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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专名，尤其用来特指本草书籍，著名者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纲目》等。本草学作为一个学科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教授难波恒雄博士提出以herbology为本草学命名；后来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中国医药研究所那琦博士认为用pentsaology更加恰当，他所著的《本草学》
即以
Pents’aology
为书名；稍晚大陆亦有黄胜白、陈重明同名著作问世
。
传统本草学当然属于药学学科，但与历史学、文献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其研究范围大约包括本草历史、本草文献、本草药物三个方面，简言之即是本草史、本草书、本草药。
本草史是医学史的一个分支，医学史又是科学史的一部分，而科学史只是广义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小门类。既然属于历史学，当然可以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描述本草学术之发展演进过程，推考其影响因素。
（一）本草学之萌芽
追溯历史，搜集食物更早于寻觅药物，《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先民觅食的真实写照。
药物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不妨设想一个场景，“神农”在辨识草木滋味水泉甘苦过程中，遇到一种叶大型根黄色的植物，尝试以后，不仅滋味不佳，而且出现严重腹泻，这种被命名为“大黄”的植物当然就被作为“毒”口耳相传了。直到有一次，部落成员抱怨几天不能大便，神农回想起“大黄”的“毒”，于是建议病人少量尝试，结果各种不舒适随即消失，由此推测出大黄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药物治疗学由此诞生。所以晚出的药物著作托名神农，固然出于“尊古贱今”的原因，但特别选中神农也非偶然。
《尚书·说命》说“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病人需要达到头晕目眩的状态才谈得上治疗，由此推断当时所用药物多数有毒，《周礼·天官》言“聚毒药以共医事”，所谓“毒药”，与《淮南子》中神农所遭遇的“七十毒”一脉相承。正因为此，《礼记》规定“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其实是出于安全考虑。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涉及四百多种药物，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是乌头类的乌喙、乌头等，所含乌头碱就可能让病人达到“瞑眩”状态。安徽阜阳出土的西汉简《万物》，记载了一百多种药物名字和功效，说乌喙令人“走及奔马”，其记述形式与《神农本草经》有很大的差距。从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到西汉中期《万物》简，可见当时药物治疗水平非常低下，用药存在较大的风险，本草学尚处于萌芽阶段。
（二）东汉早期至清末民初
这一阶段是传统本草学鼎盛时期。药学著作是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从东汉早期《治百病方》（武威医简）到汉末《伤寒杂病论》，随着方剂学的发展，《神农本草经》之类的本草著作应运而生。
《神农本草经》分总论（序录）与各论（药物具体内容）两部分，总论把药性总论概括为十三条，各论记述三百六十五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等，是秦汉以来临床药学实践的总结。总论各论的写作体例不见于秦汉以前的各类著作，是一种难得的创新，且被后世继承。序录不长，但作为药学通论，却是开创性的。不仅古代本草循此体例，现代药物学也以同样的思路进行编撰。所以《神农本草经》的出现，标志着本草学的成熟。此后一千八百余年间的本草著作，一直沿用类似体例。
本草历史背后的思想史问题值得重视。如《神农本草经》将药物按上品、中品、下品分类，强调上药为君，处方中“君药”具有唯一性，以上、中、下三品分别对应天、地、人，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有官方政治的烙印。正因为此，唐代才有可能由政府出面，组织编修出第一部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
北宋时期医学的政治象征意义更强，政府不仅开设校正医书局，校勘医经、修订本草，宋徽宗还亲自撰写《圣济经》，对医药学问题发表意见。宋儒理学渗透到医学领域，在本草而言即是所谓的“法象药理”，“儒医”们将药物的外在（物化）特征与他们自以为的“宇宙规律”互相印证，以此解释药物的作用，并用来指导具体应用。
从药物学体系的知识构成来看，除早期治疗经验积累外，神仙方士虽然主要从事修仙长生事业，同时也参与医学活动，他们关于矿物、植物、动物的认识渗入进来，成为本草学术的另一项来源。《神农本草经》所载三百六十五味药物中，近半数提到久服可以令人“轻身不老”，这是汉代崇尚服食的真实写照，可见《古诗十九首》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为无因。本草说“丹砂能化为汞”，又说“水银熔化还复为丹”，则是炼丹术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葛洪、陶弘景以道教大宗师身份从事医药活动，其实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真实的孙思邈或许就是一位医药家，青史留名以后，则被贴上“药王”的标签。
