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巴 黎

1919年1月，世界各地的和平缔造者开始往巴黎集结。在那段时间里，巴黎是座伤感的城市，这儿的人都因为悲伤而变得木讷了，只有女人们还是优雅如昔。一位加拿大代表写信告诉妻子：“总能看见有气质的美女，要是她们高兴一点，准能登上《巴黎人的生活》（ La Vie Parisienne ）或《时尚》（Vogue）这种杂志。” 有钱人还是能找到漂亮衣服和珠宝的。餐馆若是能拿到供应，还是能做出美味大餐的。在夜店里，男男女女跳着新传来的狐步舞和探戈。天气出奇地温和。公园里的草还绿着，还有那么几株仍在开放的花。前一阵子下了不少雨，塞纳河（Seine）的水位高了不少。河边码头上到处是人，正在围观涨水后的景象。街头艺人唱着有关法国战胜德国的歌谣，赞颂着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刚刚结束的大战在各处留下了印记。街头有来自北方遭破坏地区的难民；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上摆着缴获的德军大炮；一堆堆的废墟与木板加封的窗户，说明这里之前有德国炸弹落下；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变成了一个大弹坑；林荫大道两旁成排的栗树也缺了许多棵，不少是被砍倒当柴火烧了；巴黎圣母院（Notre-Dame）大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也被卸走保存了起来，取代它们的是浅黄色的窗玻璃，使教堂内部显得死气沉沉；全城的煤炭、牛奶与面包都极度短缺。

法国社会也留下了战争的疮疤。虽然路灯与窗户上都飘动着胜利的旗帜，但街角也有缺胳膊少腿的男人和穿着破旧军服的复员军人在乞讨零钱，几乎半数女性都穿着丧服。左翼的媒体号召革命，右翼的则宣传镇压革命。罢工与抗议一轮接着一轮。在那年冬天和春天，街道上到处是参加示威游行的法国蓝领工人和女工。中产阶级为了反对他们，也在游行。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想在巴黎召开和会。豪斯在日记里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公正的和平很难达到，而在这个好战的国都做到，几乎是全无可能。即便成功了可能也是再酿悲剧。” 法国人太容易动怒，这也是因为他们之前遭受的苦难太多，与德国的战争太痛苦，以至于他们无法提供和谈所需的平静氛围。威尔逊之前更看好日内瓦，但是瑞士传来了危言耸听的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边缘，而且到处都是德国间谍。 克列孟梭坚持要在巴黎召开和会，毫不让步。 劳合·乔治后来特别恼怒地说：“我根本不想在他那个该死的首都举办和会，我和豪斯都觉得最好是选一个中立的地点。但是这个老家伙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抗议，我们只能让步。”

据说，克列孟梭曾告诉旁人，等死了之后他要站着埋到坟墓里，面冲德国。这或许只是个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这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卫法国，抵御它那个强大邻居。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只有28岁。在法军被打败后，他和一群年轻的共和主义者一起，在巴黎继续作战。他目睹了这座城市陷入饥荒、法国政府停止抵抗、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Hall of Mirrors）建立。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国民议会议员，他投票反对对德和约条款。作为一名记者、作家、政客，最后是总理，他的警告始终没变过——德国是法国的一个威胁。在临去世前，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我这辈子都在恨德国，是因为它做出了伤害法国的事情。” 在1871年之后他并未主动找仗去打，只是接受了现实。他说问题不在于法国，“德国觉得胜利代表统治，而我们相信战败不等于奴役” 。

克列孟梭一直认为，法国要想和平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有盟友。1914年前，新德国是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的工业、出口以及财富都在增长。法国则停滞不前，而且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在今天，战斗已经不再单纯看士兵的数量，因此人们也很难体会在当时拥有向战场投放庞大兵力的能力有多么重要。就像后来在法国参议院辩论是否要批准条约时克列孟梭所说的那样，对德条约“未具体说明法国应当生多少孩子，但这才是首先需要包含在条款里的” 。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法国要向自己的世仇求援：东面的沙俄和海峡对岸的英国。俄国的人力与英国的工业及制海权可以制衡德国。形势到1918年扭转了很多，但最根本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德国人还是比法国人多。德国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恢复经济能花多长时间？何况现在没法再指望俄国了。

