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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
了解文化、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相关概念，以及其相互的关系；了解中医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学习中医药文化学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具有人文属性的宏观概念，其内容浩瀚广博，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文化就会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医药文化亦是如此。因此，学习中医药文化就要了解“文化”“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据有关专家统计，达两百余种之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古代，文化是一个复合结构词，意思是以文化之。《易传·贲卦》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原文主要是指社会人伦秩序、礼仪制度。
“文”字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花纹、水纹、斑纹等，是“纹”的古字。《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约文。”许慎在《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叉。”由此初义衍生出文字、文章、文学、文采之义，进而“文”有了“质”“实”“朴”相对美善之义。郑玄注《礼记》云：“文，犹美也、善也。”“文”字在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的地位，谥法上“文”字为最高谥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曰：“经天纬地曰文。”皇帝死后谥“文”，必须在治国上有重大业绩。
“化”字的甲骨文是由两个对倒的人组成的，意思是转化、变化。中国古代视“化”为自然大道，不同于西方人重“创”之道。在先秦典籍中，“化”字引申为教化，即通过教育使人的品性向好的方面转化。《老子·第五十七章》云：“我无为而民自化。”古代有“化外”一词，就是指中国教化未达到的地方。
现今一般教科书和工具书中大多采用文化的广义，即“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原苏联《哲学百科全书》1964版）。广义的文化认为，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人、人为（这里的人为，指的是人的一切行为，不同于古代的人文。古代的人文包括人性、人道，是指人所以为人的行为），因此，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概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现代社会也有用文明一词来表述文化，两者同属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概念，虽有相同相似之处，但文化侧重于人文精神内涵，以内在为主；文明侧重于社会，物质形态以外在为主。
狭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相关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产物。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词为动词，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居住、练习、注意等。与拉丁文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中的“文化”意义都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进而引申出对人性的陶冶、品德的教养等意义。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非常接近，只不过文化在中文中一开始便专注于精神意识活动，直指伦理道德，礼仪制度，而Cultura则是以土壤改良、植物栽培等物质生产引导到能力、知识、修养、情操等精神领域。
由于人的一切活动，除了本能之外，几乎无一不与人的主观意识密切相关，尤其是人所创造的一切财物，无不打上人的意识的烙印。因此，文化不可能不延伸到物质产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狭义文化的理解和使用。狭义文化论者认为，文化应与产品物质本身有所区别，它只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如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隐性存在于产品之中。因此，构成文化的内涵不是表层的、形式的存在，而是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构成了文化的三项核心要素。正是这三项核心要素，蕴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才逐渐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目前，人们在学术研究中采用的文化定义多取狭义，其范畴大体上与人文这一概念相似，特指精神财富，主要是指与人的思维、意识、情感等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道德习俗等，具有明显的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取向。目前，这一观点比较成熟的定义是：“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
总之，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是人类自我创造的产物。文化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迈向更高层次的标志和动力，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源泉。一个民族的特立绵延也在于文化的孕育滋养，构成各民族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因素是居住地域的差异性、民族人种的特异性、文化形态的稳定性和传承历史的延续性。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普适性上，也体现在它的特殊性上。
“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差异甚大，研究者基于文化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关于文化结构、层次的理论：有主张文化在结构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层次者；有主张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者；有主张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层次者；还有以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风俗习惯为文化之六大子系统者等。其中以四层次说比较完整而简明。
物质文化又称物态文化，是人类所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物质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类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的总和。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类的物质生产是社会的、群体的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才能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更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社会环境，还创造了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并逐步将其确定、规范化为社会的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团体、教育科技组织等。制度文化着眼于调试和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虽不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但其特质及发展水平仍然离不开人与自然发生联系。
行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相互交往中所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行为定势，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的反映。行为文化与民风民俗的形态出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域特性。行为文化的产生，既与人类生活所依赖的一定地域与自然环境有关，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制度文化，是制度文化在人的行为模式上的体现。
精神文化又称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出现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的总和。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精神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部分。社会心理是含有主观的、潜移默化的演进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尚未经过理论加工与艺术升华，体现为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愿望、要求、情绪等。社会心理受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并与行为文化互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经过政治家及文化学者、专家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通常以物化形态，诸如著作或作品固定下来。
以上文化结构的诸层次中，物质文化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制度与行为文化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精神文化处于整个文化结构层次的最高层，因为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故而很难改变。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是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相区别的本质所在。
文化具有国别性、民族性。在世界历史上，各个民族和国家基于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环境，创造了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化总汇，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华各族人民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包含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民族性格、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
