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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状况

一个简单的观点

当我们受伤和遭受痛苦时，不管造成伤口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引发痛苦的一般情况是什么，我们总能对它们做点儿什么。造成人类痛苦的情形不仅包括物理创伤，还包括因失去所爱之人或蒙羞所带来的种种伤痛。因记忆引起的丰富回忆又会延续并放大痛苦。记忆有助于将这种情境投射到想象中的未来，并让我们设想当前情境蕴含的各种后果。

通过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人类试图发明补救办法、矫正措施或高效的解决方案来对痛苦做出回应。与遭受痛苦一道，人类还能在非常广泛的情境中体验到痛苦的对立面，即快乐和热情，其范围从简单和琐碎到崇高，从由味道、气味、食物、美酒、性爱和身体舒适中获得的快乐到游戏的美妙，再到目睹自然景物带来的敬畏感和振奋感以及对他人的钦佩和爱戴。人类还发现，展示力量、统治乃至摧毁他人，对他人进行蓄意的伤害和掠夺不仅能获得战略利益，还能引起快感。在此，人类还能把这些感受用于一些实际目的：作为一种动机，它让人询问痛苦究竟为什么会存在，甚至让人困惑为什么有时他人的痛苦是有价值的。或许人类还可以用诸如恐惧、惊奇、愤怒、悲伤、怜悯等感受来引导自己想方设法去对抗痛苦及其根源。人类会认识到，在各种可选择的社会行为中，其中一些是与侵犯和暴力完全相反的，比如同胞情、友情、关怀和爱，它们不仅与他人的安康有关，而且也与自己的安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感受能成功地让心智以有利的方式去采取行动呢？原因之一在于感受在心智中所实现的成就以及它对心智产生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感受每时每刻都会无声无息地向心智通报目前身体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如此一来，感受就能自然而然地告诉生物体目前的生命过程是否有利于它的安康和兴旺 ¹ 。

在朴素的观念失败的地方感受却能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感受具有独一无二的本质。感受不是由脑独立自主地制造出来的。感受是身体与脑合作经营的结果，而身体与脑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自由游动的化学分子和神经通路实现的。这个经常被忽视的特殊设置确保感受能扰动原本波澜不惊的心智之流。生命总是在兴旺与死亡之间不断地权衡其行动，而感受就来自生命的权衡。因此，感受是对心智的扰动，它可能让人难受也可能让人舒服，可能是柔和的也可能是强烈的。感受能以某种理智化的方式对我们造成细微的扰动，或者对我们造成强烈和显著的扰动，从而紧紧地抓住其产生者的注意力。即使最正向的感受也往往会打破心智的平静 ² 。

于是，这个简单的观念就是： 痛苦的感受和快乐的感受，其程度从安康到不适和疾病，都一直是质疑、理解和问题解决等过程的催化剂，而正是这些过程将人类的心智与其他物种的心智彻底地区分开来。 通过质疑、理解和问题解决，人类想出了各种应对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法，并且建构出了各种使个体和种群兴旺繁荣的手段。人类一直在完善获取营养、遮身蔽体、建造住所和护理伤口的方式，并且还发明了医学。当因为他人或因为考虑自身的状况（比如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而造成疼痛和苦难时，人类就会开拓个人和集体资源，并发明各种回应方式，其范围从道德惯例和司法原则，到社会组织和治理模式、艺术表现等。

要确定这些文化发展的具体时间是不太可能的。这些发展的步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人群的数量和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确定，大约5万年前，这些过程就在地中海周边、中南欧以及亚洲等地持续地进行着，在这些地区，智人（Homo sapiens）已经登场了，同时还有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相伴。不过这是智人首次出现很久之后的事了，智人出现的时间是在20万年前或更早 ³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人类文化的起点始于狩猎-采集时代，这远远早于1.2万年前的农耕时代，而农耕时代又早于书写和货币出现的时代。文化演化过程发生在世界的很多个地方，而书写系统在不同地点出现的时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200年，书写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和埃及出现。之后，另一个书写系统在腓尼基出现，并最终被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用。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书写也在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中独立出现，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墨西哥。