在巴黎和会期间，盟友们对法国的不妥协非常恼火，认为这是贪婪、记恨的表现。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看，是因为他们不曾承受过法国那样的苦难。今天在法国，每个城市、镇区、乡村都可以看到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就诉说着法国损兵折将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人员名单都是一连串一连串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亡人员名单就短了很多。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了四分之一。法国战前总人口为4000万，战争期间死亡人数超过130万。在所有参战国中，法国死亡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受伤的士兵人数又是其他国家的两倍。在法国北部广袤的大地上，弹坑多如繁星，战壕纵横交错，举目可见一排排的十字架。在战争最为惨烈的凡尔登要塞地区，寸草不生，一片死寂。法国经济所依赖的煤矿被水淹没；本可以生产供需品的工厂被夷为平地，或者机器被德国人搬回自己的国内。法国6000平方英里（约15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彻底毁掉，而在战前这里出产20%的农作物、90%的铁矿石和65%的钢铁。如果威尔逊早先亲眼看到了这种惨状，或许更能理解克列孟梭的要求。

和会期间，克列孟梭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握在自己的手中。法国代表团列出了法国可以做的最大让步，但这个代表团在和会的头四个月里从未碰过头。 最让法国代表恼火的是，克列孟梭几乎不咨询奥赛码头（Quai d’Orsay）的外交专家。 他也不怎么在乎大学里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此前他还让他们起草有关法国经济与领土要求的报告，还要求他们列席各种委员会，导致和会期间这类团体数量大增。聪明的保罗·康邦在伦敦抱怨道：“他的想法没有条理，工作没有方法，大包大揽所有责任与义务，这样只会一事无成，而且这个人已经78岁了，身体又不好，还有糖尿病……他每天接见50个人，亲力亲为上千件该由部长负责的事情……过去是打仗，现在开始寻求和平了，我反而更不安了。”

克列孟梭的外交部长毕盛是个优柔寡断、好脾气的懒人。他会在每天早上收到指示，从不敢有片刻不从。 克列孟梭相当喜欢他，但态度不甚庄重。有那么一天他问道：“毕盛是谁？”旁边人回答：“是您的外交部长。”“哦，是吗？”这只老迈的“法兰西之虎”说道，“我都忘了。” 还有一次，毕盛和一帮专家耐心地等着开会，这时候克列孟梭正取笑贝尔福的顾问人数。贝尔福说：“他们做的事情和与你在一起的一大帮人做的一模一样。”克列孟梭勃然大怒，转身对毕盛说：“你们都给我滚，没一个能派上用场的东西！”

克列孟梭真要是讨论什么事情，那都是晚上叫几个人在他家里开会。这里面有他忠实的助手亨利·莫戴克将军（General Henri Mordacq）、令人讨厌的聪明人安德烈·塔尔迪厄，还有实业家路易·卢舍尔（Louis Loucheur）。他让警察盯住这些人，好让他们认真做事。每天早上他都会给这些人送一份档案，里面记着他们前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他很厌恶总统普恩加来，尽可能不搭理他。

克列孟梭在漫长的一生中总是我行我素，令人生畏。政敌说他那双斜眼和残忍的心性遗传自匈人（Hun）——这些匈人不知道怎么去到了他的老家旺代（Vendée）。 克列孟梭生于1841年，他家是个小贵族，住在法国一个风景秀美但有着暴力历史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总是站错队：在天主教获胜的宗教战争期间，他们是新教徒；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又是信天主教的保皇派。克列孟梭家族可以说是稀有中的稀有——共和主义者、激进派、彻底的反教权主义者。克列孟梭觉得自以为是的贵族都是傻瓜，但他总是要回他那了无生气的家族庄园宅邸，那里有石板地面，有壕沟环绕，还有朴素的陈设。

