朝時遺傳來之衛道觀念。申言之則曰尊儒重道觀念。經爲載道之書，故列之于首，其餘皆其支流也。”

明代一些書目在四部之前增加制書一類顯然也是出於維護封建統治者利益的需要。如焦竑編的《國史經籍志》分制書和經、史、子、集五大類，而且將制書放在首位。其《序》云：“今之所録，亦準（荀）勖例，以當代見存之書統于四部，而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制書類下分御製、中宫御製、敕修、記注時政等四個二級類目。制書類的設置目的顯然在於尊崇皇權，該類序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説什麽“我聖祖投戈講藝，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迹其震撼、輝煌、魁奇、碩大，雖以凌夸百代而軼駕三王，其何讓之有？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列首篇”。

對於圖書的評價，劉向等也奉行了以是否符合經義爲準的原則。如其《晏子》書録云：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至於清代的乾隆皇帝，那更是自覺地通過編《四庫全書總目》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他一方面借此宣傳他的文治之盛，另一方面則乘機銷燬許多具有民族思想的典籍。這是可以從他的兩次上諭中看得一清二楚的。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初四日上諭云：“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今内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八月初五日上諭則云：“詆觸本朝之語，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能置之不辦。”

他的觀點也鮮明地體現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中，該目卷首《凡例》稱：“今所采録，惟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例如明著名思想家李贄的《焚書》被列入了《全燬書籍清單》 ，其《藏書》六十八卷也僅被列在《四庫全書總目》别史類存目中，而且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該書提要稱：

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别立褒貶。凡千古流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汙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爲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虚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創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其次，目録的編製是學術發展狀況的反映，因此不能不受到學術盛衰的制約。譬如《漢書·藝文志》第一部分名爲六藝略，實際上却包括了九種著作，原因何在？張舜徽解釋道：

照理論講，六藝略内只列《易》《書》《詩》《禮》《樂》《春秋》便够了，爲什麽定要加以《論語》《孝經》《小學》，序六藝爲九種呢？這是由於《論語》《孝經》《小學》是漢代學童共同誦習之書，是進一步閲讀六經的基礎。加以《論語》《孝經》，漢人稱爲傳記，傳記所以解經，也是經學入門的課本。所以標名雖稱六藝，而收書並不限於六類，且變成了九種。

其實，《漢書·藝文志》已在小類之序中談到了這三種書的重要性。如論語類序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漢代獨尊儒術，《論語》無疑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作。孝經類序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孝道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漢代以孝治天下，從漢文帝開始，皇帝的謚號中都有個“孝”字。如漢孝文帝、漢孝景帝等。漢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後來合稱孝廉。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這樣做當然會大大提高孝經類著作的地位，《孝經》教育因而得到重視與普及。《漢書·藝文志》小學類序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可見，掌握小學知識是成爲封建統治階級接班人的必備條件。正因爲《論語》《孝經》、小學在漢代倍受重視，所以被列入六藝略也是很恰當的。

某類著作在目録分類體系中的排列順序也與學術發展狀況有關，《易》排在《七略》六藝略中的首位就説明了這一點。《易》學本來的地位並不高，但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起了巨大變化。《詩》《書》、諸子百家等著作都被燒掉了，但是《易》作爲卜筮之書被保留了下來。劉歆在寫給太常博士的信中説：“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 在這種情況下，《易》的地位獲得了極大的提高，也引起了人們學習與研究的興趣。如《漢書·劉歆傳》就談到“歆及向始皆治《易》”。《漢書·劉向傳》還談道：“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可見劉向父子都是研究《易》的專家。這也反映了漢人學《易》的盛況。當然，易類被置於六藝略以及經部的首位，也與其爲哲學著作的性質有關。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序云：“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于風謡，《禮》寓于節文，《尚書》《春秋》寓于史，而《易》寓于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爲説。”《四庫全書總目》於春秋類序復云：“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這就充分説明《易》爲哲學著作。所以，當六藝略在目録中演變爲經部後，易類仍居經部首位，而且這樣做是非常正確的。

