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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律师夏尔·多米尼克·德·维塞利·德波瓦-瓦莱在自家房顶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避雷针，他的家乡圣奥梅尔是靠近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小城镇，位于阿图瓦省的北部。他建造避雷针是为了表达他的“启蒙”观念，以此来鄙视那些相信闪电是上帝的愤怒的人。一份报道说：
这个精妙的装置由一个镀金的剑刃和一根16尺长的铁棍组成，剑刃固定在铁棍之上，在两者的交会处有一个地球形状的风向标，上面装饰着发射出的闪电标志，指向不同的方向；铁棍的底部插入一个锡制的烟囱里，烟囱的底部有一块打着几个孔的锡制金属板，最后用一根57寸长的锡制导管顺着邻近房屋的围墙延伸到地下……
这个塔型装置引起了邻居们的警觉，以至于他们向法庭求得一纸判决要求将它拆除。维塞利拒绝执行，邻居们则向他投掷石块、大喊和咒骂。当地法院重申了法庭的命令。
维塞利拒绝妥协：他向省府阿拉斯的最高法庭阿图瓦委员会上诉，并且请弗朗索瓦·比萨尔为他辩护。比萨尔是一名激情澎湃的业余科学家，被当地人戏称为“晴雨表”。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将摘要发给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朋友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在巴黎学习12年后于1781年返回阿拉斯成为一名律师。1783年6月，时年25岁的罗伯斯庇尔凭借比萨尔已有的成果，用“启蒙将战胜蒙昧”的论述使得案件出现了逆转。（图3）他向委员会辩称，“先生们，你们必须保卫科学”：
你们将要保卫一项令人无比尊敬的、崇高的发明：整个欧洲都关注着这个案件，你们的决定将会四海皆知……巴黎、伦敦、柏林、斯德哥尔摩、都灵、圣彼得堡都会在阿拉斯做出决定后的第一时间得知你们关于科学进步的智慧与热情。
罗伯斯庇尔成功的辩护，令他鼓起勇气将一份法庭陈述的抄本寄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从1776年就以新美利坚合众国特使的身份居住在巴黎，他关于电的实验一直名声在外。罗伯斯庇尔在1783年10月1日的信中写道，他所捍卫的正是富兰克林的发现，“渴望在我所在省份中，为根除阻碍进步的偏见出一份力”，希望此举可以赢得“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的认可”。
1783年8月27日，富兰克林十分兴奋地在马尔斯校场（现在埃菲尔铁塔的所在地）目睹了世界上第一次热气球飞行。接下来的一周，他沉浸在9月3日成功签署《巴黎和约》的喜悦中，和约正式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承认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富兰克林于1785年7月启程回国之前，罗伯斯庇尔只是法国众多受教育的精英中富兰克林的崇拜者之一。
富兰克林受到盛情款待，不仅仅因为他打败了法国的老对手英国并且是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勇敢人民的代表，另一原因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认为的那样，富兰克林是一名科学家和“进步人士”。进步人士的目标是理性和“启蒙”，他们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由任何地区没有偏见的人组成。想要“启蒙”意味着共享一套关于个人和个人与权威关系的共同语言：合法的政治权威建立在公众的认可之上，个人自由是“权利”而不是“特权”。
当时受教育者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跨大西洋的“文人共和国”之内，他们之间的信念纽带如伏尔泰在《共和主义者的理念》中准确表述的那样：“共同体内的人”足以“自治”而不是忍受“专制”。实际上，“文人共和国”的范围不仅仅是从意大利到苏格兰到费城，有的通信人还来自拉丁美洲、东欧和东南欧以及南亚。
但是它的中心是法国，新哲学的主题与它挑战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关联。18世纪下半叶活跃的知识界就是这个社会的产物：批判性写作的主要、共同的批判对象是绝对主义王权和神权统治。德尼·狄德罗在1771年说道：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是自由。对于迷信的第一次攻击是猛烈的、不受约束的。一旦人们敢于以任何方式攻击宗教这个最令人敬畏的障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一攻势。从他们向神圣的权威展露威胁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在下一刻就成功地将自己置于世俗权威的对立面。控制和压抑人性的绳索由两股绳组成：如果不切断当中的一条，另一条就不会解开。