和父亲一样，克列孟梭也是学医出身，但他并未做过医生——这一点也和他父亲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学习对他来说总是排在第二位的，不如写作、政治活动或者谈情说爱重要。和其他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他之所以被吸引到巴黎，是因为这里是激进知识分子、记者以及艺术家的世界。在19世纪60年代末，他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里是共和主义者心中普遍向往的自由之地。这段出游经历让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还会冒出几句过时的纽约粗话。他的英语口音像美国北方人，说话要拉长音，而且说‘r’的时候还带着法国那种舌头打卷的味儿。他在美国还娶了位妻子，玛丽·普鲁默（Mary Plummer），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女孩，善良但不聪明，又非常保守。他俩是在一所女子学校相识的，克列孟梭当时在那里教法语。 他把她带回了法国，让她和自己的父母以及未婚的姑姑们一起待在旺代。她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独守空房。这段婚姻并没能持续下去，但普鲁默后来的确来到了巴黎生活，靠带美国游客参观博物馆挣钱，弥补她那微薄的养老金。分开之后她几乎没见过克列孟梭，但她诚心诚意地收集有关他的剪报。不幸的是，她不知道上面说了些什么，因为她从未学过法语。普鲁默于1917年去世，克列孟梭表现出些许悔恨，他说：“她嫁给我可真是倒了大霉。”

这段婚姻给克列孟梭带来了三个孩子，都托付给家人抚养。他本人再未续弦，他更喜欢独自过完这辈子。当然，他不缺少女人，既有朋友也有情人。他曾说：“我这辈子从不需要去讨好女人。” 这句话倒是很准确。1919年他还自嘲地抱怨，等到老了，不中用了，女人们反倒开始对他投怀送抱起来。

政治和更重要的法国，这两者才是他的激情所在。1870年，随着拿破仑三世帝国 的覆亡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崛起，通往公共事务的大门向克列孟梭以及其他激进政客敞开了。克列孟梭以尖刻与狡黠的演说风格、顽强的斗志而闻名。例如，他和老朋友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一道重启了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案 的调查。不过，就连左派也不信任他。他这个人有太多可疑的赞助者、名声不佳的女人，以及讨要钱财的债主。 他无休无止地攻击执政当局，而且为了获胜几乎是不惜代价。一个熟人这样评价他：“这个人是狼群生养的。” 他与政敌决斗，让人想起大仲马（Dumas）笔下的人物。他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强烈的愤世嫉俗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劳合·乔治一度这样提到他：“这个人爱法国，但恨所有的法国人。” 直到1906年，花甲之年的克列孟梭才当上了部长。

他人格的另一面只向知己展示。克列孟梭对朋友很忠诚，朋友对他也一样。无论是对时间还是金钱，他都宽宏大量。他热爱园艺，不过据一位访客说：“他的花园杂乱无章，各种各样的花草七扭八拐地向四面八方疯长。” 多年来他一直在靠近小镇吉维尼（Giverny）的地方留有一座乡间别墅，那里也离他的好朋友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住的地方很近。在巴黎，他经常去观看莫奈的系列作品《睡莲》（ Water Lilies ）。“一进到屋子里，这些画就摄走了我的魂魄。”[他讨厌雷诺阿（Renoir）的作品。“那种爱情永存的风格让你恶心，他画出来的那些少妇屁股简直不堪入目。”

克列孟梭也是个十分勇敢和固执的人。1914年德军向巴黎开进，法国议会辩论是否要弃城转移，克列孟梭表示同意：“没错，我们离前线太远了。” 1917年，法军在西线溃败连连，国内又冒出全面崩溃的传言，在这段形势堪忧的日子里，克列孟梭，法兰西的“胜利之父”，终于展露本色，大显身手。他以总理身份将法国人团结在一起，并坚持到了最后胜利。1918年春，德国人向巴黎最后一次发动强大攻势时，克列孟梭明确表态决不投降。如果德国人占领城市，他要坚守到最后一刻，然后再乘飞机撤退。 当听说德国同意停战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种事情在他这辈子里只有这么一次。他双手抱头，老泪纵横。 11月11日晚上，克列孟梭和关系要好的妹妹索菲（Sophie）一同在巴黎散步。他看到人们将缴获的德国枪械砸成碎片，于是说：“战争胜利了，把这些拿给孩子们玩吧。” 晚些时候，他和莫戴克将军谈到了今后的工作：“的确，我们艰难地赢得了战争，但现在我们必须赢得和平，这或许更难。”

