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筹建船员医院

十九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的吨数增大，船员也增多。按公司规定，每艘950至1，200吨的船，自船长至水手共102人，1，200吨以上者为115人。这些船只若绕道印度等地，则船员人数还要多一些。 这些船员经四五个月航程后，于每年八、九月间抵达中国，至翌年二、三月间贸易季结束后离去。在漫长的越洋途中与在华泊靠黄埔期间，难免会有各种病痛、受伤以及死亡的情形。

较早关注来华船员问题的人是传教士马礼逊。他在1822年估计，每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总有15到20艘大型船只来华，此外还有20到40艘较小的美国船只，合计英美两国水手约有2，000到3，000人，他们都极需要医药与宗教两方面的协助。因此，马礼逊主张设立一所浮动医院（floating hospital）治疗船员的身体，同时设立一间浮动教堂（floating chapel）抚慰船员的心灵。 ^[25] 马礼逊自己曾两度前往黄埔上船公开讲道 ^[26] ，并促成美国船员之友协会（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自1829年起派来一名牧师常驻黄埔，照料船员的宗教需要。

1825年，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指示下，广州商馆也关切起在华船员的健康问题。原来是这年9月来华的船只带来董事会训令，要求广州商馆依照公司负责考试船医的医官钱伯斯（William F. Chambers）的建议，来华的公司船只在九月底秋凉前都应停泊于虎门外的宽广水域，禁止进入珠江泊靠黄埔，以免溽暑天候引起的两岸稻田的瘴疠之气危害船员的身体。

广州商馆虽然承认船员健康是存在多年的严重问题，却没有依照董事会训令要求已在黄埔的船只退出，因为一者带来训令的英国直航中国船只到得较迟，先来的公司船只都已泊靠黄埔卸货，再要退出会形成混乱；二者商馆人员依据实地经验，怀疑危害船员身体的不只是天候引起的稻田瘴疠之气这项因素，他们觉得华人销售给船员的劣酒、船上缺乏遮阳设备以致船员过度曝晒、不良的生活条件如饮水不洁，等等，都可能是导致每年有二十至三十名船员生病死亡的原因。 何况同时在黄埔毗邻靠泊的船只，有时一艘有许多伤患，另一艘却完全没事，显示所谓的瘴疠之气即使致病，也不会是唯一的因素。于是广州商馆决定进行调查。

商馆组织了一个由商馆秘书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三名船长、两名船医和商馆助理医生李文斯顿等共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并从当时病患人数较多的四艘公司船中，选定情况最严重的“孟买号”（Bombay），于1825年10月27日登船深入调查。当时该船已有五人死亡，还有多达四十二名的病号，约当时全船人数五分之二，连船长自己都因病前往澳门疗养，不能陪同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1，200吨级的“孟买号”从英国出航后，直到穿越巽他海峡在安吉尔（Anjier）暂停后才陆续有人不适。问题就出在安吉尔当地补充的淡水污染不洁；其次是抵达中国后船员不能适应急遽变化的气候，使得情况快速恶化；而船上各处甲板缺乏遮阳设备也是原因之一。

调查委员会提出几项改善建议，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是设立医院船，以便病患和健康的船员都能蒙受其利。事实上广州商馆在调查前已考虑到此事，希望能购买一艘旧船改装成医院，停泊在黄埔旁边的长洲岛（Danes Island），由公司船队的船医们轮流值班，另派人管理行政，防止华人偷卖劣酒给病患。 经过调查后，广州商馆更进一步希望在岛上建盖房舍作为医院，商馆大班为此特地拜访行商首领伍秉鉴（Howqua），商量由行商盖屋后租给商馆作为医院，试图以房屋仍属行商财产为由，消弭中国官方反对设立医院的矛盾。