从1751年到1772年，狄德罗和他的同事让·达朗贝尔一起忙于编写《百科全书》，这部“关于艺术、科学和贸易的通用词典”最终有28卷，包含71 818个词条和3 129幅插图。它的贡献者中有著名的伏尔泰、卢梭、杜尔哥、霍尔巴赫、魁奈，不过博学的新教徒路易·德·若古撰写了四分之一的词条（年迈的若古出生于1704年，曾经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丢失了花费20年写成的六卷医学词典的手稿）。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评论道，“人们思想上已经发生的革命”将改变世界，他在1762年9月26日写给情人苏菲·沃兰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情感：
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区别是，在哲学中没有什么是未经证明就被接受的，它从不认可模棱两可的概念，它质疑什么是确定、模棱两可、不确定的界限。不久，这部作品无疑会在人们的思想中促成一场革命，我相信暴君、压迫者、宗教狂热者和不宽容者会失败。我们将服务于人性。
公共生活的解放必将释放经济上的创造力：对杜尔哥和魁奈这样的“重农主义者”来说，世俗的进步在于解除对进取精神的束缚，允许自由开拓进取和商业自由（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通过消除经济自由的障碍——例如行会对行业准入的限制、国内关卡、谷物贸易上的限制——以及鼓励农业改良和圈地，创造的经济财富会为国民自由和普遍人性的进步打下基础。
资本主义在工业、巴黎腹地的农业以及所有的殖民地贸易上的扩张尽管有限但却令人瞩目，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行为和价值在形式上都与绝对主义的制度根基——一个由团体特权、土地财富以及宣称是贵族和教会权威统治构成的等级社会——格格不入。事实上，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密不可分，“消费革命”伴随着更大的繁荣。法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资产阶级）的人数从1700年的大约70万增长到了1780年的230万左右。即使在小资产阶级内部——小店主、工匠师傅、低级官员——一个独特的“消费文化”也正在蓬勃发展，体现在对写字台、镜子、钟表和雨伞的喜好上。
如果此时时装、奢侈品这些用来彰显身份上的差异的东西可以用钱买到，贵族如何继续向普通人显示他们的遥不可及？
在人们的认识中，构成“贵族”本身的“美德”发生了意义上转变。除了用来表示生而高贵、特权和义务，美德还更加宽泛地被用来指公民和道德上出众的人。在商业飞速发展的18世纪末期，贵族和其他人争论是否要废除剥夺贵族身份的法律
，在平民的眼中，允许贵族从事贸易会重新体现贵族的“实用性”。
这些价值上的变化在当时的杂志上非常明显。在175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报刊产业有了显著的增长。法国期刊的数量从1745年的15种增长到了18世纪80年代的82种，大约共售出7万份，每份都有很多人阅读。但是这些期刊的受众局限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莱顿公报》是最重要的期刊之一，由新教徒在尼德兰发行，4 200名订阅者，每年订阅费36里弗，远超出劳动阶层的经济能力。18世纪80年代，健康杂志和其他期刊致力于改善卫生和健康，倡导打扫街道和改善空气循环的计划：戴着假发的廷臣汗水与香水混合的异味与城市穷人和农民的“恶臭”同样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对于身体抱有更敏感的关注，其视野涵盖了从重视清洁到反对酷刑的广阔领域。“公共意见”、“公民”和“国家”等术语在政治评论上的运用不断增加，在广泛流传的期刊《欧洲信使》中有明显体现，它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滨海布洛涅城印刷，将伦敦报纸上关于英国议会辩论的专栏翻译成法文。
启蒙在拥有图书的渴望上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在1700年，巴黎的资产清单表明，有13%的劳动阶层拥有图书，法官为32%，佩剑贵族为26%；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个比例分别为35%、58%和53%。在圣马塞尔郊区，富裕的皮革商尼古拉·布耶罗在1734年去世时，留下了73本书，全部都是关于宗教的；与他相比，另一个在1792年去世的皮革商人让·奥弗雷，虽然财富少了些，但是留下了500本书，包括历史著作、拉丁文经典以及大量地图和小册子。这不仅说明这两个人的阅读爱好不同，还证明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兴趣正在发生改变，对于他们来说启蒙是“一种生活方式”。
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欧洲精英对哲学、科学和旅行充满兴趣的伟大年代。位于瑞士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协会，既发行正版也生产盗版的畅销旅行书籍，仅在法国就卖出了8.7万册。