法国是所有大国中最重视对德和约条款的一个。英国已经得到了德国的舰队以及主要的德国殖民地，它想要的东西大部分已经握在手中。而美国和德国中间又隔了个大西洋。法国不光遭受了最惨重的损失，而且也最惧怕德国。不管怎么说，德国都紧靠在法国东面，世上的德国人还是比法国人多。在1919年，就连在法国卖的、刻着“福煦”和“胜利”字样的纪念小刀，都是德国工厂生产的。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法国想要复仇，想要赔偿，但最想要的还是安全。没人比总理更清楚这一点了。

克列孟梭相信，保障法国安全只能靠维持战时的联盟关系。他在1918年12月对国民议会表示：“为了保留这个协约，我甘愿做任何牺牲。” 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坚定地坚持着这个原则，哪怕是最严重的分歧也未使他动摇。法国公众肯定记得他对顾问说的一句话：“没有美国和英国，法国今后或将不再存在。” 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的那样——这句话是在两个人争吵时说出口的，这种争吵在他们之间发生过很多次——“我希望你意识到，我在和会上的政策，就是同大英帝国及美国保持密切一致。”

克列孟梭的政策是一回事，说服法国主要官员遵从这种政策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发现这些人全是些狡诈阴险的货色，”巴黎和会秘书、英国人汉基抱怨道，“根本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对往日丰功伟绩的怀念、对法兰西文化优越性的肯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产生的怨恨、由胜利带来的解脱感、对德国的恐惧，让法国成了一个不好打交道的国家。一位英国专家在访问莱茵兰法国占领军时写道：“人们不禁会想，就在一瞬间，过去50年发生的事情都被一扫而空。法国士兵又回到了曾经在君主制和大革命期间他们待过的地方，自信，快活，敏捷，觉得跟完全是在自己家一样，就这样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将更高等的文明带给了德国人。” 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发现法国人有时相当讨厌。一位美国专家在日记中写道：“法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它担忧这场胜利完全是虚幻的，而且它把这当成真事，还让自己相信的确是这样。” 美国军官经常与法国军官发生冲突，普通士兵也常常在咖啡馆和大街上拳脚相向。

或许真正的不幸在于，克列孟梭本人未能和另外两位大国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经常相互拜访，巴黎和会期间两人也会有大大小小的聚餐。克列孟梭更喜欢独自用餐，或和他那一小邦顾问吃饭。“这样做有缺点，”劳合·乔治说，“如果是为了社交目的见面，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如果你发现有进展，满意，就可以继续，否则可以放弃这个观点。” 克列孟梭年轻的时候也从不在意平日里的社交生活。在1919年的巴黎，他更是要留好所剩不多的精神头，准备谈判。

克列孟梭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虽然在这个岁数的人里，他的身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但毕竟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他手上的湿疹非常严重，要靠戴手套来遮掩。睡眠也很成问题。 他醒得非常早，经常凌晨3点就起床，然后看东西看到早上7点，再自己做一顿早餐，就是简单的稀粥。这之后他会再度投入工作，直到按摩师兼教练来他家，陪他锻炼身体（经常是他喜欢的击剑）。他的上午时间都是在会议中度过的，但午饭总是回家吃，几枚煮鸡蛋和一杯白水，永不换样。下午继续投入工作，晚餐是同样简单的牛奶面包，晚上9点上床睡觉。从旺代老家带来的仆人跟随了他很多年。 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去劳合·乔治在尼托街（Rue Nitot）的驻地喝茶，厨子会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猫舌饼。

克列孟梭既不怎么喜欢威尔逊，也不喜欢劳合·乔治。巴黎流传过一句他说的话：“我发现，自己就夹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中间。” 他觉得威尔逊这个人摸不透：“我认为他不是个坏人，但又不知道他身上好人的部分有多少！” 他还觉得威尔逊是个死板傲慢的人。“对欧洲太无知，太不理解人！他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依照章法办。还有他那个‘十四点计划’，上帝也不过才给了‘十诫’，威尔逊就要给我们‘十四点’……‘十四点’最最空洞的戒律！”