中外交流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外来药物引入中原，如葡萄、苜蓿、红蓝花之类多归在张骞名下；沉香、木香、鸡舌香等香药贸易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相对于具体药物研究，对药学思想的传入与输出关注度远远不够，比如泛药论、长生药、万灵药、强壮剂的文化起源，皆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明代以来西方近代科学观念与本土格物思维发生碰撞，其在本草领域之影响，更是需要认真检视的话题。
历史人物当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传统史学对科技人物重视不够，传记资料简略，如苏敬、唐慎微、寇宗奭等，史书皆付阙如，留下的零星材料，很难还原他们的生平。此外，散见于墓志、绘画、诗词、戏剧、笔记，乃至法律文书中的信息，也能揭示古代药学从业人员的工作细节，补充正史之不足。
（三）现代中药学
20世纪20年代初陈克恢博士报告麻黄碱药理活性，这是中药现代研究的发端，其影响不能小视；稍晚中西医论争提出“废医存药”的口号，所谓“国药有效可存”，即依据于此。后来国医学校成立，基本采用中西合璧的教育体系，传统本草学变身为中药学，1960年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出版，广义的本草历史揭开新篇章。
中药学作为一级学科，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如中药资源学、中药栽培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制剂学、中药化学、临床中药学等，传统本草学则逐渐退隐幕后。
本草文献研究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特指对本草书的研究。版本流变、辑复校勘，皆文献学研究题中之应有，精专之论已多
，兹简要介绍。
（一）本草书的分类
从本草学发展沿革来看，本草书可概分为主流本草、本草旁系、子孙本草三类，此外还有少数借用本草书名或题材的非本草著作。
1.主流本草
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已经衍生出若干形态各异的传本，因此，陶弘景乃以此为基础，又从《名医别录》中选取365种药与《本经》合编，撰成《本草经集注》七卷。由此确立《神农本草经》在本草学术上“开山鼻祖”的地位，后世主流本草皆循此轨迹发展。
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不仅是本草学术的里程碑，在文献学上也具有“标本”意义。所谓“集注”，是集诸家注解于一书的意思。颜师古《汉书叙例》说：“《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四十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这大约是“集注”体例的滥觞，但《汉书集注》早已失传，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便是此类著作存世年代最早者。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表请求修订本草，此后朝廷成立一支阵容强大的队伍，专门负责纂修事宜，两年以后完成《新修本草》，颁布天下。《新修本草》其实是《本草经集注》的修订本，尽管苏敬对陶弘景多有批评，但陶弘景原书仍几乎完整地包含在《新修本草》之中。这是官方首次介入本草领域，其示范作用影响后世。
《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及其以前的本草皆已亡佚，但其主体内容通过《证类本草》保存下来。本书由活动在北宋后期的蜀中医生唐慎微完成。他将《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编在一起，又在具体药物条目下增补本草方书以及经史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证类本草》无愧本草文献之渊薮，因为将本草学术与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还成为非专业人士获取本草乃至博物学知识的主要来源。比如陆游《闲咏园中草木》说：“绿侵小径蟆衣草，青络疏篱鬼带藤。未暇开编寻本草，且将名品问山僧。”其所翻检披阅者，大约就是《证类本草》。直到明代《本草纲目》问世，才取代《证类本草》成为文人必备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是本草学术集大成之作，改变从《本草经集注》以来“滚雪球”的撰写模式，条列纲目、释名、集解、正误、发明诸项，前人意见尽量保留，个人见解也和盘托出，王世贞序称此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确非过誉。
此外，宋代寇宗奭撰《本草衍义》，以随笔形式发表自己对《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批评意见，本来属于本草旁系中的笔记杂说一类，但因学术价值极高，通常又附刻在《政和证类本草》中，所以也成为主流。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乃是训蒙之作，采用骈文体便于初学记诵，属于本草旁系中普及类，因其成书在《本草纲目》之前，影响巨大，通常也作为主流。
