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走进心理学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一名非常普通的老师，母亲是技术员。我很小的时候，父母非常繁忙，母亲在上海郊区工作，当时上海交通非常不便，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才能到郊区，所以母亲每个星期只回来一次。因为父亲在上海带着姐姐已经很不容易，所以3岁的我就被父母寄养在奶奶家。奶奶家很好，但是我待在那里非常无聊，也很孤独，时常有空洞感，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

奶奶家里有一个塑料挂扣，可以通过空气压力按在玻璃上挂衣服，因为没有玩具，我每天就在玻璃门上重复做这个动作。我寂寞、无聊，想念家人，渴望跟人亲近。每周末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每周一早上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妈妈抱着我坐公交车去奶奶家的路上，尽管我心里很明白他们要把我送走，但还要假装很开心，直到他们放开手那一瞬间，我才开始大哭。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人的防御——对情感的防御。我在奶奶家待了一年半，然后去上了幼儿园。

小时候有两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可能跟我的特质有关系，也可能跟被寄养在别人家有关。从奶奶家回到自己家里后，我非常珍惜跟大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喜欢听大人讲话。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其他小朋友都去玩，而我却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大人讲话。我很喜欢模仿大人的语言，尽管有时候他们讲的话我不太懂，也不明白用词的真正含义，但我能够体会里面的情感，还能脱口而出。

我舅公年轻的时候一表人才，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处境很惨。他在农村娶了当地人，等他回城的时候，我不知为何，在情感推动下讲出了一句话：“你生不逢时啊！”从那以后，舅公就特别喜欢我，他感觉我触到了他的内心。

我父母很传统，父亲是老师，所以他们的很多想法被现实生活占据。我小时候兴趣爱好丰富，喜欢体育和文艺活动，还参加舞蹈队，但每次都被父亲抓回来好好学习。也许是小时候离开父母，想取悦父母的原因，我品学兼优，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我的理科成绩突出，打算报考复旦大学的化学系或者上海医学院。填写志愿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了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心理学。碰巧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她的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于是她向我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而我刚好有点儿兴趣，于是贸然决定报考。

进入心理系后，我很迷茫，完全不适应，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我对此完全没有兴趣。我发现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跟我想象的心理学完全不一样。因此我非常苦闷，甚至考虑转系。那时候跟现在不同，转系非常困难，而且心理系是华东师范大学数一数二的系，转到别的系有点水往低处流的感觉，所以我开始犹豫和彷徨，也不爱学习。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开设了异常心理学课程，授课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赵介城老师。从接触异常心理学第一天起，我就变得非常兴奋，这才是我要学的心理学。我非常认真地学习这门课，它是我在大学所有科目里学得最好、考分最高的课程。

之后，我去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当时人们对精神病人了解非常少，所以对这个地方有一些忌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甚至被叫作龙华医院（我们医院对面的一所中医医院），因为在这里工作不是很体面。我第一次见到精神分裂症病人和抑郁症病人时，没有任何恐惧，我喜欢跟他们交流，也愿意跟他们一起工作。由此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也非常主动地找机会学习。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咨询刚刚开始，上海瑞金医院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我每周五下午都利用自己的时间去旁听门诊工作。也许是机缘，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前院长王祖承教授。

大学毕业后，我的编制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但我的工作地点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大家对精神病院非常陌生，对我的工作都感到惊奇，但我在这里可以继续学习心理学，做心理学的实践和研究，这是我向往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我们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很薄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的一些同学被分到这里做临床测验工作，非常边缘化，没有被认可，工作没有价值感，所以他们工作不久就选择出国。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也在心理测验室工作，尽管我知道心理测量非常重要，但对这个工作没有太大兴趣。

我刚到医院实习的时候，不是临床医生，要在每个病房实习和轮转。有位年轻男病人，长得很英俊，住在上海郊区，在父亲去世不久后就开始出现强迫洗手的症状。虽然也在进行药物治疗，但效果不明显。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所以就开始对这个病人尝试心理治疗，治疗方法是我从书中学到的系统脱敏法。在跟病人建立好医患关系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进行系统脱敏。当时的病房是封闭的，病人中午和晚上都要吃饭，于是最初的脱敏目标就定在让他帮忙打菜、收碗、擦桌子、刷碗、擦地等，到了最后一步，病人可以用拖把擦地，可以把手放在很脏的水里清洗拖把。这是这个病人第三次住院，也是治疗最好的一次，所以他非常感激我。

这个案例的成功，让我从心里认定心理治疗可以帮到病人。当时我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做心理测量工作，但不热爱；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开展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但我的心理治疗离临床还很远；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内心有些挣扎，我上中学时是很好的学生，大学考得也不错，到医院却被边缘化，这让我内心的自恋有些受损，心里有些难过。此刻我联想到了克莱因，克莱因虽然对心理治疗贡献很大，但遗憾的是她没有学习医学，跟别人争论观点的时候总处在下风。估计那时候我的心理活动跟克莱因相近，不知道出路。很幸运的是，在我的导师王祖承教授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决定攻读临床医学学位。

我那时候很年轻，有一股学习的冲劲和热情，通过不断努力和自己的悟性，我顺利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专业攻读临床硕士学位。三年的学习让我收获很多，导师给我提供了很多临床实践机会，包括到瑞金医院和华山医院神经科实习。当我回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后，曾在器质性精神障碍病房担任主治医师，那段工作经历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对精神病学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提高，临床工作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当时我有一些犹豫，到底做临床心理学还是精神病学，毕竟，在医院中生物精神病学是主流，但随后，一件事情改变了我。 QVwHlqaA43C3P4qmu8vSccl8QcW2ybsR08audBU+FHqVdAyvLnbZVuwHv1gZ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