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01年，我非常有幸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其中有我自己的努力，也有王祖承导师的推荐。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波士顿看美国人如何进行精神卫生工作、如何治疗精神疾病患者。
精神卫生工作是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精神卫生公共卫生人员、护士等多学科人员的协同工作，这对我启示非常大。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生院是全美最大的一个精神分析学院，注册精神分析师最多，我经常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沙龙，接触了一些精神分析师，并且第一次看到了母婴治疗的案例督导。当时尽管不是很懂，但觉得很神奇，也非常吸引我，开阔了我的眼界。
我到波士顿最早是做女性精神卫生的研究，尽管我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还是很热爱心理治疗，希望将来可以做一些整合性工作，即在做精神科医生的同时，也做以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取向相结合的治疗，这是我在波士顿学习时确定的未来工作方向。
生物精神病学固然很重要，但我希望将更多精力投身于心理治疗，让医院病人获得整合的、优化的治疗。回国后，我离开了器质性障碍病房，到心身科主管主治医师，主要治疗一些神经症性障碍，如焦虑症、强迫症，以及癔症、抑郁症等轻度到中度的精神障碍病人，这些病人不仅有轴I诊断的障碍，还可能伴有特定人格特质，甚至是人格障碍，所以在治疗上极具挑战。
病房的工作让我经历了很多，也进步很多，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病房里遇到的麻烦病人让我深深感觉到，心理治疗并不只是理论的学习，还应该把理论概念从书本上拿下来，用于临床实践，从病人身上获得经验。有时候咨询师会很痛苦，因为不仅仅需要治疗病人，也要发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很好的治疗工具，这是痛苦且快乐的工作。
中德班从第二届开始，心理动力学取向治疗的课程正式落地在我们医院，我从哈佛回来后，非常幸运地参与到中德班的工作中，从2001年开始在里面扮演重要的组织者角色，直到现在成为中德班中方总负责人。我也伴随着中德班的成长，见证了中德班培训越来越规范，同道队伍越来越强大，心理动力学治疗也被播散到不同地方，服务不同的病人。
让人进步最大的往往是临床中治疗失败的病人，他会教会你很多东西。我在心身科病房遇到过一个惊恐障碍病人，有些人格问题，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对我产生了色情性移情。虽然曾在书本上看到过这部分内容，也在案例督导中讨论过，但真的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这样的情感时，我还是会恐惧和回避。这个病人最初对我非常理想化，被我否定和回避后，他变得非常恼怒，开始贬低我，于是我有意无意地想回避和摆脱这个病人，之后他开始在病房制造更多的麻烦。最终，我还是鼓足勇气承接下这些冲突，在门诊跟这个病人一起去面对和修通。
通过这个让我痛苦和受挫的案例，我意识到做心理治疗，特别是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治疗，不仅仅要学习，还要接触和面对很多临床案例，因为只有面对的时候，才会获得很多感性的经验，最终才能真正地跟病人一起工作。我最初学习的五年，有很多挫败，也有很多眼泪，心理治疗这条路虽然让我快乐，但也有痛苦与之相伴。病房和中德班的经历让我不断成长，这是积累的过程。
我在中德班工作的时候，请来了德国的哈克老师，她每年在我们科室待1~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做督导训练和个人体验。我记得老师给我做个人体验时，一度对我很失望，说我不适合做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比较适合做认知行为治疗师。这句话让我很有挫败感，但我没有放弃，相反，我把这句话当成一种激励。伴随着中德班和门诊病房的工作，我慢慢地成长。有时候，成长会很缓慢，自身也会有阻抗，尽管如此，内心还是有很多坚定的信念，这是心理治疗师独特的体验和感受。
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断地学习技术和理论，不断地进行思考和讨论如何做心理治疗、如何帮助病人、心理治疗的要素和理论技术、对心理治疗的理解等，力争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经验、体会和领悟。其中，有一件事情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 我白天刚给医院的心理咨询班学生上完课，晚上到家后接到电话说有人要跳楼。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大楼有14层，到了楼顶后，我看到一个病人站在楼顶边缘，非常危险。公安和消防已经到位，楼下放了垫子，这只是常规急救措施，即使是跳伞跳到垫子上还需要一些水平，更不要说要病人直接跳到垫子上，所以根本没有用。我们在楼顶一筹莫展。我们与病人之间隔着一条排水沟，他不允许我们靠近，我们也很难接触他。当时他非常警觉，情形非常危险，我快速思考：该如何对病人进行危机干预呢？
心理治疗技术在这里显然不够用，那一刻，我靠着本能的直觉和真实情感跟病人沟通。虽然我们不知道病人的名字，但我们会一遍一遍地呼唤他，告诉他，他的家人需要他，如果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他等。我们在上面陪着病人待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12点多。大概是因为我们持续呼唤，呼唤中有一些真实情感的交流，虽然病人还是不允许我们接近，但他会转过身看着我们，然后站起来仰望着东方。那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他内心肯定要做决定了。大家很难想象现场工作人员的恐惧，情急之下我跟病人说：“你已经很累了，想不想抽支烟？”病人居然没有拒绝，于是我们赶紧把烟递了过去，病人接过烟蹲下抽了起来，然后我开始观察他。
那是夏季，病人穿着短袖衬衫，衬衫衣角露在裤子外面。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如果给我3秒钟，我能抓住病人衣角的话，就能为其他工作人员赢得时间上来解救病人。一念之间，我做了一件正常情况下不可想象的事情：我突然冲上去一把抓住病人的衣角。他虽然警觉，但对我们略微放松，所以我的突发动作让他惊诧到没反应过来，为其他人赢得了宝贵的3秒时间，使得公安人员和工作人员把病人成功地解救下来。那一刻我内心狂跳，有强烈的心悸感觉。
那天晚上，我没有用任何技术，只是一遍一遍地呼唤，与病人产生情感联结，为挽救这个生命赢得机会。由此我想到，我们追求的治疗理论和技术，是一种智力享受，但不要进入自恋性迷恋状态，治疗需要灵活性，特别是动力性治疗，情感关系的把握尤为重要。不管是这件事情还是以前失败的案例都告诉我们，治疗师需要勇气，需要果断做决定。做心理治疗并不容易，不仅要培训，还要有内心的经历、思考和成长。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必须要经历多年的、多种事情的历练。
随着自己的成长，我也见证了我国心理咨询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心理咨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心理治疗不再像过去只有理论的研修，而是进入了临床实践工作，服务于病人和来访者。
过去，很多国内同道老是唱衰精神分析，说因为参加美国精神分析年会的人都太老，所以精神分析衰败了，在走下坡路，很快就会衰亡。其实，这些消息是不了解的同道带回来的，如果你真的浸泡在美国精神分析年会中，就会发现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年会里有很多八九十岁的同道，他们非常认真地开会、参与讨论，特别是美国开会完全自费，没有人资助，可见这些同道的热忱。我当时在想，从事精神分析是多么幸运的工作，到了八九十岁依然保持着对专业的热爱。在美国精神分析年会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创造和尊重，彼此讨论的谦虚，像奥托·肯伯格（Otto Kernberg）、彼得·冯纳吉（Peter Fonagy）等，他们跟所有同道一样平等地参与讨论。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学术交流氛围，这让我非常感慨，也让我格外珍惜现在的工作。
可以说，精神分析师就是人类心灵成长的见证者和协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