一些四海为家的旅行者、收藏家和学者自诩为“世界公民”，梦想着有朝一日人类能在一个仁爱的政府之下联合在一起。更多的人受求知欲望的驱使，认为知识没有地理和文化上的束缚。他们对新的发现津津乐道，无论是库克船长和布干维尔岛的传说，还是富雅·德·圣丰和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对于奥弗涅火山的严肃研究。
以前从来没有卖出过这么多图书。难怪旧权威会因为这些书产生困扰，火山告诉人们地球比教会认定的更古老，而参加13世纪的十字军也不能证明永久享有税收豁免权的合法性。
在受教育者的论述中，对权威最具侵蚀性的是假设人类的“权利”是普遍的、天生的。特权等级所看重的“权利”——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免除通常的义务，向农民征税——一直被国王认可。相反，像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这样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人类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容争辩的。意大利法学家塞萨雷·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惩罚》（1764年）中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于酷刑的愤怒，酷刑不仅伤害个人的身体，还侵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
如果个人与生俱来地拥有权利和情感能力，那么通过参与政治文化就能在“公共领域”里行使这些权利和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有权了解公共事件，甚至对其施加影响，而且在观点能得到表达和争论的一切“空间”里都有权参与。共济会是一例，它不同于封闭的特权世界中贵族化的王室学院，共济会的集会更加开放，倡导自由思考——这种资产阶级男性社交形式在1760年之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几任教皇下令禁止共济会活动（这并没有阻止400名法国教士加入），但在18世纪80年代共济会的600处分会中仍有大约21万名会员。共济会并不公开介入政治，但是主张兄弟般的情谊，呼吁从受教育的、辛勤的人当中根据才能来选拔官员。
共济会的扩张从一个方面表明，资产阶级文化在贵族精英的规则之外得到了显著发展。即使在由贵族主宰的35个著名王室学院，也会讨论宗教自由、贫穷和司法改革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这些空间是男性化的，但是也有女性可以参与的思想空间：尤其是巴黎和其他城市的沙龙，女性无论在沙龙的创建还是在其运作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个空间是女性化的、“自由思考”的。
启蒙社会的口号之一是“实用性”，不仅用它来评定消费品是否有用，判断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良是否有效，还用来批评特权等级来源于传统的主张。从世袭特权、官职买卖、贸易垄断到整齐划一的花园、虚华浮夸的宫廷、书籍的审查，这一切都被视作对理性、朴素和自由的诅咒。“实用性”话语强大的一面是将有益的乃至“爱国的”商业与贵族式的奢侈做比较。1788年，杰出的农学家让-巴普蒂斯特·鲁吉耶·德·拉贝热里将耕作者和贵族相比较，耕作者“永远有用，永远善良，永远诚实，永远仁慈，永远热爱他的国家、他的国王”，贵族却被金钱和奢侈腐化。收税员之子埃曼纽埃尔·西耶斯在1788年已经成了沙特尔大教堂的教士，他在《论特权》中同样认为贵族已经被腐化，“因为他们自我优越的偏见使得他们在花销上挥霍无度”。
18世纪最轰动的戏剧是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1784年的首批73场演出就吸引了9.7万人观看。戏剧的高潮是费加罗谴责他的雇主阿拉玛卫华伯爵：
因为你是一名大贵族，你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贵族、财富、头衔、职位，所有这些令你引以为豪的东西！你为了这些做了什么？你只是从娘胎里出来用了一点力气。除此以外你非常普通。
尽管矛头指向了社会的支柱——传统的贵族、教会（尤其是上层教士和静修教士），甚至国王本身——特权等级的成员却被这些新奇的观念吸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成了思想上的佼佼者。例如，在阿图瓦省，费迪南·杜布瓦·德·福瑟是省内最有名的贵族，他非常热衷启蒙的讨论，作为阿拉斯王室学院的院长，他在1785年后的5年时间里给王国境内的1 200名通信人写下不少于21 000封信。当受他庇护的罗伯斯庇尔在1786年当选为学院的主管时，德·福瑟用了近两小时时间向他博学的受庇护人讲述了婚外情出生的孩子所遭受的法律歧视，或许还戏谑地暗示他本人就是他父母未婚先孕的产物。
吉拉丹侯爵是一名军官，他每年有10万里弗的租税收入，在巴黎东北部的埃墨农维尔有800公顷土地，他在那里建造一个“天然的”或称“英式的”花园，花园保留了自然的轮廓，种植当地的植物（仿建了一个烧炭人的小屋供农夫使用），与凡尔赛严格几何形状的花园形成了鲜明对比。侯爵欢迎让-雅克·卢梭来到他的庄园，这位启蒙思想家在1778年去世时被埋葬在庄园中一个“白杨树小岛”上，风景保留了理想的自然风貌。
