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变焦，创新是历久弥新的恒长

如果以上成就的清单还不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么不妨再增加一项：普里斯特利还发明了苏打水。

在我们转向普里斯特利生活中这一非凡章节的具体细节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它强迫我们面对的解释性问题：不仅是事情的真相，而且是事情发生的原因。思想史学家早就开始斟酌这种倾向的奇特性，即思想家一路艰难前行，间或发表一些思想，取得了增量式进展，然后突然之间，泄洪闸打开，1 000种有趣的思想仿佛要喷涌而出。世界上有天才，他们带着天生的认知技能进入世界，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这些技能受到文化环境的培养和激发。不难理解，这些人比我们聪明，因此往往能够在思想上做出更大贡献，但让我们偶尔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看上去命中率特别高。

一种可能是，整个命中率概念都不过是一种幻象，是大脑在利用我们进行概率分析时玩的一个花招。 如果你把创新随机分散在一群人中，并且把它们放置在任意时间段内，那么在少数情况下无疑会显现出一种单个研究者在很短时间内产生了一系列突破性思想的景象。我们自然愿意看到这里出现命中率特别高的现象，看到某种突发的灵感首先激发这种倾向，但实际上，这种倾向只是一种随机分布的衍生物，并不神秘，和反复掷硬币偶尔会一连10次掷出正面朝上的概率差不多。有两项运动倾向的研究很出名，一项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做的篮球研究，另一项是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埃德·珀塞尔（Ed Purcell）做的棒球研究。研究者发现，命中率特别高只是我们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幻象。事实上，如果一个选手刚刚罚中了一个球，那么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罚丢下一个球。考虑到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在现代进行了20万场，那么巴尔的摩金莺队在1988年赛季开始的21连败就完全在预期之内了。正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一篇介绍这些研究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棒球比赛中还从未发生过超出掷硬币模式所预言的频率的情况。最长的连赢和连输时间就该那么长，发生的频率就该那么频繁。” 古尔德接着承认，迪马乔（Joe DiMaggio）在56场比赛中连续击出安打是迄今为止唯一超出预言范围的例外。用古尔德的话说，它“纯属心灵问题”。

思想史的问题在于，创新的倾向是一种被误解的概率的幻象，就像1988年金莺队的惨淡开场或1941年夏天的迪马乔；创新还是某种特殊力量的标志，一种降低发现和理解的障碍的“领域”。之所以有后者的猜测，一个原因是，与罚球不同，思想就其本性而言显然是累积的；一个问题的解决通常会赋予你一套新的概念工具，帮助你解决下一个自发出现的问题。但是，就普里斯特利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他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偶然产出这么多的重要思想，而且在于这些思想分散在如此之多的不同领域之内。

这里还有一个平行的问题，一个在连续进步的链条之上的问题。人类的文化有着长期的集体“连续得分”记录。在经过数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一批批发明似乎集体爆发了。例如，“文艺复兴”就准确地表明转变究竟有多么极端。普里斯特利是这些文化转变之一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康德等人自觉地将其描述为启蒙运动。这一名称的含义既有政治和宗教的内涵在18世纪的欧洲的拓宽，也有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此前被黑暗遮蔽的问题的广泛应用。在普里斯特利的人生中，确实有数十次在不同领域发生的范式转换，以及突然取得进步的重要时刻。在这些时刻，新的规则和理解框架出现了。单单普里斯特利一人就在4个领域发挥了变革作用：化学、电学、政治和宗教。就其自身而言，每一次范式转换都有其自身内在一致的叙事，即描述路径，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是如何明白单流体理论这样的东西的，通常就是一连串的直觉、实验、发表的论文，以及普及。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够把所有这些局部创新联系到一起，从而导致它们自我组织成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太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凭空想出一个诸如“启蒙时代”的名称来对它加以描述。 在这些创新之下，有某种更深层的力量在起作用。它就像一种知识板块运动，把成百上千的震动驱赶到了表层之上。在普里斯特利的山峰比喻中，重点不在于我们在山坡上攀登到了什么高度，而在于山峰自身正在被那些巨大但不可见的陆块碰撞的力量推得更高。 但是，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测量它呢？