我们或许要感谢西塞罗（Cicero）和古罗马人，是他们将“文化”（culture）一词引入观念世界的。西塞罗使用“culture animi”这个词语来描述对灵魂的培育，而他那时一定想到了土地的耕种及其收获，这是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完善和改进。也许在他看来，适用于土地的词语也一样适用于心智。

今天关于“文化”一词的主要意义没什么争议可言。词典上说，“文化”表现为集体所注重的理智成就，并且除非特殊说明，这个词语专指人类的文化。艺术、哲学探询、道德能力、司法、政治治理、经济制度（市场和银行等）、技术以及科学是“文化”一词所指的主要类型。区分不同社群的各种观念、态度、习俗、方式、实践以及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同样地，文化是通过语言以及文化最初创造的物体和仪式本身在人和代际间传递的。只要我在本书中提到“文化”或“文化心智”，以上提及的这些现象就是我所考虑的范围。

“文化”一词还有另一个习惯用法。有趣的是，它还指在实验室中对微生物（如细菌）的培养：它暗指培养中（in culture）的细菌，而不是我们稍后会谈到的细菌的类文化（culture-like）行为。无论如何，细菌注定要成为文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与智力相对的感受

通常，人们用人类具有卓越的智力来解释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生，人类卓越的智力犹如生物体帽盖上的“顶戴花翎”，它是由不假思索的基因程序在演化历程中逐渐编码出来的。在解释人类的文化活动如何产生时，人们很少提及感受，而人类在智力和语言方面的扩展以及人类突出的社会化程度，才是文化发展的主角。乍看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想撇开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新颖工具和实践背后的智力因素去解释人类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不言而喻，语言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至于社会化程度，尽管它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贡献者，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也已经有目共睹了。文化实践依赖于人类的成年人所擅长的社会现象，例如，两个共同关注同一个对象的个体如何分享关于那个对象的意图 ⁴ 。 可是这种诉诸智力的解释似乎遗漏了某种东西，就好像创造性智力无须一个强有力的激发者就能自行实现，就好像智力无须纯粹理性之外的背景动机就能独自勇往直前。 把生存当作动机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讲清楚为什么生存是值得忧虑的。说起这种诉诸智力的解释，就好像创造性没有植根在复杂的情感大厦中，就好像文化发明过程的延续和监控仅仅依靠认知手段就可以了，而完全不需要考虑生命成果实际感受到的价值（无论是好还是坏）在这个行动过程中的发言权。如果你的疼痛可以用疗法A或疗法B来治疗，那么你要依赖感受来宣布究竟是哪个疗法使疼痛减轻了，或使疼痛完全消除了，还是对疼痛一点儿作用都不起。感受是作为回应问题的动机和作为回应成功与否的监督者而发挥作用的。

感受以及情感是文化会议桌前还未被认可的出席者。 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却几乎无人与它们交谈。感受和情感只是无名的出席者而已。

在我所描绘的这个互补的画面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卓越的人类智力都不会有动力去开发充满智慧的文化实践和工具。任何种类和程度的感受，不管它是由现实的还是想象的事件造成，都会作为推动器并征召智力为其服务。人类不断创造出各种文化性的回应，意在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使之更好、更舒适、更宜人，更利于创造一个安康以及有更少麻烦和损失的未来，正是这些意图最初激发人类展开这些创新之举，它们最终在实践中不仅带来了一个更适合生存的未来，而且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最初设想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规则的那些人，他们深深体会过自己在受到不良对待或看到别人受到不良对待时的那种感受。诚然，在针对事实时逻辑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某些关键的事实是感受。

