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伍德罗·威尔逊到欧洲

1918年12月4日，“乔治·华盛顿号”（简称“华盛顿号”）载着去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驶出纽约。为了表达对此行的祝福，现场礼炮隆隆，人群欢呼，拖船长鸣，陆军的飞机和飞艇也在天空中盘旋。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放出了信鸽，在写给亲友的字条中深切表达了对长久和平的渴望。 “华盛顿号”缓缓驶过自由女神像，朝着大西洋进发。在那里等候它的是一支由多艘驱逐舰和战列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它们将和这艘船一同驶往欧洲。 “华盛顿号”以前是一艘德国客轮，如今承载的则是沉甸甸的期望。

船上有从大学和政府机构里层层筛选出来的最好的专家、法国和意大利的驻美大使，以及伍德罗·威尔逊，还有一箱箱参考资料和专用文件。在威尔逊之前，美国总统在任内从不到访欧洲。他的政治对手指责他违背了美国宪法，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感到此举不妥，担心参加喧闹吵嚷的谈判是自降身价，会损害他的道德权威。威尔逊自己的看法很明确，缔造和平和赢得战争同等重要。欧洲人民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威尔逊觉得他们理应得到和平。他还觉得美国军人也该得到和平。临行前他对忧心忡忡的国会议员们表示：“军人献出了鲜血，我现在的责任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这些鲜血白流。”一名愤世嫉俗的英国外交官评论说，威尔逊想去巴黎的心态“与初次参加社交舞会的少女并无二致”。

威尔逊的密友爱德华·豪斯 已先期抵达巴黎。威尔逊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自己应该只会把精力用在协商和约的主体内容上，和敌人一起留下来参加巴黎和会正式议程的可能性不大。 他想错了。谁也没想到预备会议变成了最终会议，而且从1919年1月到6月这最为紧要的六个月中，威尔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当时有很多人质疑威尔逊到底该不该去巴黎，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了。从雅尔塔会议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戴维营的吉米·卡特，再到《怀伊协议》（Wye River Memorandum）时的比尔·克林顿，美国历届总统一直都坐在谈判桌边，和人划定疆界，敲定和约。既然威尔逊已经为停战协议定了条件，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参与到缔造和平的过程中去呢？

虽说在1912年威尔逊还不是一位以外交政策见长的总统，但时势与他自己那进步的政治原则让他转向对外。和许多同胞一样，他也开始渐渐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双方是：英法代表的并不完美的民主主义力量和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的明显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德国吞并了比利时，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厚颜无耻地怂恿墨西哥向美国开战，这一切都将威尔逊和美国民意推向协约国一方。1917年2月，俄国爆发民主革命，协约国里没有了专制国家，妨碍美国参战的最后一个保留意见也消失了。虽然在1916年大选时威尔逊的竞选理念是让美国保持中立，但他还是让美国在1917年4月加入了战争。他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这对一个长老会 牧师的儿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不是出自他自身的使命感，也绝对是受到了他那位虔诚父亲的感召。

威尔逊1856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正好赶在南北战争前夜。尽管他这一生在有些方面始终保持着南方人的做派——荣誉感很强，对女人和黑人的态度是家长式的——但他也接受了战争的结果。亚伯拉罕·林肯也是他眼中的大英雄之一，就和埃德蒙·伯克 和威廉·格莱斯顿 一样。 年轻时的威尔逊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志向远大。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愉快地度过了四年时光，接着当上了律师，过了一段节衣缩食的不愉快生活。这之后他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和教书及写作相关的工作。到1890年，他又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成了一名明星教员。他在1902年当上了校长，几乎全部校董、教工以及学生都支持他。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威尔逊把普林斯顿大学从一所死气沉沉的绅士学院转变成了一所优秀的大学。他调整了课程安排，筹集到了可观的资金，从全国各地引进最有才华、最出色的年轻人加入教师队伍。到了1910年，威尔逊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皆知的人物。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邀请他竞选州长，威尔逊同意了，但坚持表示自己要以限制大企业、推进民主这种进步的思想为竞选理念——当时的民主党受保守派头头的控制。他的州长竞选之役势如破竹。到了1911年，全美各处成立“威尔逊竞选总统”俱乐部，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他为穷人说话，为没有选举权的人说话，为那些在19世纪末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落后的人说话。1912年，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党代会上，威尔逊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同年11月，“泰迪”·罗斯福 以进步理念参选，导致共和党发生分裂，威尔逊当选总统。他在1916年获连任，普选中获得的票数甚至比之前还多。

