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印象

在抵达巴黎的那天下午，威尔逊与他最信任的顾问旧雨重逢。爱德华·豪斯上校是个阔绰的得克萨斯人，但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人身材矮小，面色苍白，谦谦有礼，身体还有些虚弱。因为怕冷，他坐着的时候经常要在膝盖上搭一条毯子。在巴黎和会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流感找上了他，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讲起话来柔声细语。一个观察过他的人还说，此人说话时还爱摆弄自己那软乎乎的小手，就好像手里真握着个什么东西一样。他这个人谈起事情来总是一副平静、理性、高兴的样子。 经常会让人联想到法国历史上的某位红衣主教，可能是马扎然。

豪斯并不是位名副其实的上校，那只是个荣誉军衔。他从未打过一场仗，不过对冲突却很了解。在他的童年时期，得克萨斯人经常是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向。他在3岁的时候就会骑马开枪了。在一次小孩子之间的枪战游戏中，他的一个兄弟被轰掉了半张脸，他的另一个兄弟玩高空秋千时掉下来摔死了。后来豪斯也碰上了意外，从绳索上掉下来磕到了脑袋，留下了后遗症。既然在体力上不如别人，他就学会了怎么利用心理战胜他们。他曾对一位传记作家说：“我过去喜欢挑唆别的男孩互相打，看他们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试着让他们重归于好。”

豪斯成了一位能看透人心的大师。几乎所有人一见到他都会觉得他既友善，又富有同情心。一个政敌的儿子这样描述他：“即使他在割断你的脖子，你也会觉得他是至交。” 豪斯喜欢权力和政治，尤其是他能在幕后操纵的时候。贝克有所保留地欣赏这个人，在巴黎管他叫作“小结孔，许多大事就像绳索一样，非要穿过它才行” 。豪斯极少接受采访，而且几乎从不接受正式任命。当然，这一点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他经常说，自己只是想做个有用的人。不过，他在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下了纠缠不休、排队等着想见他的权势之人的名字。他还翔实地记录了每一句赞扬，不管内容有多么谄媚。

和多数南方人一样，他也是个民主党人，不过属于党内自由进步的那一派。威尔逊刚跻身政坛的时候，豪斯在得克萨斯州就已经是个人物了。他发觉威尔逊是个可以共事的人。两人第一次会面是在1911年，当时威尔逊正为竞选总统做准备。多年之后，在两人的友谊破裂到无法挽救时，豪斯回忆道：“我们俩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几乎是从第一次合作，我俩的想法就很合拍。” 豪斯慷慨地给予了威尔逊所需要的忠诚和尊重，威尔逊也给了他权力。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威尔逊越发依赖豪斯。“这世上我只能对你畅所欲言，”威尔逊在1915年写道，“有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一些人，有的可以告诉另一些人，但你是唯一可以让我倾吐全部心声的人。” 当第二任威尔逊太太出现的时候，她警惕地关注着豪斯，眼里充满妒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威尔逊把豪斯派往欧洲各国首都斡旋，想要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毫无成果。当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马上让豪斯前往巴黎，协商停战协议。“我不会给你任何指令，”威尔逊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你知道要做什么。” 豪斯真心认可威尔逊的外交政策，认为这是世界的最佳选择。他觉得成立国际联盟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还认为，就实现两人的共同目标来说，自己会比威尔逊做得更好。在总统太过理想化、太过教条的地方，豪斯可以成为调停者，这里点点头，那里耸耸肩，稍微改变一下战略重点，一个承诺先后许给两个人，就能消除分歧把事情运作起来。他其实不想让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位忠诚的副手会在日记里系统地罗列出威尔逊的错误：脾气太糟，前后不一，谈判太笨，还“喜欢一条道走到黑”。