困苦与兴旺处于感受谱系的两端，但也正是它们成了开创文化的创造性智力的首要推动因素。其他推动因素则是与基本欲望如饥饿、性欲、同胞情，或是与恐惧、愤怒、对权力和名望的贪欲、仇恨、毁灭敌人及其所有物的不可抑制的驱力等相关的情感体验。事实上，我们在社会性的许多方面背后都能发现情感，它引导着大小团体的建立，它也表现在人们围绕欲望和游戏的美妙所创建的各种社交纽带中，它还表现在为争夺资源和配偶而引起的侵略和暴力冲突中。

其他强有力的推力因素还包括升华、敬畏和超越的体验，它们源于对自然或人造物之美的凝视，源于期待发明使自己和他人成功的手段，源于发现形而上学或科学之谜的可能解决方案，或者源于与未解奥秘的纯然相遇。

追溯人类文化心智

围绕这点，有很多有趣的问题产生。就我刚才所写的来说，文化事业是作为一项人类计划开始的。但文化所解决的问题是否只局限于人类呢，它们也涉及其他生物吗？而人类文化心智所推进的解决方案又如何呢？它们完全是人类原创的发明吗？又或者在演化中位于人类之前的生物就部分地使用了这些发明呢？与有可能无法获得的安康和兴旺相比，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痛苦、苦难和死亡，这些都位于某些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过程背后，而正是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过程造就了复杂得惊人的文化工具。但人类的建构也受益于他们之前的古老生物的策略和工具，当我们观察大猩猩时，我们可以在它们身上感受到我们人类文化的先兆。1838年，当达尔文第一次看到一只刚来到伦敦动物园的名叫珍妮（Jenny）的猩猩的行为时，他备感惊讶。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与达尔文有同样的感受。她发现珍妮“像人却令人不舒服” ⁵ 。黑猩猩能制造简单的工具，并聪明地用工具来进食，它们甚至能够形象生动地把自己的发现教授给其他黑猩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它们（尤其是倭黑猩猩）的社会行为的某些方面是文化性的。大象和海洋哺乳动物等与人类基因差异稍大的物种的行为也具有文化性。由于基因传递，哺乳动物在许多方面拥有在情绪名册上与人类相似的精致的情感装置。否认哺乳动物具有与其情绪相关的感受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立场了。在解释非人类动物的文化表现时，感受也扮演着动机的角色。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的文化成就最终不高的原因在于，它们缺乏共享意向性，也没有高度发展的口头语言，而更一般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智力水平不高。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鉴于文化实践和工具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广泛的利弊后果，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或许在感受和创造性智力的神圣结盟共同去解决由群体存在提出的问题后，文化概念只有在有心智的生物中（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可以确定是有心智的）才是有意向性的，才有可能存在。在文化出现在演化中之前，人们或许不得不先等待心智、感受以及意识（有了意识，感受才能被主观地体验到）的演化发展，接着还要等待一大波以心智为指向的创造性能力的发展。传统的观点是这么认为的，但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内容却不是这样的。

简朴的起源

社会治理有个简朴的起源，在它自然诞生时，智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心智都还没有出现。极为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依靠化学分子来进行感觉和做出回应，换言之，来侦测环境中的特定状况（包括其他单细胞），并以此来引导行为，以便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组织和维持自己的生命。众所周知：如果细菌生长的环境能提供其所需的充足营养，那么细菌就能过相对独立的生活；而如果其生长的环境营养匮乏，那么细菌就会“抱团取暖”。细菌可以感知其所在团体的细菌数量，以非思维的方式评估群体的力量，并依赖群体的力量来决定是否展开捍卫领地的战斗。细菌能将身体排列起来形成栅栏，通过分泌化学分子建立一个薄膜来保护集体，甚至可能以此来抵挡抗生素。顺便说一下，这就是当我们患感冒或咽喉炎时，细菌在我们喉咙中上演的常规一幕。当细菌在喉咙中占据了很大一片领地后，我们的声音就会变得沙哑，甚至失声。“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就是一个在这些冒险活动中帮助细菌存活下来的过程。这个成就非常壮观，不免让人们想到感受、意识、理性、慎思等能力，只可惜细菌实际上完全没有这些能力；不过它们是这些能力的强有力的先驱。我要论证的是，细菌还缺乏那类先驱的心智表达。细菌还没有进入现象学中 ⁶ 。