威尔逊的职业生涯胜绩连连，但在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涯中，他也遇到过一些比较不幸的事件：有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有时则是突然袭来的病痛。此外，他还树立了不少政敌，其中很多还是原来的朋友，新泽西州一位民主党党魁在祝酒时管他叫“忘恩负义的骗子”。 威尔逊从不原谅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的新闻官兼倾慕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说：“他非常记仇。” 威尔逊还很固执。豪斯就曾带着崇敬的语气描述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问题提出，他都会秉持一种绝对开放的心态，欢迎各种意见和建议，好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他那兼听则明的态度只停留在考量问题和筹谋安排阶段。他一旦做出决定就不可更改，一切建议和意见到此为止，绝不会有改变或缓和的余地。” 有些人认为这是值得尊敬的品质，在另一些人来看这可能就是危险的自大。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这样形容威尔逊：“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犯错。”

在选择参加和会的搭档时，也就是选择全权代表或者叫首席代表的时候，威尔逊的这种性格特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自己当然是头号首席代表，豪斯是另一个，按照威尔逊喜欢的说法，豪斯是“另一个我”。威尔逊极不情愿地带上了自己的国务卿蓝辛，主要是因为把蓝辛留在国内会很尴尬。威尔逊以前很欣赏蓝辛，认为他具备渊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法律头脑，以及甘愿默默无闻辅助他人的心态。不过到了1919年，这些优点都变成了令威尔逊恼怒和蔑视的东西。事实证明，蓝辛确实是个有想法的人，而且他的想法经常和总统的观点发生激烈冲突。豪斯愉快地记下了威尔逊对蓝辛的抱怨：“他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力，不管在什么方面都没有一丁点儿真材实料。” 第四名全权代表人选是已经抵达巴黎的塔斯克·布利斯将军（General Tasker Bliss），他是最高战时理事会（Supreme War Council）中的美方代表。此人心思缜密，计谋多端，喜欢拿着小酒壶躺在床上看修昔底德 的作品，还得看希腊文原版。就像美国代表团中很多低阶官员认为的那样，这也是个过气之人，因为在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只和他交谈过五次，且场合都算不上重要。 总统选的最后一位是亨利·怀特（Henry White），一位有魅力、和善的退休外交官。他在到达职业生涯顶峰的时候，大战还不曾酝酿。威尔逊太太倒是觉得他在巴黎很有用，因为可以向他请教礼仪问题。

威尔逊的选择当时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争议。上届总统、共和党人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说道：“好一群吝啬小人，他们要是能办成事情才见鬼了。” 威尔逊此前就故意忽略共和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都狂热地支持参战，而现在很多共和党人和他的看法一致，也想要建立国际联盟。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让威尔逊这样对共和党人说：“你就告诉他们，‘我们各尽其责，五五分成，我主外，你们主内’。”即便是民主党内最支持威尔逊的人也劝他选择一些共和党人，例如塔夫脱，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资深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威尔逊找来各种各样难以让人信服的借口，拒绝了党内朋友的建议。 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喜欢，或者说不信任共和党人。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这会削弱他在巴黎的权威，并破坏他那个以美国为中心创建世界新秩序的梦想。

威尔逊让人猜不透的地方和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这些他在巴黎共事的人不一样。这个人的品格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可他对待顶撞他的人又是如此无情；这个人热爱民主，却又鄙视多数政客同行；这个人想要为全人类做贡献，自己却没有几个朋友。这些矛盾该如何解释？他是像泰迪·罗斯福认为的那样，“有史以来美国最虚伪、最冷血的一任总统，一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像贝克认为的那样，他是加尔文或克伦威尔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这种人时不时就会在凡间出现，爆发出奇怪的力量，让有瑕疵的人类升华到远超以往的更高境界”？

威尔逊想要权力，也想成就一番大业。把这种两面人格统一起来的，是他那种把自己的决策标榜为必然甚至是道德正确的能力，或者叫自我欺骗。在大战开始的头一年，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保持中立是正确的，对全人类来说也是正确的；而同样，到了后来美国最终参战也是正确的，是为了征讨人类的贪婪与无知，为了讨伐德国，也是为了正义、和平和文明。这种自信让威尔逊无法容忍异见，对其他人正当的担忧视而不见——然而若是没了这种自信，他永远不会尝试自己在巴黎所做的那些事情。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的。