2.本草旁系
主流本草都是综合性大型本草，内容涵盖药学学科的各个方面，旁系则是主流之补充，以专题本草为主。
资源类本草。 早期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南方草木状》专记岭南物种，也概述形态、生态、功用。五代时期《海药本草》收载外来药物，反映中外交流；宋代《履巉岩本草》是现存最早的彩绘植物图谱，描绘杭州慈云岭一带的物种，可以视为一部小型“临安植物志”；明代《滇南本草》记录云南地方物种；《救荒本草》虽借用本草之名，实际是一部“荒年可食植物手册”，也因此详细描述植株，并有写生图绘，便于按图搜寻。《植物名实图考》是古代植物学集大成之作，作者吴其濬走出书斋，实地调研考察，澄清名实，纠正前人偏谬，为稍后兴起的现代植物分类学之引入打下良好的基础。
药材类本草。 商品经济发展，药材贸易量加大，真伪优劣无可回避，明代李中立撰《本草原始》，突出药材来源和性状鉴别特征，是第一部药材学著作。清末民初，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基础上完成《增订伪药条辨》，辨伪鉴真；近代陈仁山通过访求采药贩药之人，并与同业会商咨询，所撰《药物出产辨》，为反映民国时期道地药材的专书。
炮炙类本草。 炮炙涉及药材的处置加工，目的不外增效减毒。《雷公炮炙论》成书最早，受炼丹术影响的痕迹历历可考。南宋许洪增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乃是官药局的炮炙规范。明代缪希雍《炮炙大法》，删繁就简，趋于实用。
药性类本草。 《神农本草经》开始为药物标定四气五味，按照“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选择药物，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组成方剂。这类本草甚多，观点各异，侧重点亦不相同。北齐徐之才《雷公药对》、唐代甄权《药性论》、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清代严洁等三人合著《得配本草》、黄宫绣《本草求真》、凌奂《本草害利》、唐宗海《本草问答》、民国张山雷《本草正义》，皆有特色。
食疗类本草。 所谓“药食同源”并不准确，古人最初注意的是饮食禁忌，渐渐则有以食物疗疾的说法。孙思邈《千金要方》有食治专篇，是现存最早的食疗文献；其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对孙思邈的思想有所发挥；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虽是烹饪专书，也涉及食物养生宜忌；明代有题名《食物本草》的著作数种，伪托名人，意义不大。
本草手册类。 药学手册有两用，一是作为医学生的教材或者新入行医生的“掌中宝”，一是作为非专业人士了解药性，以便“审查”处方的工具书。前一类主要如《本草歌括》《珍珠囊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一些草药书如《天宝本草》《草木便方》也是歌诀体，朗朗上口，便于学习记诵。后一类则以《本草备要》《本草从新》为代表。
3.子孙本草
前代本草之拾遗补阙为一类。唐代陈藏器开其先例，撰《本草拾遗》十卷，专门针对《新修本草》，拾遗解纷。清代赵学敏作《本草纲目拾遗》，乃“专为拾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补之”。
诠解经典另是一类。经学笼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草学术也深受影响。明清医药家兴起一种回归原典的风气，涌现出一大批模仿经书注疏体例的经典注释本。《神农本草经》被历代本草家奉为圭臬，明清以降，诠释注疏本有数十种之多，影响较大者如滕弘《神农本草经会通》、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张璐《本经逢原》、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邹澍《本经疏证》等。另外，又有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用药的本草，当以黄元御《长沙药解》为代表。
节略化裁又是一类。《本草纲目》属于鸿篇巨制，对普通人而言，购买、收藏、学习、检索皆不方便，各种简本应运而生。如刘若金《本草述》，分类编排悉仿《本草纲目》，主体内容也剪裁于此，只是稍稍增补金元医家及晚明学者的论述。书成以后，因文辞冗沓，又有杨时泰节要为《本草述钩元》，以广流传。张叡作《修事指南》，乃撮抄《本草纲目》“修治”项下的内容而成，发明极少；1928年世界书局石印，改题为《制药指南》，1931年上海万有书局铅印，为招徕读者，改名为《国医制药学》，标榜为药剂学的先声。
4.游戏类本草
本草著作文章体裁较为特殊，于是有一些仿本草体例的文章，也以“本草”为书（篇）名，如唐代张说有一篇《钱本草》，侯味虚有《百官本草》，贾言忠《御史本草》；宋代慧日文雅禅师撰《禅本草》，他的同门湛堂准禅师还著《炮炙论》助兴；明人董说有《梦本草》，袁中道有《禅门本草补》；清人张潮有《书本草》。这些虽然都是游戏之作，因为涉及本草，部分也收入《中国本草全书》中。
（二）本草辑佚校勘和整理出版
现存本草著作千种以上，亡佚者难于统计，本草文献研究包括辑佚校勘和整理出版两个方面。
1.辑佚校勘
《证类本草》以前的本草书，除《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尚有少数残卷，其余几乎全部亡佚，所幸从《神农本草经》到《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主体内容尚保存于《证类本草》中，可望通过辑佚工作部分恢复原貌。