在《电学的历史、现状及原创实验》的开篇段落里，你可以看到，普里斯特利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结构自身就意在不断强调那种长期的进步运动。这种敏感性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是缺失的，虽然在那一时期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就。意大利北部的山城文化仍然把历史变化想象成命运轮回：兴、衰、盈、亏。从笛卡尔和培根开始，一种感觉开始在西欧出现：历史正在绘制另外一种轨迹，这种轨迹不再是无休无止的兴衰循环，而是一种稳步攀升。普里斯特利的书试图捕捉那种直觉，并将其融入历史。

当时，有一种假设认为，社会和科学已经坐上了一种永动的自动扶梯，正在以不断加快的速度登上斜坡。等到普里斯特利去世时，这种假设被广泛接受，辩论转向了驱动这一过程的发动机的性质。在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辩证法是发动机。辩证法首先出现于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里采用的抽象方式中，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和知识的历史是按照辩证进步的基本法则前进的，论题与反题对立，并从这种碰撞中产生某种更高层次的综合。在数代思想家看来，这种力量的存在永恒不变、无所不及，就像引力一样。它是一种哲学方法，是一种通过争论达到比较先进的理解的方式。不难理解的是，一位逻辑学家也许会用辩证的方法来构建证明过程，但是，为什么没有经过协调的集体行为也会遵循辩证法模式呢？文化变革不一定需要采取那种特定的模式，实际上，如果认为它会模仿其他系统的特定模式，例如波浪、流行病、信息网络，则更为直观。

马克思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更为透彻地懂得，理解变化和进步的适当阐释维度要大于、深于理解个体人生的适当阐释维度，但这种阐释维度仍植根于物质世界。你不能仅仅把变化归因于个人，也不能把变化归因于某种外在、模糊的精神，就像黑格尔那样。诚然，的确存在伟大的思想家、领导者、空想家（马克思把黑格尔视为他们中的一个，也许有些过分），但那种“大人物”的历史变化观只是揭示了整个故事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的创造和传播是由既大于又小于个体的人的力量塑造的。马克思确定了值得被包含在那一叙事中的3种主要宏观过程：阶级斗争、资本自身的演变，以及技术创新。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全都对历史变化的研究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它们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至少在关于它们的观点上是这样：阶级身份、资本和技术的加速发展将会是未来几个世纪的主要推动者，而且每个人都将有独立的生活，不受人类决策者的直接控制。人类制造了蒸汽机，但蒸汽机以其最初的发明者根本没有料到的方式，反过来又重新塑造了人类。

当代对知识进步的看法受到了一本书的直接影响，那就是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这本书提出了现在的常规术语“范式”和“范式转换”。根据某些统计，库恩的这本书是20世纪最后25年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本，它也经常跻身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列。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打算消解下面这种思想：科学进步是以线性方式发生的，是一系列无可置疑、一个接一个被发现的事实，每次突破都是朝着绝对真理迈出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库恩将此称作“累积发展”的模式。相反地，他解释说，“常规的”科学是在一种已经得到确立的范式中运作的，这种范式是一套规则和惯例，决定了术语的界定、数据的收集、研究的边界。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反常的现象在范式里显现了，如无法被解释的数据、无法运用现存模式的工具来解答的问题。到了那时，某些大胆的探索者就开始践行库恩所谓的“革命性科学”，跳到旧范式的界限之外，发明最终导致旧范式瓦解的新规则和惯例。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是范式转换概念的典型案例，但事实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讲述的第一个延伸故事是化学中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是由普里斯特利的革命性科学引领的。

