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789年之后，法国革命者试图在人民主权、国家统一、人人平等的原则基础上重新塑造他们的世界。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之前的国家是一个由绝对王权统治、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和地方豁免权的庞大而多元的王国。在法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人试图用武力摧毁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宗教信仰和权威的威胁。

当时人们在如何评价大革命成就的问题上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革命期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而且在实践中和理念上都存在反对革命过激化的强大力量，但革命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持久的印象——公民可能因此获得解放。1798年，年届74岁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总结道：

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当中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人性深处追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这为此前所有政治人物所虔信。即使我们必须回到旧制度，自由的这些最初形态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证明，仍不会失去其价值。

克雷基侯爵夫人维克图瓦·德芙拉·德泰塞比康德年长20岁。与康德相反，她对同时期她在身边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尖酸刻薄的描述：

在城镇中你只能看到无礼、邪恶的人。你只能以一种粗俗的、苛求的、轻蔑的口吻进行交谈。每张面孔都充满了阴险狡诈，甚至儿童都有仇视、堕落的行为。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仇恨。嫉妒从未被满足，悲惨随处可见。这就是对发动一场革命的惩罚。

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赞同1789年5月至10月的大革命行动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他们在以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为什么后来被称作“旧制度”的政权会在如此广泛的支持下被推翻，为什么革命会走向恐怖，革命的影响是什么。1789年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如此复杂、剧烈和重要，以至于关于这些事件的起源、过程的反思和争论不可能完结。法国大革命仍然令人着迷、使人困惑、发人深省。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以及东南欧政权的垮台以及“阿拉伯之春”这两股革命大潮重新激发了我们对于18世纪末那场改变世界的剧变的兴趣。

法国大革命的戏剧性、成功、悲剧，以及那些试图阻止和颠覆它的举动，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都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拿破仑·波拿巴在1799年11月掌权之后，第一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对革命起源和革命变革影响的评判。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政权是为什么、如何在1789年倒台的？为什么革命过后稳定一个新秩序会如此艰难？革命期间的政治动荡在根本上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吗？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还是一段旷日持久的暴力动荡以及令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冲突？本书意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和所有重要的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中有许多英雄主义、恐怖、公民牺牲以及屠杀的插曲。毛泽东在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写下了著名论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当时34岁，1792年的法国革命家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同样也是34岁，他在同年11月回答政敌讽刺他手上沾着鲜血时说道：“公民们，你们想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1792年8月，巴黎市民推翻了路易十六并且屠杀了他的数百个守卫，罗伯斯庇尔坚持为这些爱国者辩护道：“在如此大规模的起义中，犯下几桩明显的罪行或者微不足道的轻罪是在所难免的，他们的死是对他们效忠国王的惩罚。”

以往的法国大革命通史写作给人的感觉是革命只是巴黎人的功劳，他们将革命强加到顽固封闭、一直敌视革命的乡村。巴黎制造了革命，外省反抗革命。与此相反，本书认为只有在研究巴黎的政府与在乡村、城市、城镇的人民之间如何协商、对抗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书的读者在了解巴黎政治斗争的历史的同时，也会在书中看到很多城镇和乡村的普通人如何参与、反抗和经历革命带来的改变。

巴黎的确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是18世纪80年代居住在巴黎的65万人口只占法国2 800万总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法国是由乡村和小城镇构成的国度。在大革命期间统治法国的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外省，他们在浩如烟海的通信集中表达了选民传达给他们的国家建设理念。本书将研究1789年到1799年间法国在立法、文化和社会上的变革经历如何挑战、转变了外省社会对于权力和权威的想象。农村和小城镇的人是如何接受、适应或拒绝来自巴黎的改变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视觉文化和口语文化上的疾风骤雨，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大量视觉上的表现物，它们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攻击、嘲弄某个人的敌人。大革命还产生大量昙花一现的事物，诸如政治俱乐部的入会卡、卡通，或者革命时代被称为“指券”的银行券。当然，大革命还计划用大量纪念性建筑来纪念革命的成就，但是这些计划在动乱、战争和贫困的状态中从来没有得到落实。这场塑造了当代法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留下实物的遗迹。

在确认一些留存至今的建筑遗迹时，我主要接受了伯纳德·理查德的帮助，他向我分享了他在纪念大革命的实物遗迹领域的广博知识，比如说在圣朱利安德萨吕村的巴士底狱的砖石。在过去的多年中，我从与多位友善的历史学家的交谈中直接获益，他们有大卫·安德列斯、米歇尔·比亚尔、史蒂芬·克雷、伊安·科勒、苏珊娜·德珊、阿兰·福斯特、保罗·汉森、林恩·亨特、柯林·琼斯、彼得·琼斯、埃尔韦·洛伊维尔、玛丽莎·林顿、让-克莱蒙·马丁、约翰·梅里曼、诺埃尔·普莱克、蒂莫西·塔科特、查理·沃顿以及我的多位学生。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希瑟·麦卡卢姆和瑞秋·朗斯代尔以及他们的读者提供了鼓励和洞见；理查德·梅森和萨曼莎·克罗斯在版面编辑和设计上展示了专业的水准。米拉·阿德勒-吉莉帮助我找到了本书中的重要插图，格拉文·莱斯制作了精美的地图。此外还要感谢朱丽叶·弗莱斯、基特·麦克菲、杰瑞米·特奥以及奥罗尔·穆尔肯斯提供的帮助。最重要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伴侣夏洛特·艾伦对草稿进行的认真细致、充满洞见的审阅。

在过去的225年中，数百位历史学家深入探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问题，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历史学家们可能因为论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正是他们高水平的研究和作品使得大革命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王冠上的宝石。法国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他们妥善地保管了丰富的档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深表感激。当南锡档案馆由于装修而关闭时，工作人员特意准许我在里面查阅资料。

经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在大卫·安德列斯主编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手册》中执笔的章节基础上写作而成的。经过布莱克维尔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17章的部分内容是在我编著的《法国大革命读本》一书中的第27章基础上写作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