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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特利抵达伦敦时带着一封介绍信，这封信是沃灵顿学院的院长约翰·塞登（John Seddon）写给约翰·坎顿（John Canton）的。约翰·坎顿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电学家。“你将发现普里斯特利是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人。”塞登写道。他还加了一段附言：“如果富兰克林博士在城里，我相信普里斯特利博士会乐于结识他的。”
事实上，富兰克林的确在伦敦。因此，当坎顿带着普里斯特利去伦敦咖啡厅时，这个年轻、口吃的沃灵顿当地的教师发现自己隔着一张桌子，坐在那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学家对面。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威尔士伦理学家、数学家理查德·普赖斯。在未来的岁月里，普赖斯将会成为普里斯特利的一位重要朋友乃至盟友。
诚实的辉格党人是从坎顿的一个核心朋友圈发展而来的，他们大多毕业于苏格兰的大学或像普里斯特利那样在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为需要创建一种“理性的基督教”。不过据说，富兰克林本人缺席了大多数神学辩论。他们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激烈的政治辩论经常搭配“威尔士兔子和苹果酥”。鲍斯韦尔干巴巴地描述了一次典型的辩论：“今晚很多人都在反对议会。我说，虽然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所有议员都腐败，但最好确定已经腐败的人，从而拯救好人。”
但是，在伦敦咖啡厅，社会和自然科学经常压倒政治：普赖斯的概率论和人口统计学著作
经常被朗诵，超过了美酒对诚实的辉格党人的吸引力。由于有众多杰出的电学家参加，讨论总会不可避免地转向单一流体理论或一种关于传导的新假说。在历史记录中，有一张便条流传了下来，它是富兰克林写给坎顿的。在这张便条中，富兰克林计划和坎顿一起前往伦敦咖啡厅，还有些神秘地要求他“为电热垫做一些准备”。
普里斯特利此前基本上是在小镇上生活的。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他都生活在都市里知识分子网络的边缘地带。鉴于这种背景和他不断增长的兴趣，他会在伦敦咖啡厅寻找听众，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毕竟，这些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很讨人喜欢，不仅有着惊人的知识敏感性，而且彬彬有礼。他身高1.77米，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大个子，18世纪欧洲男人的平均身高要比他矮5厘米多。他那时的肖像上是一张热情的脸，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戴着一顶假发。与后来的一些圣徒肖像相比，他脸上的皱纹比较多，也不够英俊。但是，刚认识他的人立即就会喜欢上他。虽然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普里斯特利在1765年前究竟做了多少实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新兴的电学有着透彻的理解。当时，仅仅说着电学家的术语，就有可能获得热情的欢迎。
然而，那些人拥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去接纳普里斯特利这位年轻的牧师：他来到他们的门前，提出写一本书来颂扬他们的研究。从两个世纪之后的认识来看，他的中心想法似乎非常明显。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电学研究已经产生了众多令人信服的思想和应用，如果一个人能把所有创新的相关故事用一本书串联起来，不是很有趣吗？如果能用一种方法，让那些缺乏专业知识的读者也能理解这些知识，岂不更好？
当然，关于“实验”或“自然”哲学的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当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一个世纪前面世时，它几乎立即革新了科学。正如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写的那样：“在科学史上，还没有别的已知著作能同时引发研究范围和精确度的大幅提高。”
虽然内容令人望而生畏，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销量还算可以，让牛顿和他的出版商埃德蒙·哈利（Edmund Halley）从中小赚了一笔。牛顿是按照一套特定的类型模式来著述的，这限制了他的读者范围。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实验哲学家那样，牛顿采用了一种综合性方法。用历史学家西蒙·谢弗（Simon Shaffer）的话说，这种方法“把发现描述为一组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活动，把发现的成就描述为英勇壮举”。
这本书的结构是逻辑论证的结构，是由猜想、证据、反驳构成的大厦，它们全都通向牛顿本人才华横溢的概念飞跃。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的形式为他声称已在物质世界里发现的那个更广泛的体系提供了一个模型，整本书围绕着他的才华展开。
普里斯特利前往伦敦时，心里怀着另一种关于书籍的构想。他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科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叙事体验。关于对世界运转方式的看法，牛顿已经写了一篇令人眼花缭乱、具有启发性的综述文章。尽管他郑重声明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最重要的是他对世界的阐释，而非对万有引力的早期阐释。 普里斯特利看到了描摹一连串事件的价值，并把它转化成了一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叙事。牛顿想说服他的读者，让他们相信一种公式，而普里斯特利则想给他们讲故事。
就像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那样，牛顿用拉丁文写作。不过，普里斯特利打算用英语来写历史，以确保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这种通俗的风格特别吸引富兰克林，因为他本人就曾出版面向18世纪的大众的实用和生动的文章，从而确立了他的事业和公共形象；此外，他也并不厌倦于用学者的造作来渲染他的科学实验。
在伦敦咖啡厅度过那个傍晚后，普里斯特利和一群新结识的知识同仁来到了教堂的院子里。他们刚刚吃着牛排、喝着酒，听完了普里斯特利概述他有趣的著述想法，此时正向他承诺会支持他。那些电学家们将向他开放私人图书馆并会与他保持通信。对普里斯特利要撰写的历史来说，鉴于当时公共图书馆和书店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形式，更没有谷歌搜索引擎可用，单单搜索数据就成了最大的障碍。他们还答应审阅那本书的手稿，并为增补和修改提供建议。
为了支持年轻的普里斯特利，富兰克林、坎顿和普赖斯做了关键一步：他们鼓励他一边撰写历史，一边做实验。由于已经出版过《英语语法基础》一书，所以当普里斯特利走进伦敦咖啡厅时，其实早已走在了成功的创作之路上。在听到偶像们敦促他记述自己进行的科学研究时，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全新领域打开了。第一次会面后几天，那些电学家们便带着他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自然哲学的巅峰所在，牛顿本人在60年前曾担任会长。与这些卓越的朋友一起步入那个神圣的地方，普里斯特利肯定高兴坏了。这简直就是一部19世纪的成长小说，一个出自巴尔扎克或司汤达笔下的故事：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来到都市，为自己赢得了声誉。普里斯特利抵达伦敦时只是自然哲学领域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地方上用发电机和空气泵小打小闹，而等到离开时，他已然成了一位科学家。
在返回沃灵顿几个星期后，普里斯特利在写给坎顿的信中说：“回想起来，我有幸在你的陪伴下度过的那段时间宛如一场美梦……我渴望能够重温它。”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他非常忙碌。他钻研着伦敦朋友借给他的书籍、信件和小册子，重新构建电池、电荷、避雷针、电流的历史。他投身于一条湍急的实验河流，培养了一种将会塑造他余生的研究风格。这种风格不太系统，但更具有探索性，因为材料、设备和验证主题会不断变换。他从来不是一个寻求宏大假说的人，很少专门设计用来检验一般理论的实验。在他的工作中，与一般理论最接近的东西最终却导致他犯下了最大的知识性错误。他的方法非常有创意，但有些混乱，虽然实验自身设计得很精妙，但他贯穿于一系列实验的更高层面的计划不太严谨。他一般会对一个问题，例如传导性、火、空气，产生兴趣，然后使用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很多实验是在洗碗槽中进行的。他的方法更接近于自然选择的方法，而非抽象的推理：新的思想出自新的反应，具有随机性和多样性。后来，他赞扬了那个时期的新兴技术，即空气泵和静电发电机，认为它们帮助他创造了那种独具一格的方法。“在这些机器的帮助下，”他写道，“我们得以把种类繁多的事物放入纷繁复杂的环境，而自然自身则是显示结果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