细菌是最早的生命形式，几乎可以追溯到40亿年前。它们的身体由一个细胞构成，而这个细胞甚至没有细胞核。它们没有脑。它们没有我和读者所具有的意义上的心智。它们似乎过着简单的生活，依内稳态的规则运行，但操作它们的灵活的化学活动着实不简单，这些化学活动让它们能呼吸我们不能呼吸的东西，吃我们不能吃的东西。

在它们所创造的这个复杂的、尽管是无心智的动态社会中，不论它们是否有遗传关系，细菌都能与其他细菌开展合作。而在它们无心智的生活中，它们甚至呈现出可被称为“道德态度”（moral attitude）的东西。其社会群体中最亲密的成员，也可以说它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通过它们所产生的表面分子或所分泌的化学成分来相互辨别，因为这些表面分子或化学成分与成员个体的基因组是息息相关的。菌群必须应对不利的环境状况，而为了获取领地和资源，它们还经常要与其他菌群竞争。 为了群体的成功，其成员需要合作。 群体所致力的工作着实让人惊讶。当细菌在群体中甄别出“背叛者”（即那些不努力捍卫群体的成员）时，它们就会避开这些背叛者，即使背叛者与它们有遗传关系，是它们家族的成员。细菌不会与不尽心尽力为群体付出的家庭成员合作，换言之，它们会冷落不合作的背叛者。背叛者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接近其他细菌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能量资源和防御体系。细菌“行为”的多样性是惊人的 ⁷ 。在微生物学家史蒂文·芬克尔（Steven Finkel）设计的一个生动的实验中，几个菌落维护着不同烧瓶中的资源，每个烧瓶中配有不同比例的必需营养素。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几代以后，实验显示有3个非常明显的成功菌落：两个菌落在这个过程中誓死相争并遭受了巨大损失，而另一个菌落则谨慎行事，不参与任何正面冲突。3个菌落都活了1.2万代。无须过多的想象力，我们也能感觉到一种可与大型生物社会相比较的模式。我们马上想到的是背叛者的社会或和平守法的公民的社会。我们也能轻易想到一大群人物形象：施虐者、地痞、恶棍、小偷、故作低调的伪君子，以及最重要的利他主义者 ⁸ 。

当然，把人类高度发展的精细的道德准则和司法应用归结为细菌的自发行为就太不靠谱了。当细菌最终与非亲缘的敌人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联合时，我们不应把细菌使用的策略模式与一个法律规则的构想和缜密应用相混淆。当细菌以无心智的方式实现其生存适应时，它们与其他细菌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遵循相同的非深思熟虑的规则，菌群对整个进攻的反应就在于依照等价的最小作用量原则来自动寻找数量优势 ⁹ 。它们严格服从内稳态的命令。人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虽然遵守相同的核心规则，但不止是这些。人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来自人们对其所面对的处境的理智分析，来自对发明和颁布律法的群体的权力管理。人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植根于感受、知识和推理，这些是借助语言完成在心智空间中的加工的。