南宋王炎（1137-1218）辑有《本草正经》三卷，这是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书今不传，自撰序言见于《双溪类稿》。明清以来，《神农本草经》尤受重视，辑复本有十余种之多。重要的辑本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卢复《医经种子》本；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过孟起辑本（残本）；嘉庆四年（1799）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道光二十四年（1844）顾观光本；同治四年（1865）黄奭本；光绪十一年（1885）王闿运本；光绪十八年（1892）姜国伊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刘复辑本等。此外，日本学者如丹波元简、狩谷望之、森立之亦有辑复本。以上中外诸家辑本中，尤以孙星衍、森立之两本成就最高，其中森立之除辑复《本草经》外，晚年还撰成《神农本草经考注》四卷。
晚近又有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曹元宇辑注《本草经》，王筠默、王恒芬辑著《神农本草经校正》，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尚志钧《神农本草经辑校》等，诸书辑复思路不同，互有详略，具体评论可参王家葵、张瑞贤著《神农本草经研究》
。
《本草经集注》今有敦煌出土开元六年（718）卷一序录写本残卷，另有吐鲁番出土朱墨分书燕屎、天鼠屎等条写本残片，其他部分则需要根据《证类本草》等补完。尚志钧、尚元胜有辑校本
。
《新修本草》今有敦煌出土序录残片，朱墨分书卷十残卷，日本藏卷四、卷五、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影写本十卷，其他部分仍需要根据《证类本草》等补完。冈西为人有《重辑新修本草》，尚志钧辑复本，后出转精。
主流本草辑复本还有《重广英公本草》（即《蜀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以及《本草图经》《图经本草》两个版本。属于本草旁系的辑本则有《名医别录》《吴普本草》《雷公炮炙论》《食疗本草》《海药本草》《日华子诸家本草》。这些辑本除极少数如《吴普本草》《海药本草》外，其他大都是从《证类本草》中撮抄相关段落编次而成，意义相对较小。
2.整理出版
晚近资料获取相对容易，许多本草著作之珍稀秘本影印流传，为研究工作增添便利。中国文化研究会于1996年至2002年编辑出版《中国本草全书》
，由郑金生主持其事，全书四百一十卷，影印收录民国以前本草专著八百余部，相关本草文献一万余种。
其他重要影印本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晦明轩本）、《本草纲目》（金陵本）、《本草品汇精要》、《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食物本草》、《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刘甲本）。
本草文献之整理研究，涉及面甚广，《本草纲目》研究可称典范。刘衡如积数十年心力完成《本草纲目》（校点本）（1977年出版），代表当时中医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其后又以金陵本为底本，与刘山永联合署名出版新校注本；张志斌、郑金生新出版《本草纲目影校对照》，金陵本原书影印与点校双页对照，采用传统繁式标点，彻底解决以前校点本篡改原文，以及书名、人名、地名含混不清等问题，可视为本书最完善的整理定本。
围绕《本草纲目》各方面研究甚多，人物研究如唐明邦《李时珍评传》，内容纠谬如梅全喜主编《本草纲目补正》，药物研究如王嘉荫编著《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谢宗万主编《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杨岚编著《〈本草纲目〉禽部鸟类今释》，版本图例研究如王家葵、蒋淼、胡颖翀《本草纲目图考》等。
其他本草书如郑金生整理《南宋珍稀本草三种》，曹晖校注《本草品汇精要》（校注研究本），王家葵、张瑞贤、李敏校注《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倪根金《救荒本草校注》，阎玉凝主编《救荒本草图谱》等，皆属本草校勘整理水平较高的作品。还有一些重要本草，如《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植物名实图考》等，虽有点校、辑复、整理本，有些还重复出版，但工作深度远远不够，期待能有高质量的作品问世。
中药学之药理、化学、制剂完全是现代学科，生药学、炮制学、临床中药学尚有一部分内容与传统本草学研究范围存在交叉，相关知识的挖掘、考订和整理，对于中医药临床和科研具有指导意义。
本草之药物学研究包括药物品种来源、资源与道地性、药性理论、传统功效与临床应用、药材鉴定、经典炮制等，其中最大宗者是药物品种基源考订，即通常所称“本草考证”。限于篇幅，此处仅介绍与本草考证的有关问题。
（一）物种的名实对应
名实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儒家格物直接面临名实对应的问题，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说：“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西学传入以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现实。早期博物学家需要为每一具体的动植矿物之拉丁文名称匹配对应的中文译名，如果他们直接采用音译也就万事大吉，但将相沿几千年的动植矿名称弃之不顾，终究也不是办法；所以他们借鉴日本“兰学家”的经验，对古籍中的名物进行了初步的拉丁文转化。中文名与拉丁学名之对应，当然不是随意为之，就植物学家而言，主要参考的是《救荒本草》《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书中的图例和文字描述，这中间的细微偏差，有时候也会弄出大纰漏，植物青蒿与青蒿素的争论就是显例。