再如，統治者喜歡看戲，對戲劇的評價却不高。但是，當雜劇成爲元代標誌性文學體裁後，在目録中不可避免地也得到了反映，甚至出現了元代戲劇專科目録《録鬼簿》。該目著録元代雜劇多達四百五十八種。作者在至順元年（一三三〇）寫的序中説：“余因暇日，緬懷故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俱有可録，歲月彌久，淹没無聞，遂傳其本末，吊以樂章；復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學之士，刻意詞章，使冰寒于水，青勝于藍，則亦幸矣，名之曰《録鬼簿》。” 近人傅惜華編《元代雜劇全目》著録元人雜劇七百餘種。正是蓬勃發展的元人雜劇爲這些戲劇專科目録奠定了基礎。

翻譯西方著作從明代晚期就開始了，諸宗元《譯書經眼録·序》作了概括的叙述：“域外文字譯行於我國，傳播於現今者，如象教經論則始於晉；歐西典籍則始於明。蓋利瑪竇之來我國爲明萬曆九年，居廣州二十載乃入京師。其後如龐迪我、艾儒略、熊三拔、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遂先後繼至，然所譯述大都以宗教、曆數、農學之書爲多。” 大規模、全方位翻譯國外著作則是鴉片戰争失敗之後的事。一些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落後挨打的教訓，於是大力提倡翻譯與學習先進國家的著作。正如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自叙中所説：“國家欲自强，以多譯西書爲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爲功。”隨着譯書活動的蓬勃開展，譯書目録也大量涌現。其代表作有王韜的《泰西著述考》，康有爲的《日本讀書志》，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及《東籍月旦》，徐維則的《東西學書録》及顧燮光的《增版東西學書録》、沈兆禕等的《新學書目提要》，顧燮光的《譯書經眼録》，還有《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等。由於圖書内容發生了巨大變化，所以譯書目録的分類體系徹底擺脱了四部分類法的束縛，如《西學書目表》共分三大類二十八小類：

一、西學：1.算學2.重學3.電學4.化學5.聲學6.光學7.汽學8.天學9.地學10.全體學11.動植物學12.醫學13.圖學

二、西政：1.史志2.官志3.學制4.法律5.農政6.礦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

三、雜類：1.游記2.報章3.格致總4.西人議論之書5.無可歸類之書

可見，學術的發展狀況不可避免地要影響着目録的編撰工作。

第三，目録的編製是以文獻作爲基礎的，因此也要受到文獻發展情況的制約。學術的盛衰與文獻的多寡密切相關。如兵書在《七略》中之所以單列一略，是因爲從春秋戰國到漢代戰争頻繁，研究軍事的著作甚多，也頗受重視。張良、韓信曾專門整理過，漢武帝時的楊僕還編了部《兵録》。而此後兵書相對地變少了，也就不再單獨成爲一大類。如梁阮孝緒《七録序》所稱：“兵書既少，不足别録，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録爲内篇第三。”

特别是藏書目録均根據藏書的實際情況來分類編目。公藏如明楊士奇等於英宗正統六年（一四四一）編的《文淵閣書目》。天字共五厨三百二十二號，收藏的是明帝御製、敕撰、政書、實録等書，因此乾脆設“國朝”一類。文淵閣收藏的地方志特别多，其中來字一厨共一百六十八號，暑字三厨共五百八十四號，往字三厨共五百六十八號，因此《文淵閣書目》新設“古今志”、“舊志”、“新志”三類。私藏如明徐 《紅雨樓書目》，雖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但是在子目的設置上却考慮到藏書的實際情況，設了一些新的類目。例如卷二史部專設“本朝世史彙”一類收録了八十五種有關明代的史書。同卷還專設“總志”、“分省”二目，收了約三百五十種明代方志。

私人藏書自然會體現藏書家的個人興趣與愛好，譬如不少藏書家愛好收藏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自然會在私家藏書目録中有所反映。這些文學作品會依據編目者不同的理解著録在不同的類目中。有的被著録在已有的傳記、古史、小説等類目中，如高儒《百川書志》卷五史部傳記類收録了《李公佐謝小娥傳》《蔣防霍小玉傳》等短篇小説，卷八子部小説家類也著録了《剪燈奇録》等短篇小説集多部。此外，有些編目者還新設了傳奇、野史、外史、小史、詞曲等新的類目來著録這些文學作品。就拿《百川書志》來説，其卷六野史類收録了《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兩部長篇小説；外史類著録了不少戲曲、傳奇、雜劇，如《玉簫女兩世姻緣》一卷、《關雲長義勇辭金傳奇》一卷、《蔡伯喈琵琶記》二卷、《王十朋荆釵記》二卷等。小史類著録明代小説多部，有提要稱：“以上六種皆本《鶯鶯傳》而作，語帶煙花，氣含脂粉，鑿穴穿墻之期，越禮傷身之事，不爲莊人所取，但備一體，爲解睡之具耳。” 徐 是閩中著名詩人，特别注意收集文學作品。其《藏書屋銘》云：“詩詞集説總兼，樂府稗官咸備。藏書非稱汗牛，考核頗精亥豕。” 如其在子部小説類收小説、筆記五百七十六種，傳奇類收元明雜劇和傳奇一百四十種。

