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入与接种牛痘

1798年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完成接种牛痘的发明公诸于世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职员及医生，在这项重要新发明的传播上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在他们的努力下，牛痘疫苗于1802年采取沿途换人接种以延续效力的方式，从伦敦出发，陆续经维也纳、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巴士拉等地，辗转于1802年6月成功传入英国属地印度西岸的孟买省（Presidency of Bombay）；而东印度公司职员与医生继续接力传播，再将疫苗绕经东岸的马德拉斯省（Presidency of Madras），最终在1802年11月传抵孟加拉省（Presidency of Bengal）的首府加尔各答（Calcutta），这也是印度大总督的驻地。 ^[13]

仅仅半年后，印度大总督韦尔斯利（Lord Wellesley）又宣布，要将这项造福人类的新发明传播至更东方的地区，包括英国各殖民地与中国等地。1803年6月8日，韦尔斯利和印度管理委员会两名成员共同署名，发函给广州商馆的大班多林文说明其意，但唯恐中国官府误解英方此举带有恶意，因此要求多林文考虑是否先和广州当局沟通，一旦确定中国官方愿意接受疫苗传入与接种，韦尔斯利即下令所属医药委员会（Medical Board）设法将痘苗运至广州。

多林文在1803年8月2日收到印度大总督来函后，觉得没有痘苗在手，不易和中方沟通这件似乎不够具体的事，决定延后再办。同一时间在印度却有人比韦尔斯利更积极地采取了行动。孟买省的总督乔纳森·邓肯（Jonathan Duncan）下令将牛痘疫苗运至中国，于是当地负责牛痘接种的医生嵇尔（George Keir）于同年8月4日采得一批痘苗后，分别使用不同方式包装以提高痘苗存活的机会，随即托交即将启航来华的公司船“孟买城堡号”（Bombay Castle）的医生布来登（James Brydon）妥为保管 ；同时孟买省政府秘书葛兰特（James Grant）也致函多林文，附寄嵇尔关于牛痘传入印度的著作六册 ^[14] ，作为在华推动牛痘接种的参考。

1803年10月1日，“孟买城堡号”抵华。痘苗既已到达，多林文立即积极进行，分别找来各行商说明其事，并征求志愿尝试接种的人选，打算接种成功后再和官方接洽进一步的事宜。各行商对于这项新发明都感到兴趣，也了解可能为中国人带来莫大的好处，却反对自己的家人、店伙首先接种。好不容易才有东生行行商刘德章（Chunqua章官）之弟芝官（Cheequa），同意让女儿接受试验。多林文因此形容芝官“不像一般华人那样迷信而更有勇气” ，但由于其女儿身体不适，推迟几天到10月9日接种，结果到时又多了几名孩童一起接受试验。

这次历史性的华人接种牛痘的创举失败了。多林文等人于同年11月16日致函韦尔斯利报告其事。说明失败的原因在于印度到中国距离遥远，航程旷日废时，导致痘苗失效；但参与其事的华人经详细说明后，已了解接种牛痘不致危害身体，因此都愿意协助推广。多林文建请韦尔斯利大总督下令改善运输方式，送来更多痘苗，以造福深受天花之害的中国。

韦尔斯利对于华人的反应感到满意，交待印度政府的医药委员会考虑选派一批人上船后，让他们沿途逐一接种痘苗，直到传至中国。韦尔斯利相信，推动此事将有助于改善中英两国的交流，这样对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都是重要的正面利益。

在接下来的1804年内，载运牛痘疫苗到中国的行动持续进行。既然印度到中国航程太远，于是改从马六甲海峡北端、距中国相对较近的英国属地槟榔屿出发，抵华后由广州商馆医生接种到华人身上，结果又不成功。此外，一些受托带痘苗来华的东印度公司船医，也尝试以不同的方法改善痘苗的包装，却依旧失败。 多林文等人于1804年12月15日致函韦尔斯利表示：

由于这些再三失败的经验，我们相信唯一可靠的运送方法，是沿途逐一在活人身上接种痘苗，而且我们认为若从槟榔屿或马六甲启程，实现其事将不致有太大困难。

多林文呼吁韦尔斯利大总督下令实施此法。

就在从印度大总督以下大费周章，从1803年中起经过一年半功夫，还未能成功将牛痘疫苗传至中国之际，广州商馆却意外从其他的渠道获得了痘苗。1805年5月17日，澳门的葡萄牙人船只“希望号”（Esperanza）从菲律宾的马尼拉抵达澳门，船上的人在离开马尼拉前都接种了上个月才传入当地的痘苗，这是由西班牙医生巴米斯（Francisco X. Balmis）奉其国王之命带往西班牙各属地的。而巴米斯得以成功地越洋传播痘苗，用的正是上述英国人考虑过而尚未实施的沿途逐一在活人身上种痘的方法。 ^[15]