和德国人一样，参战的决定也曾让威尔逊备感煎熬。他曾经拟过一份和约，让协约国和同盟国各退一步。即使在双方都反对他调停的时候，在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商船的时候，在罗斯福等人骂他懦弱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内阁一致认为应该参战的时候，威尔逊还是在等待。到最后下决心参战，是因为威尔逊觉得德国的所作所为让他别无选择。他在1917年4月要求宣战时告诉国会：“率领这个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民族走向战争，走向最为恐怖、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文明世界现在是命悬一线。” 在威尔逊眼里，德国，至少其领导人，是要背负深重罪孽的。德国人也许可以得到救赎，但必须受到严惩。

摄于1919年的相片上的威尔逊看起来像位殡仪馆的整容师。实际上他本人长得很英俊，五官端正，身材瘦高挺拔。他带着布道者兼大学教授的风范。他相信理性和事实，但是他认为在12月13日星期五踏上欧洲很吉利，因为他的幸运数字是“13” 。 他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可又不信任他人的感情。这在激励人上进时是个优点，但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对那些陶醉在民族主义中的人来说，却很危险。从未摸透威尔逊脾气的劳合·乔治曾向一位好友列举他的优点——“热心、真诚、直率”——紧跟着又补充道：“鲁莽、顽固、爱慕虚荣。”

在公众眼里，威尔逊是个古板拘谨的人，但在密友眼里他充满魅力，甚至可以说有幽默感。他和女人在一起时特别放得开。他一般都能完美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但在巴黎和会上经常发飙。（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巴黎期间中过一次风。）他喜欢讲双关语和五行打油诗，喜欢引用民间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喜欢学各种口音：学祖辈的苏格兰口音或爱尔兰口音，学那些在华盛顿为他工作的人的口音，也学南方黑人的口音。对于自己的小癖好，他很有节制，晚上最多只喝一小杯威士忌。他爱好把玩小物件，喜欢看新电影。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他是餐后电影的常客。有天晚上，放映师播放了一部喜剧，把众人吓了一跳，这部喜剧的名字叫《后妻》（ The Second Wife ）。

威尔逊与女性的关系总引来不少八卦。在第一次婚姻中，他和数位女性有亲密的友谊，甚至可能会有点暧昧。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1914年，他们之间的爱情如果不是狂热的，也是深切的。1915年年末，他娶了华盛顿一个有钱的寡妇，差不多小他17岁，由此引发的八卦让他既愤怒又难堪。有位英国外交官讲了个笑话，在华盛顿流传开来，这让他永远不能原谅此人。这个笑话的内容是：“总统求婚的时候新威尔逊太太做何表现呢？她大吃一惊，摔下了床。”威尔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倒是看得很开。他的一个女儿表示：“看到父亲这么高兴难道不是好事？”豪斯后来成了威尔逊太太的死对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能有人共担重担对威尔逊来说是种解脱，“他的孤独太可悲了”。

威尔逊的新太太名叫伊迪斯·博林（Edith Bolling）。她陪同总统前往欧洲，这是其他幕僚妻子享受不到的特权。她是个热情活泼的人，很爱笑，喜欢打高尔夫、购物，爱好园艺和聚会。大家公认的是，她的一双眼睛很好看，不过有人觉得她有点胖，而且嘴太大。他们觉得她在巴黎穿的衣服有点紧，领口太低，裙子太短。 威尔逊觉得她很漂亮。和威尔逊一样，她也是个南方人。她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她不想带女仆去伦敦，怕宠坏女仆，因为英国人对待黑人好得过分了。 虽然像南方女人那样爱卖弄风情，但她也是位精明的商人。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家里的珠宝店就由她操持。再嫁的时候，威尔逊说得很明白，希望她能在他的工作上帮上一把。新太太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她做事靠的不是才智，而是速度和决心。 她对自己的新丈夫十分忠诚，威尔逊很宠她。

