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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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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运动的状态之中。中国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丰富的文化之一。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国文化，学好中医药文化的前提就是要对中国文化有清晰的了解。
中国文化的形成主要经历了史前时期、殷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阶段。
古人类学研究及考古发现已证明，早在大约170万年前，中国境内就有了早期人类活动。1965年，考古学者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直立猿人化石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此后，相继发现北京猿人（约50万年前）、早期智人（约20万—4万年前）、晚期智人（距今1万年前），直到新石器时代，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中国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各个环节。根据人种学的分类，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再到山顶洞人，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如颧骨高凸、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发生，从一开始即呈多元状态，不仅是黄河流域，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东北、华北都有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
远古时期，文化的产生首先表现为工具。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将自然或经简单加工的石块、弓箭等作为采集和狩猎的基本工具。这一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是火的使用。至少从北京猿人开始，中华先民就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火，宣告人类与动物界相分离。恩格斯甚至认为，可以把火的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从大约公元前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磨制较为精细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石器，农业、畜牧业成为首要生产部门，陶器得到了广泛应用。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七八千处，诸如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大致同时期，1935年发现于辽宁）、大汶口文化（前4500—前2500年，1936年发现于浙江）、马家窑文化（前3000—前2600年，1923年发现于甘肃）、龙山文化（前2800—前2300年，1928年发现于山东）等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标志着原始物质文化得到了重要发展。
原始观念文化主要以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为代表。原始宗教主要包括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种表现形式。由于受认识自然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先民将许多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为神灵意志的体现，由此产生了诸多崇拜形式。总体来说，原始宗教反映了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也起到了补充作用，是原始社会的观念文化主流。
原始艺术主要表现在陶塑、陶绘、雕刻等。在距今4000年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猪头。半坡文化遗址则出土有陶塑人头像，耳垂部甚至已有穿孔，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在耳朵上悬挂饰物。陶绘主要以动、植物图形为素材，如鱼形纹、圆点勾叶纹、三角形、方形、菱形图案等。其他还有新疆呼图壁县的岩画、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的岩画等。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部落联盟经过漫长的兼并融合后，逐步完成了向国家的过渡，夏、商、周三朝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影响中国历史的诸多文化制度的基础也在这一时期奠定，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夏、商、周时期的文化明显体现出从神本文化到人本文化的态势。
商部落发祥于山东半岛，起初以游耕农业为主。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由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在长期稳定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其中一个重要事件便是甲骨文字的出现。它标志着古代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受史前原始思维的影响，殷商尊神重祀，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色。《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几乎记录的都是祭祀、占卜的内容。殷人的宗教信仰处于自然宗教的多神信仰阶段，是当时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反映。随着实践经验、心智水平和能力的提升，这种以尊神为特色的神本文化逐步向以人为本的人本文化过渡。
周曾是偏处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长期附属于商的部落。经过数百年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利用商王室的腐败，起兵伐纣，最终胜利，建立起周朝。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周朝建立后，对殷商的制度虽有因袭，但多有文化上的“维新”。这种“维新”首先表现在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度，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这种宗法制度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将家族制度政治化，不仅确定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而且对以后集权政治体制的固化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进一步渗透进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的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特征正是从西周开始形成的。
周人的“维新”还表现在“制礼作乐”，即确立礼制及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礼”最初有祭祀神灵的宗教之义，而周的“制礼作乐”的礼乐则超越此义，提升至完整的制度与文化的构建，囊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规范。《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在形式上体现为“仪”，即各种礼节和仪式。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如礼制、宗法制、分封制等，实质上渗透着强烈而自觉的伦理道德精神，周人的文化维新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主义、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的致思取向。