启蒙不是一次统一的思想变革，仅凭它不能动摇王权的根基；天主教会也并不总是王权的代言人。一些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曾经接受过教士的训练：马布利、孔狄亚克、雷纳尔、杜尔哥。最为突出的是，新教徒和詹森主义的政治自由观念与对教会等级的挑战长久以来产生了宗教上的影响。詹森主义在17世纪佛兰德理论家科纳留斯·詹森的著作基础上形成，它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强调原罪、人性堕落和放纵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坚持法国全体教士大会高于教皇，而且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颠覆了现有的宗教秩序。
尽管詹森主义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打压，但它的观点还是在“里歇派”那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人追随17世纪的教会法学者里歇，他认为基督不仅任命了十二使徒为“主教”，还在《路加福音》中指定72名门徒为“教士”。
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启蒙”是一个包含不同观点的概括性术语。启蒙思想家不是革命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受限于他们所见的大众的无知和迷信：大多数思想家认为开明君主统治是确保公众生活自由的最佳方式。同样，尽管他们排斥他们所宣称的“迷信”，但大多数思想家都承认教会教士在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方面的社会价值。
卢梭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的人，他发自内心地主张民主，相信品德高尚的公民可以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代议制政府和为公民着想的立法者来塑造。总之，卢梭坚持认为欧洲已经由于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走向了毁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最强有力地阐述了这种不公：
最大的不公平存在于生活方式上，一些人懒惰至极，其他人劳累过度……有钱人过于精细的食物让他们热量过度，消化不良，另一方面，穷人不卫生的食物还经常腐败变质，难以果腹……数不清的痛苦和焦虑与生活的各种状态密切相关……有关键的证据表明，人类大多数的苦难都是我们咎由自取。
卢梭在1762年出版《爱弥儿》（或名《论教育》）以及《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解决办法：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通过反复灌输公民美德来塑造一个受“公意”驱使的公民社会：
因此，社会契约是所有公民社会的基础，可以用这种形式组织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个人财产、身体、生命和所有共同权利置于公意的最高领导之下，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每一个成员视作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世纪晚期的人们想要阅读什么书？出版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的历史最能揭示18世纪70、80年代的文化转变。理论和法律这些流行的常见书籍受到了旅行、绯闻、庭审案件和历史类书籍的挑战。当时没有畅销榜，国王和教会的审查员控制着“合法”书籍的生产，地下非法书籍的交易一样反映了大众阅读的需要。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从瑞士走私到法国的廉价盗版《百科全书》在1776年至1789年间大约卖出了2.5万套。尽管当局容忍了包括《百科全书》和《圣经》在内的图书廉价版本的交易，地下交易的禁书最能反映真实情况：印刷工人、书商、书贩、赶骡车的运书人，这些人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他们冒着被监禁的危险来从大众的需求中获利。
排在纳沙泰尔印刷协会销售榜首的书是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的《2440年》，这本书在1771年初版发行后至少再版了25次。这是一部乌托邦小说，描述了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妓女和乞丐的巴黎；因为普遍和平，所以没有常备军，没有奴隶制，甚至没有贸易，因为理想中的法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最大胆的畅想是，这是一个由平民统治的社会，它抹去了关于路易十四的记忆，并且摧毁了巴士底狱的城堡。这是一个没有高级教士、僧侣和牧师的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仁慈的牧师管理的富有卢梭式美德的宗教。