中国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中国文化主要指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其所聚合的丰富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基本精神特点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
“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人定胜天，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也包含人化的自然与异化的人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对相同的，能够达到统一。
人本主义在中国由来已久，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道家、墨家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学说。墨家反对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而发动战争，强调“兼爱”，是对人的尊重。法家论述法术，是针对人的治理。道家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本主义的体现。儒家民本理论更是从人事出发立论的。
刚健有为就是人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勇敢的精神，在人世间有所作为。刚健有为是儒家、法家、墨家思想的主流，刚健的精神表现在个体上就是一种独立不屈的人格和坚定的信念。孔子说：“士不可不弘毅。”弘毅就是心胸宽广，意志刚强。孔子的阐述一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所奉行的信条，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
“中和”就是和谐统一，合适平衡，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在文化价值方面，提倡在统一文化的范围内，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相交渗透和多样统一，既维护了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又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在民族关系上，以和为贵，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道德伦理和社会行为上，提倡中庸思想，以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贵和尚中”的文化理念，使中华民族在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内敛而非扩张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亲和力的核心。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文明的中国，文化思想源远流长，灿烂丰富，像浪花闪烁、浩荡奔腾的长江、黄河，孕育、滋养着一代代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回眸观之，穿越时空的文学画廊绚丽缤纷，绘画、书法、音乐等充满了生命意识与情感花瓣的艺术流芳溢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文化，即中医药文化。它根深叶茂，博大精深，是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忘记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远美丽、永远耀眼的瑰宝。
源于中国历史与土壤的中医，既悬壶济世，中国人依靠它得以祛病安康，保持蓬勃的生命活力；又是一种含义深刻的文化思想，与人的精神意志、心灵情感息息相通。从文化思想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其思想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精神一脉相通。中医是运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行医治病，诠释人生命的秘密。其“阴阳和合”与“顺应自然”的生理机制和对待生命的“清静无为”的主观精神，正是儒家中和思想与道家“道法自然”古代哲学精神的最佳体现。
当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富裕和生活条件逐渐好起来的中国人更注重生命，更重视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人们都在积极地探讨和研究人体的特征与生命的规律，尤其是如何养生，如何“防患于未然”，从治愈疾病到预防疾病。中医及其文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良好的契机。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精华的中医，历经两千多年的融会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价值和思想核心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和谐”。世间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矛盾一致的。任何疾病，无论大小、轻重都起于阴阳不和，是因“和谐”的缺失而造成的。中医治病就是燮理阴阳，使之“和谐”。只要“和谐”了，人的病就好了。这种“和谐”主要包含人与环境和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三种方式。处理和调节好了这三种矛盾，人就是一个“和谐”的人、一个健康完美的人。这一中医药文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道、佛的文化哲学思想如出一辙。这种文化思想正逐渐被各种肤色的人所接受，发展到如今，中医及其文化已经漂洋过海，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它靓丽的身影，可以说愈来愈辉煌，愈来愈伟大。
钥匙是开锁的工具，为守护、防卫、珍藏、保密的需要，人类大约在17世纪发明了“锁”和“钥匙”，且约定俗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所以钥匙是开锁的必备工具，是打开锁固范畴的开路先锋。
虽然蕴含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的瑰宝数不胜数，但能“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唯有中医药学，因为只有中医药学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只有中医药学在基本观念、实质内容、思路方法、表述方式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华文明的基因；只有中医药学在凝聚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健康养生理念、防病治病的理法方药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国古代科学的成果。换而言之，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开路先锋。
中医药学作为中国独有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的原创内涵。历代医家通过不断深入观察和反复的临床实践，以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创造性地总结了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诚然，中医学、西医学都是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医学科学，目的一致，但医学体系不同：西医学属于自然科学；中医学既属于自然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西医学属于生物医学模式，即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医学属于整体医学模式。西医学是在还原论指导下，基于解剖学基础发展而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致病因子和精确病变定位，然后采用对抗式思维，定点清除致病因子，使机体恢复健康；中医学是在整体观指导下，基于“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中国哲学基础发展起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致病因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和正气、邪气的消长定位，然后采用包容式思维，并非定点清除致病因子，而是通过扶正祛邪、补偏救弊使机体恢复健康。因此，中医治病的最大特点不是定点清除致病因子，而是调理、矫正致病环境，使致病因子难以生存和发展，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人类的生命科学至今还是一个尚未打开的迷宫，而中医药学关于天人关系、脏腑关系、经络关系、表里关系、精气神关系、“生长壮老已”关系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都涉及医学和生命科学之“钥”。因此，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必将凸显中医药学的鲜活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对“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以后，再理解什么是中医文化就会清晰、容易得多。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从广义文化上界定，即“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中医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综合而言，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中医文化研究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征。中医文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医药学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医药的语言文献、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征、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总体规律、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历代名医的生平及所处历史背景、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条件及传承等。除此之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包括地域中医文化、中医药企业（包括中药厂、中医院）文化的研究。研究中医文化的学科叫中医文化学。
中医文化研究（中医文化学）由中医哲学、中医史学、中医文献学、中医语言文字学（医古文）等子学科构成，还包括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如中医人类学、中医社会学、中医伦理学、中医心理学、中医生态学、中医经济学等。这些子学科中，中医哲学是中医文化学的核心，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都是该文化的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中医哲学就是中医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具体地说，中医哲学包括中医思维、中医本体论、中医方法论、中医伦理学、中医价值论等。