克列孟梭非常喜欢豪斯，部分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人很搞笑，但也是因为他觉得豪斯这个人非常理解法国的关切。 “我能和你共事，”克列孟梭告诉他，“你很真实，我能理解你，但是和威尔逊讲话，就感觉是碰上了耶稣本人！” 劳合·乔治的态度要淡定一些：豪斯“看事情比大多数男人——女人也可以算在内——看得透彻。但他看的都是一些小事，就好比大海中的浅滩到处都有，伟人身上的短处也是无处不在”。在劳合·乔治看来，豪斯是个有魅力的人，但是有局限性——“本质上是个推销员，而不是生产者。”豪斯可以当位好大使，却当不了外交部长。“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诚实，”劳合·乔治善意地总结道，“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狡诈。” 豪斯忍受不了劳合·乔治“这个麻烦制造者，心意变得就像风向标一样快。不管是处理什么问题，他都没有深刻的见解”。 但是劳合·乔治知道怎么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觉得所有分歧都可以化解的豪斯却做不到这一点。贝克的看法是：“他是位出色的调解员，但是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因为他会小题大做。” 在停战谈判时，豪斯就这样干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一系列的误会，又在混乱中结束。协约国（这里也可以算上美国这个“联合参战国”）并没预计到胜利的到来。1918年夏季，奥匈帝国明显在崩溃，但德国看上去依然强大。协约国领导人原计划战争至少还要再打一年。然而到了当年10月末，德国的盟友一败涂地，并请求停战，德国陆军朝着自己的国界线不断后撤，国内也因为爆发革命动荡不已。同德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是所有停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这份协议是在德国柏林新政府、巴黎协约国最高战时理事会以及华盛顿的威尔逊三方协商下敲定的。身为威尔逊的私人代表，豪斯是这三方的关键纽带。德国人准确地估计出，想要获得宽松一点的求和条件，最好的机会就是拜倒在威尔逊面前乞求原谅，所以他们要求停战要基于“十四点计划”。威尔逊非常想推动欧洲盟友不情愿地接受他的原则，所以在一系列公开记录中同意了德国的请求。

欧洲人对此很恼怒，另外他们从未打算要原封不动地接受“十四点计划”。法国人想要确保自己能得到赔偿，因为德国的入侵给自己造成了巨大损失。英国人不同意“十四点计划”中涉及自由航行这一条，因为这会导致他们无法再拿海上封锁这个武器来对付敌国。在巴黎的最后一轮停战谈判中，豪斯同意就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做出让步。“十四点计划”被修改，准许了后来被称为对德索赔的行为，也准许了把航行自由问题拿到巴黎和会上讨论的做法。此外，停战协议中的军事条款不光是要求德国从法国、比利时两国的领土上撤军，而且还要放弃在自己的西部边境上驻军。这就等于朝着德国裁军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正合法国人的心意。

停战协议达成的方式给德国以后反诉留下了太多的空间。德国人可以说，他们只能在原版“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接受协议，因此后来的和约条款大多是不正当的。威尔逊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责怪狡猾的欧洲人，说他们玷污了新外交政策的纯洁意图。

豪斯同威尔逊在1918年12月14日午后进行了第一次交谈，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对欧洲人的意图产生了怀疑。虽然巴黎和会还要再等几周才能正式开始，但各方的角力已经出现。克列孟梭此前曾向英国人建议，说两国应该就和约条款拿出一份大体的协议，而且欧洲各国，包括意大利在内，本月初已经在伦敦碰过面了。 克列孟梭非常聪明，他这么做不是没有保险措施。他拜访了卧病在床的豪斯，向豪斯保证伦敦会面没有什么大事。克列孟梭说，自己去伦敦完全是因为这样可能有助于劳合·乔治赢得即将到来的大选。 由于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领土要求存在意见分歧，而且英法对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争吵不休，这次会议未能在欧洲内部拿出一个共识性的方案。英、法、意三巨头也都不想给威尔逊留下一个坏印象，怕他以为他们要赶在他抵达之前就把事情私下解决掉。

豪斯和威尔逊的观点一样，也认为美国要成为和平的仲裁者。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克列孟梭有可能比劳合·乔治更理性。正巧，先同威尔逊会面的就是克列孟梭。这位狡猾的老政治家在会面时一言不发，光听威尔逊滔滔不绝，只是在赞同成立国联的时候插了一嘴。这给威尔逊留下了好印象，豪斯也很高兴，因为他希望法国和美国能联合起来对付英国。 在潘兴将军（General Pershing）的陪伴下，威尔逊在巴黎郊外的美军总部过了圣诞节，然后前往伦敦。

在英国，威尔逊再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但他同英国领导人的私下会晤开局不顺。总统想表现得强硬一些，因为劳合·乔治和英国重臣没有赶去法国迎接他，这让他感觉被冒犯了。另外，英国举行大选意味着巴黎和会召开的日期要延迟，这也令他感到不快。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对大不列颠王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意识到美国的自由要归结于英国的伟大传统，又对该国的实力抱着谨慎且嫉妒的看法。“如果英国坚持要在战后继续主宰大海，”威尔逊对克列孟梭的亲密同事安德烈·塔尔迪厄（André Tardieu）说，“美国就要教会它如何打造一支海军，而且美国也有能力这样做！” 在白金汉宫举办的欢迎大典上，威尔逊不客气地对一位英国官员说：“你不要管我们这些人叫堂兄弟，也不要叫兄弟，这两种身份都不适合我们。”（这位官员立刻将这番话报告给了上级。）威尔逊接着说，扯上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说法会误导人，因为很多美国人来自其他的文化。同时，总拿这两个国家的人都讲英语这个事实说事，也是愚蠢的。“错。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建立并维持紧密的关系，那就是共同的理念与共同的利益。” 之后英国人又吃了一惊，因为在英王敬酒向美国军队致意同时表扬英军时，威尔逊没有回敬。“没有什么友谊的气氛，”劳合·乔治评论道，“也没有志同道合、共患难伙伴相见时的兴奋之情。”