当“希望号”抵达澳门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已结束当年在广州的贸易季，正前往澳门避暑，也即时获悉葡萄牙人带来牛痘疫苗一事。他们觉得这和从英国的属地直接带来的意义相同，都符合将这项无价的新发明贡献给中国的人道目标。于是就在“希望号”抵达的当天，大班等人立即要求才到职不久的商馆助理医生皮尔逊设法保存痘苗并延展其效力，以便大班伺机说服中国当局广为传播。 这显示他们在历经引入痘苗的失败经验后，确已深刻体会到痘苗的时效性而必须迅赴事机。

1805年5月27日，也就是“希望号”带进痘苗的十天后，广州商馆的档案簿上记载着如下的一段文字，标题是“皮尔逊先生展开痘苗接种”：

今天皮尔逊先生以痘苗开始接种。我们认为超越中国人反对引入这项宝贵发现的最有效方法——他们以各样理由反对所有的创新——应当是准备一份说明其发现、好处和接种方法的简短论述。于是由皮尔逊先生拟成一篇短文，说明各项最重要的事实，由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在一名华人医生的协助下译为中文。同时，鉴于在中国的印刷费用非常低廉，我们计划印刷数百份广为流通。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无知的中国人的愚蠢偏见有可能祛除的话，最可能而简单的方法就是印刷流通。正巧在澳门的会隆行行商郑崇谦（Gnewqua）也肯定此种看法，他还承诺协助翻译并附上其名，这将有利于流通本书，因为在中国印书最好是由公众性的人物印刷或赞助。

马士编纂《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时，可能觉得开始接种痘苗不具重要意义，因此他的书中并没有收录这件事。不过，这段文字虽然明确记载皮尔逊第一次接种的日期，却没有说明其接种对象与详情，而是讨论了向华人宣传接种牛痘的策略与手法，决定出版一部中文的小册在华人中流通，并特地找来一名专业的华人医生协助翻译，也请行商郑崇谦具名背书，提高华人读者接受这本小册的意愿。

1805年8月初，名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的中文小册印成，将近1，500字的篇幅，内容包括天花疾病概述，牛痘疫苗发现过程与效果，痘苗传至西班牙、菲律宾与中国澳门经过，以及占最多篇幅的接种方法等。文末共同具名的四人为策划者广州商馆大班多林文（敬辑）、原著者跛臣（即皮尔逊）（敬订）、翻译者斯当东（翻译），与写字上板者郑崇谦（敬书），最后一行则为出版时间“嘉庆十年六月新刊”。广州商馆预定将印本送请行商首领潘有度（Puan Khequa）转呈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不料负责将书交印的商馆华人买办邱熺（Ahe）却担心总督和监督追究未经许可擅自印刷的罪责。大班只好另外请人缮写抄本，连同一封甚长的禀帖同时送呈。 ^[16]

禀帖中首先说明英国医生新发现的珍贵牛痘疫苗，流传至各国治疗天花的效果；其次表达印度大总督亟欲将痘苗传送来华的心意，以及过去两年一再尝试却接连失败的遗憾；接着又说，如今商馆因“偶然的机遇”掌握了痘苗，也已成功地为将近一百人实施接种，以期能在“英国人受惠已久”的中国宣传种痘，现由商馆医生撰成一书，经斯当东译成中文，期盼总督和监督阅后能予接受并推广至全国，商馆医生十分愿意教导华人传习接种技术，等等。 这份禀帖中只说“偶然的机遇”掌握痘苗，不提辗转得自西班牙与葡萄牙人，这当然是不欲他人掩盖自己的心态。这和澳门葡萄牙人法官发布命令，宣称痘苗因偶然的机缘被带到澳门的说法如出一辙。 禀帖也只说斯当东译成中文，省略了华人医生协助，以回避中国民人不得私自与外国人来往的限制；还委婉地表达是为了感谢中方长年保护英人利益与安全而思有所回报。这些说法再加上特地以抄本取代印本送呈的做法，都显示英方大班的用心与期待。不过英方的期待并没有落实，禀帖与小册送出广州商馆后就没了下文。据马士的说法，当时总督正对于行商与英国皇家海军船只“费敦号”（Phaeton）船长伍德（John Wood）擅闯禁止泊船水域事件大为恼火，以致禀帖与小册根本没有上呈给总督。 ^[17]

