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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的到来充当了工业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武力进入（侵略）亚洲的重要一翼，进一步讲，是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强加于亚洲的其中一环。正如前面所述，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佩里绘制了亚洲战略，并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试图打开日本国门。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步步摧毁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中华帝国秩序的过程。在此之前，位于亚洲中华秩序周边的日本也曾坚持华夷思想（认为本国是“中华”，周边国家是“夷狄”），在本国周边构建了日式的中华秩序，然而佩里对之施以沉重的一击。
换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日本被纳入到了《万国公法》的世界中。
《万国公法》相当于现在的《国际法》或《国际公法》，是基于协商，规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
佩里到来时，参与条约协商的幕府家臣里，没有一人具备《万国公法》的相关知识，以至于在交涉过程中，需要向谈判对手汤森·哈里斯总领事学习。
该国际法作为文明的产物，是由十九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制定产生的，它规定整个世界分为三大块：欧美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家，其他为半开化国家（半开化指处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地带）、未开化国家（野蛮）。半开化国家和未开化国家有可能进化为文明国家，而文明国家也有正当理由介入未开化国家。
日本登上国际社会舞台的标志即加入《万国公法》的世界，因此处理国际事务被认为必须依照《万国公法》。而日本外交人员和维新政治家们在还未积累足够的外交经验前，并没有意识到该国际法和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
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日方的井上清直（下田奉行）、岩濑忠震（目付）和美方的哈里斯正式签订。该条约的十四项条款、七则贸易章程成为此后日本与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之间相继签订的条约的基准（所谓《安政五国条约》）。
哈里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威胁，巧妙地促成了条约的缔结。条约写入了多项不平等条款，如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剥夺关税自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将来日本赋予其他条约缔结国美国未享受到的权益时，美国也立刻变为该权益的享有国，系沿袭亲善条约的条款）、开港地居留制度、只规定了条约修订协议期限的开始时间〔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而未规定有效期限等。
可以说，这样的不平等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强迫封建落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时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比起清朝，日本与列强之间缔结的条约在若干方面相对有利，如禁止鸦片进口、对进口棉制品征收相当于原价百分二十的关税、禁止在居留地之外的通商贸易等。这是因为日本与列强之间的条约并非像清朝一样属战败国条约〔不过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的改税约书（《江户协约》）中，关税税率变为与清朝持平〕。日本虽然与中国有些许差异，但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同中国一道被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所吞噬。
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为何印度沦为殖民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只有日本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呢？怀着这样的疑问，日本国内展开了一场资本主义论战（即“封建争论”，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出现的围绕日本资本主义、明治维新的性质等展开的争论）。论战中人们将原因归结于印度、中国、日本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具体来说，是因为幕末时期支撑日本与外部压力相抗衡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在国内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然而将原因单纯归结于资本主义发达程度这一经济因素，虽然观点新锐，却不一定和事实相符。
世界资本主义要求亚洲开放门户进行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他们对中国和日本并无二致。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二者在亚洲市场价值的大小、列强进入的先后顺序、由此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土兵兵变）和太平天国军的民族抵抗、日本受到的影响〔例如，幕末时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帕克斯曾在中国尝过民族抵抗的“苦头”（阿礼国著《大君之都》，一八六三年刊，山口光朔译，岩波文库），这次教训反映到了之后的对日外交政策中〕以及中日对外态度的不同、从中体现出的主体性条件差异，甚至地理、经济、社会等因素，这些条件互相关联、相互作用、纷繁复杂，使二者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
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此后以英国为主要交易国，贸易额急遽增长。昨日还是弹丸之地的渔村横滨，转身变为新兴国际都市，进出口额一路飙升。庆应年间（一八六五年~一八六八年），三港交易总额里横滨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进口额占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可以说开港后，横滨处于中心地位，长崎、箱馆二港则发挥了补充辅助的功能。
其中，主要出口产品有生丝、蚕种、茶、海产，进口产品有棉毛织物、金属武器、船舰等加工工业产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外经济差距之大。
当时的贸易属居留地贸易。日本的贸易商人只能在居留地内和外国商人交易，充其量不过是个货郎担。而后者凭借丰富的资本，以及领事裁判权、较低的协商税率等特权，牢牢占据贸易的制高点。
即便如此，居留地贸易仍然使以江户特权商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转移到横滨，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横滨贸易的农村商人和规模较大的新兴经销商。幕府为了继续保护江户的特权商人，一八六〇年（万延元年）起规定五品（生丝、灯油、蜡、服装、杂谷）要回送江户，同时对铜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到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进一步推出了限制生丝出口的政策。然而，以生丝贸易为主的巨型新兴经销商还是不可遏制地壮大了起来。他们和几个试图出口藩内商品的推行专卖集货体制
的藩联合起来，获得新的特权，并与开国后幕府内能干、开明的官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打破了一直以来江户特权商人主导的、以幕府为中心的贸易体制，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经济结构。自此，以横滨为轴心，贸易在与四处兜揽生意的商贩巨头和农村商人的新型关系中不断发展，包括地方在内，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开始产生新的蜕变。
在以横滨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状况和政治状况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物价开始爬升。由于这波物价上涨并未和工资产生联动效应，收入增长滞后的城市居民和下级士族的生活进一步陷入困境。
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出口商品的产地——如关东及其周边养蚕、制茶地区——和农民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促进了该地小资产阶级的壮大。相反，主要出口商品生丝则因为库存告急，价格飙升，致使以生丝为原料的绢织物产地，如京都西阵、桐生的织物业备受打击，整个行业暗云笼罩。另一方面，棉织物的进口，也进一步挤压了产棉地区的生存空间。
因此，开港为各个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促进了资产阶级发展的受益地区和遭到反噬的受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落差逐渐改变了历来固有的国内生产状况和商品流通，同时，进一步拉大了农民和商人间的阶层差距，社会各个阶层被卷入到了矛盾的漩涡中。而随着港口的开放，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激进式发展为幕末时期逐渐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入活力，其影响的扩大又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阶层之间的差距。这种正面和负面效应瓦解了幕藩体制的各个领域，撕破了藩与藩之间的隔离网，为日本在外部压迫下走向民族统一快速准备了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