简单的细菌在几十亿年里依照一种自动图式（schema）管理它们的生命，而这种自动图式预示了人类一直用于建立文化的若干行为和观念，然而，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同样是愚蠢的。有意识的心智不会坦然地告诉我们这些策略在演化中已经存在很久了，或者让我们知道它们何时才第一次出现，尽管当我们为了采取恰当的行动而深思熟虑和搜肠刮肚时，我们确实发现了“预感和倾向”，而预感和倾向来自感受，或者它们本身就是感受。 感受顺着一定的方向或温和或有力地指引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为理智的慎思提供脚手架，甚至为我们的行为提供辩护。我们感激和亲近那些为我们雪中送炭的人，远离那些对我们的困境无动于衷的人，惩罚那些抛弃或背叛我们的人。 但如果不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不会知道细菌也在做一些起同样作用的聪明的事情。我们自然的行为倾向一直在指引着我们有意识地阐明那些基本但无意识的合作-竞争原则，那些原则早已存在于各种生命形式的行为中了。那些原则在很长的时间里还引导过很多物种的情感及其关键成分的演化组合，这些关键成分包括所有情绪性反应，而要产生这些情绪性反应，生物就必须感应各种内外刺激（它们招致了欲望冲动，比如口渴、饥饿、性欲、依恋、关怀、同胞情）并识别那些需要情绪性反应（比如快乐、恐惧、愤怒、怜悯）的情境。正如我们早先注意到的，那些原则在生命史中无处不在，我们很容易在哺乳动物身上辨认出它们。很显然，自然选择和基因传递一直在不辞辛苦地塑造和雕琢社会环境中的这类反应模式，从而建构起人类文化心智的脚手架。主观感受和创造性智力在那个环境中同舟共济，并创造出服务人类生活需求的文化工具。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人类的无意识就确实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生命形式，这要比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设想的还要深，还要远。

社会性昆虫的生活

昆虫尽管是无脊椎动物，但它们当中2%的社会行为在复杂性上堪与人类的社会成就相媲美。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是耳熟能详的例子 ¹⁰ 。尽管它们的基因是设定好的，行为也很僵化，但也能使它们的群体生存下来。为了应对生存中的各种问题，如寻找能量源、把能量转化为有利于生命的产物、管理那些产物的流向，它们在群体内有明智的劳动分工，它们甚至能根据可使用的能量源来改变被安排到特定工种的工蜂的数量。当需要做出牺牲时，它们的行动方式似乎是利他主义的。在聚居地，它们建造的巢穴有如非凡的城市架构工程，这些工程能为群体提供有效的庇护所、交通模式、通风系统和垃圾清理系统，并为蜂王提供安全防卫系统。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它们有朝一日能利用火以及发明出轮子。它们的热情和纪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免会让人类都感到羞愧。这些生物所习得的复杂社会行为不是来自蒙台梭利学校或常春藤大学联盟，而是来自它们的生物机制。但是，尽管蚂蚁和蜜蜂早在1亿年前就获得了这些惊人的能力，但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它们都不会因为失去同伴而悲恸，它们也不会探询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它们不会探索自己的起源，更别说探索自己的命运了。它们看似负有责任心的成功的社会行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或同伴有什么责任感，也不是因为对自己身为昆虫的处境有什么了不起的哲学反思，而是因为生命调节需要一种万有引力般的拉力，正是这个拉力作用于它们的神经系统从而产生出一系列特定行为，而这些行为又是通过一代代演化，在微调基因组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这些群体的成员做得多但想得少。我的意思是，当它们记录下一个无论是自己的、群体的还是蜂王的特定需要时，它们绝对不会像我们一样去探索其他可能的方式来实现这个需求。它们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它们可能出现的行为的空间是有限的，并且在多数场合中还被限定到一个选项上。它们社会性的一般图式虽然相当精细，但与人类文化不同，它只是一种固定的图式。E. O.威尔逊（E. O. Wilson）认为社会性昆虫不过是一种“机器”，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人类这里。人类会探索行为的其他可能性，会为他人的损失难过，会为损失和最大化收益而做点儿什么，会探询自己的起源和命运并试图给出回答，而在我们充满动荡的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常常因为混乱而乱作一团。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人类何时学会了悲伤，何时变得患得患失，何时学会了谈论自己的处境，何时学会了探询“生命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这类令人挠头的问题。但从迄今已经挖掘过的墓穴和洞穴中的史前器物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在5万年前，其中的一些行为就已经明显出现了。但是请注意，与社会性昆虫1亿年的生命史相比，人类5万年的历史不过是生命演化史上的一个瞬间，更别说与细菌几十亿年的历史相比了。