虽然无缘获得大吏的青睐，皮尔逊仍继续接种，并以澳门当地最为穷苦的华人贫民为主要对象。在这年（1805）11月初商馆人员前往广州贸易前，已在澳门华人中赢得相当程度的信赖。 ^[18] 而商馆人员到达广州几天后，也在发给新任印度大总督康华利侯爵（Marquis Cornwallis）的公函中，报导接种痘苗的情形：

我们很满意地说，由于西班牙国王采取措施运送痘苗到马尼拉，再从那里引入中国，华人也超乎我们合理预期地非常愿意接受。对于一个总是反对任何新事物的民族而言，只要商馆医生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我们乐观期待痘苗接种将会成功地进行下去，而且只要中国的医生受到吸引而开始接种，其利益无疑就会传遍此广大的帝国。

皮尔逊在第一年内接种的华人数以千计 ，远多于葡澳政府大力支持下的接种人数。 同时，皮尔逊开始教导数名华人种痘的技术，他们学成后即在广州和其他地区以此为业。皮尔逊说自己是完全免费为华人接种，但不反对他教导的华人借此名利双收。而广州商馆的买办邱熺学会此道后，自1806年起改行专门为人接种。他的判断能力和技术都是上乘，加以坚持不懈的工作，在华人中享有盛名，当地政府高级官员也称誉有加。 ^[19]

皮尔逊的牛痘接种事业获得华人行商热心协助，有些行商捐款在他们议事的“公所”设立种洋痘局，每隔九日痘苗成熟时，为十五至四十人接种。凡有穷人家在习俗认为不宜的时节仍携子女来种者，给予津贴表示鼓励；种痘工作开始时由皮尔逊亲力亲为，后来则由学会其术的华人接手，但皮尔逊仍在现场监督指导。

上述种种情形显示，牛痘疫苗引入中国后的最初十年间，华人颇能接受，但仍不免发生几次痘苗断绝的现象。其中两次幸而在距离广州、澳门遥远的乡下，意外发现已经传至当地的痘苗，得以回传到广州；还有两次则确实断绝，不得不再度设法运自外国。 广州商馆的档案里有其中一次的相关文献：1813年2月初，皮尔逊向广州商馆报告，他认为运来痘苗的最有效方法，是派一批人上船后沿途逐一种痘来华的模式。商馆接受他的意见，立即分别写信给印度大总督与马德拉斯省总督，希望他们能同意采取行动，广州商馆将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

印度方面收到信后，孟加拉的医药委员会认为不可能找到足够数量的孩童登船来华，建议不如由大总督下令不久前英国新得的殖民地爪哇与安波那（Amboyna）两地官员，就近安排以同样的模式将痘苗传至中国。 而马德拉斯的官员非常积极，照估计需要的人数加倍招募志愿者，关于其待遇、安家方式、沿途食宿饮水，以及陪伴的种痘师，等等，详细准备妥当，不日即可出发来华。 结果一艘葡萄牙人船只（St. Joa de Deos）在1813年5月12日从马尼拉抵达澳门，又带来皮尔逊殷殷期盼的痘苗，皮尔逊赶紧请广州商馆写信到印度中止原先的计划。

从此以后，广州商馆的档案中虽然几度推崇皮尔逊在华推广痘苗的功绩，却再也没有出现关于痘苗问题或种痘实务的记载。从1805年痘苗在华成功接种，到1813年时已经过八年，虽然有过痘苗断绝的情形，也多少遇到有些华人的反对，但是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支持和皮尔逊的热忱工作下，训练培养了一些华人种痘师，也获得部分行商的赞助，建立起专司其事的慈善机构。 尽管仍未获得官方挹注的资源或大吏个人的赞助 ，但种痘事业在西医的技术、行商的资金以及华人种痘师的养成三项因素结合后，已经有了不错的开始与还算稳定的基础。东印度公司从1803年着手尝试引介痘苗来华，经过十年努力，可以说已完成引入初期的任务，接下来是痘苗与种痘事业进一步推广与深入的在地化发展阶段。华人从此取代英人扮演重要的角色，行商公所种洋痘局成立一段时间后，皮尔逊从亲自接种转交给华人接手，可视为极富于传承的象征。在这种情形下，广州商馆的档案中不再有关于牛痘的记载，是很自然合理的结果。

