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明、清（1279至1840）

1.元（1271至1368）

元原称蒙古，1271年在汉地建国后改称元，先后于1234年、1279年灭金及南宋，统一全国。1267年在金中都东北平野上创建都城大都（今北京），平面为纵长矩形，面积49平方公里。大都也在城内建皇城、宫城，但和长安建在北部不同，放在中轴线上前部，皇城包在宫城之外，商业中心钟鼓楼街在宫北。以体现《周礼》“前朝后市”的主张（参阅图5《周礼·考工记》王城制度图），城东、南、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城内道路为矩形网格，居住区为东西向横巷，称胡同。又自城西引水入城，注入湖泊，南与运河相连，南来的漕船可直抵城内的湖泊中。大都是继隋唐建大兴、东都二城后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的一座按开放式街巷制创建的都城。它的规划以宫城和御苑为面积模数，城宽为其9倍，城深为其5倍，以比附“九五之尊”来体现皇权。也反映了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元在统一全国后有意采用周礼等传统规制建都以表现其为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但元灭南宋后，为防南人反抗，对南方城市的破坏是严重的，到明以后才随经济发展逐渐恢复并有较大发展。

元代宫廷贵邸只极少数房屋是蒙古形式，为表示其为正统王朝的地位，其宫殿、官署等官式建筑都继承北宋、金的传统。但建筑用材变小，显得清秀。芮城永乐宫、曲阳德宁殿可为代表。元代建筑地方差异增大，北方多用圆木为梁，构架灵活自由，可以山西洪赵广胜寺大殿为代表；南方继承南宋传统，构架谨严，加工精确，风格秀雅，可以1320年建的上海真如寺大殿为代表。元代疆域广大，西藏、新疆、中亚风格的建筑都传入中原。大都万安寺塔（今北京妙应寺白塔）是西藏式喇嘛塔。建于1281年的杭州凤凰寺和建于1346年的泉州清净寺是阿拉伯式样。同时，内地风格也影响少数民族建筑，特别是喇嘛庙，如西藏夏鲁寺的建筑即增入很多内地因素，它的歇山屋顶的木构架和斗栱都是典型的元官式做法，表现出与元朝廷的密切关系。

2.明（1368至1644）

明是唐以后汉族建立的唯一全国统一的政权，立国之初，在订立制度、巩固统一上做了很多事，也包括订立建筑制度。对王府、各级官署、官民住宅，从布局、间数、屋顶形式、色彩都有规定；对被元代破坏的南方城市进行了大力修复。北方城市用砖包砌城墙，城中心修建钟鼓楼等都在此时。这些对明清两代城市和建筑面貌都有深远影响。因明灭元后，先定都南京，由江、浙工匠修宫室，故明宫室建筑受南宋以来影响巨大。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建筑式样北传，遂成为明官式的基础。

1421年明在元大都基地上稍南移建新都北京，面积35平方公里。其街道、胡同沿用元大都之旧，皇城、宫城、宫殿则全部新建。明北京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轴线，皇城、宫城在城内轴线上稍偏南部，轴线穿过皇城、宫城的正门、主殿，出皇城北墙，以钟鼓楼为结束，全城最高最大建筑都在这条线上，形如全城脊椎。衙署在皇城前，太庙、社稷坛在宫城前左右分列，其余布置住宅、寺庙、仓库。其规划布局也以宫城为模数，东西为其宽之9倍，南北为其深之5.5倍，全城面积为宫城的49倍，以体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说法，其严整又超过元大都。到1553年增修南外城后，总面积达到62.5平方公里。北京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等都是现存最完整、宏伟的建筑群，是表现院落式布局的最杰出范例。它们的总平面设计也使用了扩大模数，表现出运用模数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新发展。明代宫殿、坛庙都用楠木建造，以斗口为单体建筑的设计模数，外形谨严，采用红墙黄瓦白台基，风格划一，在设计和施工质量上又有进步。

明代起，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的建筑特色愈益鲜明。现存安徽徽州和山西襄汾的明代住宅群组既有共同的时代气息，又清楚表现出南方秀美北方浑厚的地方风格的差异。明中后期造园之风大盛，有城市山林特点的宅旁园取得杰出成就，并在其基础上出现造园理论和技术名著《园冶》，下启清代江南造园新高峰。

3.清（1644至1911）

清定都北京，沿用明的都城宫室，未作重大改变。清官式建筑即明官式的继续和发展。1733年，清颁布《工部工程做法》，它以斗口（栱宽）或柱径（三斗口）为模数，便于计算；简化梁柱结合方式，斗栱蜕化为垫托装饰部分。清式虽外观较宋式谨严，构架类型也较少，但标准化程度高，利于大量预制，并保证建筑群组统一协调，在艺术和技术上都达到一定水平。清代雍、乾两朝建了大量建筑，工期都不长，标准化程度高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最突出的建筑成就之一是造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新创的苑囿，吸收江南园林精粹，其规模和水平都远远超过明代。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南北私家园林也蔚为大观，共同反映了古代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

清代各少数民族建筑也有长足的发展。清廷为加强民族团结，除资助鼓励各民族建寺庙外，又仿各兄弟民族著名建筑在避暑山庄附近建十余座寺庙，俗称外八庙。它在清全盛期的艺术、技术基础上，融各民族建筑于一炉而又加以创新，给已高度程序化的清式建筑增加了清新活泼的生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后一朵奇葩，也对蒙、藏等民族建筑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此期中，明代不仅建了南京、北京两座都城和宫殿，并且恢复、修整、重建了大量地方城市，订立了各类型建筑的等级标准。明中期增修长城，在重点地段包砌砖石、完善关塞城堡防御体系，对巩固北部疆域，防止草原民族南侵起到重大作用，给有二千年历史的伟大防御工程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

明代堪称中国古代继汉、唐以后的最后一个建筑发展高峰。清初在明的基础上续有发展，但中叶以后官式建筑过度程序化，构架尺度增大，转为巨大呆板，有“肥梁胖柱”之讥；建筑风格由开朗规整转为拘谨，由重整体效果转到倾向于过分装饰；后期的官式建筑和清朝的国势同步走向衰颓。但与此同时，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方建筑还有所发展。 BM8m87aHsjUdCWVF6Ce9ecW3VCQJtuiOCPJbDzNOxED81WXb2UAqnNpMePyxG4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