伍秉鉴转达英人之意后，官方以严重违背律例予以批驳。 商馆大班未就此放弃，认为两广总督阮元一向愿意接受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仍抱希望，并于1825年10月25日写呈一份禀帖。其内容是先动之以情，说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船员深受病痛之苦，甚至有时一船死亡达三十人之多，其原因常是由于在不适于欧洲人的水土气候中，船上活动范围极受限制，又不堪忍受装卸货物的嘈杂，而且和未患病者混居一处，对彼此都相当不利。其次又说之以理，尽管公司董事会要求船只自黄埔改为停泊于更下游的宽广水域，但商馆人员无意改变行之有年的贸易惯例，因此期望总督准许在长洲岛上拨地建造医院，房屋产权仍属行商，商馆愿意照付适当的租金，并任命合适的人员负责管理，商馆保证医院仅供治疗病患，他人不得阑入，总督可命人随时入院检查。最后称如果此议准行，每年有五十至一百名船员生命可保，英人将随时感怀总督之德。

1825年11月6日，广州商馆收到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会衔的批复。其内容重点在强调一切依惯例旧制而行，不可轻言变更，外国贸易船只停泊黄埔已逾百年，难免有水手伤病，却从未有上岸暂住者；本年公司欲令船只泊于伶仃以待秋凉，但伶仃已在大洋，风浪可畏，蔬食日用不易取得，势难久待；英人又要行商于黄埔建屋，由其租用，其事更不可行，虽澳门奉皇帝之命租于外国人，其例不可援用于黄埔之地，况且黄埔并无常驻官员，一旦华人行偷盗之事，实难防止；但广州既已设夷馆，如有人患病，自可陈请移入其中暂住疗养，此为可行之事；至于秋凉以后，则不妨留在船上医治。总之，外国来华贸易须严格遵守定制，不许妄言改变。

阮元的上述答复不脱中方因循旧制的坚持，英人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觉得阮元一向较为温和，因此不必再为此事横生枝节。在岸上建立医院的想法既然行不通，接下来只能考虑不必占用土地与房舍，似乎比较可行的水上医院船。广州商馆请董事会决定 ，但此后直到1834年商馆撤销再也没有下文。

出人意外的是1825年未能实现的船员医院之议，十年之后竟然成为事实。1833年，英国改变对华贸易体制，代表政府的商务监督取代东印度公司大班。1834年7月，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到职后，请属下提出建言。从广州商馆医生改任商务监督医生的郭雷枢，建议监督的两名医生之一应常驻黄埔。获得律劳卑首肯后，郭雷枢又于1834年8月8日以书面献策，主张在黄埔建立一所浮动医院，即由商务监督医生为当地的英国船员提供服务。 ^[27]

由于郭雷枢是1826年才进入广州商馆担任助理医生，因此他很可能不知1825年之议，只是凭着自身的专业经验与信念提出这项建议。他认为英国对华商业既已开放，大量来华的非东印度公司船只如无法律规定即不会配置船医，加上原来停泊于伶仃而不进入珠江的散商船只，更无一配置船医，因此英国船员对于医疗的需要非常急切。当时刊登郭雷枢这项建议的《中国丛报》主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也补充说明，资料显示到1834年6月底止的一年中，西方各国来华船只共264艘（含英国101一艘、美国81艘），其中至少五分之三（158艘）进入虎门泊靠黄埔。平均每艘以40名船员计，则当年度在黄埔的船员不下6，320人。尽管伤病死亡者所在多有，但是除了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24艘船，每艘配置医生及助手各一名外，所有各国船只合计不过二三名医生而已，可说是远不敷需要。 ^[28]

医院船的计划虽是郭雷枢发起，主要的推动者却是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接受郭雷枢的建议后，决定以800银元和华人造船商订约，打造一艘小型的医院船，同时其助理医生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也准备前往黄埔常驻。 ^[29] 不料律劳卑到广州后很快就因要求与广东当局平等往来而大起争执，被迫回到澳门，不久病卒，打造医院船的计划暂时搁浅。但很快在1835年初又有了绝处逢生的机会，原来是有些英商不负责任，竟然将一些伤病船员弃之不顾即扬帆离去，造成商务监督善后处理的极大困扰。接任商务监督的罗宾逊（George B. Robinson）除了公开警告英商，再有此种恶行将绳之于法，并决定引用英国国会于1825年制定的《英国驻外领事薪金与驻地公共支出法案》（An Act to Regulate the Payment of Salaries to British Consuls at Foreign Ports and the Disbursements at Such Ports for Certain Public Purposes），在华设立医院船。这项法案规定：凡英国旅外侨民募款建造教堂或医院时，英国领事得以公款补助相当于侨民募款所得的金额，也就是英国政府得负担兴建教堂或医院所需的半数经费。 ^[30]

