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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陶弘景兼有儒生
、医者、道士三重身份，儒家崇尚孝道，侍疾尝药，养老奉亲是为人子的本职，如颜之推所言：“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颜氏家训·杂艺》）陶弘景也说，若详知医事，则可“内护家门，旁及亲族”。（《本草经集注·序录》）但作为上清派大宗师的陶弘景之潜心医药，更有宗教层面的原因。
丹阳陶姓为道教世家，陈寅恪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语涉丹阳陶氏，然仅引《本起录》叙陶氏世系，而未能举出切实证据。今据陶弘景所作《真诰·真胄世谱》，则知上清派创始人之一许谧的祖父许尚娶陶弘景七世祖陶濬之女，而许谧之妻则为陶濬从子陶威之女陶科斗，由此可以概见陶弘景家庭道教背景之深厚。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陶弘景“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梁书·陶弘景传》）在医学方面，自陶氏“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内护家门，旁及亲族，其有虚心告请者，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数百千人”。（《本草经集注·序录》）据《本起录》，其祖父陶隆“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父陶贞宝亦“深解药术”。
元代无款贞白先生（陶弘景）小像
陶氏家族的道医背景并非偶然，魏晋以来兴起的神仙道教对教徒的道德素质有较高要求，《抱朴子内篇·对俗》云：“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可见熟谙医术，救死扶伤，正可用为道士建功立德。由此亦知陶弘景的祖父、父亲行医济世，实出于信仰的需要。陶弘景亦是如此，《三洞珠囊》引《道学传》称其“好行阴德，拯极困穷，恒合诸验药给施疾者”。至于陶弘景撰著一系列医学著作的宗旨，《本草经集注·序录》言之甚明：“盖欲永嗣善业，令诸子侄，弗敢失坠，可以辅身济物者，孰复是先。”由此了解，行善立功是陶弘景重视医药的第一动因。
养生祛疾应该是原因之二。全真教兴起之前，道教一直以肉体的长生久视为终极目标，身体健康则是长生的初阶。尽管在道教徒们看来，药石灸艾与行气房中金丹之术相比，属微末小技，但“百病不愈，安得长生”，故葛洪专门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抱朴子内篇·杂应》）深谙医药之术的陶弘景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在《养性延命录·序》中提到：“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题名陶弘景撰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序》说得更加清楚：“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
炼饵服食的需要，则是原因之三。道教服食饵丹，皆不离药物。崇尚服食的道士，对药物质量要求尤高，《隋书·经籍志》提到，陶弘景为梁武帝试合神丹不成，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其撰著《本草经集注》之目的，也不仅为医药之用，“序录”云：“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转石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莫不以药道为先，用药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俗法。犹如粱肉，主于济命，华夷禽兽，皆共仰资，其为主理即同，其为性灵则异耳。大略所用不多，远至二十余物，或单行数种，便致大益，是其服食岁月深积。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觉便止，故能臻其所极，以致遐龄，岂但充体愈疾而已哉。”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大量征引仙经、道书，多处提到“此医方不复用，市人亦无卖者，唯仙经《卅六水方》中时有须处”（白青条）；“仙经有用此处，俗方甚少”（石胆条）；“仙经亦用白石脂以涂丹釜”（五色石脂条）。凡此种种，其意义皆在于此。
敦煌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日本龙谷大学藏）
基于以上理由，陶弘景撰医学著作多种，其影响最大者当推《本草经集注》。此书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华阳陶隐居内传》中被称作《本草经注》；梁《七录》作《本草经集注》；《南史》作《本草集注》；《旧唐书·经籍志》作《本草集经》；《新唐书·艺文志》作《集注神农本草》；敦煌出土开元六年尉迟卢麟写本题记：“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与《南史》相同；今则习惯称为《本草经集注》，省称《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