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我非常有幸能为中国读者写下这份序言。我在这本书中想要强调两点。第一点，与很多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一样，我写这本书受到了19世纪政治家、理论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的启发。他的家庭生活遭到大革命的重创，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了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这部经典著作。由于他患上肺结核而早逝，这部著作并未完成。1831年，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曾经到“新世界”游历，出版了早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卷本，1835年，1840年）。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中央权力的连续性，从路易十四（1638—1715）到1799年通过军事政变夺权的拿破仑·波拿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以贯之。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公会试图通过民主和地方机构来使决策去集权化，1792年革命战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家们再一次将权力集中。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机构，这些机构既包括由贵族主导的传统团体也包括全国各地封建制、领主制的残余。大革命试图用基于人民主权和自由的新体制来取代古老的封建制度。但是法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之上，法国人民仍然依赖中央权威。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起源于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这三个传统的等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上层贵族主宰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会在内，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越来越不履行他们的义务（法国谚语有云：“位高则任重”）。大多数贵族对于1789年前必要的财政和社会改革根深蒂固的敌视源于两个长期因素。首先，正如托克维尔总结的那样，君主制国家决策的压力由于治理和保护殖民帝国的支出而进一步加剧，进而损害了贵族特权。其次，贵族面临着比他们人数更多、更富有、更具批判精神的资产阶级的挑战，农民对于贵族的财产、等级和社会地位也越来越感到不满。

法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处于危机之中。王权及其贵族精英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来自社会的批评空前尖锐和深刻。领主体制及其繁多的特权日益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支柱。托克维尔认为，到了18世纪80年代，领主几乎很少出现在社区之中，农民交纳的封建租税与从领主那里获得的贫困救济、保护和帮助已经不再对等。尽管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但他明白贵族制度已经“失效了”，因为理论上贵族特权的合法性已经不再合理了。一个日益富有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级（资产阶级）开始追求自身利益，而且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阶级中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个人，深受启蒙运动抽象概念的影响。到了18世纪80年代，阶级分化已经完成，产生了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对立。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论中，他对整个西半球的根本性变化充满了信心，但也担心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

我们时代的国家无法阻止人类的境况走向平等，但是平等的原则究竟带给我们的是自由还是奴役，文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痛苦，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20年后，他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在结论中写到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带给法国人的是奴役、野蛮和痛苦，但是这个悲观的结论来源于他个人从1848年开始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敌视。

很少有人在提及托克维尔的卓越思想时将他的个人经历考虑在内，人们经常将他描述成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但是他一直处在国家动荡和痛苦的旋涡之中。他于1805年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诺曼贵族家族，他的祖先曾经参加过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和对英格兰的征服。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等级深受大革命的创伤。他的父亲埃尔韦是托克维尔伯爵，曾经担任路易十六卫队的军官，他的母亲路易丝·玛德莱娜·勒佩勒捷·德罗桑博是法国著名政治家沃邦和拉穆瓦尼翁的亲戚。他们在1793年结婚。第二年差点被送上断头台。路易丝的祖父拉穆瓦尼翁（路易十六的首相和最终判决的辩护律师）和双亲都被判死刑，她的大姐和姐夫也同样丧命。

虽然托克维尔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遇悲惨，但在七月王朝（1830—1848）和第二共和国（1848—1851）时期，托克维尔本人试图将有限的选举和立宪君主制融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他曾经担任议会代表和部长，在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依靠军队夺权后，他放弃了从政。他从此以后全身心投入《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中。他的杰作深受他1848年后两次短暂的从政经历的影响：他对1848年6月的内战感到恐惧，随后被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排斥出政坛之外。因此，他认为1789年后革命变化的暴力打碎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他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分化和冲突。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自己家族的命运之上思考他所处的时代的变迁。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阐释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途径。在全球化的21世纪，我们更加重视法国大革命的全球意义及其国际影响。历史学家曾经认为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动乱，但是现在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大西洋和北美在法国大革命起源上的意义，还进一步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在西欧之外的影响，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地中海地区。革命战争的确是“第一次总体战”。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在内战和外国干预中诞生。但是这些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代价都是数不清的生命。

而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这同样是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革命的成果不仅体现在首都之中，还体现在拥有97%的全法国人口的乡村和城镇之中。各地对于革命的态度来源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各地的人民无论欢迎还是反对变革，都不能拒绝变革。与托克维尔和几乎所有之前的大革命研究不同的是，我不仅试图将大革命置于全国和国际的背景下来理解，还试图将其置于每个社区的每个家庭之中来理解。革命给人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却影响了所有人。革命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远比托克维尔的描述更加复杂和深刻。例如，我在书中强调了继承法的改革和临时废除砍伐树木与开垦荒地禁令的影响。

现当代的每一次大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都具有其独特性，它们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和危机的产物。但是所有的大革命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也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所有的大革命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都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剧变。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抓住的就是法国人鲜活而厚重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