罗宾逊主动商请马地臣（James Matheson）出面，邀集英商于1835年2月23日在广州开会，推举五人组成医院委员会，由查甸（William Jardine）担任主席，推动医院船具体事宜并拟订章程。 ^[31] 同年6月12日英商再度集会，委员会报告章程已拟妥，也经商务监督批准，并考虑从三艘适于改造成医院的船只中购买其一，只是价格都高出委员会预定的4，000银元，因此尚未下手。至于收到的捐款共四十二笔，累计9，028银元，除商务监督代表政府支付的4，510银元外，捐款最多的是巴斯人（Parsee）裴斯通吉（Framjee Pestonjee）的1，000银元与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的2，000银元。 ^[32] 尽管医院船尚待购买改装，对英国船员的医疗服务却已展开行动。安德森常驻伶仃与金星门两地，曾一度同时照料多达七十二名病患；郭雷枢也于1835年5月至7月在澳门医治了一百二十人。此外，委员会约请当时在黄埔的一名年轻热忱的船医庄士顿（Christopher Johnstone）访问所有当地的英国船只，为需要的船员进行诊治。 ^[33]

1836年10月间，一艘丹麦船“贝克士号”（Baker’s）运米到华，由天宝行行商梁纶枢承保。“贝克士号”的白米交易完成后，于1837年中由上述医院委员会购下，装修成医院船，改名为“希望号”（Hope），足可容纳至少一百名病患，停泊在黄埔为英国船员服务。 ^[34] 1837年11月，庄士顿不幸病死，委员会又从船医中雇用侯格特（Henry Holgate），常驻“希望号”看诊。 ^[35]

英人筹议多年的医院船好不容易终告实现，但“希望号”却只经营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当时中国官府一切讲究“定制”与不可“违例”，不可能任其存在，广东当局和英人之间展开过一阵曲折而不愉快的交涉。“贝克士号”在出售后，由行商代为呈报粤海关，借口船壳损坏必须修补，实则改装成医院，并且另由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具名向两广总督邓廷桢申请成立医院船。 几个月后，粤海关发现该船既未运货上船，也不准备离港，即请总督勒令该船离去。而总督也认为义律所请成立医院船并无必要，因为澳门已有医院设施，病患尽可送往澳门就诊，于是在接获粤海关文后，命该船限期五天启航。 当时因行商禀称船已破旧，有意出售拆毁，总督也同意此举。不料英人又节外生枝，以买船经费有英国政府公款在内为由，声称该船系属英王财产，未获英王指示前无法加以处置。总督为之大怒，认为此说不过借辞拖延而已。“即使传为该国主之物，而国主向称恭顺，其能以一船之故，梗天朝之法令否？据禀妄诞已极。” ^[36]

另一方面，泊靠在黄埔的“希望号”经营情况远不如预期。偌大的约900吨的船上经常只有不到五名的病患，而周围又布满鸦片船，此种情形不但遭到外国人批评 ^[37] ，更难避免中国官府的怀疑。粤海关指控该船借口损坏，实际则涉及鸦片买卖，成为鸦片贩子转运的媒介，因此两广总督一再严令立即启航离埠或予以拆解。 ^[38] 在中国官府的强大压力下，英人不得不放弃大费周章才建成的“希望号”，经营了大约只有一年，便在1838年6月经捐款人开会决议，以8，000银元代价售予行商，随即落得拆解的下场。 ^[39] QVDZrLkwWfeIIW4Y9fuzkDR/m/8KYqb3A/D9lNhmEYBpcL/re+PAxXgKeh3E1t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