公元前770年，在西部夷人犬戎的进逼之下，周平王由丰镐东迁至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周天子权威失坠，礼崩乐坏，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不仅为文化的重组提供了机会，更是催生助长了“士”阶层的兴起，使他们从原先所属的贵族阶层中分化出来，成为专事于精神文化创造的独立群体。同时，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先世守专职的朝廷文化官员散落民间。他们凭借知识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一时学派林立，诸子蜂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恢宏局面，“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春秋战国遂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西汉司马谈曾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排除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后世称为“九流”。其实就思想成就而言，主要的还是司马谈所概括的六家。诸子之学“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具有“救时之弊”的文化目的性。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诸子之学在学派风格上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孔、墨、老、庄等先秦诸子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高度的智慧开宗立派，编撰《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了极其深刻的追索和思考，建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终于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中国的历史文化进入了秦汉统一时代。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一方面国家一统，结束了群雄争霸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多元文化的整合。尤其是经过400余年的文化建设，形成了全社会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它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同时，中国文化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经由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传播至西亚乃至欧洲，西域和印度文明也得以传入我国。正是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塑造和展现了统一帝国时代中国文化的宏阔壮大与灿烂辉煌。
秦王朝在建立统一帝国之初，除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外，还建立起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出台了一系列以统一为原则的文化举措，改变了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即所谓“书同文”（以秦篆为统一文字）、“车同轨”（统一车辆形制与道路宽窄）、“度同制”（统一度量衡制度与货币）、“行同伦”（制定秦律，推行严刑峻法）、“地同城”（废除封建邦国之制，打破地区壁垒）。秦始皇为定天下于一尊，遂于统一后9年采纳了丞相李斯焚书的奏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些统一的文化制度的确立，虽然是为了加强专制集权统治，但也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文化、生活乃至心理方面的共同性，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后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董仲舒针对汉初“儒道互黜”“百家殊方”的情况，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提出德刑并用，而以德政为主的统治思想，主张充分发挥“礼乐教化”的作用。他以“六经”为指针，高举“重儒更化”的旗帜，寻求一种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相吻合的文化形态。其独尊儒术的主张，不仅为汉武帝所接受，更是确立了后世以儒为宗的政治文化模式，被以后两千余年专制体制奉为圭臬，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汉末的黄巾军暴动和董卓之乱，使久已摇坠的汉帝国终于土崩瓦解。秦汉四百余年，天下一统的格局宣告结束，一场长达近400年的战乱又由此展开。先是魏、蜀、吴三分天下，中间西晋实现了统一，但仅昙花乍现，随着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中国又陷入南北分割状态。北方先有16国割据，后又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更迭，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轮替。经久的战乱与割据，打破了秦汉时期政治、思想与经济的一元体制，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随之崩解，在这种乱世的格局中，文化重新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
东汉后期，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名教危机的深化和社会的大动乱，儒家“不周世用”日益凸显，动摇了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正是这种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机，使当时上层的文人逐步摈弃对社会的认同，转而寻求个体的独立与意义，将心灵超越与精神自主作为人生的取向，由此而刺激了老庄思想的回归，玄学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
玄学源自原始道家，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老庄思想的重新阐发，是对道家思想的新发展，被称为新道家。作为魏晋时期主流的学术思潮，玄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玄学作为本体论哲学，对“本末”“有无”，以及相互关系的分析具有高度的谈玄析理色彩，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和分析能力；二是玄学逍遥游放、任情适己的人生观，深刻影响并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清、虚、玄、远的生活情趣，成为他们在专制体制下调试自我、追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依托；三是玄学“得意忘言”的思维方法，以及对形神关系的讨论是我国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内容，对此后的诗歌、书法、绘画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也包括对医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引发了不同思想派别和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这种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释、道三教的合流；二是胡、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由魏晋南北朝时，道教、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而引起的，原本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而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显学。与此同时，道教也从民间宗教升格为官方认可的宗教，在门阀士族中广泛传播。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不仅以道家思想为主要渊源，也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家伦理思想纳入教义。范文澜在描述儒道关系时也指出：“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传入我国之初，曾与黄老并祠，被视为中国流行的神仙方术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势力也日益扩大，由此受到了儒、道的强烈排斥，被攻击为“夷狄之教”。佛教徒一面参与争论，同时为了弱化矛盾，也尽力将佛教教义与儒家、道教思想协调起来，认为佛、道同本共源。这种调和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也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北周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诏设通道观，设定120人，合儒、释、道三教于一体。