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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文鹏教授毕业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昆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学习心理学的马佳丽（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女士决心要把德国心理治疗引入中国。她一直在中国寻找心理治疗的培训基地，但在中心城市寻求合作未果。万教授知晓此事后，毅然将此项目引入昆明。
1988年，在万教授支持下，德国顶级心理治疗师组团分别在昆明、青岛等地举办了心理治疗培训项目。直到1997年，该项目终于发展成连续项目，这就是中德班的由来。在该项目成型前，万教授给他同学——同济医学院院长南登昆教授——致电，希望有学生参加，这才有了我参加中德班的机会。当时一同被派出的还有同济神经科的徐金枝教授和康复科的蓝青教授，我学精神分析，徐教授学认知行为，蓝教授学家庭治疗。
这个连续性的中德心理治疗培训项目诞生了著名的中德班，得益于万教授耿直的性格、敢于担当的胆识和放眼全球的胸襟，使得这个班从开办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了。
我是神经内科医生出身，1996年从国外受训回国，1997年受万教授邀请到中德班学习。万教授看上去五大三粗，为人特别爽朗，在培训时，因为我表现比较突出，既懂德语又懂英语，于是他主动跟我交流。交流时，我完全没有拘谨的感觉，因为我们既是同乡又是校友，都热爱精神卫生事业。尽管我们接触时间不多，却一见如故。
万教授得知我们来自同济后主动过来聊天，他是黄冈人，当我们用家乡话和他开玩笑时，他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说起故乡的鱼面，他脸上露出思念的表情。此时的万教授已经不是位高权重的教授和所长了，而是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异乡人啊！他有多开心，就有多恋家。
凡是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早些年，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医生是弱势群体，不仅工资少、社会地位低，经常被人甚至是同行调侃为有神经病。我们现在知道，精神科医生，包括治疗师，和病人接触久了会受到移情的影响，思维会和正常人思维不一样，但那是父母和孩子相处时的一种共情态度。
在那个年代，精神病院被视为禁地，是不祥之地，令人忌讳。比如在武汉，大家都知道六角亭是精神病人去的地方，传说人被送到六角亭就意味着这人精神不正常了，这就是社会对精神病和精神卫生行业贬低的一种体现。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精神卫生工作，他是不会从事这一行的。
同行之间有很强的认同感，容易用潜意识交流，即用躯体、情感和行为等直接的方式交流，往往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就能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交。神交与年龄无关，而是你想到的话，我也想到了；你想说的事刚开个头，我就能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就是我跟万教授交往时的感觉。
我从1981年开始学习德语，后来用德语学习医学，1997年进入中德班学习。当时我们小组的德方老师叫安吉·哈克（Antje Haag），她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性，长得有些男性化，行为粗犷，经常叼着烟从头到脚地看着你。
安吉·哈克教授是汉堡大学的科室副主任，主管心身医学，如果能得到她的推荐，我就可以拿到德国对外交流基金的项目到汉堡大学读书。于是，在电梯口遇到哈克的时候，我就跟她表明了我的想法，她只“哼哼”了一声就没了下文。事实上，第一轮，我被拒绝了。
直到我们熟悉了以后，哈克才告诉我，在我们熟悉之前，她不会接受我的申请。这就是德国人认真的表现。我曾以为她是我的老师，而且我的德语又很好，她在汉堡大学接收我应该没有问题，但德国人的界限非常清晰，老师们只有了解你，对你有一定的信任之后才会接收你。
到了汉堡大学后，我跟哈克经常一起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怎样做心理治疗。她告诉我，有一次在给病人做治疗的时候，病人突然将头偏向窗外，盯着窗外树枝上的鸟。哈克没有打扰他，而是静静地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讲话，但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互动。那一刻，病人的内心肯定受到了某种触动。她描述的这次治疗充分展现了治疗关系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以及如何观察治疗中的细节。
还有一次，她到中国的博物馆参观，有一个人跟在她的后面。一开始，她以为是导游，所以没有在意，后来她在看蒋介石和宋美龄卧室展览的时候，那个人做了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当时她并不知道那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但出于礼貌没有去干扰他。由此可见，哈克是非常有原则和界限的人，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非常关注。