劳合·乔治意识到，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取悦于威尔逊。在两人的头一次私下会晤中，气氛开始好转。 劳合·乔治欣慰地告诉其同僚，威尔逊似乎可以在英国看重的事情上让步，例如航行自由和德国殖民地归属问题。劳合·乔治说，这样的话，处理别的事务就容易多了。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在和会上要怎么做，大概是会遵照传统惯例，和德国及其他战败国坐在一起，起草条约。

不过，惯例不能为威尔逊想要的新秩序提供任何指导。征服者与胜利者拥有权力，欧洲历史和之前的战争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就以拿破仑战争来说，这场战争在结束的时候，赢家毫不客气地拿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既有领土，也有艺术珍宝。此外，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战败国要为战争开销支付赔款，有时候还要为战争损失支付赔偿。但是，这一次战争大家不是都不提赔款的事情了吗？双方之前说的都是没有领土吞并的和平。双方之前都呼吁，人民要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而协约国一方的呼声要比同盟国更响亮。况且，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协约国战争的目的中就装点了诸如“民主”“公正”一类的口号。威尔逊已经领会了协约国的意图，并把它写成了不可更改的承诺，一个带来更好世界的承诺。当然，他允许战胜国获得一些补偿：法国拿回丢掉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或者让德国弥补其给比利时造成的损失。但法国人想要更多东西：德国是不是要割地也许可以讨论，但必须得到安全保证，这一点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英国人想要德国的一些殖民地，意大利人想要巴尔干地区的一部分，日本人想要中国的一部分。这些要求在新外交中能算是公正的吗？还有中欧那些民族国家，有的已经组建，有的还在孕育之中，它们也有自己的要求。还有殖民地上的人民、妇女权利的倡导者、劳工代表、美国黑人、宗教领袖、人道主义者等也有自己的要求。相比之下，维也纳会议简单多了。

在同威尔逊的首次会面中，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均指出，有必要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好明确协约国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威尔逊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果事先把和约所有条款都定好，那么巴黎和会就会变成一个幌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威尔逊也准备进行非正式的会晤，定好协约国的共同立场。“这其实都是一码事，”劳合·乔治对同事说，“但是这位总统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巴黎会面进行初步讨论最多几周时间，然后就与敌人坐下来谈判。威尔逊到那时应该就可以回国了——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这些人将成为威尔逊在巴黎最亲密的同事。在与他们初次接触后，威尔逊继续前往意大利，等待他的是更加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欢呼的人群、国宴或私访都掩盖不了时间正在流逝这样一个事实。他开始怀疑，这些安排会不会是有意而为。他觉得人民想要和平，但他们的统治者似乎抱着说不清楚的阴险动机在拖延时间。法国政府想为威尔逊安排一次战地巡视，被他气愤地拒绝了。他对自己小圈子里的密友说：“法国人是要让我看那些战争肆虐过的地区，以为我在看见惨状之后就会听任英、法、意三国政府的摆布。”他绝不能像这样被人操纵。和平必须平静地降临，不能有感情因素。“即便法国全国被炸成了一个大弹坑，最后的和解方案也不会因此更改。” 法国人对他的拒绝很是怨恨。等到3月时他终于做了一次短暂的巡视，不过这也没让法国人高兴起来。

威尔逊逐渐意识到，他和法国人的观点并不像豪斯想让他相信的那样一致。法国政府之前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议程，国际联盟在里面远算不上重要的事务。 保罗·康邦（Paul Cambon），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对一位英国外交官表示：“和会是要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国联这种事情可以随便拖一拖。 法国政府机构中的很多人认为，国联就是战时联盟的延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和约条款的实施。一份内部备忘录写道，法国公众把和约条款想得越理想，“对我们就越有帮助” 。众所周知，克列孟梭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威尔逊在伦敦演讲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国联是保证成员国安全的最佳方式，克列孟梭第二天就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言，讲话内容博得了议员们的大声称赞。“过去的结盟机制叫作势力均衡。我决不放弃这个原则，它将成为我在和会上的指导思想。”他在提到威尔逊时非常狡猾地用了一个词，说此人性格“直率”——直率既有正直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可悲的天真。（官方记录将其改为“高贵”。） 美国代表团将克列孟梭的言论视为挑衅。