瑞士的印刷品满足了各个阶层的城市读者，哲学和色情的混合引起了社会轰动：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最佳作品与《修道院的维纳斯》《风尘女子》之类的色情小说争夺着读者。在拉伯雷和莫里哀的国度，尖锐的情色讽刺并不新奇，真正新奇的是它的广泛传播。1779年的剧作《夏洛和托瓦内特的爱情》
一开始就描写王后自慰以及她与她小叔的事，并且嘲弄国王：
世人皆知，可怜的陛下
多次饱受非议……
因为完全无能
满足不了托瓦内特
我们确信了这个不幸
他的那根“火柴棍”
没有稻草粗
总是又软又弯……
这些书和小册子中大逆不道的腔调同样出现在流行歌曲中。一名负责管理图书交易的书记官请求他的上级实行更加严厉的审查：“我们看到，街头娱乐大众的歌曲教会了人们自由散漫。最卑劣的乌合之众忘了自己是第三等级，不再尊重高贵的贵族。”
这些下流出版物和歌曲还充满了道德说教的语气，嘲弄了教会、贵族、王室家族的堕落和性无能，质疑这些天生统治者的隐秘手段和统治的合法性。1770年，15岁的王子和他14岁的奥地利新娘举行了王室婚礼，到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后，当初人们对于两人结合的喜悦已经转变成对国王性无能的下流讽刺。1776年春，一首歌令巴黎人捧腹大笑：
在他的鼻息之下所有人暗自问：
国王能做到吗？还是他不能？
可怜的王后好绝望。
有人说他不能起来，
其他人说他无法进去，
他是一个横笛。
1778年公主的出生引发了进一步的讥讽。《夏洛和托瓦内特的爱情》暗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夏洛”）才是生父，因为王后“最伟大的丈夫在性方面不行”。1781年10月一名男性继承人的诞生再次引发公众的质疑：
如果国王是所有人的父王，
王后就是我们的母后；
欢呼吧，兄弟们，让我们欢呼
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
即使在图卢兹、贝藏松、特鲁瓦这样由特权等级全面掌控的外省城市，《百科全书》和下流文学也很有市场。
公众对于王权的态度在不断变化，当代人都在谈论一种叫作“公共舆论”的新空间。
巴黎的劳动人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辩论之中，他们不是受思想家著作自上而下的影响，而是对肆意妄为的王权和垂死挣扎的特权做出回应。雅克-路易·梅内特拉是这些劳动者的一员，他在后来回忆了在大革命之前作为玻璃工学徒的生活，他处于一群叛逆的学徒之中，与同行团体其他兄弟一起喜欢下流的恶作剧、艳遇和仪式化的暴力行为。但是，梅内特拉还宣称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新爱洛绮丝》，甚至见过作者。
卢梭并不是唯一批评奢侈和特权的人，尤其是在巴黎，涌现出很多小的宗教和世俗团体打着自我牺牲和公民美德的旗号，强烈反对财富和个人主义。
当中产阶级的男孩和少部分女孩上学时，他们通过主教和理论家雅克-贝尼涅·博絮哀和弗朗索瓦·费内隆的作品接受教会史教育。但是课表中有很多古典著作：男孩们专注于古典罗马史和拉丁语，以至于比最近的法国史还熟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份关键文本，告诉学生骄傲、嫉妒、放荡和贪婪是智慧、公正、自制、知识、纪律和谦虚的对立面，会有损国家的美德。此外，最近被译成法语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成为拓展历史学习兴趣的最好文本。但是主导整个课程的依然是拉丁语，连哲学也是用拉丁文讲授的。从贺拉斯、维吉尔、西塞罗的文章以及像塔西佗、李维、萨鲁斯特等作家的摘要中，学生们学习古老的历史和政治，尤其是共和国晚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
公民美德在古典著作中被描述成爱国、热爱自由、朴素、勤勉、自我牺牲、勇气、正直和公正，与作者们身边所看到的奢侈、贪婪、阴谋和腐败等丑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塞罗控诉喀提林的阴谋的演讲是一份关键文本，西塞罗在反对喀提林贵族集团在公元前1世纪夺权的密谋中处置果断、毫不妥协。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同学卡米耶·德穆兰后来回忆道：“无论多少次我想起西塞罗，我的双眼都噙满泪水。”西塞罗的演讲强调了密谋者的不道德举动和他们用性与金钱贿赂来达成目的的行为：
所有的外事已经平息，唯独内战还在。唯一针对我们的阴谋在我们内部，危险在内部，敌人在内部……因为斗争的一方是质朴，另一方是放纵；一方是纯洁，另一方是不洁；一方是诚实，另一方是欺诈；一方是荣誉，另一方是卑鄙；一方是克制，另一方是贪欲……
罪恶与美德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处于阴谋威胁下的美德，都刻在了马克西米利安和许多其他学生的脑海中。