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利用体检得出的体征对疾病作出基本判断。有一次在汇报病史的时候，哈克问我某个地方用了什么防御机制，我当时不清楚，毕竟所学的知识只限于书面。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通过行为、表现和现象就可以判断出防御机制，这使我非常震撼。通过这次呈现，我知道如何把学到的理论跟临床结合在一起。可见，找一个好老师非常重要，特别是好的督导。通过督导，我们可以把学到的理论跟实践结合，这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哈克这么多年来一直问我一个问题：精神分析在中国到底可不可用。基于这个思考，并结合在中国的多年教学经验，她详细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并专门写了一本叫作《探析现代中国的精神：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印象》（Versuchüber die moderne Seele Chinas: Eindrücke einer Psychoanalytikerin）的学术书。这本书很快登上了德国的畅销书榜。
跟哈克熟悉之后，我们会一起聊天、野餐、看歌剧，她也会跟我讲自己的家人。即便我是小她一辈的人，她也会很认真地把我当成同事来对待。从开始的拒绝、保持界限，到接受、信任我，再到后来定期看望我，安排聊天和聚会，她对我既尊重，又平等对待。跟哈克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在成人的过程中，有些是父母教你的，有些是社会教你的，有些则是老师教你的。
做心理治疗，首先要学会做人，使自己成为拥有平等、自由、信任、尊重和界限等特质的一个人。
哈克现在已经80多岁了。她非常热爱生活，在汉堡的时候，我们经常到河边野餐，但在上海只有她一个人。她想独自享受野餐的时候，就把面包、葡萄酒和酒杯摆好，铺在床上，一个人对着这些食物“野炊”。她跟我描述这些的时候非常开心，这说明她的内心住着一个可爱的内在小孩。
汉堡大学在德国的北部，与汉堡大学相对的是偏西部的萨尔布吕肯大学。阿尔夫·格拉赫（Alf Gerlach）是萨尔布吕肯大学的教授，中德班的第二任德方教师，也是我的嫡传老师。格拉赫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所，他人脉很广，但为人很低调，1998年我到德国学精神分析时，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1983年，格拉赫教授被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莫教授邀请来讲课，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讲课的内容是缩阳症。当时广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名男性得了缩阳症——睾丸缩到了体内，有人帮他把生殖器往外拉，由此产生了惊恐发作，随后这种症状在村里蔓延。格拉赫教授对文化精神医学现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于是被邀请来讲课。从那以后，格拉赫教授成为中德班第二任德方负责人，到目前为止，他是来中国次数最多且待的时间最长的德方老师。
我曾去过格拉赫教授的家。那是两栋联排的别墅，地下相通，一边住着家里人，另一边是病人。格拉赫和他的妻子生活非常规律，除了治疗病人外，就是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文章、做演说、读书，并安排时间来中国。他从198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对中德班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可见这对夫妇对中国心理治疗事业的热爱和坚持。
格拉赫和马提亚（Matthias）是多年的同学和好友，经常一同旅行。我跟他们的年纪相差不到10岁，感情比较好，像是兄弟关系，所以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带着我。德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除夕。1998年的除夕，我与他们两家一起度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德国人很少看电视，但在除夕晚上9点钟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会围在电视机面前。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节目能够吸引全家人一起看？这是个英国节目，讲述一位得了痴呆症的90多岁老妇人在除夕邀请老朋友一起吃饭，但老朋友都已过世，80多岁的管家为了体恤她，就把晚餐准备好，用餐前分别介绍已经过世的六位老朋友。管家介绍每个去世来宾时仿佛他们还活着，和他们对话时都可以反映出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性。
他们告诉我除夕看这个短剧的习惯已经持续了20多年，而且每年都会看这个节目，即便他们已经熟知每一个细节，但每次依旧会乐得哈哈大笑，笑点正是那些他们烂熟于心的那管家不断犯的小错。
这个短剧名叫《一个人的晚宴》（dinner for one），虽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二战”期间曾是敌人，但这天看英剧不仅仅是德国人的习惯，更成为欧洲人的习惯。他们不需要新的东西，因为老的东西已经够用了，就像精神分析的文章一样，即使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文献，现在读起来依然有收获。