在克列孟梭眼中，劳合·乔治更幽默一些，但他也觉得这个人更刁猾，更不可信。在英法两国就中东控制权做漫长而激烈的谈判时，劳合·乔治想要找借口摆脱双方的协议，这让克列孟梭怒不可遏。这两个人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以激进派身份从政，都雷厉风行。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克列孟梭是个知识分子，劳合·乔治不是；克列孟梭做事靠理性，劳合·乔治靠直觉；克列孟梭具备18世纪绅士的品位和价值观，劳合·乔治则是个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

克列孟梭和自己的同事也有嫌隙，包括法国总统。“这世上只有两个彻底没用的东西：一个是阑尾，另一个就是普恩加来！” 普恩加来长得矮小精干，做事爱吹毛求疵，讲规矩，迂腐，非常谨慎，而且还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克列孟梭曾对一位美国朋友说：“他活脱脱是个干瘪、令人厌恶的小野兽，没有一点胆量，小心翼翼让他活到了今天。你也明白，幸运的是，这只令人生厌的动物没有同类。” 克列孟梭攻击过普恩加来很多年 ，还散布有关普恩加来妻子的丑闻。他会大声说：“想睡普恩加来夫人？好的，我的朋友，肯定没问题。” 战争期间，克列孟梭的报纸不公平地抨击总统说，是他发动了战争。而事情其实是像普恩加来说的那样：“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撒谎。宪法没给我这样的权力。”

普恩加来也恨克列孟梭。“疯子，”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迈，低能，自负。” 但奇怪的是，他在关键事情上总能和克列孟梭取得一致。这两人都厌恶并害怕德国。在战争最无望的时候，普恩加来也和失败主义者做过斗争，而且把克列孟梭放在了总理的位置上，因为他认为克列孟梭有打败德国的意志和决心。有那么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两人好像要休战。1917年11月，克列孟梭在他的首次内阁会议上说：“雷蒙德 ，老朋友，咱俩现在是不是要好起来了？”六个月之后，普恩加来恨恨地抱怨说，克列孟梭不咨询他的意见。 胜利之后，在收复的洛林首府梅茨（Metz），两个人曾公开拥抱，但他们的关系仍然糟糕。普恩加来对克列孟梭做的事情有很大意见：停战太早，法军完全可以向德国腹地多推进一些。在收复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法军被管得很死，缩手缩脚。普恩加来是洛林本地人，在那里还有很多人际关系。这些熟人警告他，当地的很多居民都是亲德的，而且法国当局对付他们的方法太笨。他还认为，克列孟梭忽视了法国的财政问题，外交政策也是一团糟，向美英让步太多。当克列孟梭承认英语也要和法语一样，成为和会的官方语言后，普恩加来气愤不已。 大众对克列孟梭的好感让他抓狂。“所有法国人都信任他，仿佛他是新上帝一般。”他写道，“而我，则被大众媒体羞辱……他们只有在要羞辱我时才会提到我。”

让普恩加来和强大殖民地游说团体失望的是，克列孟梭不关心能否拿到德国的殖民地，对中东也没多大兴趣。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他几乎不怎么谈论战争的目的，即便提到也故意说得不清不楚，只讲到刚够安抚法国大众但又不会让自己被确切要求纠缠的程度。战时的官方声明只提到要解放比利时和法国被占领土、让受压迫的民族重获自由，当然还有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克列孟梭告诉国民议会，他的工作是打仗。至于和平，他对一位记者讲：“有必要把心里想的事情全都提前吐露出来吗？没有必要！” 1918年12月29日，批评者逼迫他在议会里把事情讲清楚。他拒绝了，“有关和平的问题是大问题”，谈判会非常微妙。“我肯定会提要求，但我在这儿不说。”他或许要在法国的重大利益上做出让步。他要求议会进行信任表决，结果以398票对93票获得了支持。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他的盟友。 VT2yfv3KTyEQMAyx1/OBB+DJZlkt8js9TNMI8UnCz395K6oYp5rdm0SUVKNs/D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