在“华盛顿号”上，威尔逊夫妇不怎么和别人交际，多是在自己的包房里用餐，而且还手挽手地在甲板上散步。美国专家团不停歇地研究地图和文件，带着一些焦虑，彼此询问对国家政策的预测。威尔逊对总的原则介绍了很多，但具体细节则一概不谈。一位名叫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的年轻人壮着胆子去找总统，告诉他专家们对他的沉默不知所措。威尔逊听说之后很吃惊，但爽快地同意与一干首席专家会面。“这绝对是史上头一遭，”有人后来说，“总统居然让所有人知道他的想法和政策。”这种事情可没有几次。 会后专家们倍受鼓舞，深为威尔逊折服。威尔逊表现得很随和、很友善。他谈到了他们面临的重大任务，还说他是多么仰仗他们提供的最佳信息，并随时来和他沟通。“你们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然后我全力去争取。”他还为谈论自己的想法而道歉：“这些想法不怎么样，但我听到的就这么多，只好矬子里面选将军。”

讲到和谈问题时，威尔逊说，美国绝对有资格担任仲裁者的角色，必须贯彻伟大的美国传统，也就是公正和宽容。归根结底，他们是“和会上唯一的利益无关方”。此外，他还警告说：“我们要对付的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是威尔逊坚信的一点。鉴于美国国会现在已经被自己的政治对手控制，他还能这么想是很奇怪的。在整个和会期间，他一直坚信自己是大众的代言人。如果他能接触到别国的人民——无论是法国人、意大利人，哪怕是俄国人——人民都会拥护他的观点。

他还谈到了自己喜欢的另一个话题。他向众人保证，美国参战绝无私心。在这一点上，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因为它不想要领土、赔款，甚至不需要复仇。（为了表现出美国人参战的原因与欧洲人不同，威尔逊总是强调，美国是“联合参战国”而非“协约盟国”。 ）美国总会以无私的姿态出现，就拿占领古巴来说，威尔逊坚持说：“我们是和西班牙开战，不是要吞并其领土，而是要向无助的殖民地人民提供获得自由的机会。”

威尔逊喜欢引用拉丁美洲的例子，这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外交经验都是在那里积累的。至少在威尔逊自己看来，是他重塑了“门罗主义”。门罗在1823年狠狠地扇了欧洲人一记耳光，警告他们不要再妄图殖民美洲大陆。门罗主义已经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很多人说这是美国掌控邻国的一个幌子。威尔逊则将门罗主义视作美洲所有民族和平共处的框架，也是纷争不断的欧洲各民族学习的榜样。蓝辛对此半信半疑，他对威尔逊的想法一般都是这种态度，“门罗主义是只适用于美国的民族政策，关系到它的民族安全与核心利益” 。

威尔逊认为蓝辛的反对无关紧要，根本没往心里去。 他觉得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没有恶意。美国向海地、尼加拉瓜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派兵，那是为了维护秩序，促进民主进程。他在总统第一任期时曾表示：“我要教育南美洲的共和国，教会它们如何选举出好人！” 他很少提及这样做也保护了巴拿马运河和美国的投资。在威尔逊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反复干涉墨西哥，想要扶植它希望的那种政府。“美国的目的，”威尔逊说，“完全只是为了保卫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方法就是照管那里，不让自治受干扰或走偏。” 当发觉墨西哥未能领悟美军登陆以及美国的威胁时，他也是非常吃惊与困惑，不理解墨西哥人为什么不懂他的道理。

在墨西哥的冒险也证明了威尔逊有忽略事实的倾向，也许他是无意识的。第一次向墨西哥派兵的时候，他告诉国会这是为了回应韦尔塔将军（General Huerta）对美国及其公民的挑衅和侮辱——此人发动了墨西哥革命。事实上，韦尔塔是竭力避免惹恼美国的。 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说他从未见过协约国之间战时签订的秘密协议，例如向意大利许诺敌国的领土。但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7年的确把这些文件给他看过。 蓝辛讽刺他的总统说：“如果和他的直觉不符，哪怕事实就摆在那儿他也会视而不见。这是一种似神的权力，只拣正确的说。”