那次讲话和美方的回应埋下了不和的种子，这颗种子最终会发展成一出持久且可怕的闹剧，尤其是在美国。一边是加拉哈德（Galahad） ，他的思想纯洁，行为端正，指引着通往金色未来的光明大道；另一边则是畸形的法国巨魔，它的黑心里满是怒气与嫉恨，一心只想复仇。一边祈盼和平，另一边则要战争。这种比喻的确很生动，但这种比喻对威尔逊和克列孟梭来说都不公平。这两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是那种对风云突变抱着保守怀疑的自由主义者。这两人的区别在于各自的性情和经历。威尔逊相信人性本善，克列孟梭则有怀疑，他和欧洲都经历过太多不幸了。有一次他对威尔逊说：“请不要误解我，我们降生时都带着高尚的本性和崇高的理想，这一点你经常说，也说得很明白。我们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是因为粗糙的世界之手塑造了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都要生存，我们也的确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坚强的人。”在威尔逊生活的世界里，民主是安全的。“在我生活的世界里，向民主党人开枪被认为是符合社会潮流的事。” 有些事情威尔逊觉得使用武力终将失败，但克列孟梭常常看到使用武力对这些事情的确奏效。“我开始相信这一推断，即使用武力是正确的。”克列孟梭在某次晚宴上对劳合·乔治的情人弗朗西丝·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说，“为什么这只鸡会在盘子里？那是因为它不够强大，抵抗不了那些想杀它的人，而且这是非常妙的事情！” 克列孟梭并不反对国联，他只是不怎么相信它会有用。他自然是愿意看到国家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但近期的历史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备好枪杆子以防万一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他忠实地表达出了法国的民意，法国人对德国人仍然抱着很大的戒心。

1919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威尔逊返回巴黎，等待预备会议召开。法国政府给他找了一处私人宅邸，他在里面过得非常舒服。（威尔逊讲过一个小笑话，说美国贷款给法国，就相当于间接地为这所房子付过钱了。）这座宅子就是缪拉酒店（Hôtel Murat），归拿破仑皇帝一个姻亲的后人所有。这位皇帝的姻亲是名了不起的军人，他迎娶了拿破仑的一个妹妹，并把房子租给了法国政府。后来，在法美关系恶化的时候，皇帝的妹妹，也就是缪拉长公主，又把房子要了回来。总统的陪同人员包括：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海军上将卡里·T.格雷森（Admiral Caryl T. Grayson），以及威尔逊太太的社交秘书。陪同人员都住在阴冷昏暗的小房间里，很不舒服。这些房间里堆满了过去的珍宝，里面还有一面面巨大的镜子，将珍宝反射出无数个影像。一位来采访总统的英国记者发现，威尔逊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西服，坐在一张巨大的帝王桌前，头顶上方悬挂着一只硕大的铜雕鹰像。

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驻地在克里雍酒店（Hôtel Crillon）。那里离缪拉酒店有一定距离，但奢华程度毫不逊色。一位美国教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安排给我一个巨大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白净的墙板，有壁炉，浴室十分宽敞，床非常舒服，全都是紫玫红的颜色。” 美国人对食物很满意，也为一丝不苟的服务所折服，而且觉得慢悠悠的老式液压电梯很滑稽。这种电梯有的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只有等一个水箱向另一个水箱中灌够了水，它才会继续移动。 因为这座酒店比较小，所以他们的办公室都分散在各处。有些房间曾经是马克西姆（Maxim）餐厅的包房，所以还能闻到食物和酒的馊味。美国人在这几个月里给克里雍酒店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开了一间理发室，架设了电话专线，还用精心准备的美式早餐取代了法式早餐。 少不了的还有门卫，以及在屋顶平台来回转悠的卫兵。“整个地方就像艘美国战舰，还有股怪味。” 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说。此人曾留下一部著作，生动翔实地描绘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前来拜访的英国人也被美国人严肃的等级观念吓到了；和英国人不一样，美国的重要人物从不和下属坐在一起吃饭。

蓝辛，还有同为全权代表的怀特、布利斯，他们的房间都在第二层，但真正的权力中心比他们还要高一层，豪斯的大套间就在那里。自己的房间除了大以外，豪斯还注意到，保安措施也要比其他任何人的房间都严密，这让他沾沾自喜。豪斯就坐在那里，盘算着自己的方案，吸引权势之人前来——要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式都很合他的心意。首相、总理、将军、大使、记者，几乎所有人都要来打招呼。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自然是与总统的关系。两人每天都会交谈，要么是面谈，要么是打陆军工程师安装的直拨专线电话。有时候威尔逊散步会走到克里雍酒店；他从不在二楼停留，总是径直走到楼上。 3SmPs7iifhYeXejq1e7U5DKvd8o3QFnemAj7yZwJ4id1AumlZxTH9aC6ePPfu3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