虽然库恩的体系直截了当地把科学家放在了知识变革的中心，但它与普里斯特利在两个世纪前质疑的个人天赋传说完全不同。库恩令人信服地证明，科学不是对普遍真理的直接追求，不是天才凭借纯粹的智力发现了与世界有关的新事实。相反地，科学创新出自洞察力、实证研究、特定范式的惯例这三者之间的一场复杂游戏。事实自身受到现有模式的文化规约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后者创造的。然而，库恩体系的问题来自其自称的概念边界。“除了偶尔简短的旁白，”库恩在序言中解释说，“关于技术进步，外部的社会、经济、知识条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我什么也没说。” 按照库恩的分析，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常规科学的规则和预期中出现了反常现象。技术、社会、政治等外在变化并未出现在这一模式中。革命性科学在实验室里发生，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喧嚣。但是，当科学范式转换与人类社会或宗教信仰结构的类似革命同时发生时，会发生什么呢？它们之间肯定存在因果联系，尤其是当一个人处在这么多同步发生的革命的中心之时。

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组织原则、一种更好的比喻，可以用来理解诸如普里斯特利带来的概念革命？20世纪的一个概念也许可以，即生态系统。无论是普里斯特利还是马克思，都无法使用它。即使对1962年的托马斯·库恩来说，它也是一种新的概念。 生态系统理论已经在多方面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的认识，但作为一种知识模式，它有一种明确的特征：它是一种“长变焦”科学，通过从一个维度跳到另一个维度，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学科，来解释它们的研究对象。 从细菌微生物学、跨物种的营养物质循环，到全球气候系统模式，再到解释太阳能量如何与地球大气碰撞的物理学，生态系统应用于多种学科和领域。图1-2是生态系统科学在实践中的面貌。

图1-2是布雷瑟顿示意图，是与美国航空航天局有关的一个学者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绘制的。它试图显示全球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动态，全球生态系统理论是以地球系统科学的名称出现的多学科领域。虽然它在非专业人士看来已经非常令人敬畏，但在专业人士看来更加值得敬畏，因为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到，在这个密集互联的体系里，究竟有多少不同的学科被结合在了一起。经济学家、微生物学家、大气物理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城市历史学家、化学家，这些知识群体在历史上说的语言不同，在一个咖啡厅里很少围坐一张桌子旁。然而，在布雷瑟顿示意图上，他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要理解世界系统，他们已经不得不学着说共同语言。

文化系统，可以说是好思想和坏思想的自然史，它也需要这种纵深思考，从人脑的神经网络、个体纪实，到社会、物质能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大规模兴衰和流动。文化的长变焦看上去就像图1-3中的景象，从非常小的东西移到非常大的东西。

正如在地球系统科学中那样，每个层面都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运行：关于手足之争或创伤性疾病的传记细节以每年或每10年为单位展开，而能量流动的转换可能需要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展开。 ^[1] 经济模式和科学范式也醒目地出现在了图1-3中，但它们都不具备马克思和库恩赋予它们的重要性。如果文化中发生某个大事件，例如出生于利兹的一个男人持续进行一系列先驱性自然哲学研究，聚在地球一块地方的几个国家同时彻底改造科学和政府，那个事件就很少会是某个层面独有的结果，不管这个单一层面是一个人的天赋，还是一种新的经济阶层的兴起。当各个层面联系到一起时，史诗性突破发生了。当能量流动、定居模式、科学范式、个人生活共同巩固了那种同步性时，新的思想才会出现，并在更为宽广的社会层面上传播。

如果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探讨普里斯特利的轨迹之谜，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某种诗意，因为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最具开创性和原创性的思想成了20世纪生态系统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思想之美，它们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线索，这些线索能够在数百年后帮助你理解它们自身的起源之谜。 山峰把你高高举起，足以让你看到那些最初形成山峰的陆地。

[1] ．文化的分层观点直接受到了文明的速度分层图（pace layered diagram of civilization）的启发，我首次遇到这种分层图是在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杰作《建筑如何学习》（ How Buildings Learn ）中。布兰德分的层稍有不同，主要集中在每一层变化的速度上，主要类别从快到慢分别是：时尚、商业、基础设施、管理方式、文化、自然。 BGhCkDn78sRzu0uoNbAydcV0ge6F5FXym365z1q3VaQxRmxzOI6v7dIoiZ8aQUk9