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近年每有朋友听到我在写一些西医来华历史的文章，几乎都会难以置信地问：“你懂医学吗？”我承认的确不懂医学，那么又如何写起医学史的杂文呢？原来，二十多年来我关注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他们在印刷出版、翻译和学校教育方面的各种活动，因此抄录了颇多传教士的相关档案作为基本的史料，也旁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由于医疗工作和印刷出版、学校教育都是传教士辅助传教的重要工具，所以我在抄录的过程中，经常会见到有关他们医学活动的记载，觉得很有意思，尤其遇到以往的论者不知或可以纠正前说错误的史料，实在舍不得弃而不顾，而且传教士档案数量庞大，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一旦放过这些有意思而珍贵的史料，回头再找极不容易，于是就顺便抄录下来，日积月累的结果是数量不少，只因自己另有更为关注的印刷出版等课题而搁置未用。

到2009年时，我从这些档案中选择一部分内容，撰写《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西医来华》一文发表，成为我关于医学史的第一篇杂记。此后偶尔有机会参加相关的研讨会，我又陆续写成两三篇报名与会。但直到2016年才起心动念，觉得箧存史料还有不少，似乎可以多写几篇。上海的仁济医院预定于2017年举办第一届院史论坛，由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推荐而邀我参加，荣幸之余，又因自己并未耕耘医学史，也没有这个领域的作品，徒然滥竽充数而感到汗颜，于是近两年来便投以较多的精力与时间在此，写成了这本《西医来华十记》。

本书十篇文章的内容，都是十九至二十世纪初年西医来华过程中的人与事。由于基督教的传教医生（即医药传教士）是在华传播西医人数最多、作用也最大的群体，同时我抄录的史料本来就以他们的档案为主，所以“十记”中多是传教医生的活动，但也涉及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和海关医生。除了这些传教、公司与海关等三种外国医生的活动以外，我深感兴趣的是中国人的反应如何，对此我尝试两种写法：一是记载十九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包括到爱丁堡求学的黄宽、在上海担任学徒的黄春甫，以及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希望能了解他们的习医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各种难题；另一种写法是在记载外国西医的活动中，尽量留意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与行为，尽管这些态度与行为大多只能从外国西医的记载中得知，但多少应该还能反映出中国人对西医的观感。只是，虽然我希望能同时从施与受双方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但自己是医学史外行，没有能力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也没有预先系统性规划各篇的主题，只能就我经眼和抄录的档案中，随机而笼统杂记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与事，但求这十记近于实记，则于愿已足。

在撰写这些杂记的过程中，高晞教授不以我为医学史门外汉而见弃，经常指点我高见，又邀我到复旦演讲和参加研讨会，盛情高谊着实可感。中原大学皮国立教授两度接受我报名参加他主办的医学史研讨会，广州暨南大学吴青教授也两次邀我演讲相关的题目，上海仁济医院袁蕙芸老师约我在第一、二届院史论坛报告，这些都让我有难得的机会和医学史学界师生和医学界切磋请教。中兴大学游博清教授利用暑假前往伦敦研究期间，拨冗代我搜集当地所藏珍贵医学史料，以及“中研院”赖芊卉小姐不厌其烦帮忙解决计算机工具的各种问题，都是我能完成本书写作的可贵助力，谨在此敬致谢忱。

从2009年我撰写第一篇医学史杂文，至今已经十年。其间由于自己另有研究面向，又非医学史专业背景，以致所得鲜少，加以各篇并非接连撰成，写法笔调有别，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如今竟敢以本书十记出版，无非敝帚自珍、野人献曝之类，还请专家学者指教为幸。

苏精
2018年12月于台北斯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