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是大连人， 34年前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心理学，当北京大学招生人员到我所在的大连第24中学进行招生宣讲时，我看到了北京大学所有院系名单中排列最下面的有心理学系。这几个字好像一下子击中了我。我想报考这个系，但是招生老师告诉我心理学系在辽宁省没有名额，全国一年只招生21位，于是我笑着说：“那您就给我拨个名额呗。”没想到，最后我梦想成真。
我如愿来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系统地完成了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当时的很多老师从海外留学归来，那时也没有多少中文教材，都是老师一边讲课，我们一边手记笔记。而且当时少有的教材中很多还是英文的，这些对我影响都很大。当时变态心理学的授课老师是王登峰，王老师现在在教育部任司长。钱铭怡教授当时很年轻，在哲学楼318也给我们上过课。我在图书馆看到杨华渝教授编写的《癫狂梦醒：精神疾病漫话》，书中所描写的神奇的人性世界把我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就立志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工作。心理学门类很多，有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儿童发展、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我选择了临床心理作为从业方向。
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那里的住院医师都会接受非常棒的职业培训，有非常优秀的老师教我们识别症状和做诊断。这些都是从事心理治疗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我很庆幸在安定医院受到良好基础训练。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四年工作经历对我人格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我在中学时期学习特别好，又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一帆风顺的求学经历使我不谙世事，学生气十足，但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好的修炼，虽然现在也不成熟。
1993年我重新回到北大，在位于北京大学医院的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工作。那时还没有太多关于心理治疗方面的培训，我在1993~1997年参加过美籍华人曾文星老师主讲的临床心理治疗培训班，培训班上有很多现在的心理学大家，包括已经去世的李子勋，还有北理工的贾晓明和李林英、北师大的候志瑾、北林大朱建军、首经贸的杨眉、同仁医院的赵梅等，我跟李子勋就动议，自发把这些老师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心灵绿洲”，我们定期聚会，交流对个案处理经验，彼此沟通情感，寻找专业的支持。这个小组持续了很多年。在第一届中德班上，外教们让我介绍“心灵绿洲”，我才知道这叫自发的“伙伴督导”。
1997~1999年，我参加了中德班连续培训项目的第一期，被分配到行为和催眠组。第一届中德班有很好的结构和设置，分为精神分析、行为和催眠、家庭治疗三个组，每组大概有30多人，一共有100位左右的学员。白天三个组分开上课，晚上会有各学派的老师开展讲座，这样学员们就可以听到不同流派老师的授课内容，大开眼界。我在学习行为治疗和催眠的同时，也体会到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的美妙。学员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好，白天疯狂学习，课下外出娱乐，精力非常旺盛。第一期中德班这三年中，我们一共参加了六次培训，每次大概有7~8天左右的时间，获益良多。通常我们接受的授课方式是老师在讲台上讲理论知识，下面的学生排排坐；但中德班的培训形式让人耳目一新，经常是老师给出一个题目，下面的学员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训练、角色扮演。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中德班“行为催眠组”有一位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叫瑞文斯托夫（Dirk Revenstorf），他曾经担任德国艾利克森催眠学会主席，我记得当时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咨询中遇到过一位傲慢的来访者，当时我怀孕快要生产了，这位来访者见到我之后，用挑剔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然后问有没有老一些的咨询师，还嫌弃我们北大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沙发脏，虽然我当时处理得还可以，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老师，面对这样的个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位教授当时已经有60多岁了，在听完我的问题后，他一下子单膝点地跪下说：“女王，求你给我个机会、让我来伺候你吧！”
这样的举动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反应，对20多年前的同行们产生很大冲击。治疗师怎么能给来访者下跪呢？这也太不专业了吧。但同学们经过讨论后认为：老师并不是真的下跪，而是用这种方式来阐述当时教授的现代行为治疗中最核心的促进治疗关系的技术——跟和领（pacing and leading）。对于这种来访者，治疗师要展现出让他舒服的姿态，等治疗关系建立好后再慢慢引领。老师的授课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可能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这种培训方式了，但是在20多年前，这样的方式还是非常超前的。