青蒿素（artemisinine）是从菊科蒿属植物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中提取，我们通常说的青蒿 Artemisia apiacea 中却完全不含有青蒿素。近代发现蒿属植物中唯有黄花蒿含有可抗疟的青蒿素，所以《中国药典》从1985年版开始，规定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是药用青蒿的唯一来源。这是很纠结的一段表述，因历史原因造成，但也确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二）药物基源考订
较之于博物学家，生药学家更加关心药物古今名实对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本草著作所称呼的同一药名，指代的未必是同一物种。如何“继承”这些同名异物之品的功效和临床应用，如何把握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都属于药物基源考订问题。赵燏黄
、谢宗万
等人，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皆有开创性贡献。
此类研究案例甚多，推定物种有如侦探，将各种信息汇总而得出结论，简举两例。
本草中朴消与消石混淆不清，陶弘景说消石“色理与朴消大同小异，朏朏如握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这是“火试”之法，紫青烟乃是钾盐燃烧的焰色反应，又言“不停沸”，当是描述硝酸盐灼烧时的爆裂声，于是确定消石就是硝酸钾矿石。至于朴消，《名医别录》说其“推陈致新”，这与《神农本草经》大黄条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一样，都是描述泻下作用，故确定朴消为具有容积性泻下作用的硫酸钠或硫酸镁。
薄荷是常见物种，《新修本草》将其列入菜部，在当时属于家蔬，或已有栽种者，至《本草图经》则明确说“故人家多莳之”，并绘有南京薄荷与岳州薄荷的图例。一般而言，栽培品发生物种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说从古至今所称薄荷都是唇形科植物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检核文献，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本草衍义》提到薄荷时说，“猫食之即醉”，这是对猫的致幻作用，英语中也有这样的说法，称作猫酒（catnip）。薄荷醉猫并非孤证，宋代记载甚多，欧阳修《归田录》说：“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皆世俗常知。”陆佃《埤雅》云：“薄荷，猫之酒也。”陆游《题画薄荷扇》诗也说：“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妍。自怜不及狸奴点，烂醉篱边不用钱。”现代研究确定产生醉猫效应的活性物质为荆芥内酯（nepetalactone），主要在唇形科拟荆芥属的多种植物如拟荆芥 Nepeta cataria 中含有，此亦为最常见的能够醉猫的“猫草”品种之一。而薄荷属植物如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之类并不含有荆芥内酯，也没有醉猫效应。如此一来，古代的薄荷品种很可能包括拟荆芥 Nepeta cataria 在内。
（三）药物的史学研究
药物在不同时期的品种变化，其实就是药物的历史。如果能够阐明品种变化背后的各种因素，研究内容还可以更加丰满。
比如今天药用郁金来源于四个植物种，即温郁金 Curcuma wenyujin 、姜黄 Curcuma longa 、广西莪术 Curcuma kwangsiensis 、蓬莪术 Curcuma phaeocaulis ，而清代以前作为郁金使用的只有四川和两广出产的 Curcuma longa 和 Curcuma kwangsiensis ，而温郁金与蓬莪术并没有作为郁金入药，何以如此呢？据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说：“郁金之贵，于经传见之，诗歌咏之，然未有如顺治、康熙初年之价者。则川、广之乱甫平，百货未通，郁金一两值银二百余金，亦并无处可觅。”再结合《增订伪药条辨》云：“（郁金）本非贵重之品，清初吴乱未靖时，蜀道不通，货少居奇，致价数倍，甚则以姜黄辈伪之者。”于是知道，清初因为三藩之役，西南出产的正品郁金到不了中原，于是用温郁金、蓬莪术冒充郁金，久而久之，竟然也由假冒伪劣混成了正品。
还有一些药物，比如灵芝、人参、丹砂、茯苓、大黄等，除足够多的本草资料外，还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学、宗教学、文学资料可供分析研究，足以形成如“人参文化史”、“灵芝文化史”这样的学术专题，目前除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之外，尚未见佳作。
本草研究包括历史、文献、药物三个方面，本书以东汉《神农本草经》至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共十八部本草著作为线索，全面介绍本草文化，至于历史细节与具体药物问题，已经隐含在文献之中，故以“本草文献十八讲”为标题，读者幸不以为夸大其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