伴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的步伐，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中华民族的复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民族的复兴并不仅仅是经济的振兴，还有文化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比经济的复兴更为重要和关键，因为文化的复兴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潜在动力。一个民族一旦形成自己良好的主导文化模式，即使在一个时期由于某种原因使经济遭受挫折，甚至衰退，但只要它的文化根基还在，它就有迅速走向复兴的可能。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与经济实力发展完全呈正比、同步前进的，它需要人为地、自觉地去推动，去发展。在全球文化一元化与多元化激烈冲突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尤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更需要当代人不屈不挠地奋力推动。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科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中医文化的复兴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医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也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等多学科知识的营养，同时又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医药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的，中医药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能够自然地得以普及。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凡夫俗子，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知医识药，由儒从医者、由官业医者更是不胜枚举。“秀才学医，笼中捉鸡”“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方面形象地道出了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学习中医相对容易之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今天，若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也难以保持和发展道地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中医文化研究既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也是国民经济（尤其是医疗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一个时期甚至面临被取缔、被消灭的境地。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科学主义的盛行，西方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中国所有的传统学术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药学自不例外。而科学，诚如胡适所言：“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在近现代中国达到了“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在这种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旧学”，“旧学”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国粹、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成了“失语的中医”，也就是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医。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主干课程——医古文被边缘化，在中医师职称考试中被取消，而换成能与西方科学接轨的现代语言工具——英语。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在中医药院校成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结构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理论可以追溯到《易经》《尚书》；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找到源头，在后世的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中找到活水；临床实验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扁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失去源头的中医能够继承就已令人欣慰，更遑论创新与发展！不少老中医专家大声疾呼：“继承就是发展！”那是看到了中医在所谓“现代化”口号下面临消亡的危机。近几十年来，政府对中医的关怀、保护和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医药教育规模也在一天天扩大，但中医的发展并没有取得所期望的结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文化观念上，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现代科学霸权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它使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受到了一再的摧残和打压。因此，加强中医文化研究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
学习中医文化并不反对用现代科学手段、西医标准研究中医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应该承认其研究价值。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而不是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否则必定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为代价。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从它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诸因素上去做全面考察。中医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自己的表达“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发展提供适合自己发展的优良土壤，或提供中医发展所必需的营养成分。
中医具有较其他医学更为浓厚的文化属性。医学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换句话说，生命是医学的本原，所以生命文化就是医学的元文化。中医在认识生命的本质、规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个性色彩，如中医将“气”看成是生命的本原和动力，将阴阳五行看成是生命的过程序列、生命的存在方式；将自然人与社会人作动态比附，建构了一个由心神调控的心与身同构、同序的小生命系统和人与宇宙同构、同序的大生命系统。中医比任何一门医学更能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将中医看成是一门生命科学，不如将中医看成是一种生命文化。从生命文化的角度讲，中医药文化研究尤为迫切和必要。
中医文化研究不仅能促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也必将促进地域中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医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带来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进步。
地域中医文化是该地区宝贵的资源财富。中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加之气候、地理等诸因素的影响，各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药文化，如绵延千余年至今而不衰的新安医学、上古名医岐伯故里的庆阳医学、中医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孟河医学、具有南国特色的岭南医学等。从经济、文化、思想、历史渊源等不同角度考察、研究地域中医文化，探求地域中医文化形成的原因，必将极大地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地域中医文化是与当地的名医文化密不可分的，如庆阳的岐伯、南阳的张仲景、亳州的华佗、耀县的孙思邈、新安的汪机、蕲春的李时珍、玉田的王清任等，这些名医无疑成为当地的名片，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中医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战略需要。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如通过对久负盛名的同仁堂、胡庆余堂等企业文化研究，为医药企业文化提供借鉴，能够形成良好医药行业规范，并对企业持久健康运行提供文化支持。目前，中医文化研究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相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医文化一定会展现它富有魅力和生命力的光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标记。中国传统文化是决定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气质特征的根本基因，是中华民族强大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和范例，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水乳交融的知识体系。中医文化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物质范畴，成为中国人思想情感寄托的精神平台。
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的基因构成部分，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对于促进中医学回归其人文与自然科学共生属性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医自身的价值，激发其原创力、生命力，为中医未来国内国际发展及中国文化国际化提供有关战略思考；为现代科学研究拓展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在全球提供健康服务，同时倡导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弘扬和谐的生命观、生态观和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