我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当时也没有什么自我体验一说、也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都在拿肉身做治疗，所以当时面对比较被动的来访者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培训中我分享了一个令我头疼的个案。在描述完这个被动的个案以后，老师让我躺在几把椅子搭起来的床上。我想坐起来的时候，老师摁住了我，我又想要坐起来，老师又摁住了我。几次以后，我就躺着不想坐起来了。这个练习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一生下来可能都是主动的，但屡屡遭受挫折和失败之后，就习惯了被动。任何行为都是有功能的，被动也是有好处的。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被动很舒服，虽然我对待在床上不动的行为模式很陌生，但我能理解它是有功能的。老师用这种令人体验深刻的方式，让人身心都有体验的方式，阐述了行为的塑造、行为的功能等理论，要比只是说一说这种只在认知层面讲述的方式，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体验式沟通方式对我后面的教学培训和临床治疗方式影响很大。
中德班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学员们不仅要接受自我体验，还要接受督导，这些都是之前没有听说过的概念。另外，很多德方老师在德国收入很高，到中国却只是按照中国标准、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儿费用，都是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来中国几乎是公益式讲课，外教们上课时的认真和敬业却一点儿不打折扣，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态度让人非常感动。
昆明在我们心中就像中德班的革命老区。当时中德班的中方主席是万文鹏教授，他是一位充满人生智慧的老人，高大、慈爱、幽默、温暖。有一次，万先生参加我们组的活动，当时讨论的题目是：如果必须得一种心理障碍，你希望自己得哪一种？万先生用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低音说：“要得就得优美的抑郁症。”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万先生非常慈祥，像人生导师，从来不会严厉地批评，只会进行正面引导。正是他的高瞻远瞩才把中德班项目引入中国。我有幸认识了外方负责人玛佳丽和Doris，我们行为组的巴梦吉、汉斯·李玻（Hans Lieb）等老师，还结交了一大批中德班的学员、同行、朋友们。中德班不管是在我的专业成长还是个人生活等方面，都在我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此我开启了真正的专业之路。
在中德班时期，我就被告知有机会去德国留学，需要开始学习德语。2000年，通过德语面试和笔试，我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三明治计划”奖学金、以北京大学和德国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赴德留学。我主要在海德堡大学进行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系统学习了三个级别的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分别是创伤学、创伤I型EMDR治疗和创伤II型复杂型创伤治疗；还学习了ABC三个级别的德国MEG临床催眠连续培训项目。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团体动力小组、认知行为疗法团体治疗、进食障碍、创伤治疗及自信训练等学术活动。
2002年回国后我首先把EMDR治疗引进国内，从四个国家（德、美、荷、比）邀请了11位外国老师，在中国举办了 “首届国际心理创伤治疗连续培训项目”三次集训。当时国内同行对催眠的了解还停留在权威式催眠和标准化式催眠阶段，甚至是“跳大神儿”阶段，少有人了解艾利克森催眠。而且，同行们对心理治疗都了解甚少，更甭说临床催眠了，所以我回国后，先暂缓了引进临床催眠，因为我在德国留学期间，获得了一个很新的概念，就是学习心理治疗，需要先进行基础培训（Ausbildung），然后实践、督导，再进行进阶培训（Fortbildung）。基础培训包括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家庭治疗三大流派，而心理治疗的两大基石是认知行为治疗和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在德国叫作行为疗法（Verhaltungstherapie），它认为认知是所有四个层面行为的一种。进阶培训包括心理创伤治疗、催眠治疗、伴侣治疗、团体动力和创伤治疗等。
美国认知行为治疗的核心理念是三角，上面是认知，左边是情绪，右边是行为，情绪不太好改变，但可以通过改变行为和认知来改变情绪。德国行为治疗的基础理念是刺激—反应—结果，行为反应在四个层面——认知、情绪、躯体和动作。美国和德国在行为疗法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躯体的认识。在德国的心理治疗教学中，老师都会把肌肉和骨骼结构图挂在黑板上，给我们讲抑郁病人和焦虑病人等都有怎样的躯体反应，骨骼和肌肉会呈现怎样的特点，为后面治疗计划中的躯体治疗做评估准备。
我在德国学习催眠治疗的时候，会找催眠治疗师进行自我体验；学习EMDR的时候，会找EMDR治疗师进行自我体验。自我体验和督导对成为心理治疗师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