尽管我们不是细菌和社会性昆虫的直接后代，但我认为仔细思考一下这3条证据线索还是非常有益的：没有脑或心智的细菌也会捍卫它们的领地，也会发动战争，也会根据类似行为准则的东西来做出取舍；有“事业心”的昆虫会建造“城市”，创建“治理体系”和“功能经济体”；而人类发明了笛子，能写诗，征服了地球和太空，能为了缓解痛苦而对抗疾病，有时又会损人利己，既发明了互联网，能让它促进发展，又可能因为它带来灾难；除此之外，人类还会探询一些关于细菌、蚂蚁、昆虫以及自己的问题。

内稳态

一方面，感受激发出聪明的文化方案来解决人类处境中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观点；另一方面，无心智的细菌展现出的有效社会行为，大致预示了某些人类的文化反应。我们该如何调和这两方面呢？连接这两组演化上相隔数十亿年的生物表现的线索是什么？我相信，它们共有的基础和线索可以在动态的内稳态中找到。

尽管内稳态早期的生物化学起点至今已湮没不详，但它依然是一组维持生命核心的基本机制。内稳态是一种强有力的、非思想性的、无言的命令，对各种形态的生物体来说，颁布这道命令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生命的持续和繁荣兴旺。内稳态命令是为了生命的“持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维持着生存，并且只要人们考虑到生物体或物种的演化，它就是不言而喻的，无须专门提及和特别强调。内稳态也与物种的“繁荣兴旺”有关，但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并且也很少得到承认。内稳态确保生命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调节，这个范围不仅要有利于生物的存活，还要有利于物种的兴旺，有利于生物体或种群的未来。

感受负责向个体的心智呈现出生物体的生命状态，其范围从正向一直到负向。负向感受通常表明内稳态存在缺陷，而正向感受则反映出内稳态处在适宜的程度，同时正向感受会让生物体对有利机会保持积极开放的姿态。感受与内稳态的关系既紧密又始终一致。在所有被赋予心智和有意识观点的生物体中，感受是对生命状态（即内稳态状况）的主观体验。我们认为感受就是内稳态的心智代理人 ¹¹ 。

我为人们在文化的自然史中忽视感受而不免感到惋惜，而说到内稳态和生命本身时，这种忽视就更严重了。在文化的自然史中，内稳态和生命被完全忽略了。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确实在研究社会系统时引用过内稳态的概念。但是在他手上，这个概念并没有与生命或感受联系起来。帕森斯的理论实际上是文化观念中忽视感受的一个典型。对于帕森斯来说，脑是产生文化的最基本的生物器官，因为它是“控制复杂操作尤其是手动技术以及协调视觉和听觉信息的首要器官”。最重要的是，脑是学习能力和符号操作能力的器官基础 ¹² 。

不需要事先的设计，内稳态就能以非意识和非慎思的方式引导着生物结构和机制的选择，这些结构和机制不仅能够维持生命，而且还能推进在演化树的不同分支上出现的诸物种的演化。这种内稳态概念完全符合物理、化学和生物证据，这与传统上那种贫乏的内稳态概念极为不同，因为传统的内稳态概念仅仅将自己局限在对生命的平衡调节上。

基于前面谈到的内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感受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科学工作假说。 感受作为内稳态的代理，是开启人类文化反应的催化剂。 我们是否能够合理地构想这样的观点，即感受推动了各种理智发明的出现，这些理智发明使人类能够实现艺术、哲学探询、道德准则、司法、政治治理体系和经济体制、技术和科学等方面的进步？对此，我会心悦诚服地给予完全肯定的回答。我可以说明，上述每个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或工具都需要生物体感受到一个现实的或预期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要么内稳态出现衰退（例如，疼痛、受苦、迫切的需求、威胁和损失），要么内稳态有潜在的利益（例如，一个有益的结果），而且我可以说感受起着动机的作用，这种动机能利用知识和理性的工具来降低需要并有效地开发奖赏状态的丰富价值。

