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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学习期间，我积极地联络老师，想把国际上非常优秀的培训老师、最前沿的心理治疗方法介绍到国内来。2002年回国的时候，我和德国人道主义帮助计划组织合作、从四个国家请了11位外国老师，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心理创伤连续培训项目”。我还加入了中德班“行为和催眠组”做中方教员和翻译，跟之前的德国老师们一起并肩教学，我学到了很多，也结交了很多同行朋友们。
第二届中德班，“精神分析组”就已经固定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举办了，只有“行为催眠组”和“家庭治疗组”在一起培训。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做大型晚间讲座，谈谈我对行为治疗的理解。在备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了对“行为”的英文“behavior”一词的翻译问题。大学本科期间，我们都很自然地跟着老师们把“behavior”翻译成“行为”，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翻译是否精准。我翻阅字典，发现“behavior”这个词的准确翻译是“表现、呈现”。当时我吃了一惊，如果“behavior”被翻译成了“表现、呈现”，那么我们国人对这个疗法的理解就会不一样了。
国人一听到“行为”二字，就会理解为“可观察到的动作”，所以同行们都有一个印象——“行为治疗太简单粗暴！无法解释复杂的人类现象！”但如果行为疗法被翻译成“呈现疗法”呢？什么不是一个人内心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和呈现呢？一个人血压高是不是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呢？一套公寓的装修风格是不是房主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在呈现呢？如果当初被翻译成呈现疗法，国人对它的接纳度也许会高一些吗？当我告诉外教，国人把“behavior therapy”翻译成了“action therapy”的时候，外教说这个翻译容易让人误解，至少应该翻译成“reaction therapy”。
荣格是瑞士的国宝，2006年瑞士驻华使馆找到我，希望我们承办“荣格分析心理学在心理治疗中的实践”培训课程，和瑞士驻华使馆联合举办。开幕式的时候，瑞士驻华使馆公使、北京大学副校长莅临开幕式并做了精彩发言。我们精心设计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设置，给不少学员留下了难忘印象。那时我已经有17年的治疗经验了，对培训老师比较“挑剔”，培训师不能只是讲理论的大学教授，而是要有临床实操经验。我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设自己的行为系列课程，有行为的个案概念化中级班、行为的操作技术培训高级班，以及行为应用班——行为在人生特殊时期（危机、临终关怀、哀伤辅导、创伤）中的应用。我非常感恩能在2002~2008年在全国开设了很多课程，学员们会提出很多睿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促进了我进一步的思考，结交了很多同行，使我对行为理论和技术的理解更加深刻。
回国之后，我还参加了北京安定医院杨蕴萍教授举办的中挪班一期，系统地学习了三年的精神分析课程。虽然我学得不太好，但是精神分析的移情、反移情、投射性认同等很多理论非常吸引我。尽管我非常着迷，但没太听懂，我还记得报告病例的时候，同学们说：“你这哪儿是精神分析的案例报告啊？！明明是认知行为的案例报告！”我心里还挺委屈，“怎么不是精神分析的案例报告啊？！我觉得就是精神分析的啊！”后来我专门邀请曾奇峰老师举办了精神分析初级班、中级班，曾老师是不多见的、能够把精神分析用浅显语言表达清晰的专家，他已经把深奥的理论都吃透了，他的授课让我获益匪浅。
在中德班学习期间，我就非常喜欢系统式家庭治疗。我明白了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也是一个系统；一座城市、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系统。我曾观察过德方家庭治疗师的现场演示，令人拍案叫绝！当时外教们的循环提问，令当时的我晕晕乎乎、不明觉厉。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几场治疗之后，来访者的家庭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会不会认为，你们治疗师啥也没做！是我们自己变好的！”外教们回答说：“完全有可能！这正是系统家庭治疗的智慧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我2002年刚回国时并没有引进催眠项目，有几个原因：首先，催眠是特别容易招摇惑众的治疗取向，很多人把临床催眠和舞台表演式催眠混为一谈；其次，临床催眠是进阶培训，而当时中国同行接受过心理治疗基础训练的人都寥寥无几，如果此时引进临床催眠，非常容易结不出好果子；第三，我只想引进欧洲最优秀的临床催眠培训师，而这些培训师的讲课费都很高，按照当时中国心理卫生培训领域的标准根本付不起他们的费用，而我又不擅长搞到赞助。
直到2007年，我在上海心理治疗大会上被邀请为来自德国艾利克森催眠学会前任主席本哈德·特林克勒（Bernhard Trenkle ）教授做了四天早上工作坊的翻译，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开始了长达12年的合作。