这象征着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本体，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正式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还体现在种族方面。西晋灭亡，东晋南迁，以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北方少数民族为主，入主中原，在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割据政权。16国的割据局面后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所结束，统一了北方。其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从北魏到北齐、北周总称北朝。五族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引发了胡、汉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甚至是战争和流血。但是站在文化整合的角度看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促进了胡人的汉化；二是异族文化与汉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为汉族文化带来了强健的精神和活力，使中国文化得到了多角度的发展和深化，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后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隋唐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重新进入天下一统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封建经济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顶峰。中国文化在经历了萌芽和发展之后，也在隋唐走向成熟，进入了气势恢宏、史诗壮丽的时代。
隋唐时期，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经济上改造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强化土地国有制，实行租庸调制，进一步解放农民，实行科举制，排抑门阀士族，为广大庶族知识分子提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因如此，农业生产与经济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得到极大的解放。尤其是唐代，经历了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玄宗的开元盛世的120多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更是达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巅峰，唐王朝也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唐代文化也出现了欣欣向荣和全面发展的局面，并表现出泱泱大国独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唐代文化的宏大气魄还突出表现在立足于中华主体文化，以恢宏的胸襟与气度，广泛吸收异族、异域文化，一视华夷的思想是李唐对异族、异域文化的基本立场。一方面通过和亲等策略兼容南北，和谐民族关系，积极推进胡汉民族的交往与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又贯通中外，广泛吸取外域文化，无论是南亚次大陆的佛学、历法、医学、音乐、美术，还是中亚的音乐、舞蹈，抑或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等，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奔涌而入，形成五光十色、灿烂辉煌的胜景，以至于当时的西安成为胡、汉中外文化汇聚交流的中心，成为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大都市。
文学艺术各门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
（1）唐诗 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中国才有了“诗歌的国度”称号。对于唐朝人来说，诗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这成为唐朝独有的文化风景。正是如此，仅清人所编的《全唐诗》就收录了2300余位诗人的4.8万多首诗，其中有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歌巨匠，奏响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绝唱。
（2）书法 除唐诗外，唐代在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书法原本在魏晋六朝时已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达到了高峰。其中以李阳冰的篆书、李邕的行书、“颠张（旭）狂（怀）素”的草书等为代表。唐代书法以楷书为代表，先期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史称“初唐四家”；后期有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坛一代宗师。
（3）绘画 唐代绘画延续了魏晋以来的绘画传统，仍以人物画为主。阎立本记为初唐重要的人物画家，盛唐时的吴道子更是获得“百代画圣”的美誉。除了人物画，更有文人审美情趣的山水画。其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出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山水画著称的画家。诗人王伟因擅长画山水而得到苏轼“画中有诗”的称赞，唐代为山水画的后世发展奠定了基础。
壁画在唐代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以莫高窟为代表，体现了全盛期唐代壁画的高度艺术成就。
（4）散文 唐代文学中散文成果丰硕，韩愈、柳宗元为复兴儒学而发起的散文文体，文风变革，确立了散文新的审美风范，对宋元及其后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他雕塑、建筑、音乐等艺术较之前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共同衬托了唐代文化全面辉煌的胜景。
（1）经学的一统 隋唐时期，中国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为适应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需要，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又进入了统一的时代。唐朝开国后，为适应帝国一统之需要，唐太宗“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于贞观四年（630）下诏，命颜师古等考定五经，于贞观七年（633）颁行天下。同时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四年（653）正式颁行天下，标志着经学在结束了分裂状态后，重新回到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成为唐王朝的统治思想。
（2）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在与儒、道的合流过程中逐步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中国化或本土化完成的重要标志，是在隋唐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特别注重法脉的传承，或编撰传法谱系，或对佛教的各种经典提出自己的评价标准，以确立自己在佛法传承中的正统地位。这些佛教宗派以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影响最大、最有中国特色，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禅宗的坐禅、参禅方法普遍为中国士大夫所接受；禅宗的白话语录为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开了先河；南宋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等人的心学思想也直接得益于禅宗“明心见性”顿悟理论的启发。