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一个成功的文化反应的结果是降低或消除这种起推动作用的感受，这是一个要求监控内稳态状态变化的过程。反过来，对现实理智反应的最终采纳以及它们最终被一个文化体囊括还是摒弃，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源于不同社会群体随时间的相互作用。它取决于群体的许多特点，从规模和过去的历史，到地理位置和内外的权力关系。它涉及智力和感受的后续步伐，例如，当文化冲突出现时，负向以及正向的感受就会介入，或者促使冲突解决，或者促使冲突恶化。这个过程利用了文化选择。

预示心智和感受不等于产生心智和感受

如果没有内稳态所施加的特征，生命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我们知道内稳态在生命之初就存在了。但感受是对生命体内内稳态的瞬间状况的主观体验，它并未与生命一同出现。我认为感受是在生物体有了神经系统后才出现的，而神经系统的发展要比内稳态晚很多，大约6亿年前它才出现。

神经系统逐渐促成了一个对周围世界进行多维映射的过程，它开始形成生物体的内部世界，由此，心智以及心智中的感受的出现成为可能。映射以各种感官能力为基础，最终包括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和视觉。我们在第4章到第9章中会看到，心智（尤其是感受）的形成是基于神经系统与生物体本身之间的相互作用。神经系统自身不能形成心智，心智是通过神经系统与其所属的生物体的其他部分的相互合作来形成的。这个看法与脑是心智唯一来源的传统观点完全不同。

尽管感受要比内稳态晚很久才出现，但它仍然远远早于人类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被赋予了感受，但所有的生物都被赋予了作为感受先驱的调节装置（其中一些内容要在第7章和第8章中讨论）。

当思考细菌和社会性昆虫的行为时，我突然间认识到，只能在名义上说早期的生命形态是不发达的。要探寻最终演变为人类生命、人类认知以及我喜欢称为文化的心智阵容的那些事物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就必须一直追溯到地球历史的尽头。人类的心智和文化上的成就依赖于同其他哺乳动物的脑极为相似的人脑，但光说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指出，人类的心智和文化与古老单细胞生命以及许多中间生命形态的生存方式和手段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我们可以形象地说，人类的心智和文化继承了过去的很多方面，对此我们无须尴尬也不必抱有歉意。

从早期生物体迈向人类文化

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认识：尽管生物过程与心理和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塑造和文化的构成可以完全由我们前面所勾画的生物机制来解释。当然，我怀疑行为准则不管出现在何时何地，它的发展始终是由内稳态的命令推动的。这些准则的目的通常在于降低个体或群体面临的危机和风险，而它们也确实减轻了人类苦难和促进了人类福祉。它们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就本身而言，这对内稳态是有益的。一些经典的典籍如《汉穆拉比法典》都是由人构想出来的，但除此之外，它们也是由当时当地的具体状况以及发明那些准则的特定的人物共同塑造的。在这些发展背后存在若干个规则而非一个单一的综合规则，尽管可能存在的规则的某些部分是通用的。

在由个体、群体、它们的位置、它们的过去等因素规定的具体状况中，生物现象促成和塑造了那些成为文化现象的事件，生物现象在文化产生初期必定会通过情感与理性的相互作用起到这样的作用。此外，情感的介入并不局限于仅仅作为初始动机，它之后还会以过程监控者的角色再次出现，而且正如情感与理性永不停息的谈判所要求的那样，它还会持续地介入众多文化发明的未来。但是，文化心智中的感受和智力这个关键的生物现象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纳入文化选择的因素，为此，我们需要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适应性和文化心智所使用的能力是自然选择和基因传递的结果。