皮尔逊是牛痘疫苗来华初期最重要的推动人物，但他的生平并不为人熟知。他早年经学徒阶段成为合格医生后，投身东印度公司担任船医，在1，200吨的贸易船“阿尼斯顿号”（Arniston）上服务。1795年第一次来华，此后在1797年、1799年及1801年又来过三次 ^[20] ，因此他对中国并不陌生。1804年5月，皮尔逊经公司董事会任命为广州商馆助理医生，并如前文所述年薪增加，但不得和以前的医生一样从事私人贸易。 1805年1月13日，皮尔逊搭乘“阿尼斯顿号”到达中国履新 ，四个月后葡萄牙人将牛痘疫苗从菲律宾带到中国澳门，皮尔逊可说是因缘际会、正逢其时，得以开创影响华人健康的种痘事业。他到职后九个月内，原任的商馆医生与助理医生先后离去。他顺理成章在1806年2月升任商馆医生，从此一直在华，直到1832年才离华返英，连续工作长达27年。皮尔逊是第一位被禁止从事私人贸易的商馆医生，但他任职时间之久远超过所有前任，而且接种牛痘嘉惠华人健康性命的贡献之巨，更是所有以前的商馆医生无法相提并论的。

皮尔逊在照料商馆人员的健康以外，也关怀商馆以外的人，而且不只是医药问题。以1807年来华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例，来华第一年绝大多数时间局处于斗室内拼命学习中文，还决心编纂一部汉英与英汉字典。皮尔逊对马礼逊颇为关心，当1808年4月贸易季结束，商馆人员前往澳门避暑前，皮尔逊将自己一些编纂字典可用的参考书借给留在广州的马礼逊，并祝他心想事成。 ^[21] 皮尔逊到澳门后，不放心酷暑在广州十三行不良环境中学习、工作的马礼逊，除了主动从澳门寄给他一些药品备用，特地为他向大班说项，并透露他编纂字典的空前之举，结果说动大班愿意在经费上助一臂之力，并邀请马礼逊到澳门避暑，还表示不会让他受到葡澳政府或天主教会的困扰。果然在马礼逊到澳门后，皮尔逊带着他拜会澳门总督等官员，也陪同寻觅交涉租屋等，帮助初到中国不久而身心都极为紧绷的马礼逊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 ^[22] 等到1809年2月，马礼逊的中文已达相当程度，而广州商馆因为中文翻译斯当东休假回英，大班有意雇用马礼逊担任商馆翻译，即是经皮尔逊和马礼逊商量而成 ，两人也从此在广州商馆共事二十余年。

皮尔逊颇有语言能力，至少曾经两度为商馆翻译文件。一次在1812年，商馆收到一位澳门天主教士译成西班牙文的嘉庆皇帝禁教上谕，商馆请皮尔逊译成英文后寄请公司董事会参考。 另一次在1821年，一名澳门的法国天主教士写信给商馆大班，说自己接到北京来函，谓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大量印刷中文图书散发，其内容极易被中国人误认为和秘密宗教白莲教有关，因此特别通知大班此事。 言下之意当然是要大班注意担任商馆翻译的马礼逊的所作所为，此信也由皮尔逊从法文译成英文。皮尔逊在华期间还向马礼逊学习中文，到1816年英国派来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使节团时，皮尔逊还因“学习中文多年并有显著成果”及医药专业的双重理由，被商馆选派加入使节团随同前往天津、北京。 当时担任大班的是通晓中文的斯当东，有他的认可，皮尔逊的中文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程度。

皮尔逊由于尽忠职守，热忱服务商馆内外西人，并为华人接种牛痘，几次获得大班等人赞誉。 1831年，商馆鉴于他的年纪日增，可能随时退休，于是主动事先为他争取较好的退休待遇，并特别强调他的努力与贡献：

我们相当肯定地说，我们相信东印度公司各部门人员中，再没有比他更为忠实而良善的职员。在其医药专业之外，他在这个国家的中外社会各阶层中建立的不朽而完满的声誉，超出我们所能品评之上。

他总是不论贫富随时提供免费的协助，而且他引介的牛痘接种目前已经推广至中国各地，他或许足可称为中国最大的恩人之一。如果皮尔逊先生借此作为私人事业的话，就如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那么他早已坐拥财富了。

广州商馆因此建议，提高皮尔逊的退休年金以示崇功报德。可是公司董事会没有同意 ，而他也在1832年1月2日提出返英的请求 ，获准后在同年12月18日乘船离开了中国。而澳门的葡人检察官佩雷拉（Antonia Pereira）等十四名葡人，也在广州的两种西人报纸上刊登英文与葡文的联名公开信，对皮尔逊多年来关照他们的健康表达去思 ^[23] ，这也可见他受人欢迎的程度。皮尔逊回到英国后将近四年，于1836年10月25日卒于伦敦，年约七十岁。 ^[24] wHsxhDdQk8D7UvO2h7F7pZYThaa+chCE2r7OfmYUuJP9yH+RTePHhnuqDyBJIf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