正如墨西哥事件体现出来的那样，无论是从财政上说还是从军事上说，威尔逊并不惧怕使用自己国家那可观的国力，而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比1914年的时候强大多了。之前它只有一支微不足道的陆军，以及一支中等规模的海军；现在它光在欧洲就陈兵百万，海军则可以和英国比肩。事实上，美国人觉得是他们为欧洲盟友打赢了战争。 为了盟国的战事，美国农场源源不断地出产小麦和猪肉，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钢铁，经济增长也是遥遥领先。在全世界的生产与贸易中，美国所占份额以势不可当的劲头上升，而欧洲各国所占的份额则停滞不变或惨淡下跌。就未来的欧美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变成了欧洲人的金主。欧洲盟国总共欠美国政府超过70亿美元的债务，还欠美国银行大概35亿美元。威尔逊认为，美国只要在财政上施压，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太过自信了。 他的法务顾问戴维·亨特·米勒（David Hunter Miller）就说：“欧洲在财政上破产了，那里的政府在道德上破产了。”如果说美国希望正义、公平、和平的愿望遭到了反对，那么它只要稍做暗示，暗示自己将要退出，欧洲所有的政府就会无一例外地倒台，而且欧洲的每个国家都会爆发革命，大概只有一个国家可以例外。

在“华盛顿号”上的那次专家会议上，威尔逊还简要提及了在同中欧废墟中冒出来的各民族打交道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就是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这些民族想要什么样的政府都可以，但是在划地建国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尊重当地人的意愿。“标准不由那些聪明、有人缘、经济搞得好的人决定，而是要看人民大众的意愿。”他的一位听众记录道，“必须有自由——那才是人民想要的政府。” 在威尔逊带给欧洲的所有理念中，“自决”这个概念在当时是最具争议、最模糊的一个，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巴黎和会期间，维也纳的美国使团团长反复向巴黎和华盛顿发电，要求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可是没得到过一次回复。 想要把威尔逊的意思明确下来，向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主发展”，“治下的人民有权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声”，“小民族拥有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让每个热爱和平的民族都能和我们一样，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国家的制度”。 这些话白宫方面说起来滔滔不绝，也的确激励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但是这些话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威尔逊的意思只是要拓展民主自治吗？——有时候的确像这样。他真的想让随便什么人群都可以自称民族，然后拥有自己的国家吗？ 他起草过一份从未使用过的声明，试图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和平协议。他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认为，所有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自己选择要成立什么样的政府。这就是美国的原则。” 然而他并不同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不认可他们为了摆脱英国统治所做的斗争。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坚持表示爱尔兰问题是英国内政。他告诉他的法务顾问，有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代表团请他表示支持，他当时很想让他们马上滚蛋。他的观点是，爱尔兰人就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

越仔细琢磨威尔逊的“自决”概念，就会发现越多的难题。蓝辛问自己：“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蓝辛觉得，威尔逊想出这么个词是个灾难。“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葬送。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个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 正如蓝辛问的那样，是什么造就了民族？是像美国那样，一种共有的公民权？还是像爱尔兰那样，一个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么应当改为自治吗？要是这样的话，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不管怎么定义，一个民族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幸福地生活吗？有时候威尔逊似乎认为最后一点可以做到，毕竟他自己就来自一个包容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国家，而且他清楚地记得，尽管这个国家参加了一场痛苦的战争，但依然没有分裂。

起初他并不想分裂那些大的多民族帝国，例如奥匈帝国或俄国。在1918年2月，他曾告诉国会，“界限清楚的”民族愿望应当被满足，不过不能“出现新的或陈年往事中的对抗与不和，不然就有可能很快打破欧洲的和平，继而影响世界的和平”。

这又引发了一连串新的问题。什么叫“界限清楚的”民族特征？波兰人（这个很明显）？那么乌克兰人呢？斯洛伐克人呢？还有那些细分出来的人呢？例如乌克兰天主教徒，或者波兰新教徒？这么分下去没有个头儿，尤其是在中欧，那里的历史让宗教、语言以及文化成了一锅大杂烩。那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有好几种少数民族身份。 如果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没有明晰的界限，那又怎么能决定该把哪些人分在哪个国家呢？一个方案是把问题留给专家解决，让他们去研究历史，搜集统计数据，咨询当地人。另一个方案明显更为本地化，而且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那就是让当地人公决，不记名投票，由某个国际组织监督。威尔逊自己似乎并不认为自决就代表公决，但到了1918年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谁可以投票呢？只允许男性，还是女性也可以？只有居民可以，还是只要是在争议地区出生的人都可以？（法国人强烈反对在他们丢掉的两个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进行公决，因为德国先前把当地说法语的人赶了出去，又让德国人往那里移民，所以说公决会不公平。）另外，如果当地人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又该怎么办呢？1920年，在白俄罗斯地区，也就是俄罗斯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地区，有位外部调查员询问一位农民的身份，他得到的唯一答案是：“无论在哪儿我都是个天主教徒。” 前往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卡林西亚（Carinthia）的美国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是碰上“不想和自己民族扯上关系，或对民族问题毫不上心”的人，那该怎么办？