（3）史学 唐代初期，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朝廷设立了独立的修士机构，形成了一套以史官为主体、以监修国史为主导的修史制度，并为后世所沿袭。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全面总结了此前史学发展的历史，系统阐述了史书的体例、内容、编撰方式和史学批评的原理、方法等主张，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近代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作为制约皇权势力的门阀士族阶级告别历史舞台，君主政治已经取代先前的贵族政治，君主政治所依赖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封建集权的专制愈加强化；另一方面，城市商业贸易、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的日趋活跃与不断发展，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中出现，缓慢而逐渐地冲击封建体制难以维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中也在不断变化，并最终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随着封建集权体制的解体而走向终结。
中国古今社会的变化最重要的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秦以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代以下是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提升入政治上层者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平民庶族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大大提高。
由于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政策，优待知识阶层，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文化、科技的繁荣。宋代文化及至唐代兴盛后，仍呈现全面繁荣的局面。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理学体系的构建。理学是儒学经汉唐经学阶段后，为应对佛、道对封建政治思想基础的冲击，适应封建集权的政治需要，立足于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同时吸收道教的天道观念和佛教的哲学思辨与心性学说发展而来的。理学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色彩，维护社会政治伦常秩序成为理学的重要文化功能。将儒家伦理思想与哲学整合为一，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德”发展为“天人一理”，理学不仅具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伦理意义，还有另一层更为基本的意义，就是作为内圣之学，有一套严密、完整的关于道德的学说。在理论实践上，理学主张通过主静、立诚、居敬来修身养性；通过格物致知“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从而把外在的社会伦常规范建立、安顿在主体内在的主动欲求之上，变“他律”为“自律”，于是便有了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学是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专制集权体制的思想基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就社会阶层而论，文化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分。中国文化从上古到中古，上层文化一直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文化活动的主体几乎毫无例外属于统治阶级的士大夫群体。虽然有乐府诗等民间文化文艺的创作活动，但主要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的需要，因而这种文化创作活动并未获得独立的意义和地位。北宋之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在此基础上都市类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不断壮大。市民阶层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群体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需要，都市市井文化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两宋时期，市井文化最直接、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是在瓦舍勾栏演出的百戏技艺。
宋元之际，中国历史重新进入民族关系复杂阶段。宋王朝缺少汉唐帝国对外的威慑力，几乎从立国之始便受到外患的困扰，长期与北部、西部的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最后宋王朝为金元所灭，更是暂时中断或改变了汉族文明的发展进程。
公元10～11世纪，汉族的北宋和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形成了新的“三国鼎立”局面。12世纪前叶，北宋为女真族的金所灭，金与南宋又形成了南北对峙，直至1279年，蒙古族的元统一全国。
站在中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北方各民族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和轮番撞击，必然限制和制约汉族文化的发展，但也产生了正面的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这种被动挨打、南宋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代文化的各个层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各游牧民族在冲突中也从汉文化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提升了其文明水平，契丹文字即是“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而成。在辽国，孔子受到朝野的普遍尊崇。汉籍文献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传播。同时，契丹文化也传入北宋。在西夏，官制体系逐步以汉制代替番制，仿宋实行科举，策试举人，几乎全方位地接受汉文化。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汉籍经典被普遍要求学习，汉族的许多典章制度也在金国推行。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华大地建立了统一的大元政权。蒙古族入主中国，在汉文化影响下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统治体系和文物制度大幅度汉化，程朱理学甚至在元代一跃成为官学，深刻影响了明清的思想文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蒙古族，在文化上又一次重演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宋元之际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使各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中华文化的发展。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扩大的帝国，“其地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一》），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文化在汉唐之后又一次与外域文化展开了规模宏大的交流。
首先是异族文化的输入。由于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为中亚、西亚各民族文化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以及基督教、摩尼教徒大规模迁居中国。伊斯兰教信徒迁居的规模更大，以至于形成“回回遍天下”（《明史·西域传》）的态势。基督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分为景教和罗马天主教两派。景教在中国内陆广设教堂，教徒广泛分布于中国多个区域；天主教主要在元大都及周边区域，不仅是中亚、西亚，随着欧亚大陆的沟通，欧洲人也接踵东来。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回国后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使中国从此成为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想。随着来华人数及频次的增加，一些异邦的先进科技，如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等开始传入中国。
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包括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当时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和印刷术分别经由阿拉伯、波斯、埃及传入欧洲，中国的历法、数学、瓷器、茶叶、丝绸、绘画、医药等也经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广为传播，体现了中国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