“道德”和“美德”的话语还应用到了艺术和建筑领域。《论绘画》（1782年）的作者批评了社会精英的堕落和常规的绘画，劝告艺术批评家从事“符合道德和政治的批评”。从公众对于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的认可来看，它堪称道德艺术的榜样，画中颂扬的为国而战的举动被认为是高尚的。《巴黎新闻》的批评家认为这幅画“用卢梭的表述来说，其中某种深刻的东西吸引着观者，让人觉得自己穿越到了罗马共和国早期”。
画的主旨在接受古典教育的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在1787年的巴黎沙龙中，1785年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任美国驻法大使的托马斯·杰斐逊发现，“大卫画的《苏格拉底之死》是最好的，无与伦比的”。
贵族让-巴普蒂斯特·梅锡耶-杜帕蒂颇受像罗伯斯庇尔这样富有改革精神的年轻人的仰慕。梅锡耶-杜帕蒂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院长，以抨击司法错误闻名。他最著名的案件是在1777年为七名1769年被梅斯高等法院判死刑或服划船苦役的被告人辩护。或许追随者们不知道，梅锡耶-杜帕蒂出身拉罗谢尔的一个富商家庭，通过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累积财富，以8.4万里弗的价格购买了波尔多高等法院总法官的职位。
启蒙思想推崇的自由仅适用于欧洲人：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从伏尔泰到爱尔维修，都认为种植园奴隶制对于很多次等民族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不同看法。1772年，雷纳尔神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十卷本的《欧洲人在两个印度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参与写作的人包括霍尔巴赫和狄德罗这样的著名启蒙作家。这本书最初在法国被禁止和焚毁，直到1780年才在法国公开发行。
18世纪，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是法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也是欧洲帝国全球冲突的焦点。对于法国统治者来说，英国是在帝国竞争中最主要的对手。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的《巴黎条约》急剧削减了法国的殖民地权利：原来的北美殖民帝国包括加拿大和俄亥俄河谷沿岸广袤富饶的土地，现在已经“山河破碎”。在印度，法国只留下了包括本地治里在内的五个商站；在加勒比，法国保留了圣卢西亚、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最重要的西圣多明各。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法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加勒比帝国：魁北克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圣多明各不能。
尽管法国丧失了大量殖民地，但法国主要港口的经济持续增长，三角贸易连接了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和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型港口，交易着奴隶、葡萄酒与烈酒、糖、咖啡、棉花和染料。
贸易的分支之一是大量奴隶船的建造，为的是从非洲西海岸向加勒比海殖民地运送奴隶。在圣多明各，31 000名白人根据《黑人法典》
统治着465 500名奴隶，法典虽然禁止“虐待”奴隶，但是否认奴隶具有任何法定权利，奴隶的子女是奴隶主的财产。圣多明各是殖民地王冠上的明珠，18世纪70年代海外殖民地输入法国的货物有40%产自圣多明各，它产出的糖比牙买加还多。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各的奴隶人口是法国70万殖民地奴隶中最多的。正是到这时奴隶贸易达到了顶点：1790年有5.4万名非洲人被贩卖到法国殖民地。
几乎所有的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奴隶都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戈雷岛和圣路易是主要的贸易据点。在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其他加勒比海地区也有奴隶，此外在印度洋的波旁岛（留尼汪）、法兰西岛（毛里求斯）也有奴隶。
从1716年到1789年，法国大西洋港口的殖民地贸易额增长了四倍。波尔多的贸易额每年增长高达4%，支撑起了大型造船业、制绳、烟草、糖和玻璃制造业：整个城市的人口在一个世纪之内翻倍，达到了11万人。
奴隶贸易是增长的关键。1785年有143条船从法国港口出发专门从事奴隶贸易：从南特出发的有48条，从拉罗谢尔和勒阿弗尔出发的有37条，此外还有从波尔多、马赛、圣马洛和敦刻尔克出发的船只。从1707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内，这些奴隶船进行了超过3 300次航行，平均每艘奴隶船的每吨货物得到国家40里弗的补贴：国库资助占奴隶贩子收益的一半。