1919年年末，威尔逊对国会说：“当我用这种表达方式[‘所有民族都有权自决’]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 回归故土的民族运动不断扩大，这种运动自从18世纪末就已出现，威尔逊无须为此负责。但是，正如意大利外交大臣西德尼·桑尼诺（Sidney Sonnino）指出的那样：“战争无疑会让民众的民族意识变得疯狂……美国把这些原则说得这么明确，或许就是为了培养这种意识。”

在专家会议的大多数时间里，威尔逊谈的都是他最关心的问题：需要找到新方法管理国际关系。这对众人来说并不意外。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在后续的演讲中，他都简要谈起过自己的观点。同年2月，在对美国国会发表“十四点计划”演讲的时候，他表示势力均衡从来就不是保持和平的可靠方法。欧洲不能再有什么秘密外交。互相算计、草率承诺、盲目结盟等这类事情只会再次挑起战争。和解绝不能给战争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不能有报复，不能有不公正的要求，也不能让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巨额罚金，也就是赔款。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错误的。法国当时向德国支付了赔款，还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这对法国来说是永远不可原谅的事情。必须让战争难以发动，军备要控制，甚至可以在各国全面裁军。商船在各大海洋都要航行自由。（英国非常清楚，这就等于它不能再用封锁港口、抢夺船只的方法来绞杀帝国的经济。它曾用这种办法打倒了拿破仑，所以它认为这样也可以加快协约国战胜德国的速度。）贸易壁垒必须打破，这样世界上各民族才能更加彼此依赖。

威尔逊愿景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提供集体安全保障。要像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一样，由政府、法律、法庭以及警察保障安全。一位记者摘记下了总统的讲话：“旧制度，也就是势力均衡，失败了太多次”，国联将成立一个理事会，由这个理事会来“插手”有纠纷的事务。“如果不成功，挑起战争的国家就要被判违法——‘在现在的世界，违法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事了’。”

威尔逊的愿景是自由式的、基督徒式的，它挑战了过去的观点，即保证和平的最佳方式是让各国的势力保持均衡，有必要就可以结盟。现在的新机制是抵抗攻击要靠集体安全，而不是强大的军队。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拿出来的另一种方法，威尔逊也给出了回应：革命带来的是一个僵化的、单一的世界，的确不再有冲突。而他相信的是多样化的各民族，相信的是民主，这两者才是最好的政府形态，也是世上向善的力量。当各国政府由自己的人民选出时，它们才不会彼此攻击，实际上也不能彼此攻击。 他在1917年对参议院表示：“这些是美国的原则，我们不支持其他的原则。世界各地有远见的男男女女，每个现代国家，每个开明的社会，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与政策。这是全人类的原则，必将获胜。” 在他看来，自己是在为人性代言。美国人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普世的价值观，而且认为他们的政府与社会是其他国家的榜样。毕竟，美利坚合众国是由那些想要抛弃旧世界的人创立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革命也是想创造一个新世界。美式民主、美式宪法，甚至连美国人做生意的方式，都应当是其他人效仿的例子，这是为了他们好。一个年轻美国人曾在巴黎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和这里的伙伴同甘共苦之前，我们要先教他们如何做事，以及如何快速地做事。”

美国人对欧洲人抱着一种复杂的看法，既钦佩他们过往的成就，也相信协约国要是没有美国就会输掉战争；而且美国人还怀疑，要是他们不留神，诡计多端的欧洲人就会把他们再次拉进圈套。在欧洲人筹备和会的时候，美国代表就怀疑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设圈套。或者拿出一块非洲殖民地，或者让美国保护亚美尼亚、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从而诱惑美国——然后突然间事态就会急转直下，等美国意识到阴谋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美国人会发现自己惹了一身臊，而欧洲人则扬扬自得。