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高潮诸阶段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所赖以维系的封建制度的没落，不可挽回地走到了衰落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明清也在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最为严厉的时代。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废除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和700多年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建立了高度垄断的专制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奉行空前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明清的文化专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狱，大批儒生与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除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之外，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还表现在强化思想控制，以程朱理学为正宗，被置于绝对至尊地位。清乾隆年间，朝廷借编《四库全书》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检查。凡是有抵触本朝之语都在查禁之列，全力解除危及君主专制体制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据统计，《四库全书》在编修的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规模之大，是中国文化在秦始皇焚书之后的再一次浩劫。严厉的文化专制，不仅限制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自由，阻碍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也严重束缚了学术的发展。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出现了具有个性解放意识的人文主义思潮。它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王阳明的心学。其以“致良知”为核心，高扬人的主体性，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人为的用外在规范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该思想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统治思想，有一定的解放意义，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追求自我的自然发展，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教义束缚，以批判的精神对待传统，表现出鲜明的叛逆勇气和精神，掀开了明代后期个性觉醒、人性复苏的人文主义思潮序幕。这一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潮近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两者都是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兴起的。文艺复兴思潮反对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与明清启蒙思潮中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欲有相通之处。但文艺复兴思潮最后在近代欧洲初步确立了宪政体制，而明清的启蒙思潮却无法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新的社会方案，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局限。
作为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后阶段，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总结时期。
（1）体现在大型图集册典的编纂上 明清两代统治者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加以收集整理，编纂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
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收入典籍达七八千种，使许多宋元典籍赖以传世，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编成后毁于大火，后又经八国联军抢掠，散失海外，今仅有残卷存世。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共1万卷，目录另40卷，内分6汇编，32典，6109部。
《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字数最多的字典。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全书收书3740部，79018卷，分装3.6万多册，对于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贡献巨大。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古代科技方面的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代表了当时世界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先进水平。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总结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以及元明两代的农业经验，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关于生产工艺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这些著作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2）体现在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上 一大批学者受文化专制制度及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考据，对两千多年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规模宏大而又系统、深入的整理和总结，对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中国文化史，对中国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有两次，一是佛教的东传，一是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16世纪，马丁·路德倡导新教，罗马旧教受到重大打击。旧教中人组织耶稣会，将目光投向中国，先后派遣西班牙人沙勿略，意大利人范礼安、罗坚明、巴范济和利玛窦来华，从此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中，利玛窦是传播西学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582年来到中国，传播西学和天主教。他非常注重顺遂中国礼俗，并着手将西学中国化，引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影响很大。他还译介数学、建筑、测量、立法，以及神学伦理学、音乐、绘画等方面的西学著作，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遗憾的是，由于接任利玛窦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对中华文化粗暴无礼，激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导致天主教几次遭禁，并最后解散，“西学东渐”几近中断。其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出版了中文书籍与刊物，其中包括第一部《华英字典》，为中国文人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强势进入中国，中国被强制性地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也被推到一个蜕变和新生的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