法国超过五分之二的奴隶贸易集中在南特，像波尔多一样，这里商人阶级在这个世纪内繁荣兴盛。在18世纪80年代，港口进出口运输的20%至25%都与奴隶贸易有关。南特有大约9万名居民，其中有大约400个经商家族。奴隶贸易每年的净收益为贸易额的10%，在18世纪80年代收益达到了顶峰。在波尔多和南特的市中心，宏伟的新古典风格的股票交易所被建立起来，展示着对实业精神之美德的信心。18世纪20年代起南特开始建立的“门户社区”在80年代最终完成：费多岛上建成了100个商业精英家族富丽堂皇的房屋，通过河流隔离了脏乱的平民社区。尤其是在南特，非洲人随处可见，大商人选择一些黑人当仆人而不是把他们送到种植园；城市中还有其他非洲人充当工匠和劳动者。
在当时的人看来，1780年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最稳定的王国，不论那些政治丑闻怎样激起了精英们的遐想。但是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有暴力反叛的威胁。法国中产阶级子女所接受的古典教育中就充满了这类例子。希腊和罗马的先例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叛乱发动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框架，比如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名字成了军人掌权的象征。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靠近法国本土的例子，科西嘉在1755年宣称建立宪政共和国。热那亚在1767年向法国出售了科西嘉最后一些热那亚城堡，法国在1769年镇压了科西嘉人的反抗。科西嘉的例子在法国改革者的脑海中历历在目，而反抗的领导人帕斯卡尔·保利流亡宿敌英国，在伦敦非常受欢迎。
但是七年战争的结果才是最具冲击性的。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英法在北美的对抗是欧洲大国——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全球争夺商业霸权的典型事例，各方都投入巨额战争经费来扩展和保护商业霸权。
例如，通常一艘装备74门大炮的海军战列舰需要用2 800棵百年橡树来建造，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建造了47艘这样的战列舰（还有37艘护卫舰）。
战争令法国损失惨重。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80年代的收益是支出的三倍，而法属东印度公司的收支则勉强持平。
1763年法国在印度、加拿大、加勒比地区遭到英国的羞辱，法国在1779年后成功介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一雪前耻。罗尚博伯爵和拉法耶特侯爵率领下的8 000名远征军，在1781年促使康华里将军于约克镇投降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83年9月3日，英国、新独立的美国和法国在巴黎和凡尔赛签署了最终的和约。（图4）
美国1787年宪法在各州是否保留奴隶制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推动了反对奴隶制团体的建立：夏普和克拉克森于1787年在伦敦建立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团体，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埃蒂安·克拉维耶尔1788年在巴黎成立了黑人之友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提供的最重要的借鉴，是其新国家宪法中蕴含的共和革命。制宪者认为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是自由的保障，英国议会式的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衡同样可以在美国通过选举普通人担任总统、参议员、代表实现。换句话说，普通人可以自治，通过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可以进一步保卫他们的自由。布里索是新美利坚合众国的积极拥护者，同时也是黑人之友会的活跃分子。他写道：“自由宪法统治之下的人民天生勇敢坚定，他们喜爱一切善良高雅的事，他们对此坚定不移，反对变化无常的时尚。”
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一定程度上洗刷了1763年在北美失地的耻辱。但是殖民地的胜利造成了知识界的骚动，引发知识群体激烈批判国内的社会与政治，而且战争令王室政府耗费了逾10亿里弗资金，超过了国家年收入的两倍。王室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增加税收一方面削减开支，最高权威已经失去了公共舆论的尊重，这时候公开的丑闻无疑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