美国“例外论” 一直有其两面性：一面是迫切希望匡正世界；另一面则是，如果它发出的建议被忽视，就会轻蔑地置之不理。威尔逊告诉船上的人，和解必须基于新的原则。“如果不奏效，世界就要乱成一团。”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若是到了那种地步，他自己就要找个地方“把脑袋埋起来，这个地方或许是关岛”。 对例外论的虔信有时会导致部分美国人变蠢，生发出一种对其他民族进行说教而非倾听的倾向，还会让他们以为只有美国的动机是纯粹的，别人都不是。威尔逊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人。劳合·乔治说，威尔逊来参加和会，以为自己是拯救粗野欧洲人的传教士，“布道”的时候净讲些大白话。

嘲笑威尔逊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话他。忘掉他提出的原则在1919年有多么重要，忘掉有相当多的人——不仅仅是美国人——想要相信的他那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伟大梦想，同样很容易。在大战留下的废墟上，世人好歹要有一个参照点，哪怕这个参照点非常糟糕。尽管有惨痛的现实，但人类社会终归会变好；终归有一天，各民族能和谐相处。威尔逊始终保留着这种期望。在1919年，在梦想还没破灭的时候，世界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他的看法。威尔逊不得不说的东西，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满意，欧洲的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精英也支持，虽然后来谣传这些精英并不赞同他。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后来的巴黎和会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Sir Maurice Hankey），总是在他装重要资料的匣子里备一份“十四点计划”。他说这份文件是“道德本底”。 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以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意大利士兵在他的画像前下跪；法国左翼报纸《人道报》（ L’Humanité ）出了一期特刊，知名的法国人在上面争相赞美威尔逊；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在沙漠起义，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华沙起义，希腊诸岛上爆发了叛乱，朝鲜人和北京的学生想摆脱日本的控制，所有人都把“十四点计划”当作他们动力的源泉。 威尔逊本人很高兴，但也害怕。威尔逊那颇有才气的宣传主管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当时也在“华盛顿号”上，威尔逊对他说：“我在想，你是不是无意间给我织了一张网，让我无路可逃。”现在整个世界都指望着美国，但是他俩都知道，这些大问题是不可能立刻得到解决的，威尔逊继续说道：“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是自己感觉错了。”

“华盛顿号”于1918年12月13日抵达法国港口布雷斯特（Brest），这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月。总统站在舰桥上，他的船缓缓穿过英、法、美三国战列舰排出的大阵仗。这么多天来，太阳头一次从云里钻出来。街道两旁全是月桂花环和彩旗。墙上贴的全是表达敬意的海报，右翼感谢他从德国魔爪中挽救了众人，左翼称赞他许诺建立一个新世界。数不清的人走到屋外，很多人身穿五颜六色的传统布雷斯特传统服装，人行道上、屋顶上、树上全都是人，甚至连路灯杆也被占用了。空中回荡着布雷斯特风笛的声音，人群不停地呼喊：“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法国外交部长毕盛（Stéphen Pichon）前来迎接，他说道：“我们十分感激您来访问，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威尔逊做出了一番礼节性的回应。威尔逊一行人当晚便登上了前往巴黎的列车。凌晨3点的时候，威尔逊的医生从自己隔间的窗户向外张望，无意间“看到不仅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小孩，都站在外面脱帽致敬，冲着专列欢呼”。

威尔逊在巴黎受到的欢迎更为热烈，到场的人更多了。一位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说：“对巴黎人来说，这真是最难忘、最富激情、最有好感的游行，我从未听说，更别提看到过这种场面了。”火车开进卢森堡车站，里面张灯结彩，到处飘洒着花瓣。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他的政府官员就等在那里，还有他那长期以来的对手，总统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ré） 。礼炮声响彻整个巴黎，宣告着威尔逊的到来，人群开始推搡列队站在路边的士兵。美国总统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上，穿过协和广场，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宅邸，一路上全是疯狂欢呼的人群。当晚安排的是一顿安静的家庭晚餐，威尔逊说自己很高兴受到了礼遇。他对在座的人讲，他“仔细观察了人群，极其友善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 OrEJImL94sKgcE+ONHd524XNUHfyKnJyFQpctxde1N3YvD19ruFm3qTSPV2rPN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