2008年开始，到2018年为止，在当时的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院长赵旭东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以中德班的名义举办了十一届“中德班催眠治疗连续培训项目”，培养了大批临床催眠的专业人员。我特别感谢赵旭东老师，赵老师在留德期间，参加了一年艾利克森临床催眠的培训，师从他的大师兄、德国著名催眠培训师、本哈德·特林克勒教授的好朋友冈瑟·施密特（Gunther Schmidt）教授，所以赵老师深知艾利克森临床催眠深层次治疗哲学奥妙之所在，而我们的外教团队正是由德国本哈德·特林克勒教授、冈瑟·施密特教授等德国催眠著名临床催眠专家组成，所以赵老师非常支持我们以中德班的名义组织这个连续培训项目。从2008年到2018年，我们共举办了11届催眠班，培养了几百名催眠治疗师，而催眠项目也成为了中德班四个项目中，唯一一个为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缴费的项目，一交就交了11年！后来随着本哈德·特林克勒成为国际催眠学会主席，把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的优秀的临床催眠治疗师都悉数介绍到我们的催眠项目中，包括国际催眠学会的前任、现任、候任主席以及全部常务理事，还有我本人在2018年蒙特利尔举办的第十九届国际催眠大会上，通过竞选高票当选国际催眠学会常务理事，所以，我们的外教不局限于德国人了，于是我们把培训项目的名字改为“国际临床催眠连续培训项目”，并赞助了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最后一笔经费7万多元，以表达对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深深的谢意！
艾利克森催眠颠覆了我以往的心理治疗理念，我曾经觉得心理治疗就是把不好的情绪、不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变成好的，但艾利克森催眠认为来访者所有的怪癖、不可理喻的行为和思维都能作为资源来带来访者发生改变。艾利克森催眠的利而用之的治疗哲学，是对以往心理治疗的治疗哲学的颠覆。
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我还举办了五届精神动力学夫妻与家庭治疗连续培训项目。非常感谢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中方主席施琪嘉教授，他为我介绍了国际心理治疗学院（IPI）的创建院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伴侣与婚姻精神分析专委会主席大卫·沙夫（David Scharff）及其夫人吉尔·沙夫（Jill Scharff），他们在国内出版了《精神分析的伴侣治疗——一种客体关系的观点》等六本专业书籍。经过五届培训项目，我们培养了几百名伴侣咨询师，特别契合当今很多社会需求，比如离婚率连年上升，结婚率连年下降，很多儿童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父母的夫妻关系问题等。
这个疗法以客体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夫妻间的动力开始，扩展到整个家庭的动力，让我对夫妻和整个家庭的动力关系的理解上升了一步，扩展了我的领导能力和带团队能力。另外，2016年我还举办了“国际危机事件压力基金会（ICISF）”颁发证书的“危机事件压力管理（CISM）”模型的培训项目，这是联合国外勤人员的通用模式——一场危机发生之后，所有部门整合在一起进行大型危机管理；2008年和2019年先后两次从美国红十字会引进“心理急救和心理康复技术”培训项目，为国家培养心理危机干预和危机管理的专门人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活跃在大型危机/灾难心理救援的第一现场。
我组织了这么多培训，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一直好奇，临床上遇到很多不惑，可以在学习中得到部分解答，而且可以结识很多和我一样爱学习的同行朋友们。我有很多不足，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学习，一直勤奋而愉快地在心理治疗领域不断地探索。
从去年开始，我引进了辩证行为疗法（DBT）。我有幸认识了DBT国际组织的候任主席Martin Bohus教授。DBT是目前国际上最前沿的疗法之一，特点是治疗模型全部基于实证研究，例如关于创伤、自伤和自杀行为的脑科学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DBT会总结出治疗模型。因此，疗效得到好评。
三年前，我引进了自我状态疗法，是由国际自我状态疗法的创建主席、来自南非的Woltemade Hartman博士主讲。该疗法起源为精神分析和躯体治疗的结合，高度整合，深受同行们热捧，因为能解决临床非常多疑难杂症。但该疗法并不容易掌握，前提是学习者除了接受过基础培训外，还要参加过创伤和催眠培训，还要有丰富的治疗经验。这个疗法特别适合治疗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多重人格障碍等严重创伤来访者。
流派对于我而言，就好像盲人摸象，我都喜欢。不同的流派对我有不同的影响。行为流派让我知道任何行为都是有功能的，令我能够欣赏不同来访者身上的特点，了解来访者和自己身上没有意识到的规条，并松动这些规条。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和干预都需要在行为的四个层面进行，即认知、情绪、躯体和动作层面。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要从四个层面进行，既要共情来访者是怎么想的，也要共情来访者在情绪上有怎样的感受，还要共情躯体层面有怎样的反应，还要共情来访者的外显行为，为日后在四个层面进行干预做准备。
精神分析理论的移情、反移情和一些依恋理论让我获益匪浅，虽然我学习得不够深刻，但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危机干预和创伤治疗是一个连续谱，使我对人性的看法更加立体；催眠治疗让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灿烂的，万物活在世上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都值得赞赏；就像大兴安岭的参天大树在沙漠肯定活不成，而荆棘、灌木和仙人掌就可以，艾利克森催眠教会我学会欣赏和利用来访者身上的资源为来访者带来改变；精神动力学夫妻与家庭治疗，让我对夫妻之间的动力，乃至整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动力都有了新的认识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