第四，目録的編製還受到人們對文獻的特定需要的制約。既然目録是爲了解決不斷增長着的文獻與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的矛盾，所以爲了滿足人們不同的需要，人們必然會編製出各種不同要求的目録。這些目録一般都體現了實用性的原則。如汪辟疆先生説：

彼夫但記書名，略存篇卷、作者，而爲之整齊其類例，詳審其出入；因時損益，無泥於前規；本書立論，無取乎偏激。不標辨章道術之旨，自能神其紬繹寸心之用。如《漢志》删存劉《略》，釐定類例，而書名之排比整齊，卷篇之記述詳盡，俾後人展卷暸然，檢尋自易。此目録家之目録也。

立論必探其源，擇言必準諸史；是非同異，具存於叙論；淵源授受，分疏於書名。如《漢志·總序》之折衷孔子，《諸子略》分論，推言某家出於古之某官，其流爲某家之學；與夫書名下略注授受，如《胡非子》下注云“墨翟弟子”，《蔡公》下注云“事周王孫”之類。分疏雖只數語，而書中旨意，與其學派之所出，略可考見。其可與史傳互參，或書或不書，要能與史互爲表裏。如是則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本史家志藝文之天職；溺其職者，則非良史。此史家之目録也。

若夫鑒别舊槧，考訂異同，《漢志》雖啟其先，後人踵其製作。故編纂目録，於其書之爲宋爲元，或批或校，尋行數墨，皆待注明。甚則收藏之圖記，題記之年月，分行標記，纖悉靡遺，徒供鑒賞之資，兼侈收藏之富。追求本旨，非不云廣求舊本，取便校讎，實則於其書之宗旨，不遑辨别，徒以典籍爲玩好之具。洪亮吉嘗目此爲賞鑒家，列之五類之末者是已。是爲藏書家之目録。

自《班志》分疏大旨於書名之下，而後世解題、提要之作遂多。唐宋以後勒爲專書者，如晁公武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之《直齋書録解題》。每書之下，詳加考證。或述作者之略歷，或陳書中之要旨，或明學派之淵源，或定糾紛之異説．他如篇章之真僞，析理之純駁，亦必反覆證明。使承學之士，得所繩準。洵爲目録學之鉅製矣。然其奮臆見之私，抒悱憤之語，恣乖隔而違大道，如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踵例成書者，亦未能免。然體例足以成家法也。是爲讀書家之目録。

汪先生將目録分爲四家，就是從其功能出發的。而姚名達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給目録學所下的定義：“目録學者，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别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專門學術也。” 也具有實用精神。此外如館藏目録之著録索書號以便借閲，鬻販目録之注明定價以便購置，聯合目録著録參加館代號並附録各種索引以便檢索。凡此種種皆體現了人們對文獻的特定需要。

最後，編目者的專業知識對圖書分類編目也會産生一定影響。《漢書·藝文志》序云：“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後來劉歆總群書而爲《七略》時，就以劉向所校編爲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任宏所校編爲兵書略，尹咸所校編爲術數略，李柱國所校編爲方技略。鄭樵專門指出：“《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見其書乎？其次則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亦有條理。” 可見，編目者的專業知識對分類編目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再如《七録序》談道：“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别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録。” 祖暅是祖沖之的兒子，著名天文曆算學家，故請他編《梁文德殿五部目録》 中的數術部分，顯然是爲了發揮他的專業知識。

至於編學科目録當然更需要專業知識，例如明代醫生殷仲春編的《醫藏目録》，全書分二十類，每類冠以小序。作者若非精通醫學知識，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古代佛經目録通常都由佛教徒編撰而成也説明了這一點。在同類目録中，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顯然與編目者的專業水平有關。

這都是我們在研究目録學，運用和使用各種目録的時候應當注意的。 B26sSlWYpVogLjpEYdo2ggDTGCwJl/Fx17wcKJ+ONctg18xH7G9En+UWQaTNP2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