从早期生命向人类目前生命的跨越过程中，基因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非常明显而真实，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基因是如何出现以及如何起作用的。或许一个更完整的回答是：在消逝已久的最初起点上，生命过程的物理和化学条件负责建立了广义的内稳态，而包括基因机制在内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衍生自这个事实。内稳态首先出现在无核细胞（或原生生物）中；后来，内稳态开始出现于有核细胞（或真核生物）中；再后来，内稳态出现于多细胞的复杂生物体中；最终，这些多细胞生物体将既有的“全身系统”（whole-body systems）细化为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这些系统产生了心智、感受、意识、情感机制和复杂行为。没有这些全身性的系统，多细胞生物体就无法操控其“全局的”内稳态。

凭借脑，人类产生了文化观念和实践，发明了工具，但脑本身是由基因遗传造就的，而这些基因遗传是经几十亿年的自然选择淘洗出来的。相比之下，人类文化心智的产物和人类历史通常受制于文化选择，并且主要通过文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

在迈向人类文化心智的途中，感受的出现使得内稳态实现了一次急剧飞跃，因为感受能以心智的方式表征生物体的生命状态。一旦感受加入心智的混合体中，内稳态过程就因为有了关于生命状态的直接知识而得到极大丰富，并且那种知识必定是有意识的。最终，由感受驱动的、有意识的心智能够以明确提及体验者主体的方式表征两组关键的事实和事件：生物体自身内部世界的状况和生物体外部环境的状况。后者明显包括各种复杂情境中的其他生物体的行为，这些复杂情境是由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共享意图产生的，并且其中许多情境取决于参与者的个体驱力、动机和情绪。随着学习和记忆能力的提升，个体逐渐能够建立、回忆和操控关于事实和事件的记忆，这开启了一条通向基于知识和感受的新智力水平的道路。之后，口头语言加入这个智力扩展的过程中，它成了观念与语词、句子之间易操作和易传播的对应方式。自那以后，创造性犹如洪流决堤一般不可遏制。自然选择又征服了另一个战区，即特定行为、实践和人工物背后的观念战区。文化演化现在也加入基因演化中了。

在生命的命令及内稳态的魔法中，包含着一些生存指令：新陈代谢的调节和细胞成分的修复、群体的行为准则以及测量内稳态偏离正负两端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生物体就能启动恰当反应）。但生命命令还有在更复杂和强健的结构中寻求未来安全的倾向，即不懈地投身于未来。这个倾向是由促成自然选择的无尽的合作和残酷的竞争实现的，并伴随着突变。早期生命预示了很多我们现在能在人类心智中看到的发展，人类心智充满了感受和意识，而它们自身所建构的文化反过来又丰富了它们。有意识和感受能力的复杂心智启发和引领了智力和语言的扩展，并产生了一些生物体原本不具有的新的动态内稳态的调节工具。由这类新工具所表达的意图仍然与早期的生命命令相一致，而这些意图的目的不仅在于生命的持续，也在于生命的繁荣兴旺。

那么，为什么这些非凡发展的诸多结果是如此不一致，甚至飘忽不定呢？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迁演中曾出现过那么多次内稳态的脱轨和苦难呢？我们之后还会讨论的一个初步答案是：文化工具的发展首先是与像核心家庭和部落一样小的群体以及个体的内稳态的需要相关的。当时人们不会也不可能考虑到将其扩展到更大的人类圈。在更大的人类圈中，文化群体、国家乃至地缘政治联盟的运作通常更像一个被单个内稳态支配的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更大生物体的一部分。每种势力都通过支配各自的内稳态去捍卫自身生物体的利益。文化内稳态还仅仅是一个进行中的作品，且不时地被不利条件侵蚀。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文化内稳态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对不同调节目标进行调和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文明的但也是脆弱的。“于是，我们奋力搏击，好比逆水行舟，不停地被水浪冲退，回到了过去。 ”当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说这句话时，他这种从容的绝望依然是一种富有预见性且恰当的描述人类状况的方式 ¹³ 。 IyA4gmlR7nq9refTB9PkL4UjaDxvn0Vuw/4uzXYlYxHGdwFBq8OzZ9TqiYMXQG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