这是欧洲人的思想：如果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我就要清楚每一个细节。看剧中人物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也可以对自己这一年增加更多宽容吧。而我们每年的除夕晚会导演其实很努力地翻新花样，但依旧受到许多人的批评。
沃尔福冈·森福（Wolfgang Senf）曾是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副校长兼心身科主任，在德国有非常高的威望。他出身名门，父亲是德国著名的数学教授。2001年，我们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认识后，每年我都会去他的科室和家里做客，他每年也会来中国讲课，我们一起旅行、培养研究生、办杂志、写书。
我刚到德国学习时，每天都先去科室等待点卯，但后来才知道，我高访的身份其实是独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时间和去向，而且森福教授从不干预我的去向。
我们一起旅行时，他说要去开一个编辑部的会议，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尽管我的德语说得很好，但我还是担心他们语速太快而听不懂，所以拒绝了。其实他在问我时，内心是希望我去的，但却尊重我的决定。
这是我在森福教授那里学到的最多的东西：遵循自己的声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有一次，一位组织者邀请森福教授一起举办一个项目，森福教授受到了特别好的待遇，但在官方会谈中，森福教授问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个项目？”听到这个问题后，我犹豫地看着他，他也回看我，告诉我要一字不漏地翻译给那位组织者听。
我翻译后，对方有些失控，反应特别激烈：“我对你们这几天的照顾如何？既然我坐在这里，当然是诚心想做这个项目。”森福教授跟我说，要警惕对你特别好的人。这个项目最后果然没有做成。
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怕提出反对意见，常常质疑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是森福教授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森福教授说，过分讨好和经常挑剔的人都讨厌，比较起来，他觉得挑剔的人不那么讨厌。
如果说前面两位老师带给我的是信任、边界和稳定，那么森福教授带给我的就是质疑能力，这对应了心理治疗中的一个词——面质。其实心理治疗并不是让你变得更好，而是让你变得更真实。治疗有可能会让你的情况加重，因为认清真相可能会让你更加痛苦。
森福教授跟我讲了他成长生涯中的一件事。他在40多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会议，发现一位70多岁的太太每次讲话前都有一堆年轻人围着她。在德国，70岁已经是退休的年纪。那次他看不过去，直接走上前去说：“你已经70多岁了，讲的话够多了，是不是该少说一些了？”那老太太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我问：“难道你不担心气坏老太太的身体吗？”他回答说：“在德国就是这样，要有自知之明，不要为老不尊。”森福教授充满质疑的能力和战斗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森福教授在40岁的时候当上了心身科主任，德国的大学科室主任基本都是终身制，只要身体健康，一般都到65岁才退休，并且可以将整个科室带出自己的风格。我的研究生一般会送到他那里读博士，之前已经送过去2个，但最后1个要送过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退休的时间。他非常犹豫是否要接受这个学生，因为他担心退休后会失去所有资源，没办法对学生负责。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他退休后才清楚。
森福教授是在2015年退休的。他退休后科室会重新选主任，他需要把所有的东西从办公室内撤走。这就意味着他要给年轻人让路，不要去干扰下任的工作。
这就是德国人的界限感——是我的东西，我要坚持，并提出建议和意见；不是我的东西，我要退出，要有能力告别。
早年我们一起参加南京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会议的时候，我告诉森福教授要办一个培训班，课程三天。后来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三天培训的时候，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他们的工作坊一般都是半天或几个小时，三天的培训要怎么讲呢？由此可见德国人有非常直爽、可爱的一面。
德国人善于总结规律的特质从森福教授对饮食的观察可以看出来。以吃鱼为例，德国人很少吃鱼，如果要吃，一定会吃有大骨头的鱼，先用刀和叉把肉与刺分开，然后放心地吃下去。
还有一次，我请森福教授吃狗肉，我没有隐瞒，告诉他这是狗肉，问他要不要吃。他用筷子夹起一点尝了一下，我问他怎么样，结果他沉默了。其实不回答就是回答，这意味着他根本不想讨论这件事。他既否认了这件事，又选择了尝试，可见森福教授对事物保持开放的心态：充满兴趣，但仍有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